上古的中国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在古代世界历史上，中国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我们在学习世界史的过程中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要注意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和彼此间的相互影响；第二要注意中国对世界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同时，我们中国人学习世界历史，则必须要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世界，这样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纠正过去把“世界史”看成“西洋史”的错误看法。

甲、地理环境

中国地域广大，各地区自有其特异的地理形势，自成系统。上古中国的地理环境可以三条大河作中心来分别讲述：

一是黄河流域。在古代中国人对河流的一般称谓是“水”，“河”则是黄河的专名。就自然区域的区划看，黄河流域应包括辽水流域，这两个地区自新石器时代晚期起，发展已有其一致性。黄河流域是黄土地带，这是由几万年以来从北方吹来的黄沙积累而成的。整个的华北平原至今还几乎都是黄土，这个黄土地带的特点就是没有森林，甚至“树林”也不多见。只有今日的山东地区由于山多，在山的周围地方才有较多的林木。此外，这片地区不过覆盖着极深的茂草，开发这里是比较容易的。但是由于黄河时常决口，造成严重的水灾，并在河两岸留下了许多浅湖。同时华北平原一带缺乏雨水，常致旱灾以及与旱灾同来的蝗祸，这就造成了不利于开发、生产的条件。

黄河流域很早就发展起了农业，不过在这个地区种植要受到气候的很大限制。这个地区虽然不是太往北的温带(北京所在的纬度在罗马之南)，但属于大陆性气候，因此一方面雨量较少，一方面气候又较寒冷，农作物的生产季节只有四个月至六个月，一般的收获季节就在秋季，并且每年只能有一次收成。所以在古代“秋”字有两种用法：一是秋季；一是收成。古代黄河流域所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是麦、黍、稷，另外也有稻。

一是长江流域。古代称长江为“江”。长江流域包括淮水流域与汉水流域。这个地区是茂林修竹地带，淮水以南地方直到南朝时还生长着丛密的茂林。所以古代中国人开发这个地区较黄河流域为晚，并曾付出比开发黄河流域更大的劳动力。

就这个地区的气候和自然环境讲，要比黄河流域更有利于农业生产。这里土地肥沃、长江的水灾又不像黄河那样严重。同时，由长江口直到武汉这一带地区的气候都受到海洋气候影响，每年有自太平洋吹来的季节风雨，因此少旱灾和蝗灾。农作物的生长季节也较长，有六个月至九个月的期间，每年可以收成两次，甚至三次。在这些有利条件下，农民很早就发现了谷物中收获量最大的是稻，所以这个地区的种植物主要是稻。

最南是珠江流域。这里已近半热带地区，森林很多，开发这里比较困难。所以这个地区的彻底开发是利用上述两个地区已开发后所发展了的社会生产力来进行的。从中国方面看，这里是开发最晚地区，但如就全世界来看，这里却是世界上所有近半热带地区中开发最早的地区(埃及情况特殊，不能作比较)。

这几个地区所构成的中国有一个特点，即中国是一内陆国家，而非海洋国家。中国的这种地理特点影响了古代中国人海上活动的发展和对海的认识。在古代中国人所活动的地方——当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可以称为中国的地方，海岸线一般是平直的，没有什么港湾，同时在沿海一带，特别是华北沿海一带在古代满布着浅湖，阻碍了人与海的直接接近。加以中国内地能供给人们丰饶的物产，不需要以海产作为副食品。这种情况就造成了古代中国人对海的一种看法：他们认为海是没有用处的，是阻碍交通的(这点与希腊、罗马人的看法正相反)。如《山海经》中就反映出这种观念，把海看如喜马拉雅山，认为它是不能逾越的，并且也不想去逾越。因而有两个名词出现，称离中国很远的地方人类所能到达的最边远到海的地方为“四海”，“四海之内”是人所居住的整个地方；“海外”则是鬼神所栖止的地方。但这并不是说古代中国人当社会经济发展已有可能和需要之时，仍然不能航海。在秦汉时候，港湾较多的今福建、广东沿海一带已成为中国的一部分的时候，中国人即开始到海上去活动。此后尽管因为内地物产丰富，中国人对利用克服海洋一事始终不太积极，然而就航海技术上讲，中国人自唐宋以后，就已经是世界上第一流的海上活动家。到元代(公元一三五〇年前后)，由于国内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不仅已与南洋建立了密切的商业关系，并向南洋大量移民。由此而后直到明代，中国的航海技术始终远在欧洲人之上，海船的建造也比欧洲人更科学、更巨大。今日中国的海员也还是第一流的卓越的航海家。

乙、民族和文化

旧石器时代的全部时期直到新石器时代初期(约两万年前)这一段原始人类活动时期中，种族的分化和固定的分布在某一地区的现象还不甚显著。因人类在此时尚未从事农业，所有的人都是“猎户”，任何地区的人都还没有定居生活和土地、房屋等财产，只有一些衣服、武器等类的动产。所以当时整个旧大陆人类的流动性很大，人数不多，分化不大的原始人群，不断地由一个地区移向另一个地区，然后经过一段时期(可能是几千几百年)又流动到别处去，其中也或有一部分人被留下来。因此在旧大陆发掘出来的旧石器时代的石器的种类和形式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只能靠出土的地方来区分它们。但到新石器时代初期以后，这种情况就改变了。由于农业的出现，人类逐渐分别地在一些地区上定居下来。在此以后，各地区和诸种族乃在原来新石器时代初期以前的共同文化的基础上各自独立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文化，所以今日在旧大陆上发掘出来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的石器、陶器形式，虽然基本上仍相似，但已各有其独具的特征。

中国人——汉族的直系祖先就是最初定居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独立地创造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发展了社会生产，从而把氏族社会推向阶级社会，创造了中国古代文明的人。但在十九世纪晚期，当西方资本主义已进入帝国主义时期之后，一些西方的江湖学者写出了一些牵强附会、别有用心的书籍来，他们宣称在中国地方最早建立起国家创造了文字和历法的是自西方(巴比伦、埃及等地)来的种族，企图令人相信只有“西洋”人才能创造出高度的文化。因为在古代五大文明古国中，除中国外其他四个都是高加索种人——即“西方”人所建立的国家，否定了中国古代种族和文化的独立性，就最后为所谓西方种族的优越性奠定了理论基础，从而得出了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统治的“合法”借口。这种荒谬言论自然是无中生有的。我们可以从下列三件事实证明这种说法之不可信。第一从所有中国古代传说和史书记载上找不出任何“中国人种西来”的痕迹。这种现象并不是偶然的，将之与印度对比一下即可明了。印度在上古时代没有历史记载，但是他们却流传下来关于雅利安人进入印度的传说。而中国的史学自古就是很发达的，传说的历史故事非常丰富，如果真有西方来的种族在此创造了高度文化的话，决不会没有一点痕迹保留下来。第二从地下发掘出来的中国的新石器时代的器物看，其中有一些土鬲、土鼎是中国独有的东西，足证当世界各地还处在原始社会阶段之时，中国已有了自己的独特创造。第三汉族是世界上所有重要种族中唯一不食兽乳的人。其原因推测有以下两种可能：其一就是当人类尚未知道驯畜或刚开始驯畜，还不知兽乳可食之时，就已经有一支人分离出来独立发展了，这支很早分化出来的人就是汉族的祖先。其二就是当人类知食兽乳以前就分出去的一支人，后来在别的地方开始发现了兽乳可食，而留居在原地的人，即汉族的祖先，始终不知此事。由上述事实可证“中国人种、文化西来”说完全是帝国主义御用学者故意制造出来的便利其侵略的谬论。

所以，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人是土生土长的，中国的文化是土生土长的。”但这样讲并不等于说古代中国是与世隔绝的，恰恰相反，中国自古以来就与外界有交通，因此也必然和其他种族有过文化上的交流，从而彼此丰富了自己的文化。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三条对外交通的大道。其一是天山北路，即阿尔泰山与天山之间的大孔道，这条路在汉以后才称为天山北路，自北路向西可到中亚、巴比伦，更西直到地中海东部，向南可到印度。这条路线所经之地多山，在多雨的年份，山林茂密，很难通行，只有在干旱的年份，较易通行。其二是天山南路，自天山以南沿塔里木河向西，越过帕米尔高原即可到达中亚，然后再西进至巴比伦及地中海东部，向南则可到印度。这条路线经过之地多沙漠，但沙漠中有许多绿洲，雨多的年份，反易通行。其三是南方大道。这条道路在现在中国的西南地区，主要是云南地区，自此经过崇山峻岭和半热带的森林，可至现在的缅甸，然后转往印度。这条路虽极难通行，但很早就为古代中国南方，特别是西南地区的人所利用。

这三大通路在古代中国历史上曾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天山南北路一向是中亚游牧民族侵入中国西北地区——甘肃一带，汉以后所称的河西之地——的两条大路。反之，也是中国通过河西走廊向西发展和对外交通的两大干线。这种交通在中国方面来说，政治和文化上的意义较大，而商业要求则是次要的。中国的丝很早就经过这两条大道输往亚洲西部，甚至辗转到了希腊，相当于中国战国时代的希腊记载中已有关于中国丝的记载，当时希腊人称丝为“sericon”，而称中国人为“Seres”，即“丝人”。今日世界上各国文字中之丝字皆来自中国之“丝”字。当时西方人且将这两条大道，特别是天山南路称为“丝路”。但中国方面却无此记载。关于南方大道，历史上记载很不清楚，在汉初张骞通西域时始知已有商人经由此路通往印度，利用此路来往的时间当更早许多。同时由中国和印度都是世界上最早种稻和驯象作战的国家来看，可能两地之间很早就有文化上的交流。

丙、上古中国历史的概述

上古中国历史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是氏族社会转入阶级时期，约当“虞”夏两代。第二阶段是统一形式下封建分裂时期——商殷至战国，第三阶段是大一统时期——秦至南北朝。

在中国古书上并没有“虞”这样一个朝代的名字，这个名词是战国时代的一派哲学家把夏以前一段历史时期附会出来的一个独立的朝代的名称，我们姑且将它作为夏以前的一千年左右的一段历史时期的代名词。这一阶段的中国历史颇具有其特点。从生产上看，此时基本上还处于氏族社会晚期阶段，生产工具是石制的，日用器物为石器、陶器和土器。一般器物与世界各地区约当公元前三〇〇〇年前后所用的器物形式大致相似，但已具有显著的特征，以陶鬲、陶鼎为代表，这两种器物到青铜时代更成为中国的独立文化系统中最有代表性的东西。在这个时期，推测已当有红铜器了。虽然直到今日中国出土文物中仍无红铜器物出现，但相信各地进行大规模发掘后，一定会出现。因为按照人类进行生产的过程来说，在能制造青铜器之前，必然是先会制造红铜器(其原因在第五章中再讲)。

由于金属工具之出现，可以假定此时氏族社会已处于崩溃状态，而开始转入阶级社会。这一转化过程是很长的，中国古代传说中尧舜禅让至禹而后传子的这一个时期可能就是全部转化完成的时期。而所谓“虞”代就正是这样一个由氏族社会转向奴隶社会的过程。与此同时，许多部族也就转化为许多初期的小国家，传说中此时的政治景象是“天下万国”。而国家出现后国与国之间的掠夺性的征服战争也就开始了。互相征服的结果，在古代中国这块地区上逐渐出现了一个有限度的统一政治形式。在公元前二〇〇〇年左右，中国初次出现了统一的形式，即夏。

据传说夏代约在公元前二〇〇〇年至公元前一五〇〇年左右，其主要控制地区为今日陕西、山西、河南交界的地方。最初是由许多小国中的一个征服了其他的许多小国，在这许多小国仍然存在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有限度的统一，夏国的王可以号令其他诸国并迫使他们负担一定的经济上的贡纳。这种有限度的统一的出现，一定是由于这个领袖小国的社会生产的发展已达到了相当高度，具有了相当的经济实力。就工具上讲，此时应当是青铜器出现的时代了。

到商殷时代(约公元前一五〇〇—公元前一〇二七年）政治上的统一趋势更加强起来。就今日所知的各方面材料看来，殷代实已处于奴隶社会的末期，而封建制度的萌芽也就在此时。

殷代冶炼青铜的技术已经很高，青铜工具制作非常精良，故而到此时生产已大大提高，交换和交通也大大发展起来。生产的提高，使殷代统治阶级有可能剥削更多的剩余生产物，从而以之加强了国家机构的效能，具有了维持比较强化的统一政治局面的可能。而统一的加强又影响到社会性质的改变。因为统一加强后，战争减少了，战争减少后影响了奴隶的来源和补充，奴隶制度的发展乃受到很大的限制，这就促使了封建制度较快的萌芽。

但封建制度在中国较早的出现，并不能完全以上述说法来解释。就上古世界的一些文明地区来看，奴隶制度的高度发展都是在工商业发达的地区，而以农业生产为社会主要生产的地区，大量使用奴隶劳动的情况则不多见。这是因为在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中更需要集中的劳动，而也只有需要集中劳动的场合下，使用奴隶劳动才是必要与合算的。一方面是便于监督，一方面是由于在工业生产和商业运输的劳动上只要多增加一些奴隶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就能多创造出一些价值。因此在残酷地监督下无限地强迫奴隶进行劳动才是有意义的。而在农业生产上，恰正与此相反，农业生产中并不需要许多人同时集中在一小块土地上劳动，在一块相当大的土地上只要一个人就够了，这样，对奴隶劳动的监督就比较困难。同时由于农业生产的性质，一年四季无限制的劳动，并不能绝对增加收获量，因农产品收获量的增加，主要是靠生产技术的改进。而生产技术的改进在古代农业生产条件下，主要靠直接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如对自然灾害的主动克服、细致的日常劳动等。因而在这种场合下，强迫奴隶增加劳动时间并不可能达到增加产量的目的。然而，在由氏族社会刚转入阶级社会之初，社会生产力还很低的时候，奴隶主只能尽量地减少劳动者的必需的生活资料来榨取当时所能取得的最多的剩余生产品，故在此时在农业生产上使用奴隶劳动对奴隶主来讲是有利的。但随着生产力逐步提高后，奴隶主很快就发现了如把土地分散给劳动者耕种，用“地租”的剥削方式来剥削要比无限制地榨取奴隶的劳动对他更有利一些，因为当农民看到自己有可能占有一部分自己的生产物后，便提高了生产积极性，努力想办法改进生产技术来提高产量，以便有可能使自己占有更多的生产物，而同时剥削者也就能从中剥削到更多的剩余生产品了。所以在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生产的地区中，奴隶制度的发展都不是很高、很长期的。就中国来说也是如此。在殷代，当奴隶制度还未发展到很高的时候，封建的剥削制度就已经开始萌芽，且日益扩大其统治范围了。

从殷商文化上也可以看出殷代已是一个长期发展了的阶级社会，而非初期的阶级社会。这一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殷代的青铜器制造得非常精美，就其质量和制作的技术上看，当是青铜器晚期时代的器物，是长期发展的结果，推想开始制造和使用最晚当在夏代。二、今日所发现之殷代文字——甲骨文已很复杂，已有各种指事、会意、形声的字，可见已是经过相当长期的发展过程了。三、蚕桑业最晚到此时已发展起来。而世界上其他地区之经营蚕桑业还要迟两千年左右，并且都是学自中国的。四、殷代已有发展得很高的历法，历法的发展是和农业分不开的，有农业后，人们才开始观察自然，了解季节变化，以便及时耕作，从这里逐渐建立了一套制度，即是历法。历法中主要要解决的问题是年和月的配合问题，殷代已有置闰的制度，年与月基本上已能配合。以之与埃及、巴比伦的历法比较，可知置闰的制度是较晚的发展，历法当不是自殷代开始的。传说中夏代就已有历法，虽然我们不能确知夏代已有历法，但由殷历的发展程度上看，推想夏代应已有历法，可能后来所谓的“夏历”即是夏代的历法，由于农民的保守习惯，在殷代改历后沿用“夏历”，得以流传至今。

到西周时代(公元前一〇二七—公元前七七一年)，中国已确入了封建社会。此时在政治、社会上基本上可分为两大阶级——“士”与“庶”，“士”就是占有土地的整个的统治阶级——封建贵族。“庶”，广义讲是一切非“士”之人，狭义讲就是指农民。封建土地占有与分配制度是从周王开始的金字塔式的分封制度，从周王起领有土地的贵族除保留相当一部分土地归自己直接控制外，皆层层地向下分封，直到最下层贵族为止。实际上，在周的王畿之内与各诸侯国中都平行地实行着这种制度。不过从理论上说，这种制度是由周天子——中央来领导的，因为全天下的土地都是由周王的名义分封下去，而诸侯国的土地也是受自周王的。因此周王对各诸侯国，在理论上存在有一定的控制权力。而事实上在西周时代，周王对各诸侯的控制力也是相当强的，能够维持一个比较稳定的形式上的统一局面。但这种力量不是由于封建理论——礼的作用，而是因为周王所直接控制的王畿的实力比起各诸侯国来要强大多倍。王畿不但是各国中最大的，而且是自古以来经济和文化发展最高的地区。如今日所发现的西周铜器多是王畿之内的，诸侯国的则罕见。《诗经》中认为可靠的作品也多是王畿之内的。各诸侯国之诗则多是西周以后出现的作品。所以到春秋时代，各诸侯国的经济实力和文化发展起来之后，王室的衰微以及封建割据局面与封建战争的出现，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春秋时代(公元前七七一—公元前四七三年)政治、经济与社会方面的情况虽然基本上仍与西周相似，但已在西周时代旧的社会基础上孕育出了许多新的因素。总的原因是由于中国当时封建经济的发展趋势所致。

就全国的政治局面来说，由于西周时代约二百五十年间各诸侯国经济的发展，主要是耕地面积的不断扩大，许多诸侯国的实力现在已经与经过一次大动乱后丧失了王畿西部土地的东周王室相抗衡，甚至超过了周王室。因此各国不再服从周王室。实际上已是走向了独立，各国之间的战争频繁起来。不过，在理论上周王的政治领袖地位还未被否定，故还能维持着一定限度的统一，只是这种统一的局面已不是靠周王室的实力来维持，而是靠一些“霸主”与周王的名义来维持。

就社会经济方面来说，各国内部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出现了新的经济因素。此时各国周围的大量荒地都被开发出来，出现了相当大的一部分不属于旧的直接的封建系统之内的新垦土地，不管它的实际占有者是旧的封建贵族，或是平民，但它在名义上总是属于个人的，不是受封而来。因此这些土地不受旧的封建义务所限制，是可以自由买卖的。所以就这些土地占有者的社会身份来说，这是在对农民进行封建剥削制度范畴之内新兴的一个阶层，即所谓的地主阶级。这个新的土地制度和新兴阶级对旧的金字塔式的封建土地占有制度形成一种压力，它们想把旧的封建土地也兼并掉，完全建立起一种新的土地占有制度。这种新的土地制度可给予当时生产力条件下农业生产发展的最大可能性。其次是与农业发展的同时，手工业也发展起来，交换的要求增加了，交换的范围扩大了，商业就发展起来，这时社会上乃兴起了一个在庶人阶级中有自己独特要求的商人阶层。他们具有一般平民所没有的庞大财富，并且因其经济上的势力而其社会地位也逐渐重要起来。尤其是在当时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的条件下，他们可以利用其财富购买土地，这样他们又具有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身份。所以在此时这些商人和地主阶级的要求基本上是一致的。这些新兴地主和商人代表着春秋时代开始出现并发展起来的新的社会经济因素，而与旧的贵族领主经济对立起来。

新兴地主、商人和旧贵族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的对抗也反映到社会意识形态上，开始出现了系统的新的哲学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有两大哲学体系，代表新意识的是邓析(卒于公元前五〇一年)，他是当时商业最发达的郑国人，从新兴阶层的利益出发，他对现存的社会制度提出许多批评。代表旧意识的是孔子（公元前五五一—公元前四七九年）。他的思想在当时基本上从旧的贵族利益出发，要求维持旧法——礼，也就是旧的社会制度，但他又主张旧制度必须合理化，认为在按旧制度办事情的情况下，必须作得合情合理才不会遭到一般人的反对。孔丘思想是在维持旧制度的前提下要求进行适当改良的思想。

春秋时代所产生的社会矛盾到战国时代已剧烈化，已面临必须最后解决的时机，而战国期间也果然逐渐地最后把它解决了。

战国时代(公元前四七三—公元前二二一年)总的趋势是新兴地主、商人在社会上逐渐得势并取得胜利的时期。这时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叫作“素封”，意即无封建的爵级，而其势力与财富却有如王侯者。这些“素封”在各国内部提出了他们的政治要求，并开始用实际行动来贯彻它。他们的政治要求总起来说有两方面。其一是要求社会政治上的改革——变法。主要是废除旧的“封建”土地占有制，要求全部的土地都能自由买卖，以根除领主经济，废除贵族的特殊社会身份和政治特权，要求所有人在法律上的平等，以打倒领主阶级在社会上和政治上的势力，从而夺取国家政权，使得国家的全部机构和社会制度完全按照他们的要求来进行改造。其二是要求国家的统一和集权，集权对地主阶级来说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地主阶级虽然占有土地，但是他不像领主那样在占有土地的同时又具有对农民进行直接统治的政治权力，因此地主阶级要求能有一个代表全体地主阶级来对农民进行压迫的集中政治机构，这就是郡县制度在战国时代出现的原因。统一对商人说来有特殊的意义，商人要求国家对商业活动能给予便利，要求改变不利于商业活动的国内封建割据局面，统一度量衡等，而这些措施必须在统一的政权之下才能实行。可是新兴地主、商人依靠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势力并不能从根本上打倒旧的领主阶级。他们的手段是利用国内最大领主——国君与国内其他领主之间的矛盾，支持国君来消灭国内封建割据的领主势力，使国君成为一个真正专制的集权的王。使得新制度首先能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取得全部胜利，从而向外发展，争取全天下的最后统一。战国时代变法之议在各国都发生了，郡县制在各国都逐渐推行，王权愈来愈集中，各国间的兼并战争愈来愈激烈，因而统一的趋势也日益加强，最后七个大国之间，不断爆发着争夺天下最后统一的大规模的战争，这些情况都是反映了新兴地主商人的这种历史要求。然而这些工作的进行在各国内部却不是平均发展的，这些工作只是在秦国进行得比较彻底，这就是秦在最后统一中国的根本原因。

此时思想上的斗争随着社会矛盾的尖锐化而日趋激烈起来。由于一向占统治地位的封建领主此时已威风扫地，新的统治阶级未取得绝对的统治地位，所以社会上各阶层的人物都有机会来自己表述他们自己的意见了，因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但这些纷纭的诸子学说，归纳起来也不外是代表着新旧两派的思想，或者拥护旧制度的存在，或者主张变革。并且两派的壁垒日渐明显。其中完全代表旧意识的是“儒家”思想，他们主张返回各国“变法”之前的社会状态中去。战国时代儒家思想之仍然存在，是因为它在各国中还具有或多或少的社会基础。而鲁国则是儒家思想的大本营，因旧的势力在鲁国始终未被打倒，其国内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情况，基本上仍停留在春秋时代的状态中，故当时人称儒家为“邹鲁之士。”

自秦（公元前二二一—公元前二〇七年）开始中国出现了封建大统一的局面。秦之能够统一中国是因为它最早地全部贯彻了新兴地主商人的要求，所以在秦统一后，新制度乃开始在全中国范围内彻底推行，因而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局面。这是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极端重要的阶段。秦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完全是在此基之上向前发展的。和秦以前初期的中国封建社会不同，其主要特征就在于从此之后中国国家的统一和集权的“大一统”局面成了一种常态。

就国内民族关系来说，秦的统一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

秦以前的中国基本上是汉族的中国，秦统一后的中国就开始成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许多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开始成为中国统一国家之内的一个成员。当然这个加入的过程是通过内部统一后的汉族中国统治者的征服来完成的，并且是以被压迫的地位而存在的。秦时中国东北边疆的通古斯族，西北边疆的当时葱岭以东诸族，主要是突厥族、北方的东胡(可能是蒙古族或通古斯族的一种）和匈奴人、南方的百粤(苗、瑶、傣等族)，皆开始入居中国。秦汉时代(公元前二二一—公元一八四年)是“大一统”中国的第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战国以来存在着的两种社会矛盾继续以不同的形式进行着斗争。一个是新兴势力取得统治地位后对旧的残余势力的斗争，一个是由于新兴势力内部地主和商人之间的固有矛盾随着旧势力的消灭和社会的发展日益扩大而展开的斗争。

对旧势力的继续斗争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因为秦的统一是暴风雨式的，而六国原来旧势力的社会基础不可能在统一战争中一下子被消灭掉，所以统一后进行消灭旧社会基础的措施以及旧势力之反抗，在一个相当时期内仍然是不可避免的。这个斗争由秦始皇开始，到汉武帝时最后以新兴制度的彻底胜利和旧的社会基础的彻底消灭而告终。

意识形态上的继续斗争，以及这个时期中统治者文化政策的发展最好地说明了这个矛盾的斗争过程。秦始皇时候“焚书坑儒”的意义，可以从当时秦太子的话中看出：即“诸生皆诵法孔子”，可见所坑之人都是主张儒家学说的。战国时代以鲁国作为基础的儒家学说，此时所以声势浩大起来，以至于必须用国家力量来进行镇压的原因，就是由于此时六国的王孙遗臣以及社会上旧的残余势力都联合起来利用儒家学说作为其反对大一统和维持分裂局面的武器，因而引起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既然如此，那么这种用国家力量来抑压旧意识的手段，也一定要等到旧的社会基础已经消失不再成为新制度的威胁时方可停止。由六国的旧势力在秦末农民起义中还曾经有过剧烈的活动以求恢复旧局面这一点上看，这种旧社会基础到秦末还是存在的。所以汉统一后仍继续禁看古书和禁止根据古书来批评当时政治的政策，直到公元前一九一年汉惠帝时始废“挟书令”，这个措施标志着“据古非今”的思想已经没落了，旧的分裂势力已不再能起作用了。于是到汉武帝时候，才出现了“尊儒”的问题，“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当然这并不是因为旧的势力和旧的局面在汉武帝时又复活了，而是因为作为一种政治思想来说的儒家学说在此时又改变了它的论点，由反对中央集权转为拥护中央集权。西汉的儒家学者硬说孔子一直就是主张“大一统”的，并说孔子在当时就应该实现他的大一统思想，因而尊孔子为“素王”。他们颂扬汉王朝，说汉朝才是真正在现实政治上实现了孔子的主张。显然他们是企图把孔子当时所尊重的西周和春秋时代那个按旧封建系统存在的“周王”和现在中央集权的这个“皇帝”的性质等同起来。按照这种企图来解释《春秋》的书——《公羊传》《鷧梁传》出现于这个时候。而第一个把这种思想系统化的是汉武帝时的大儒董仲舒，他曾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认为人类社会当然是要大一统的。儒家学说在此时的转变，正好说明了它最初所代表的社会势力已彻底消灭，因此已经取得了最后胜利的新兴势力才不怕公开把它提出来，并将之改造成为适合自己需要的一种学说。孔子所建的儒家学说，作为一种哲学思想来看，首先它能够在整个封建主义范畴之内最好地解释了社会上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劳心”者与“劳力”者，“君子”与“小人”——存在的合理性，所以在根本的观点上，作为一个封建剥削者的新兴的地主阶级意识和孔子的哲学思想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一致的。只是孔子哲学的另一个重要观点，即从现存的统治秩序出发，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点，在新兴势力要求摧毁旧势力的时期是不能被新兴势力所接受的，可是当旧的社会基础已被彻底消灭，新兴势力已经成为最后统治者而不怕被别的势力所推翻的时候，这种巩固现存统治秩序的观点又是为新兴势力所欢迎不及的了。所以，儒家的哲学体系从汉武帝时开始就被定为了官方哲学。而出现在战国时代因反对旧势力而多少带有一些反抗或不满现存统治秩序的其他诸子哲学都被新统治者摒弃了。这就证明了此时新兴势力的完全巩固。此后两千年间，中国历代取得统治地位后的封建统治者都尊奉孔子，就是基于孔子哲学体系的这两项重要内容。至于孔子的反映自己时代要求的具体政治思想，从汉代开始历代大儒则都不客气地按照历代的实际情况来或“传”或“注”，以使孔子来符合自己主观的要求。

至于新兴势力内部，地主阶级和商人的矛盾，自战国以来就存在着，但战国时代因社会生产条件限制，地主经济在社会生产上占优势，而商业资本的活动则受有一定限制。所以在新政权内部地主较商人在政治上居于优势。至秦以后，冶铁技术的发展使得铁器在生产上的重要性日益增加，手工业获得了大规模发展的条件，因而促进了商业的发展，社会上的商业金融活动兴起了。这时有所谓“子钱家”出现，可见商业资本之活跃。但秦代和西汉初年，政权仍多反映地主阶级利益，对商人活动虽给予便利，但对日益增长的商人势力则采取压抑政策。如秦始皇琅笽台刻石：“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本除末，黔首是富。”汉初的土地税是十五分之一，后又改为三十分之一，这都是优待大地主阶级的政策。所以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旧势力的日趋消灭，新势力内部地主和商人的矛盾也就日益表面化了。到汉武帝时候，正是汉初经济经过长期休养和恢复后发展到高峰的时候，也就是旧势力完全消灭之时，因此也是这种矛盾表面化之时。汉武帝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实行了一种均衡二者势力的政策。取消对商人的压抑政策，使商人参加到政权中来，为国家经营商业，这样政权内部有了代表商人利益的人，商人的活动也可以和地主阶级一样用政权力量来支持了。从而皇帝就可以高踞地主和商人的矛盾之上，利用两者彼此牵制，造成皇权的最高地位。在汉武帝这种新政策下，国家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起来，由于放任商业的发展及国家使用大商人代之经营商业，国家的财政收入大大增加了，因此有力量来解决百年以来的边疆问题，扩大了疆域，奠定了今日中国之版图，使汉族成为百年来和周围外族斗争中的胜利者。这种政策此后百年中也为西汉王朝的历代皇权势力所仿效，但在这方面能如汉武帝那样成功的却不多见。地主和商人的矛盾始终存在着，就在汉武帝死后不久，汉昭帝时，因商人势力的日盛，地主阶级曾展开过一次反攻，企图仍像汉初那样把商人压在地主之下，因而有过一次辩论，其记录清楚地留到现在，即《盐铁论》。虽然这次辩论未对当时国家政策有什么直接影响，但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并未获得解决。至于它的发展方向，皇权则能起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说汉武帝是处理这个矛盾的成功例子，那么王莽便是处理这个矛盾的失败例子。王莽的主观企图与武帝相同，也想用皇权来影响两者，但王莽所用的办法却正与武帝相反，武帝是采取放任二者而从中操纵利用之，而王莽则是用皇权生硬地同时对二者进行干涉。他想限制地主和商人都只在一定范围内活动，故他限制土地占有的数量，限制高利贷。以阻止经济的发展来巩固皇权的空想企图终于引起了这两个阶层和农民群众的同时反对。农民首先起义推翻了王莽的政权，而在农民起义发展过程中，地主集团也乘机出来组织武装反对王莽政权，并最后夺取了农民的胜利果实，而建立起了完全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东汉政权。

故东汉政权建立后，“门阀”开始萌芽，所谓“门阀”就是一个为国家政权和社会所承认的具有巨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的大地主集团。东汉时代，商人已经失去了他们在西汉时代所具有的显赫势力。就这一点来说，此时地主阶级已在长期与商人的斗争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东汉政权完全是代表大地主利益的政权，因此对农民的剥削很重，而且具有种种特权的门阀大地主，比起国家政权和一般地主来对农民的直接压榨又要厉害得多，故在东汉时代敌对阶级的矛盾特别尖锐，阶级斗争自东汉初年起就很激烈，从公元八〇年以后不断爆发着农民起义。公元一八四年更爆发了全国性的黄巾大起义，各地门阀大地主乃组织地方武装来镇压农民起义。他们在镇压了农民起义之后，就公然在各地进行割据，对农民进行直接统治。虽然不久后，又有统一政权形式出现，但它并无力控制门阀。魏晋时代的政治局面基本上就是这样一种形势。

由于地主集团对农民取得了直接统治的权力，对农民就剥削和压榨得更多了，因此地主阶级的生活乃日趋穷奢极侈。门阀政治与地主阶级对农民之极度剥削所造成的直接恶果就是引起了所谓的“五胡乱华”。

五胡乱华就其开始的时期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反抗封建剥削的阶级斗争，而不是因外族入侵所引起的种族斗争。因为最先发动的是匈奴人。这些匈奴人在中国边疆本已定居了二百年左右，多集中在并州一带(今内蒙古南部和西北部、西部)，此时只是由于受到汉族地主过度的剥削才发动了起义。但当匈奴人发动起来之后，中国统一的国家政权因门阀存在的原故，非常软弱无力，匈奴人很快就进到了中国的腹地，这时国内和国外的北方诸游牧民族也乘机侵入了内地的农业地区，乃形成了游牧民族对农业人口汉族的侵掠，到了此时斗争才具有了种族斗争的性质。而西晋政权在面临这样一个情况时，更加无力抵御。公元三一六年，西晋政权为“胡人”所颠覆。

“五胡”打败汉族后，彼此间又进行了一个时期的斗争，最后鲜卑人取得了胜利，统一了黄河流域。之后这些胡人就都在黄河流域定居下来。开始了南北朝时代。

南北朝时代的南朝仍是门阀当权，由地主集团决定政府官吏人选的九品中正制(自曹丕开始推行)依然存在，皇帝不过是傀儡。北朝方面，经过了拓跋宏的“汉化”之后，胡族完全接受了中国的整套制度和文化，胡族的统治者也就转变为和汉族大地主一样的胡族门阀大地主。但北朝的中央集权却始终比较强大，对胡族和汉族的门阀大地主还能够控制，所以国家力量比较集中，最后终能战胜南朝政权，统一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