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形的世界

现在，我们来谈谈十六世纪初的情况——这意味着该世纪的年份，都将以数字15来开头。如此纪年在英语中必不可免，却容易把人弄糊涂了。这一时期出现一些影响全欧洲的巨大变化。有些变化之前处于长期酝酿中，却在这一时期全力爆发出来。两百或两百余年以来，文艺复兴一直在搅动着意大利思想界，现在，他们要让古希腊与古罗马的传统生动复活，在并不影响基督教信仰基础的限度内扩张开来。此时，教皇已成为俗世统治者，他们与别的统治者一样，贪得无厌且作风铺排，但他们声称，自己仍拥有精神统治权，肩负着上帝的使命。靠兜售“赎罪券”，教会的收益不断膨胀。所谓的“赎罪券”，就是用来使活人或死人免受炼狱之苦的东西。主教和红衣主教的职位可以进行买卖，平民则被课以重税。人们对教会的种种弊端心知肚明，且怨声载道，但教会并没有进行改进。与此同时，文学、哲学和艺术则从古典文化中汲取灵感，繁荣起来，一些学者得以拥有新观念以及开阔的视野。这些学者就是人文主义者，试图将古典文化与基督教教义进行调和，其中的先驱便是鹿特丹的伊拉斯莫，他的一大功绩是将文艺复兴的思想介绍到英国。印刷术使知识和一些论点在许多宗教团体中传播，这些宗教团体是中世纪欧洲的支柱。1450年前后，印刷机成为不断扩大的文明领域的核心。当时，从里斯本到布拉格，西方已有六十所大学。到十六世纪初，这些大学主动为彼此间的学习与交流开辟了更为广泛的途径，这让大学更具生机，且不再古板。在中世纪，教育的目的主要局限于培养教士，现在，它不断壮大，教育的目的不仅在于培养教士，也要造就俗界学者和有学问的绅士。那些多才多艺、大有作为的人成为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理想典范。

随着思想的剧变，人们对传统理论提出质疑。十五世纪的人们第一次将过去的一千年称为中世纪。尽管他们头脑中还保留着中世纪的观念，但他们已感觉到，一个现代化的新时代即将到来。在新时代中，不仅有非凡的艺术与建筑成就，还有以哥白尼为首而开始的科学革命。哥白尼证明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伽利略之后又在一个重大场合对此观点进行了肯定。这一创新观点对人类的世界观产生深刻影响。在此之前，人们一厢情愿地认为，地球才是整个宇宙的中心。现在，新的广阔天地开始展现在人类眼前。

渴望去调查、去辩论并寻求新答案的欲望从传统学术领域向宗教研究领域蔓延，希腊语、拉丁语甚至希伯来语的文本，都被人们拿来重新进行了细致解读。结果，人们开始对传统的宗教观点产生怀疑。文艺复兴孕育出宗教改革。1517年，三十四岁的德国教士马丁·路德谴责教会兜售赎罪券，并将他的相关主张贴在了维滕贝格城堡教堂的大门上，开始对教皇进行富有冒险性的精神讨伐。起初，他只是谴责教会的行为，不久之后，就发展成对教会教义的质疑。斗争中，路德冒着可能会被执行火刑的危险，意志坚定，并对自己的主张深信不疑，这为他赢得了光辉的荣誉。路德发动或是推动了一场在十年间席卷整个欧洲大陆的运动，该运动被光荣地称为宗教改革。不同国家的宗教改革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以茨温利和加尔文为先导的瑞士尤为特殊。从日内瓦经过法国传到尼德兰和不列颠，加尔文的影响无处不在，在不列颠尤以苏格兰为甚。

路德的教义有很多，而他自己坚决信奉的原则是“得到救赎要靠信仰，而非遵守教规”。这就是说，像异教徒那样过善良且正直的生活，并不能保证你获得永恒的福祉，相信基督的启示才是关键。《圣经》中的箴言以及个人心灵的力量才是指引路德的灯塔，教皇的权威毫无用处。路德相信命运。亚当在伊甸园中犯下罪恶，是因为上帝让他如此，所以人生来就是有罪的。不过，世上约有十分之一的人经过一生努力，能够或已经摆脱了永恒的诅咒。所有僧侣和修女应有权结婚，而使人生有所慰藉。路德以身作则，在四十岁时与一位离开修会的修女结了婚，婚后一直生活得很幸福。

宗教改革对欧洲每个国家产生了影响，尤以德国为最。路德的主张掀起德国民众民族主义的热情。他们在罗马教廷苛捐杂税的统治下，已躁动难安。路德用德文翻译了《圣经》，他们至今仍对此感到自豪。路德也使德意志诸侯有机会染指教会的财富以自肥。他的学说促使德国南部的极端主义者发动了一场战争，成千上万的人因此而丧生。对于这些被自己学说而唤起的民众，路德表示强烈反对。他用粗俗的语言让民众振奋起来，当民众有所回应时，却又毫不犹豫地转而攻击他们。在教义问题上，路德与教皇不遗余力地进行着斗争，但对给予他力量的劳苦大众却漠不关心。他用“猪猡”甚至更为丑陋的字眼称呼他们，并指责身为“高级领主”的贵族和富有的统治阶级对于农民起义镇压不力。

异端一直都存在。几个世纪以来，欧洲几乎每个国家都有反对罗马教会的强烈情绪，但路德掀起的这场教会分裂运动却是前无古人且势不可挡。这场运动中的反对者以及罗马教廷的捍卫者，都深受中世纪观念的影响。他们都认为古代社会以及早期教会才更为纯洁，而他们就是在恢复这种纯洁性。但宗教改革却给这一时代增添了混乱与不确定性，身处其中的人们在既不情愿又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向上拖着长期阻碍欧洲前进的锚钩。在天主教会与宗教改革派之间的斗争持续了一个时期后，新教教会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兴起，门派很多，其中占主要地位的是路德派。罗马教廷进行反宗教改革，开展了内心反省的天主教复兴运动，同时，宗教法庭则在较大的社会范围内进行了一系列镇压活动。通过这些举动，罗马教廷增强了自己的力量，并在一系列宗教战争中保全了自己。旧秩序攻击者与捍卫者之间的分裂威胁着近代欧洲各国的稳定，有些国家因此而分崩离析。当法国与英格兰从这场纷争中脱身时，全国已满目疮痍，且风雨飘摇，不过还保持着国内的统一。爱尔兰与英格兰之间有了隔阂，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却实现了新的统一。德意志人的神圣罗马帝国分裂为许多公国与城邦，尼德兰一分为二，成为今天为我们所熟知的荷兰与比利时。各个王朝都面临威胁，人们对它们的忠诚不再。到十六世纪中叶，加尔文派成为新教发起进攻的矛尖，耶稣会则是天主教进行防御和反攻的盾牌与利剑。又过了一百年，这场发端于路德的革命才偃旗息鼓，人们都打得精疲力竭。那时，中欧已在三十年战争中被打得满目疮痍，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了这场战争，而战争的导火索却已几乎被人们遗忘。直到十九世纪，基督教世界中的人们才在互敬互畏的基础上，具有了更加宽容的精神。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维多利亚时代一位著名的神学家兼演说家查尔斯·比尔德提出如下一些直白的问题：

“从理性的角度看，宗教改革是不是一场失败的运动？它打破一套枷锁，是不是为了给人们戴上一套新枷锁？不可否认，宗教改革很快便脱离了自由的文化运动，在德意志尤其如此。它不关心文化，迷失在混乱且乏味的神学争论中，且对正在复苏的科学未伸出欢迎之手……甚至于后来，那些对宗教改革学说大表忠心的神学家们，也对科学冷眼相看，并宣布不与科学打交道。真不知道宗教改革里的哪条普通理论可以解释上述这些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即便是现代最博学、最深刻也最宽容的神学家，也不会完全接受墨兰顿与加尔文的观点……事实上，宗教改革者们尊重事实与自由、反抗中世纪基督教至高无上牢固统治地位的行为，不应被过分夸大，他们无法解决自己所提出的问题。这不仅因为这些宗教改革者们缺乏必要的知识，还在于他们不清楚自己卷入其中的这一论战的范围。他们打开了宗教改革的洪水之门。尽管他们曾好心试图阻挡并限制这股洪流，可它却汹涌澎湃，时而摧毁旧地标，时而滋养新土地，始终充满生机。仅从宗教改革本身以及神学和宗教发展的角度看，宗教改革是失败的；但如果把它看作是欧洲思想运动的一部分，表明它与正在成熟的学术成就以及不断发展的科学之间存在重要联系，证明它与自由之间密不可分，并且使人们越来越具有宽容性，这就可证明，宗教改革在当时是正确的，未来也是如此。”

当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浪潮在欧洲汹涌澎湃之际，欧洲的探险家、商人和传教士不断听到世界上其他地方传来的消息。从古希腊时代起，就有人认为，地球是圆的。到了十六世纪，伟大的航海活动将证实这一点。故事说来话长。早在中世纪，欧洲的旅行家们便已踏足东方，他们听说在人类的发祥地有辉煌的王国以及大量财富。他们听到的种种传说其实都是关于普雷斯特·约翰王国的。有人说他的王国在中亚，也有人说是在现在的阿比西尼亚。后来，人们又读到了从威尼斯游历到中国的马可·波罗那些更为写实的游记。这些故事惹得人们浮想联翩。亚洲人也在向西方挺进。曾有一度，整个欧洲似乎都将屈服于来自东方的可怕威胁。崛起于亚洲心脏之地的蒙古游牧民族是可怕的异教徒，他们骑着战马，手持弓箭，所向无敌，横扫俄国、波兰、匈牙利，并于1241年在布雷斯劳和布达佩斯附近，同时给德意志与欧洲骑士以毁灭性打击。至少德意志和奥地利落在了他们手里。这一年，成吉思汗在蒙古去世，蒙古人的首领们急忙赶回远在几千英里外的首都哈拉和林，来选出继位者，西欧因此得以幸免于难。

整个中世纪，基督徒与异教徒的战争从未在东欧与南欧的边境停歇过，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惶恐不安。异教徒们不断逼近。1453年，君士坦丁堡为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人所占。欧洲基督教世界的财富与经济面临异常严重的威胁。拜占庭帝国的灭亡与土耳其人占领小亚细亚，使欧洲通往东方的道路断绝了。这条曾哺育地中海沿岸城镇并给热那亚和威尼斯带来巨大财富与繁荣的伟大道路，现在走不通了。骚乱向东方蔓延，尽管土耳其人为了征收通行费而想与欧洲继续做生意，但贸易与旅行都变得越来越不安全。

意大利的地理学家与航海家们一直想找到一条不为异教徒所侵扰的、通往东方的新航线。他们在东地中海里交通运输繁忙，因而积累了丰富的造船与航海经验，但却缺乏远洋冒险所需的资金。首先发现新航线的是葡萄牙人。在英国十字军的帮助下，葡萄牙于十二世纪获得独立。葡萄牙逐渐把非洲摩尔人（the Moors）赶出本土，然后开始向非洲海岸扩张。约翰·冈特的孙子、“航海家亨利亲王”号召人们从事一些探险活动，于是海外冒险便从里斯本开始了。在后来的整个十五世纪中，葡萄牙水手不断沿非洲西海岸南下，他们寻找黄金与奴隶，慢慢扩大了已知世界的疆界。到1487年，巴塞洛缪·迪亚士（Bartholomew Diaz）绕过了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大海角，他把这个大海角称为“风暴角”，但葡萄牙国王颇有真知灼见，将之改名为“好望角”。“好望角”确实充满希望。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的船在卡利卡特抛锚，通往印度与远东财富的新航线就此打开。

与此同时，一个名叫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热那亚人正在准备进行一场对未来世界更为重要的探险活动。在对他同胞充满想象的地图静思默想并进行一番深入研究后，他决定穿过那些已知岛屿，向西航行，进入大西洋，寻找通往东方的另一条航线。哥伦布与一位葡萄牙水手的女儿结了婚，岳父曾在“航海家亨利亲王”手下干活。从岳父的书信中，哥伦布知道了那些了不起的大洋冒险故事。1486年，他派弟弟巴塞洛缪去英国寻求支持，以进行海外探险，巴塞洛缪却在法国沿海被海盗抓住了。当他终于到达英国，并引起新国王亨利·都铎的兴趣时，一切都为时已晚。但哥伦布得到了阿拉贡的斐迪南德与卡斯提尔的伊莎贝拉这两位西班牙统治者的联合支持。在他们的资助下，哥伦布1492年从安达卢西亚的帕洛斯出发，起航驶向未知世界。三个月后，在巴哈马群岛中的一个岛屿登陆。他在无意中发现的并不是通往东方的新航线，而是西方的新大陆，不久得名为“美洲”。

大约一百年后，英国人才开始发挥它在海上的潜在实力。这一时期，英国人的成就有限。布里斯托尔的商人企图从西北方向渡过大西洋，找到一条通往远东的新航线，但却没有成功。他们在伦敦和英格兰东部的同行们更关心的是与尼德兰的贸易利润问题。亨利·都铎则支持海盗活动，只要该活动不使他与西班牙发生纠纷。亨利资助了以约翰·卡伯特为首的探险队。与哥伦布一样，卡伯特也是热那亚人，住在布里斯托尔。1497年，卡伯特到达布雷顿角岛附近。但这里没什么生意可做，有的只是一块荒凉无垠的大陆，再往前走似乎也不太可能。第二次航行，卡伯特沿美洲海岸线，往佛罗里达方向驶去，但这又离西班牙人的活动范围太近了。卡伯特死后，谨慎的国王亨利放弃了大西洋探险活动。

随着西班牙人来到新大陆并发现贵金属，他们与葡萄牙人便陷入无尽的冲突之中。由于这两国进行海外探险的目的之一，便是向未发现的野蛮之地传播基督教信仰，因此，它们请教皇来做公断，因为在它们看来，教皇掌握着决定这些新大陆归属的大权。十五世纪九十年代，博尔吉亚家族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发布一系列训令，从而在世界上划出一道界限，分出了葡萄牙与西班牙的势力范围，这也促使西班牙和葡萄牙缔结了合约。两国都同意在亚速尔群岛以西三百七十里格处，划分一条南北分界线，葡萄牙人据此认为他们有权占领巴西。

尽管葡萄牙是率先进行远洋探险的国家，但它毕竟太小，无法维持这样的活动。据说，为保有自己的海外财产，半数葡萄牙人因此而丧生。西班牙很快超越了葡萄牙。哥伦布第一次远航那年，摩尔人在西班牙土地上的唯一城市格拉纳达，在中世纪最后一支规模庞大的十字军的进攻下陷落了。从那以后，西班牙就有精力致力于有关新大陆的事务。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本是葡萄牙人的船长麦哲伦在西班牙人的雇佣下，开始经南美洲横渡太平洋的环球航行。麦哲伦在菲律宾被人杀死，他的大副指挥麦哲伦的船绕过好望角安全返航。分散于世界各地的文明彼此间开始有了关联，这一新发现也使欧洲北部海域那个英格兰小王国重新具有了重要意义。它将取代葡萄牙和西班牙，只是时候未到。当时，东方的香料通过海路被运到安特卫普，进入欧洲市场。贸易的途径发生革命性转变，陆路贸易失去活力，意大利城市的重要地位被西北欧所取代。未来的繁荣点不在地中海，而在大西洋沿岸。英格兰、法国、荷兰等在大西洋沿岸拥有港口的新兴国家，可以轻易进入各大洋。

新大陆的财富很快就对欧洲旧秩序产生影响。十六世纪上半叶，科尔特斯征服了墨西哥的阿兹特克帝国，皮萨罗征服了秘鲁的印加人。这些地区丰富的矿产资源开始通过大西洋运往欧洲，黄金与白银通过各种渠道源源不断而来。此外，烟草、土豆和美洲糖等新产品也被运往欧洲。新财富流往旧大陆，旧大陆本身也在发生变化。在长期停滞不前后，旧大陆的人口再次增长，农场与作坊生产也在发展。欧洲需要更多的钱来进行新的探险活动、建造新房屋、开办新公司、进行新管理。统治者与普通民众都对财政管理知之甚少，经济拮据的各国君主们采取的首要措施就是让货币贬值，因此，物价暴涨。当路德在维滕贝格贴出他的相关主张时，货币早已开始迅速贬值。在美洲银钱的刺激下，欧洲大陆通货膨胀一浪高过一浪，在二十世纪之前，这种通货膨胀的程度都是少有的。旧世界的领主与农民发现自己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一股新兴力量开始在欧洲各君主那里产生影响，赢得地位，并开始发挥出作用。对商人和银行家来说，这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其中最著名的可能就是德意志的富格尔家族（the Fugger family）了。他们将大量财富用于支持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因此享誉盛名。教皇和德皇都曾有赖于这一家族的资助。

同以往一样，通货迅速膨胀的时代，人们很难适应。但他们还是强烈感到，经济会有新发展，生活会有所好转，最终，每一阶层都会从社会环境的改善中受益。一个世纪前，黑死病使欧洲人口减少1/3，所以幸存者们大有用武之地。人类开始探索进入一个更广阔的时代，可以更自由地交换更多商品与服务，并且参与这些活动的人也越来越多。新世界大门已洞开，不仅在地理上让欧洲人多了北美洲与南美洲这两个可以生存之地，还丰富了欧洲人的生活方式与看问题的角度，并可充分利用自己所拥有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