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之盛强与雅典之海上帝国

波斯战争以后，雅典很快地强盛起来，建立了一个以雅典为中心的海上帝国。这是历史发展必然的趋势，因为波斯战争的胜利，雅典强大的海军可以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经过这次战争，雅典的威望大大提高。当时希腊各城邦对波斯的威胁仍是谈虎色变，唯恐波斯卷土重来，在雅典领导下打败了波斯以后，许多国家，尤其是爱琴海中及小亚细亚沿岸的国家，请求与雅典发生同盟关系。同盟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如果将来波斯入侵，我们一同作战，实际上即请求雅典保护。所以同盟的关系，虽然在表面上是平等的，实际上并非完全平等。雅典能获得许多国家的推崇爱戴，除了以上主要的原因以外，附带的还有人事方面的原因。人事关系的本身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但配合其他条件，往往也会产生一定的重要性。为什么没有国家请求斯巴达保护?这并非这些国家的人都能认识到对波斯战争海军要比陆军重要。在波斯战争时期，毫无例外的雅典的领导人对盟国态度十分友好关切，而斯巴达方面没有例外的都是十分傲慢，不以同等国之态度对待盟国。这是因为雅典许多政客都出身商家，或者本人就是商人，至少也与工商业有密切之关系，因此待人接物比较圆滑。而斯巴达是寡头政治，少数统治阶级一向就是目空一切，狂妄自大，因此在作战期间，许多国家对斯巴达非常不满。这在客观上帮助了雅典与当时并肩作战的国家发生密切的同盟关系，在此同盟关系上，雅典建立了一个以它为中心，控制整个东地中海世界的海上帝国。

当时以雅典为主建立的联盟叫狄娄联盟。狄娄岛一向是希腊人特别是爱欧尼亚人的宗教中心。此联盟由亚里斯提底首创，齐门(Cimon)完成，亚里斯提底和齐门都是雅典人。

狄娄联盟包括爱琴海中岛国及爱琴海两岸的许多国家，参加联盟者之义务与权利都有明文规定。雅典并不强迫任何盟国改变他们自己的政治组织，而且允许他们有完全自由的外交权。但所有盟国都要互助合作一致对外，主要的就是共同对付波斯，因此各邦组织了一支联盟海军。财力雄厚的大国贡献船只及驾驭船只之水手，较小城邦因力量有限，缴纳一些盟金，所纳盟金的数目也视其现有财力来决定。至于决定各国应该贡献多少船只、人力或钱财的是亚里斯提底，因为他是全希腊所公认的最公正的人，亚里斯提底所作的决定是受到各城邦的拥护的。

联盟执行的事务由联盟大会决定，大会在狄娄岛上亚波郎神庙中举行。各邦公推雅典为大会的主席，联盟的财库亦置此神庙中。

联盟组成之初期(公元前四七九—公元前四六八年)，在雅典的领导下联盟曾有些活动，这些活动符合雅典的利益，也符合一般盟国的利益，尤其是将爱琴海上波斯残余势力的肃清及将腓尼基势力驱逐出东地中海，虽然未能完全达到目的，但此后东地中海已成为希腊世界的势力范围。

其他希腊城邦也陆续加入联盟。联盟最盛时，盟国达二百余，因此雅典被公认为东地中海特别是爱琴海的盟主。

与海上发展的同时，雅典内部也建设起来。波斯战争结束以后，雅典城已完全消灭，公元前四七九年后，雅典开始重建自己的城市。这一行动为斯巴达所反对，因当时斯巴达十分嫉忌雅典之强大。但雅典城还是修建起来了，并且在排利阿(Peiraieus)港筑了一道坚固宽大可并行二辆车的城墙(公元前四七八年)，城墙外包以铁条，成为坚固的堡垒。排利阿港成为希腊最大的军港，雅典派海军在此长期驻守，联盟的海军也有一部分在此。同时排利阿又是重要的商业中心，希腊各邦的商船，不断在港内活动。

当时雅典不仅在整个希腊世界活动，而且深入黑海沿岸的内地。近几十年来苏联考古学家在乌克兰的南部发掘了许多塞人(Scythae)的坟墓，墓中的殉葬物有不少是雅典的手工艺品，可见当时雅典与黑海北部的游牧民族已有贸易的联系。

雅典输出品大部为手工艺品，其中以葡萄酒和橄榄油最重要，入口主要是粮食，其次是各种原料。商业活动的结果，增加了雅典国家的财富，雅典国家财政的收入，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取自排利阿港的关税和码头税。

这一时期雅典的民主政治仍然继续发展，但这一发展，遇到不少障碍，旧的贵族奴隶主始终反对民主政治，因此内部的阶级矛盾尖锐的存在，在政治上分裂为贵族派和民主派。贵族派的首领是齐门，主张限制一般人民参加政权，他认为应该以财富的多寡来决定一个人的政治权利，显然的，这是代表贵族奴隶主利益的。贵族派在外交上是亲斯巴达派，企图在雅典建立斯巴达式的寡头政治。但这时斯巴达发生了一次地震，国内混乱，梅森尼亚人乘机暴动，引起战争，历史上称这次战争为第三次梅森尼亚战争，前后共八年(公元前四六四—公元前四五六年)。斯巴达感到无力镇压，请求雅典的援助，这时雅典贵族派在政治上得势，他们赞成援助斯巴达，故齐门率领军队到斯巴达去。但斯巴达又考虑到接受了雅典的援助，将会影响自己的政治威望，加上不久斯巴达军队的情势好转，所以拒绝了雅典的帮助。公元前四六一年齐门回雅典，不久被逐。

民主派的首领是伊菲阿尔提(Ephialtes)，后来被贵族派杀死。民主派主张扩大民主权力，将全部政权交给人民，这一派是代表中小奴隶主特别是工商业者的利益。

二派斗争的结果，一般都是民主派占上风。继伊菲阿尔提之后来领导民主派的是丕利克理(Pericles，公元前四九〇—公元前四二九年)，他从公元前四六一年开始在政治上活动，直到公元前四二九年，历史上称这卅余年是雅典民主政治之极盛时代

民主政治之极盛，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丕利克理改革政治的结果，但主要的是因为它能符合人民利益，为人民所拥护，故能彻底执行。丕利克理尽可能地多召开全体公民参加的国民议会，每次大会皆由五百人会与大会发生联系，因五百人会是人民代表等组成的。国民议会由五百人会来向大家作报告，使人民代表与人民直接见面，这样更能促使民主政治的活跃。

丕利克理又实行了薪俸制，解决一般人民的生活问题，使他们直接参加到政府中去工作。现在做法官也有报酬，报酬数目大约等于一个农民的平均所得，这样使人民在法庭工作时不再视为负担。另外规定作战的战士可以领到薪饷，以维持其家人的生活，这些都是对一般平民有利益的。对贫民更有特别的照顾，每年国家节庆之时，国家发给贫民津贴，让他们能到雅典城来参加节庆，这样就鼓舞了人民参加国家一切活动的热情。

另外一种改革是采取扩大抽签的办法来选举官吏，一切国家的官吏甚至执政都用抽签的方式选出。抽签是没有阶级限制的，过去一般人民不能做执政官，现在人人都有被抽中做执政官的可能。这时执政官虽然并无实权，但仍然是一个最高的荣誉的职位，这样至少在表面的观感上会认为人民的地位是大大地提高了。

深入分析，当时雅典的政治权力掌握在谁手中呢?在丕利克理时代，掌握真正政权的是将军，因为用抽签选举的缘故，执政官渐渐丧失了实权，它无法再把持和维持过去法律上所给予他的一切实际权力。丕利克理的目的，也是想把大权集于将军一人之手。将军仍然是沿袭过去的选举制产生出来的，全国十个部落，每一个部落选出一人，由国民议会来选举。国民议会在选举时可以认为十个将军完全是平等的，由十人组成一个委员会，负责全部的国家大事，也可以指令十人中个别的人担任专门的职务，又可以指定一人来专政，这个专政的，当时称为独断大将军。

丕利克理本人参预政治时，绝大多数的年份被选为将军，并被指定为独断大将军。

丕利克理时代的民主政治，主持国家实际政权的自然是大奴隶主。丕利克理出身于大奴隶主家庭，其他政治上的上层人物大都也是大奴隶主出身，一般人民不能做掌握实际政权的将军。丕利克理虽然尽量鼓励人民参加政治活动，尽量召开国民议会，但参加议会的还是少数人。举例说，雅典与斯巴达大战时，正是国家最危急的时候，召开国民议会时，参加人数最多时也不超过五千人。薪俸制的办法虽然使一般人民在物质生活上有了参加政治活动的条件和可能，但实际上还是要受到其他许多原因的限制的。因此，总的说来，丕利克理的民主政治只是一种更稳定的奴隶主民主政治，仍然不能根本改变少数人操纵政权的局面。

在狄娄联盟基础上，雅典不久即发展成为一强大的海上帝国，狄娄联盟的组织也转变成为由雅典一国所把持和垄断的商业帝国。

雅典国家的基础建立在商业上，狄娄联盟实际上就是大的商业活动的组织。商业的目的是为了谋利，因此它很自然地会趋向垄断。雅典主持联盟后，使各盟邦在商业上附属于他，由他来决定一切商业政策。为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要有军事力量作为后盾，这样势必会产生侵略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狄娄联盟渐渐地变成由雅典来垄断的商业组织，平等的联盟关系变成强制的联盟关系。这种改变可以从以下几件事情上看出：(一)各邦贡献之船只与盟金，最初由雅典规定经过各邦协商再作决定，后来不再经过各邦协商，完全由雅典来命令，这样缴纳盟金等于是各盟向雅典入贡。各盟国对这种行为不满，起来反对，雅典即派军队镇压。例如那克索(Naxos)在公元前四六九年反抗雅典，雅典派军队镇压，建立一个傀儡政权，这种做法，完全违反了联盟盟章的规定。(二)雅典不经联盟同意，单独与各盟国订约，强迫各盟国接受不平等的条约。这些条约主要内容是一切与商业有关的纠纷和主要的刑事案件都要到雅典去处理，因此订立了不平等条约的各邦，实际上完全成为雅典的附属国，国家最重要的商业活动及司法活动都要受雅典的牵制。(三)各邦要实行民主政治，就是说雅典要他们维持代表中级奴隶主与工商业者利益的政权，雅典并且尽量在各盟国培养傀儡。

这些行动雅典知道终究会引起各盟国的反抗，同时雅典也害怕斯巴达的攻击，所以，一方面加强对盟国的控制，一方面增强国防力量，扩大海军，并在雅典与排利阿港之间筑一长墙，将二城连起来。

公元前四五四年，是巨大变化的一年，这时雅典帝国完全成立，二百多个盟国，能保持独立的只有三个国家——小亚细亚岸上的列斯博、开欧和撒摩，其他盟国都成为雅典的附属国。并且就在这一年，雅典将联盟之金库自亚波郎神庙中移向雅典。从此以后联盟大会很少召开，雅典主要的神雅典娜也渐渐替代了亚波郎成为联盟所信奉之神，这一变化虽无明文规定，但实际上就是如此。

雅典不仅将联盟金库移往雅典，而且自由支配财库公款，雅典的军饷、公民的津贴、官吏薪俸，以至公共建筑都用此款。后来雅典又向各盟国随意征收盟金，对各盟国内政的干涉也愈来愈多，并且常找各种借口将雅典军队派往各盟邦长期驻守。伊利特里是第一个有雅典驻军的盟国。在司法方面，除了一般民事案件以外，雅典也大加干涉。另外雅典推行了一种移民政策，盟国中人口稀少的地方，雅典就派人移住，这些迁去的人仍算是雅典公民。同时各盟国中反对雅典的人如被雅典驱逐后，雅典即派人去没收他的土地和财产。雅典后来又禁止各盟邦铸造较大的货币，只准造辅币，当时雅典的货币已流行，再加上这种强制办法，雅典货币成为联盟的通用货币，并在整个地中海世界流行。

在陆地上，雅典亦大力扩充势力，或从海岸深入内地，或从雅典出发在希腊半岛上建立陆上帝国，征服了犹比亚、比欧提亚、浮其(Phocis)、娄克利(Locroi)、米戛拉(Megara)、阿卡亚大部分、垂岑(Trozen)等地。又在黑海沿岸扩充其势力，用外交手段或军事征服的办法，强迫黑海沿岸的一些城市加入联盟。在意大利，雅典的势力也由沿海不断伸入内地，在意大利南部，雅典建立了屠利伊城(Thurii，公元前四四六年)，并扩充在意大利的商业势力。

雅典以上一系列的行动，必然引起希腊世界的反抗，因此，不久引起了一场以斯巴达为主的对雅典的战争。这次战争在历史上称第一次丕娄波尼索战争(公元前四五九—公元前四四五年)。战争是因为二国争夺米戛拉而引起的。斯巴达联合了比欧提亚的一些小国，组成丕娄波尼索与比欧提亚二个势力的组合。这次战争是陆战，前后不过一年多，雅典失败。最后双方订立和约，和约中最重要的一点是雅典放弃其陆上帝国，并规定三十年内双方不得发生战争。但实际上双方都知道战争并未完全结束，雅典不过受一小挫而已。故不久战争又起，一共二次，历史称这二次战争为丕娄波尼索大战(公元前四三一—公元前四〇四年)。

分析大战原因，有以下几点：(一)二大势力一直对立，互争希腊霸权。(二)政治思想的对立，也就是说二国社会政治制度不同。雅典主张民主政治，代表中级奴隶主和商人利益，建立在商业基础上的雅典政权，它的对外政策必然是侵略的；斯巴达及其盟国都实行寡头政治，这是代表贵族大奴隶主利益的，它的外交政策与雅典不同，一般的来说，斯巴达是不干涉至少是不显著地干涉其盟国的内政的。(三)商业利益的矛盾。雅典是一个商业帝国，斯巴达的盟国中例如科林陀、米戛拉也是商业国，他们与雅典争夺爱琴海上的商业霸权，事实上当然是敌不过雅典的。这些国家经常在联盟大会上鼓吹要向雅典进攻。

这次大战的导火线：(一)科其拉(Corcyra)岛国本来是科林陀的殖民城邦，它也是一个商业国家，二者因商业竞争与政治关系(因科林陀干涉科其拉的内政)发生了冲突，雅典突然参加到这次冲突中去帮助科其拉，因而引起了丕娄波尼索同盟的反抗雅典。(二)雅典帝国的属国有些不愿雅典干涉内政，在公元前四三二年起来反抗雅典，并向斯巴达求援。科林陀对他们的援助非常热心，因而引起了与雅典正面的冲突，公元前四三一年大战爆发。

公元前四三一到公元前四二一年的战争，是国际战争与国内战争并行的。各国内部都有内战，或激烈的政治斗争——民主派与贵族派之斗争。贵族派包括雅典的贵族派在内，总是倾向斯巴达方面，时常与斯巴达勾结。雅典的盟国，一般的对此次战争并不热心，但他们有机会就企图颠覆雅典的控制。各国的民主派虽然有一定的政治基础，但大都仰赖雅典来支持其政权。斯巴达方面的民主派也找到机会与雅典联系，但斯巴达方面商业大都不发达，因此民主派的势力非常微弱，雅典想通过这方面的关系达到自己的目的是很不容易的。因此，公元前四二五年雅典在斯巴达登陆以后，只有组织希洛人来反对斯巴达。如果雅典能在斯巴达内部找到政治的同盟者，雅典绝不会冒险组织奴隶了。

丕利克理认为在陆地上无法争取胜利，因雅典及其盟国皆无强大的陆军。所以雅典极力避免在陆地上作战，将雅提卡所有农民都撤退在雅典城中居住，并大量输入粮食，一切商业活动照常，避免与斯巴达在陆地上有任何的冲突。斯巴达无仗可打，只好退兵。丕利克理的战略从军事观点上看是正确的。但战争第二年，公元前四三〇到公元前四二九年之间，雅典城内发生了瘟疫，死了许多人，因而引起了国内人民的混乱，许多人对丕利克理表示不满和责难。公元前四二九年丕利克理也染疫去世，此后雅典民主派与贵族派之斗争日益激烈。内部斗争的结果，削弱了雅典的实力，后来贵族取得了胜利，在贵族派领袖尼其亚(Nicias)主持下与斯巴达讲和。公元前四二一年双方订立了和约，和约规定二国维持和平五十年。

但不久战争又起。公元前四二一年，虽然签订了和约，但实际只有斯巴达和雅典停止了交战，仍有些国家不肯停战。三年后，战争扩大起来，到公元前四一四年斯巴达也参加作战了。雅典在公元前四一五年就参加了作战，比斯巴达还早一年，因当时雅典决定要派大军去征服西西里岛。西西里岛上最大的城邦是叙拉库西，它是科林陀的殖民城邦，在经济政治上始终与科林陀有密切的关系，在这次战争中它也是积极的站在斯巴达方面。公元前四一五年，雅典接受了亚尔其比亚底(Alcibiades)的意见，派遣一支四千人的大军，用一三四只船装载，从海路出发去征讨西西里。雅典这一行动，为国内党派斗争所促成，是非常错误的，因为这次远征即使胜利了，对整个战争来说也无决定性的作用，但如果失败了，对雅典是一极大的打击。结果雅典大败，全军覆没。这时雅典内部奴隶特别是矿奴大批逃亡，说明雅典对内控制力量亦日渐削弱。矿奴的逃亡，对雅典工业原料的生产及商业方面的打击甚大。

这时正在待机而动的波斯认为打败雅典、控制希腊的时机已到，于是与斯巴达商议，波斯允许津贴斯巴达维持联盟海军及扩充海军之费用。这时雅典已四面楚歌，联盟军的贵族派亦皆抬头，开始出来活动，许多雅典的盟邦发生了政变，建立了贵族政权，这些国家都倒向斯巴达方面了。

这次战争双方打了十年(公元前四一四—公元前四〇四年)，雅典大都处在不利的情况下，最后只好屈服，向斯巴达求和。斯巴达召开了丕娄波尼索同盟大会，讨论是否接受雅典的求和，如接受其求和应提出什么条件等问题。盟国中例如科林陀等不愿意接受雅典的求和，主张将雅典毁灭。但斯巴达反对，认为雅典过去对波斯作战，对希腊有过功绩，对这样的城邦不应该毁灭。其实这只是斯巴达冠冕堂皇的漂亮话，并非真正理由，斯巴达保留雅典的目的，是想通过雅典来控制其他为斯巴达所不能直接控制的国家。同时雅典如被毁灭，科林陀将成为希腊最大的商业国，斯巴达无法再对它控制，不如保留雅典，使与科林陀互相牵制，所以结果接受了雅典的求和。公元前四〇四年订立了和约，和约规定：

(1)解散狄娄同盟。

(2)雅典应拆除全部长墙及海港上的全部工事。

(3)雅典交出全部海军，只准许保留十二只船。

(4)凡过去因反对民主政治被放逐或自动在外流亡的人要准许他们全部回国(因此在公元前四〇四—公元前四〇三年，这些流亡贵族掌握了政权，组成一个三十人的集团来统治雅典，史称三十暴君)。

(5)要承认斯巴达的领导地位，今后雅典在和战问题上都要听从斯巴达的指挥。根据和约，此后雅典最多只能是一个受斯巴达控制的二等商业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