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时代（公元前五五〇—公元前三二一年）

到大战时代，印度政治上走向统一的趋势更加显著，各国之间的兼并战争也日趋激烈，小国多已被吞并。不过由于印度缺乏历史记载，因此，各国之间所发生的战争的前后关系尚无法了解。

根据其他国家的记载知道印度在此时除内部进行着混战外，还曾发生过两次外族入侵的事件。第一次波斯王达拉雅夫一世(Darayarus I）的入侵。波斯军队一度占据了印度河上游犍驮罗地方，并曾派人自印度河上游下航至海中探测。但不久，即因其国内发生内乱而撤军。这次入侵的经过，仅见于波斯史书中，时间约为公元前五一七——公元前五〇九年。印度对此事并无任何记载。

第二次是马其顿王亚历山大(Alexander)的入侵(公元前三二七—公元前三二五年），此次入侵始末也只见于希腊记载。亚历山大曾经征服了印度的西北部，占领了整个旁遮普地方。公元前三二五年亚历山大撤退出印度后，仍留有少数军队驻守。

亚历山大大军于公元前三二六年二月渡过印度河，这是印度史上知道确切年月的第一次事件。

亚历山大侵入印度之时，摩揭陀国仍很强大，但因其国在印度东北境，所以未曾与亚历山大发生正面冲突。到亚历山大大军撤退后，摩揭陀国内新兴起的孔雀王朝组织了一支大军与希腊驻军作战，结果将希腊军队全部逐出印度，并在公元前三二一年统一了印度北部和中部，建立了摩揭陀帝国。

在这个时期，印度哲学继续向前发展，在发展过程中初次出现了各种反映人民意识的哲学思想体系。但是，由于当时时代条件的限制，各种哲学思想的派别都不免要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所以它们往往以各种宗教派别的形式出现。在各派之中以耆教和佛教这两派对后世的影响较大，特别是佛教，其影响之地区又远超出于印度以外。

耆教，或称“耆那教”(Jaina，耆那意为圣人)，其创始人为大雄氏（Vardhamana Mahavira,?—公元前四七五)。耆教的教义主要是从反对《吠陀经》和婆罗门出发的。它否认《吠陀经》的神圣性，认为人人都可以研读《吠陀经》。同时，它否认种姓上的差别，认为任何种姓，即任何阶层的人都有可能在个人进行自我人格修养的基础上，修行成为圣人(耆那)。这种说法，实际上等于否认了婆罗门人在宗教上的特殊优越地位，并企图从理论上推翻婆罗门人对人民精神上的控制。但是，在另方面，耆教徒却认为在一切行业中只有工商业才是最高尚的工作。因此，他们特别提倡工商业。由此可以看出，耆教运动是代表城市中上层工商业者的一种运动，这个运动的群众基础狭窄，所以发生的影响不大。到以后这个运动更为城市中的大商人所把持过去，其信徒渐渐地不屑于从事生产劳动，而专以放债为生，变成一些高利贷者。

佛教(Buddha)，亦称浮屠教，其创造人为乔答摩（Gautama），又称释迦牟尼(Sakyamuni，公元前五六三—公元前四八三年）。“释迦”为其氏族之姓，“乔答摩”为其家族之氏，“牟尼”意为“修道成功之人”。他原来出身于统治阶级，为喜马拉雅山麓一个小城的城守之子，在其青年时忽然放弃了自己的贵族地位出家去求真理。其间经过许多波折，最后在森林中苦修了几年后，宣称了解了人生的真谛。他自己曾在中下层种姓中宣传他的教义，并且组织了许多团体——僧迦(sangha)到各地传道。

释迦牟尼所建立的思想体系，也就是佛教的思想体系，是从当时存在着的严格的“种姓”制度出发来提出和解决问题的。从这种思想中可以看出：在消极方面，他否认了存在着的种姓制度，提出“众生平等”的口号，就是认为任何人都有可能修执成为“阿罗汉”(arhat)——佛教最高理想的人格，这就意味着种姓制度并不是决定人们贵贱的不可逾越的界限。同时，修执成为“阿罗汉”又完全要靠自己个人的努力，而不能依靠任何神的帮助，这也就是说求神的帮助并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因为他虽然没有直接否认了神的存在，但是他却认为“阿罗汉”是比神更高的人格。这样，等于否定了当时为统治者用来威胁人的各种神的可怖威力的不可克服的至高无上性。在积极方面，他以为任何人在今生都有可能成为“阿罗汉”，也就是都有可能修行成“佛”而进入佛教最高理想的境界——涅?(Nibbana)。进入涅?的人，就可以超脱轮回，不再像一般人死后那样，要经过轮回，重新去经历人生的痛苦，这是针对原来占统治地位的婆罗门教教义而提出来的主张。它否定了原来依照统治阶级的“善”“恶”标准来进行轮回的不可避免性，在当时的印度社会中，这是一种具有革命意识的思想，它不能不取得当时社会多数被统治阶级的信仰，并成为他们推翻原有统治者的有力的理论根据。

佛教思想产生的社会意义是什么呢?从佛教思想产生后印度的历史发展情况看来，佛教思想所代表的是当时社会上新兴起的一个阶层的思想，这个阶层就是那些自吠舍种姓中分化出来的新兴的地主商人。他们在雅利安人统治印度的一千年间，已逐渐在经济上具有了相当势力，因此他们要求取得政治上的地位。佛教思想正是反映了这些新兴地主商人的这种要求，从理论上否定了原来统治阶级的不可动摇的地位。佛教思想与耆教思想的不同，就在于佛教的全部思想不仅只反映了当时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新兴地主商人的一时要求。而且，它那些一般性的口号和主张，在一定程度上还符合了其他所有当时或以后在政治上没有地位的人，也就是被统治阶级的愿望。因此，当时它的群众基础比较耆教宽广得多，并且也是它能够流行久远的一个根本原因。

当佛教思想兴起之际，摩揭陀正是印度北部的一个最强大的国家，摩揭陀王曾抱有统一的野心，但是，为了击败各国中的旧的统治者——刹帝利与婆罗门人的势力，摩揭陀王就必须争取各国中其他的势力来支持他，各国中出身于吠舍种姓的新兴地主商人阶层，正是这样一个能够为他所利用的具有实力的新的实力集团，而当时这个代表新的经济形态——封建的经济形态的新兴地主商人也正要求推翻原有统治者以取得政权，并通过政权来扩大其经济上的利益，因此，他们也愿意支持摩揭陀王来统一全印度，从而实现他们的要求。

在这样的社会和政治的历史条件下，代表新兴阶层反对旧统治者的佛教思想，乃成为这个时期中反对各国原有统治阶级的政治斗争的有力武器，因而大大的帮助了摩揭陀王的统一事业的进行。佛教思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摩揭陀王和其他新兴的政治势力所提倡和宣传，而逐渐走上了它的极盛时代。

到摩揭陀王实现了统一全印度的事业，建立起了一个印度史上空前强大的帝国之后，佛教乃在实际上成为了帝国的国教，并且在新的统治者有意识地利用之下，在印度国内逐渐变质，失去了它原有的革命意义，而成为帝国向外扩张及对内进行剥削的护身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