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八世与不满则进行的宗教改革

亨利八世统治下所进行的宗教改革，其动力主要来源于他的激情以及对权力的渴望。但亨利仍认为自己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的两位信奉天主教的妻子却都未给他生下儿子。阿拉贡的凯瑟琳生了未来的玛丽女王，安妮·博林生了未来的伊丽莎白女王，倒是信奉新教的简·西摩生了一个男孩儿，即未来的国王爱德华六世。亨利八世与他的臣民都十分担心王位继承陷入纷争之中，为确保自己唯一合法的儿子能登上英格兰王位，亨利在执政末期不仅与罗马教会决裂，也与自己内心最深处的宗教信仰分道扬镳。尽管如此，信奉天主教的诺福克公爵等人还是拥有很大权力及影响。他们的亲戚凯瑟琳·霍华德被处决，他们的儿子诗人萨里上了断头台，修道院的土地被没收，《圣经》也以英文出版，但在亨利八世时代，他们仍对宗教改革派起到了遏制作用。亨利限制克兰默对教义进行改革，基本上维护了宗教方面以温切斯特主教斯蒂芬·加德纳为代表的诺福克集团的利益，因此与他们达成了和解。亨利希望按照自己的意志执政并选择配偶，但他认为没有必要改变他的臣民们生来就熟悉的宗教信仰与仪式。

新国王爱德华六世继位后，一股更深且更强大的潮流开始涌动。年幼国王的保护人兼首相是他的舅舅、新受封的萨默塞特公爵爱德华·西摩。他与克兰默开始将亨利八世所进行的政治改革向宗教领域推进。他们把来自德意志与瑞士，甚至是来自遥远波兰的外国学者请到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任教，向新一代的教士灌输革新的教义。1549年，议会批准了克兰默以优美英文写就的《祈祷书》。萨默塞特倒台后，《宗教信仰42条》（the Forty-two Articles of Religion）与第二版《祈祷书》问世，英格兰至少在名义上成为一个新教国家。萨默塞特与克兰默都相当虔诚，他们要求同胞所接受的那些宗教观点，他们自己也深信不疑。但民众既对宗教斗争不感兴趣，也不了解，不少人还积极反对这些从外国舶来的宗教观念。

萨默塞特只是亨利所任命的摄政团成员之一，他的摄政王地位没有法律依据也无先例，因此他的处境既荣耀又危险。嫉妒萨默塞特的政敌不计其数，就连他的弟弟、海军大臣托马斯·西摩也有野心。国王爱德华六世总是脸色苍白，一生下来便患有肺痨，可能活不长久。下一个信奉新教的王位继承人就是伊丽莎白公主了。她现在与凯瑟琳·帕尔夫人生活在一起。凯瑟琳·帕尔夫人是亨利最后一任也是最幸运的妻子，现在与海军大臣托马斯·西摩结为夫妻。凯瑟琳·帕尔去世前，托马斯·西摩就对年轻的公主动起了心思，于是在公主的卧室里同她嬉戏，引起流言蜚语。最终，托马斯·西摩密谋反对自己哥哥的证据被人发现，他的哥哥摄政王萨默塞特不得不根据《剥夺公民权法》，在1549年1月将托马斯·西摩处死，把他送上伦敦塔内的断头台。这样一来，萨默塞特化解了新国王统治时期的第一次危机。

与来自托马斯·西摩这样的个人威胁相比，乡村中的痛苦与不满则更危险。英格兰中世纪时代的生活方式与经济形态正迅速解体。地主们发现羊毛有巨利可图，但呈带状分布的村落却是他们这项事业的绊脚石。于是，几十年来，农民与地主之间的斗争不断，农民的权利逐渐受到侵犯，直至被完全剥夺。公地被地主霸占，他们将之围圈起来，变成牧羊场。修道院的关闭消除了旧制度中最强大也是最为保守的势力，也为已经开始的经济变革增添了新动力。圈地运动不断发展，使整个国家都苦不堪言。在有些地区，多达三分之一的耕地变为牧场，人民怒视那些新晋贵族，他们趁修道院解散之机中饱私囊，却依然贪得无厌。

萨默塞特不得不去面对英格兰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不仅失业人员遍布全国，亨利八世的货币贬值也引起了重重困难。著名牧师们开始大声谴责这一切。1548年休·拉蒂默在圣保罗十字架前所做的“关于田地的布道”，是对都铎王朝的一次有力抨击。“过去的人们富有同情心，但现在却毫无怜悯之情。他们同胞将要冻死在伦敦街头，他们自己也将病倒路边，在饥饿中死去。过去，伦敦的富人去世时，都会捐款给大学的学者，作为奖学金。任何人临死时，都会留下巨钱以救济穷人……但现在，无人还有善心，人们不再帮助学者，也不会去救济穷人。上帝的教诲已为人所熟知，许多人认真研究，努力阐释，但现在却几乎没人帮助实现这些圣训。”1549年春，拉蒂默又做了一系列针砭时弊的布道，论述“人类造成的可怕的、不祥的贫穷状态”：“地主们、新贵们，你们每年所得实在是太多了……老爷们，先生们，我谨奉劝一句，这有损国王的荣誉。国王的荣誉在于他的子民能受到上帝的真正教诲，国家发展，消除贫困，原料得到充分利用，人民远离怠惰，勤于劳作。如果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国王的荣誉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那些牧场主、圈地者以及新贵们就是国王荣誉的破坏者，因为原来有许多家庭居住的地方，现在只有一名羊倌和他的狗了。老爷们，先生们，这样的行为显然是要让自耕农变为奴隶。牧羊业的发展与生产力的提高增加了你们的私人财富，你们过去的财产已经够多，现在却又成倍地膨胀。哪怕教士们磨烂了舌头，也无法改变这一事实。”

萨默塞特身边的人通过拉蒂默所谴责的方式大发横财。萨默塞特本人倒是很同情自耕农与农民，因此派委员会去调查圈地问题，但这反而增加了人们的不满情绪，鼓励被压迫者们起来为自己的命运而斗争。两场起义随之而来。西南地区信奉天主教的农民起来反对《祈祷书》，东部地区的乡巴佬则奋起反抗进行圈地运动的地主。这对萨默塞特的政敌来说，是很好的把柄。1524年至1526年，德意志在宗教改革之后发生了血腥的农民战争，城乡贫困阶级在宗教改革家茨温利的带领下，起来反抗压迫他们的贵族。1549年在英格兰，似乎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外国雇佣军镇压了西部的起义，但诺福克郡的起义则有更大声势，为首的是一个叫罗伯特·凯特的皮革厂主。他在诺威奇城外的穆斯霍尔德山上建立起自己的司令部，一万六千名农民住在那里用树枝盖顶的茅草屋中。连日里，凯特都在一棵大橡树下，对那些掠夺穷人的乡绅进行审判。起义者并不杀人，只是把乡绅们所围圈起来的公地归还公众，并靠吃地主们所饲养的成群牛羊来填饱肚子。当地政府软弱无力，据说萨默塞特也意识到起义者们的不满是有道理的。骚乱向约克郡蔓延，不久之后便发展到英格兰中部地区。

亨利七世的代理人之子沃里克伯爵约翰·达德利现在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他曾在亨利八世与法国的战争中表现出色，并小心掩盖自己的本来面目与动机。他自私自利、精力充沛，且拥有万贯家财。现在，由他奉命指挥军队镇压凯特的起义部队。政府觉得自己在军事上力量薄弱，便决定无条件赦免这些起义者，凯特对此也有所心动。皇家传令官来到他的营地时，一件小事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凯特正站在橡树下思考会见沃里克的对策，一个小顽童“言辞无礼，动作粗俗”，惹恼了传令官一行，便被他们立即用火绳枪打死。此举惹怒了凯特的追随者，战斗随之开始。沃里克伯爵的王牌部队是德意志雇佣军，他们枪法精准，将农民的队伍打得七零八落。农民阵亡了三千五百人，没有伤员。一些人躲在一排农用马车后面保全了性命，并缴械投降。凯特被俘，吊死在诺威奇城堡。沃里克伯爵由于偶然事件，博得了能者的大名。

萨默塞特的政敌们认为自己为恢复秩序立下大功。他们将东部起义归咎于萨默塞特派出的圈地运动调查委员会以及他对农民的同情态度上，将西部叛乱归咎于萨默塞特的宗教改革。萨默塞特的对外政策还迫使苏格兰与法国结盟，并把亨利八世当年所征服的布伦弄丢了。沃里克成为反对派的领袖。这一反对派有“伦敦诸勋爵”之称，开会商议措施反对摄政王萨默塞特。没有人采取行动支持萨默塞特，因此反对派悄无声息便接管了政府。萨默塞特在伦敦塔中被关押了一段时间，出来后丧失了一切权力，不过，他仍可出席政务会。后来形势越来越不好，发生支持他暴动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1552年1月，萨默塞特穿着一身仿佛是去参加国宴的华美礼服，在伦敦塔被处死。这位英俊、善良的人没能消除亨利八世统治时期所遗留下的弊病，最终成为他所得罪的那些凶狠利益集团的牺牲品，但英格兰民众却长久缅怀这位“好心的伯爵”。

萨默塞特以后的继任者行事无所顾忌，成就当然就更小了。弗劳德写道：“在旧制度的废墟中，人民备受痛苦，道德沦丧与社会混乱使我们的国家四分五裂。面对此种情形，善于思考的英格兰人一定会问出这个问题，即他们从宗教改革中到底得到了什么好处……政府贪污腐败，法庭贪赃枉法，商人阶级只关心自己财富的增加，民众起义不断。那些保有纯洁品性的优秀之人仍站在宗教改革一边。”有名无实的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六世已经十五岁，病弱不堪，冷酷无情而又自以为是。他在日记里提到了舅舅萨默塞特之死，却没做任何评论。

沃里克成为诺森伯兰公爵，他的政府在反对社会动荡的过程中统一了步调。在他掌权的三年中，统治阶级的贪婪劫掠被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改革教义只是进一步没收教会土地的借口，新主教得交出一部分主教领地，才能上任。爱德华六世成立的所谓语法学校，只是伊丽莎白时期以没收修道院土地资助教育事业这样宏大计划的开端。托马斯·莫尔说，政府就是“富人以国家的名义攫取利益的阴谋手段”，这一定义是这些年英格兰的真实写照。

这一时期还有一项事业引人注目，它使英格兰与东欧一个新兴国家建立联系。当时，人们叫这个大国莫斯科维，不久又改称它为俄国。一些英格兰人曾设想经过北极圈水域，从东北方向找到一条通往亚洲的航线。居住在亚洲北部沿海地区的人们，可能会购买英国人的布料以及其他产品。早在1527年，就有一本小册子预言肯定能找到这条新航线，其中一段话尤为引人注目：“没有不能居住的土地，没有无法航行的海洋。”1553年一支探险队在从事商业冒险的莫斯科维公司的资助以及英国政府的支持下出发了。塞巴斯蒂安·卡伯特被任命为公司管理者。他是一位睿智且经验丰富的老水手，大约五十年前，曾随父亲远航纽芬兰。5月，休·威洛比（Hugh Willoughby）与理查德·钱塞勒率领三艘船扬帆起航。威洛比与他的船员在拉普兰附近遇难，钱塞勒则在阿尔汉格尔过冬，并在春天到达莫斯科的伊凡大帝宫中。德意志汉莎城镇联盟的垄断，使英国商人长期无法在北欧各地活动，现在，这一垄断被打破，英国开始与俄国人做生意。后来，钱塞勒再次出航，在苏格兰附近遇到风暴，溺水而亡。他的另一位朋友（安东尼·詹金森）继续他的事业。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詹金森三次访问俄国，成为沙皇值得信赖的朋友。他沿着马可·波罗所走过的古丝绸之路，远达土耳其斯坦的布哈拉，还到过波斯，成为第一个让英国国旗在里海上空飘扬之人。但这些探险活动并未发生在爱德华六世和他下一代国王的统治之下，而是属于一个更伟大的时代。

根据1543年颁布的《王位继承法》，爱德华六世的继承人是阿拉贡的凯瑟琳所生之女玛丽公主，她信奉天主教。诺森伯兰可能觉得自己前途堪忧，便想让伊丽莎白取代她那同父异母的姐姐玛丽。伊丽莎白现在已经十九岁，却有着超于她年龄段的睿智，拒绝参与这一计划。于是，诺森伯兰想到了更为孤注一掷的阴谋。亨利七世有个小女儿与萨福克公爵结了婚，按照亨利八世的意思，他们的后代也可继承王位，只是顺序要排在亨利八世自己的孩子之后。萨福克的孙子与孙女中，年龄最大的是十六岁的简·格雷小姐。诺森伯兰让自己的儿子吉尔福德·达德利迎娶了简·格雷。当年轻的爱德华六世去世后，一场军事政变已无可避免。此时，三十六岁的玛丽公主小心翼翼避免与诺森伯兰打交道。爱德华在病中时，她躲在诺福克公爵那里，不去见处于弥留之际的弟弟。1553年7月6日，爱德华六世去世，简·格雷在伦敦被宣布为女王。民众对这一结果群起而反对。因为诺森伯兰深受国人痛恨，人们纷纷支持玛丽。英国枢密院成员及伦敦市当局也顺应了这股代表民意的潮流。诺森伯兰现在众叛亲离，成了孤家寡人。玛丽在8月份来到伦敦，伊丽莎白陪伴她左右。简·格雷与她的丈夫被关在伦敦塔。诺森伯兰一副奴颜婢膝的样子，但却于事无补。他说自己一直以来就是一名资深天主教徒，曾给新教以沉重打击，但他还是无法逃脱可耻死去的命运。他从前的一位同事写道：“古谚说得真有道理，好死不如赖活着。哦，如果女王陛下愿意让我活着该有多好，哪怕只是赖活着。”这段话完全可以当作诺森伯兰的墓志铭。

玛丽现在当上了女王，但她可能也是英格兰最不幸同时也是成就最少的君主。作为阿拉贡的凯瑟琳与亨利八世所生孩子中唯一幸存下来的，她在亨利八世统治初期长大成人，享受了王位继承人该享受的一切礼仪。她曾先后与法国及神圣罗马帝国的继承人订婚。跟着母亲，玛丽成为一名虔诚教徒。母亲的离婚以及英格兰同罗马教会决裂，给玛丽带来了悲剧与灾难。《议会法案》宣称玛丽是私生子，并强迫她放弃自己所信仰的宗教。她对父亲的爱与她内心虔诚的宗教信仰之间发生激烈冲突，同父异母的妹妹、弟弟在宫中也比她得宠。爱德华六世在位时，玛丽总是去小教堂向她的忏悔神父祷告，这使伦敦的新教统治集团心生不安。她有西班牙血统，并与神圣罗马帝国大使雷纳德建立起密切联系。玛丽的登基预示着英国将与罗马教会恢复关系，并同神圣罗马帝国结成政治同盟。

可以肯定的是，在不涉及宗教问题时，玛丽本性还是仁慈的。她接受了低眉顺眼的顾问们对她的效忠表示。顾问里数威廉·塞西尔最精明。在玛丽统治时期，他一直是政府里的重要人物，并在玛丽之后的下一任国王那里，拥有更加远大的前程。伊丽莎白公主考虑周全，下令在她的住处做弥撒，避免同受到怀疑的人来往。

统治地位巩固后，玛丽便开始着手实现自己的心愿，恢复与罗马教会的关系。在亨利八世统治末期的诺福克集团中，她发现了能干且充满热情的温切斯特主教斯蒂芬·加德纳，让他来为自己服务。议会废除了宗教改革派所颁布的宗教法，但有一件事是玛丽做不到的，她无法将那些被贵族所瓜分的土地再归还给教会。都铎王朝的权贵们愿意去做弥撒，但不想失去他们新得到的土地。即使他们愿意，玛丽还有其他麻烦。玛丽从未意识到民众，特别是伦敦城里的民众都将天主教视为外国势力。亨利八世在位时，王室就是这样教育民众的，但实际上在更早时候，民众就有这样的看法了。他们手里拿着英文版的《圣经》与《祈祷书》，信仰改革后的教义。这种信仰虽然是表面的，但却人数众多。新教领袖们逃到日内瓦与德意志莱茵兰的城镇，伦敦城里发生了骚乱，加德纳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他白天穿铠甲防身，夜里则由一百人守卫。一次，有人从窗户里朝玛丽女王的寝室扔进一条死狗，这只狗的脖子上系着绳索，耳朵被砍掉，身上粘着一张纸条，写着英格兰所有教士都该被绞死。

玛丽的婚事是最迫切的问题。下议院提出一位新郎候选人，即约克家族的后人、德文伯爵爱德华·考特尼，但玛丽却想找位外国郎君。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大使雷纳德下手最快，玛丽便答应会同查理五世的儿子也就是未来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结婚。亨利八世在位时一位诗人之子托马斯·怀亚特策划了一起阴谋，想要以武力阻止该联姻的发生，考特尼则在西部成立了一个反对玛丽的阴谋集团。人们从宫廷走漏的风声中，知道了玛丽将与西班牙联姻，便到处传说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种种劣迹，并说西班牙大军马上就要来了。下议院派代表请求玛丽不要违背民意，玛丽像都铎家族的其他人一样，异常固执，但却没有他们的政治敏锐性。现在，她梦寐以求的，是信奉天主教的英格兰与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信奉天主教的神圣罗马帝国结为亲密同盟。

人们将目光投向伊丽莎白公主，她虽然在哈特菲尔德隐居，却对局势密切关注。谁来继承英国王位对欧洲各国来说，也至关重要。法国大使诺瓦耶开始活跃起来，进行有重大利益关系的活动。当时，欧洲正饱受瓦卢瓦王朝与哈普斯堡王朝之间的斗争之苦，英格兰的支持也许就是决定胜负的因素。伊丽莎白的举动引起人们种种猜测，有人说她会请法国人出谋献策，也有人说，她可能嫁给考特尼。但形势变化得很快，考特尼在西部突然煽动起一场叛乱。当玛丽与西班牙的菲利普订婚的消息宣布后，英格兰南部也再次发生叛乱。托马斯·怀亚特爵士在肯特郡举起叛乱大旗，向伦敦慢慢行军，一路上不断招兵买马。伦敦城处于恐慌之中，市民们担心自己的房子会遭到洗劫。此刻，玛丽知道自己并未赢得民心，对他们感到失望与不满，却还是表现出一副大无畏的样子。一旦怀亚特进入伦敦，她想当一名天主教女王的野心就要成为泡影。因此，她在吉尔德市政厅（Guildhall）发表了一番振奋人心的演讲，号召伦敦人为她而战。叛乱者的队伍里存在着分歧。考特尼领导的叛乱以可悲的失败而收场，怀亚特对此感到失望。肯特郡叛乱者的目的是想强迫玛丽女王答应他们的条件，而非将她废黜。伦敦城里发生巷战，女王的军队将叛乱者们歼灭。怀亚特被处决，这也决定了简·格雷与她丈夫的命运。1554年2月，夫妻俩在伦敦塔里平静赴死。

伊丽莎白现在性命堪忧。尽管怀亚特曾说她与叛乱无关，但她是唯一有权争夺王位的人，西班牙便要求玛丽在与他们的王子结婚前，将伊丽莎白处死。但玛丽已经杀了太多人了，任凭神圣罗马帝国大使雷纳德怎么劝说，她都不愿处死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为此，雷纳德在给自己主人的信中写道：“伊丽莎白女士被关进了伦敦塔。据说她怀孕了，因为她是个轻浮的女人，就像她母亲一样。只要她和考特尼死了，英格兰就不会再有什么争夺王位或是给女王陛下带来烦恼的人了。”事实上，伊丽莎白已性命难保，她决心像她的母亲那样，要刽子手用刀来砍头。但她无所畏惧且情绪激动地否认与考特尼或怀亚特的叛乱行为有任何关系，玛丽大概相信了她的话。不管怎样，数个月后，伊丽莎白被释放出来，送往伍德斯托克。她在那里过起了恬静且虔诚的隐居生活，等待命运出现转机。

到了夏天，菲利普渡海北上来到英格兰，玛丽则去温切斯特迎接自己的新郎。按照天主教仪式，1554年7月，玛丽与菲利普举行了颇为隆重盛大的王室婚礼。加德纳已经去世，接替他的是英国红衣主教雷金纳德·波尔。亨利八世统治时期，波尔流亡海外，他的家人也被亨利八世判处死刑，并剥夺一切权利。这位教皇代表波尔不仅是位红衣主教，还是英国王室的一位亲王。他是玛丽女王的堂兄弟，也是“虚伪、做伪证且昙花一现的克拉伦斯”的孙子。波尔是位狂热且严于律己的天主教徒。此时，他作为教皇使节来到英格兰，与雷金纳德一起为玛丽女王出谋划策，想要强行让英格兰变为天主教国家。

玛丽女王杀害了她最为高贵的臣民，因此在信奉新教的英格兰留下了“血腥女王”的恶名。几代英国人他们的孩童时代起，便从福克斯的《殉道者》一书及书中的可怕插图中，了解到这些高贵者英勇牺牲的故事。这些故事已成为英国民众的共同记忆。1555年在牛津发生了活活烧死新教主教拉蒂默和里德利（Ridley）的著名事件。1556年3月，年老无力的大主教克兰默令人同情地放弃了自己的信仰，并最终英勇就义。他们这些殉道行为使对这场斗争原本漠不关心的人们，都开始站到新教一边。

这些殉道者知道自己不会白白死去，他们站在火刑柱前，说出了名传千古的话。拉蒂默在啪啪爆响的火焰中喊道：“里德利主教，放轻松，要像个男子汉一样。上帝保佑，我们今天将在英格兰燃起不灭的火炬。”

玛丽努力把英国与西班牙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但却白费力气。她同菲利普结婚是为了确保英国信奉天主教，为了这个理想，她牺牲了可以得到的一点点个人幸福。作为西班牙国王的妻子，她不顾英国国家利益，不听包括红衣主教波尔在内的那些慎重顾问们的忠告，卷入对法国的战争中，致使英国在欧洲大陆的最后一个据点加莱也毫无抵抗地丢掉了。这是英国的耻辱，也是英国丧失中世纪力量与荣耀的标志，从而深深刺痛了英国民众的心，也使玛丽女王感到内疚。玛丽想生一个孩子，以确保天主教在英国后继有人，但却未能如愿。单凭一种成就并不能使她开心起来。玛丽在位期间确有一些成就，但人们对它既没有记载，也无表扬，甚至很少引起历史学家的关注。在玛丽短暂统治期间，她的大臣们开始进行削减经费的工作并厉行改革。到玛丽去世时，大臣们已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诺森伯兰统治时期铺张浪费及贪污腐败的弊病。

菲利普对毫无结果的政治计划不感兴趣，也有所失望，因此先去了尼德兰，后又回到西班牙。玛丽陷入离心离德及不满情绪的汪洋大海中，最终病倒了。1558年11月，玛丽去世。几个小时后，她的助手、红衣主教波尔在兰贝斯宫里也与世长辞，随她而去。她的统治作为一段悲剧性的插曲宣告结束，英国民众就此完成了从天主教到新教的转变。

起初，欧洲的新教改革只是为反抗天主教会弊端而展开的局部斗争。但一些年后天主教会进行了内部整顿后，这一初始的反抗动机便不复存在，剩下的便只是北方民族对罗马教会整个机构的反叛，这一反叛似乎与人类精神的发展背道而驰。基督教的启示可以带到遥远的未来，到那时不再需要用清规戒律来改造人了。在罗马帝国衰亡后，用清规戒律改造古代世界中的野蛮征服者曾经既是必要的，也是有好处的。亨利八世统治以前，尽管贵族之间存在纠纷，国王与教会之间、统治阶级与人民之间也都存在冲突，但他们有共同的普遍准则。中世纪的弊端与痛苦持续时间如此之长，以至于它似乎是这个灾难深重的世界所无法避免的客观条件。对此，没人能提出补救措施，也无法寻求慰藉。但宗教改革带来了新影响，它动摇了英国社会的基础，鼓励社会各阶层人士都去反对旧制度，举起愿意为之献身或采取极端手段的大旗。尽管旧制度多有弊端，但毕竟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现在却被一场大分裂所断送。从此以后，所有阶级对立与利益冲突都将得到缓和与排解，人民在冲突与苦难中达成一致，制度也获得统一。在随后的漫长岁月中，所有欧洲国家都将加入到支持或反对新教改革的阵营中去。

我们今天的人们很难衡量这一运动的激烈程度，它在英格兰的破坏性要比在德意志和法国小，这是因为它在较早阶段便到达高潮，且处于都铎王朝的强大统治之下。尽管如此，克兰默在爱德华六世时期进行的教义改革，与玛丽女王统治时期加德纳、波尔以及追随者所进行的反宗教改革，却让英格兰陷入十年可怕的动荡之中。市民、农民以及构成英格兰民族的所有其他阶层，在爱德华六世的命令下，沿着一条救赎之路前行，后来又在玛丽女王的命令下，沿反方向原路退回。谁接到爱德华六世的命令原地不动，或者不按玛丽女王的命令改变方向，就有上绞刑架和火刑柱的危险。这就是新英格兰强加于旧英格兰之上的东西，后来旧英格兰又经过可怕的反击而兴盛一时。伊丽莎白女王在位时，新旧英格兰在痛苦的斗争中实现了和解。尽管战事并未减少，但激烈的程度却受到限制，因此对国家社会的统一性与连续性没有造成致命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