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之衰乱与改组

公元一九二年后罗马帝国内部开始大乱，大乱继续了约一百年(公元一九三—二八四年)。百年大乱是帝国内部阶级矛盾尖锐化的表现。在此时期中，帝国各省不断爆发贫民与奴隶的起义，企图推翻罗马的统治，甚至意大利半岛上和罗马城内也有起义运动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帝国的实力被削弱了，因此边疆问题也就严重起来。而恰在此时帝国东疆又兴起了波斯，波斯曾不断与罗马争夺小亚细亚和叙利亚地方，罗马很难应付这个强大势力，而始终居于劣势地位。三世纪中期时，皇帝瓦利连诺(Valerianus，公元二五三—二五九年)曾亲率大军东犯波斯，结果被打败，自己也被俘虏，死在波斯。

同时帝国在欧洲方面沿多瑙河、莱茵河，特别是多瑙河地带的边疆问题也很严重，因从这里直到黑海都居住着日耳曼族的哥特人，这些日耳曼族的哥特人在三世纪中期时开始活跃起来，时常渡过多瑙河进入帝国境内抢劫。罗马皇帝奥里连诺(Aurelianus，公元二七〇—二七五年)曾亲自率军渡过多瑙河“征讨”这些“蛮人”，反被“蛮人”打死，可见问题之严重。此后，帝国北部边疆渐难保全，多瑙河以北原属帝国之达其亚地方，在奥里连诺死后已被迫放弃。

此时帝国内部政治上也非常紊乱，皇帝废立完全受军人控制，因而废立无常，有时还同时有四个皇帝被推立出来。各地城市在进入三世纪后，都开始修建了城墙。城墙即表现着战争状态的存在。在城邦时代各城原本有城墙，帝国成立后，各城之旧墙倒毁后即不再立，同时新兴之城市根本不筑城墙，表示着帝国内部秩序是安谧的，没有战争存在。三世纪后由于边患严重，所以先是边境各地城市开始修筑城墙，以资防御，后内地也渐效法之，最后连罗马城也重新筑起了城墙，可见此时各地之秩序已不是罗马帝国政府所能维持的了，只好以筑墙的办法来保护各地重要城市的安全。

在百年大乱期间和大乱之后的公元三、四世纪之时，罗马帝国内部的衰微已非常显著。这首先表现在生产下降的急剧化上。生产的衰退本是帝国不治之症，百年大乱亦与此有关，而生产的衰退又主要是与罗马奴隶制度的腐朽有关。在公元三、四世纪时罗马在生产方面开始出现了一些新制度，在农业方面有隶农(Coloni)出现。因为奴隶来源在帝国成立后日益困难，此时大田庄的生产已不再靠奴隶劳动维持，大奴隶主为增加其剥削量与保持劳动人手，乃开始有限度地解放他的一部分奴隶，使之成为隶属于田庄的农民，即将大田庄的土地分散，分给这些奴隶来耕耘，令他们按自己所愿采取的方式来经营耕耘，每年向主人缴纳定额的地租——实物地租。这样就促使了这些隶农愿意尽力多生产来使自己多获得一些剩余。这种办法在公元一世纪时已有，不过到此时更加普遍起来了。另外还出现了一种自由的佃农，因地主只求有劳动力来供他剥削，所以除采取上述的隶农制外，还将小块土地分租给一些无地或少地的自由农民去耕耘，这些自由佃农最初在身份上与隶农仍有差异，但到后来两者之间的分别却逐渐泯灭了。因为隶农随其生产地位取得了半自由身份，而自由佃农却因地租的沉重，逢到荒年歉收就要靠借贷来缴租和谋生，但高利贷上身后就会永远还不清，因此地主就有可能将他们束缚在土地上，并使他们的子孙也世代在其土地上耕耘，他们完全的自由身份没有了。这样隶农与自由佃农所处的地位一升一降乃趋于相等，而这些隶农和自由佃农就是欧洲中古时代农奴的前身，这种经济就是分散的小农自然经济了。可以说封建的经济与剥削制度在此时已开始萌芽，奴隶主经济已濒临总崩溃阶段了。

工商业到此时实际已趋向于停顿，因长期混乱，交通阻塞，商业活动困难，加以长期大乱使生产更形衰退，人民生活日益困苦，对商品的消纳量更降低了，故手工业与商业渐渐停滞。而帝国统治者为达到其剥削目的，又不能让工商业完全停顿，乃采取了一种硬性的办法来限制工商业者的转业。本来经营手工业者都有自己的公会，这种公会原是人民自己的互助组织，现在皇帝看到各地工商业逐渐衰落，许多手工业者和商人多已转业或沦为了游民，乃下令规定此后各种手工业公会的成员及从事商业的人必须世袭其职业，不准转业改行。从形式上看，这是封建时代手工业的行会制度的开端。

帝国之衰微又表现在赋税的加重上。与生产逐渐衰退之同时，税赋却日见加重了。就其基本情况讲，生产的减少与赋税的增加，两者已形成为一种恶性的循环，帝国内部愈混乱，则生产愈衰退，但政府财政需要却愈增加，愈要征重税来镇压人民的反抗和解决边疆问题;而税愈重，人民生活就愈痛苦，反抗也愈激烈，国家也就愈混乱。帝国政府曾想尽一切办法来增加税收，公元二一二年皇帝卡腊卡加(Caracalla)颁布了普授公民权法令，根据这项法令，帝国内有自由身份的人民都被赋予了罗马公民权。这件事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对人民有利的，但实际其目的完全是为了征税，因在帝国政府各项税收中最重的一种是遗产税，而这种税只有享有罗马公民权的人才缴纳，卡腊卡加的普授公民权法令说明了罗马帝国政府财源的枯竭。

帝国的衰征也表现在人口的减少上。帝国人口之逐渐减少，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因生产衰退和税收增加所产生的一般人民生活的艰困与不断战争所造成的人口死亡率的增加;一是自然的原因，因在此时有各种疫病和传染病，包括鼠疫在内在帝国内部流行，而疫病的流行又是与人民生活的困苦相关联的。在人口减少方面此时有几种现象发生。其一是杀婴风气，这就使得人口更加减少，劳动力更缺乏，生产也更困难。其二是不婚风气，这种风气早已形成，但到四世纪时又有了一种冠冕堂皇的借口，因四世纪时基督教开始在社会上有了地位，基督教内部发生了出家修道的办法，许多人为逃避世俗的生活痛苦，纷纷进入修道院去修行。五世纪时罗马皇帝马约连诺(Majorianus，公元四五七—四六一年)曾下令限制出家，限制不婚娶，规定妇女必须在四十岁以后才准出家，寡妇守寡五年后还未再嫁即由国家没收其财产之半数。这件事充分反映了不婚风气之盛。人口减少的恶果就是劳动力的缺乏，使生产更加衰退。同时此时的弃田现象造成了劳动力的缺乏。农民由于一年到头辛勤劳动的结果往往还不够缴租税，不愿再从事农业生产，常常全家弃田逃亡，到城市中去作游民。在二世纪初期，帝国成立不过百余年之时，弃田现象已发生，而到此时乃更形严重起来。为补救劳动力之不足，帝国政府在二世纪末已开始将边疆以外的蛮人，主要是日耳曼人移殖到帝国内部，最初这些蛮人还只是被安置在边境地区从事垦荒，到后来内地的荒田亦渐交给这些蛮人去耕耘了。

罗马奴隶主经济和社会的崩溃与封建剥削制度的萌芽表现在政治上就是许多旧政治制度的崩溃与新制度的出现。一个是逃官现象。帝国各地，特别是各城都有摹仿罗马城元老院设立的市府委员府。在一、二世纪时，市府委员——地方上的元老还是一非常崇高的地位，是地方上大地主们所追逐的荣誉职位。这些市府委员的职责之一是代中央征税，一、二世纪时时常发生市府委员个人代整个地方包缴了中央规定的全部税赋的事，当然他所缴纳的税款还是从人民头上剥削来的，但这事总还说明了他有可剥削之处。至二世纪末，这样的事已少了，进入三世纪后，根本就没有这种事了。并且到三世纪后由于生产衰退，征税日益困难，在征缴不足额时，就要由这些市府委员负责补贴出来。到后来他们也渐渐无力补贴了，市府委员职位变成了苦差，大地主们再不去竞争这个职位，在其位的人也想尽办法摆脱这个职位。他们先是卖田，因按规定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田产的人才能担任市府委员，到后帝国政府不得不下令禁止市府委员卖田。他们又用搬家的办法来对抗，帝国政府又下令禁止市府委员搬家，但无论如何这些人还是想尽办法离开了这个地方，最后再找不出人来作市府委员了，只好由政府指定一些罪犯来充当，让他们来替政府征税。

另一政治上的新现象就是屯兵政策。屯兵政策的实施一方面是因帝国内部日益空虚，蛮人渐渐大规模地向帝国境内侵入，同时在帝国东疆因波斯之兴起，边防也吃紧起来，边境地带已非经常有重兵驻守不可了。另方面屯兵政策可说是帝国成立后军事独裁制度又进一步的发展，亦即独裁制度更加深刻化的一种表现。当时罗马帝国的屯兵有两种。一种是罗马人的军队，在三世纪时，凡是这种军队都准许士兵携带家眷，因驻防是长期性的，同时边境地区有许多荒地，政府将这些土地分配给驻防该地的兵士耕耘，附带也解决了一部分劳动力缺乏的问题。另一种是外族的军队，主要是日耳曼人的军队，罗马政府将过去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归顺”罗马帝国的许多日耳曼人，或是被罗马虏来的日耳曼人安插在边境地区，分给他们土地，令他们屯垦戍守罗马帝国的边疆。这种办法实施后，罗马军队更彻底的职业化了，它们已与人民断绝了任何联系，完全成为了皇帝对内镇压人民，对外防守边疆的工具。由屯兵政策之加强可以看出帝国到此时已失去了任何赖以维持帝国统治的自然联系，而只能倚靠武力来进行统治了。现在皇帝的唯一重要身份也不过就是个大军阀罢了。

公元三〇〇年前后皇帝狄欧克利天诺(公元二八四—三〇五年)为解决帝国存在着的危机，在政治上进行了一个全盘波斯化的改组，而他的改组实际上就是加强了皇帝的独裁，其目的主要在镇压帝国内部奴隶与贫民的起义并加强边疆的防卫，为达到这个目的，他并没有创立“自己”的新制度，而是摹仿波斯，行波斯化的君主专制独裁制度。在罗马帝国成立时的第一个皇帝——奥克闼飞安诺喜以“元首”自称，因在其各种称号中，只此名带有浓厚的共和的意味，其后直到公元三〇〇年间，大多数皇帝也常沿用此称号，故历史上称帝国成立至公元三〇〇年这一段时期为“元首政治”。当时一般人也尚认为罗马是共和政体，这种意识对皇帝的独裁有时多少可以发生一些限制作用。到狄欧克利天诺即位后，彻底仿照波斯制度改组了罗马政府，此后皇帝开始称“君主”(Dominus)，在讲希腊语的地方则称“王”(Basileus)，这就不仅只在实质上，而且在名义上也变成君主独裁政治了，故历史上称此后的罗马政治为“君主政治”(Dominatus)。

罗马实施“君主政治”之后，皇帝也有了一种新的威风和新的场面，皇帝的生活各方面都有了改变：以前皇帝的服装与元老相同，不过是一袭紫袍，现在则仿用波斯王的衣冠，着衮袍，带皇冠(diadema)；以前皇帝时常外出，一般人民都能见到他，现在则开始深居宫中，只亲信大臣与宦官经常在其左右侍奉，普通臣民很难见到皇帝，皇帝越来越神秘了。如有特殊事情要朝见皇帝时，必需经过从宫门到朝堂的无数关口，通过无数手续才能见到皇帝，并且朝见时要对皇帝跪拜。以上种种改变都是君主独裁在礼节方面的反映。此外还开始出现了朝廷，代替了过去的元老院。元老院到此时已形同虚设了。皇帝左右的私人，过去在政府中并没有正式地位，现在却和皇帝的亲信大臣一起形成一个朝廷，真正掌握了国家大权，成为国家的实际统治者，故此时开始出现了新的名词，即大臣(Patricius或Comes)，意指皇帝左右形成朝廷之大臣。

对帝国领土的统治方法到此时也开始改变了。因经过百年大乱，帝国实际已分崩离析，趋向瓦解，各地人民不断起义，同时边疆问题也日趋严重。就当时情况来讲，帝国政府已感到鞭长莫及，一个皇帝、一个政治重心已不能照顾帝国全局，一个皇帝所率领的一个军队体系也已无法兼顾帝国的广阔的领土。因而狄克欧克利天诺乃大体上按语言——拉丁语和希腊语——的界限将帝国分为两个部分，两部各有一个皇帝，他们的正式称号是“至尊”。此外东西两部每部又分为东西两部，一部分由“至尊”坐镇，另一部分则设有“副帝”坐镇，其正式称号为“恺撒”。“恺撒”一般都是“至尊”的继承人。这样一来，帝国在政治上乃开始有了四个中心:两个大中心，两个小中心。有四支大军由四帝直接控制，但在法统上，帝国仍然是统一的帝国，并不分东西，一切命令都由两个“至尊”共同署名公布。

这一改组是过去历史发展的一个自然结果，但经过这一改组却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副作用，即税赋之愈益加重。因为改组的目的是要加强专制集权以便能有效地镇压各地人民的起义和解决边疆上日益猖獗的蛮人问题，这样就必然要大量的财富来供应征伐频繁的统治机构的需要。加以改组后有了四个皇帝，他们各有自己的朝廷和一定的排场，其全部消费自然也要落在人民头上，税赋的加重主要在两种税上。一种是人丁税，每个成年人都要缴纳，并且每年税额都有增加，一种是土地税，名义上这种土地税是按土质好坏分等级缴纳，实际上则是以调查为名来提高税额。

从形式上看，这次改组就是为了摹仿波斯，以便加强君主专制独裁制度来有效地镇压人民起义和安定边疆。但实质上这次改组实是罗马在政治上向封建制度转化的第一步，而这种政治上的转化在客观上则又适应着当时罗马经济的崩溃和封建经济的萌芽而出现的。例如狄欧克利天诺曾下令不准人民迁移或改业，这是与当时罗马奴隶制大农业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凋蔽而分散的小农自然经济逐渐增长的经济趋势相适应的一个措施。自此以后，在自然经济下，人民世袭其职业的现象经过这一政治措施更加固定起来，因而这一措施也就更巩固了自然经济。这是罗马帝国封建制度化的主要特征之一。此外，在改组工作中的在各地屯军和扩充军队这一措施，由于领兵权往往落在当地的自然经济的产物——大地主的手中，就造成了这些大地主以其军事实力在各地割据一方的现象，这种情形在近波斯的小亚细亚地方特别显著。无疑地，这大大加强了帝国之内分散的自然经济的发展。这也是这次改组的一个结果，因此，这次改组也就不能实现帝国统治者企图通过这次改组来巩固其统治的主观要求。相反地，改组只是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更重要的是改组促使了奴隶经济更快的崩溃，引起了更激烈的社会矛盾，以致改组后不久，在狄欧克利天诺死后，帝国反而大乱起来。

公元三二三年君士坦丁(Constantinus)大帝再度统一了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在胜利统一了全国之后，即将其统治中心移到了帝国东部。他大事扩建黑海入口处之小城拜占廷(Byzantion)，定其为帝国东方之首都，并正式称它为新罗马(后称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olis)。三三〇年又定新罗马为帝国第二首都。这是罗马帝国在其封建化过程当中的一个必然结果，或说是君士坦丁大帝适应着罗马帝国封建化的一个措施，并且由此也可以证明君士坦丁是一个封建化的拥护者，而不是一个反对者，同时这就是君士坦丁在大乱中能取得最后胜利的原因。因为在此以前，帝国各地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有的地区有利于封建化的过程，有的地区则要困难一些，故整个帝国并不能同时完成封建化的过程，完整地建立一个封建国家。当时就整个帝国来看，东部的经济情况比西部有利于封建化，因而在罗马帝国封建化过程中东西两部分的差别愈来愈大，东部在当地的经济条件下，较稳定地逐渐完成了封建化的过程，而西部则因罗马式奴隶制的崩溃，本身难以最后完成封建化的过程，所以始终陷于动乱中。君士坦丁选择了东部作为自己统治的基础，适应了帝国的经济发展趋势，造就了自己的成功。此后帝国东部即以新罗马—君士坦丁堡为中心逐渐形成为一个封建国家，而西部则系经过一次蛮族入侵的大变乱后，始较晚地完全进入了封建社会。但到那时，历史已经进入中古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