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特沃思在议会上的表现

国王查理一世的独裁统治来得直白又直接，他公开宣布过自己的意图。他说：“我们通过经常召开议会会议已经向人民表明，我们乐见议会所发挥的作用，但是，最近议会滥用权力的行为使得我们必须终止他的活动。如果有人想规定议会会议召开的时间，我觉得那是自以为是。召集议会和解散议会的权力一直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如果人民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以及所有行动背后的意义，如果那些扰乱议会秩序以至于迫使议会解散的人最终伏法，那么我们很愿意重新召开议会会议。”

此项政策需要其他重大举措的配合。首先，必须同法国和西班牙停战。没有议会的支持，国王就无法进行海外战争。实现和平本不困难，法国政府和西班牙政府自动释放了它们在拉罗歇尔和尼德兰抓获的俘虏，这说明它们本没有将英国当作强大的对手。第二个条件是至少要争取议会一部分的领袖支持，在这个问题上一定经过长期的争论。那个时代，几乎人人都想博得国王的恩宠，有人采取的是服从的方式，有人采取拉帮结派搞抗争的方式。国王认为，埃利奥特是冥顽不灵的人物，而亨利·萨维尔爵士、托马斯·迪格斯和温特沃思则是可以争取和利用的人。迪格斯起初甘愿为议会事业抗争到底，后来在国王恩典的感召下很快就改变了初衷。在其余那些人当中，温特沃思是最值得被争取的人。他在讨论《权力请愿书》的时候，态度就比较缓和，在他对国王的抗辩中，人们可以发觉他其实也有倾向国王的意愿。他具有过人的能力与野心，他的影响力足以决定国王所建立的新制度的成败。

因此，查理一世努力争取他的辅佐，甚至在白金汉在世时，这位领袖就做出了明显的缓和举动，既不丧失尊严又极为得体。争取他的支持此时已然成为了独裁统治的必需。这也正中他本人的下怀。他知道自己有着过人的眼光以及能力。他天生是个政治家，急需一个施展政治抱负的舞台。1628年12月，他被任命为北方事务委员会主席和枢密院成员。从此，他不仅放弃了曾经阐述过的精辟观点，也抛弃了同他并肩战斗过的朋友们。他在国王的恩宠下，在权力的阶梯上平步青云，而他的政敌、曾经长期视他为友的埃利奥特却被冠上藐视国王的罪名，最后在伦敦塔慢慢地死去。现实主义的温特沃思开始考虑另一套说辞，说这种转变也不是突然就发生的。有人认为，他是唯一能促成国王与议会合作的人选。当时人们对国王的恩宠和社会义务的看法不同，我们考虑这些看法时必须有所保留。兰克做过一段正面而尖锐的论述：“英国的政治家们能够把他们在枢密院和内阁里的活动同他们在议会里的行动统一起来，这一点使得他们比其他国家的政治家更加伟大。当然，他们如果不能在议会立足，便无法在枢密院和内阁占据席位。……一位大臣的行动必须同他在议会里的步调一致。这条原则对于杰出人物在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发展是极端必要的。然而人民也尚未清楚地认识到这一原则。从温特沃思的行为里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他反对压制他的政府，只是为了使其个人成为政府不可或缺的人物。他又一次坦率地表明，他自然喜欢国王对他的微笑，而不喜欢对他的皱眉。他可以先反对政府，随后应邀加入这个政府，虽然它的政策并没有改变。”所以，温特沃思激起的仇视与碌碌无为的大臣们受到的仇视并不相同。他是“变节的魔鬼”、“堕落的天使”和“议会的叛徒”，无论是其辉煌的政绩还是干练的政治手腕，以及出众的口才和不平凡的品格，都不能使他的旧友饶恕他的背叛。他们可以有十一年的时间来旁观这场政治风云。

萨维尔和迪格斯早就被委以官职，几名反对国王的著名律师也被收买，站到了国王的阵营。温特沃思完全被国王拉拢过去，议会运动的次要人物，有的在国王的狱中遭到迫害，有的像霍利斯、黑兹尔里格和皮姆那样，在抑郁的谪居生活中抒发不得志的感慨。

个人独裁的第三个条件，也是最无情的条件，便是决定一切的金钱。怎么才能筹措到金钱呢？首先必须厉行节约，不能发动战争，不能进行任何的探险活动，也不能发生任何的内乱，国事则必须减少到最低限度，保持稳定。这些都是查理一世新政中必然奉行的原则。我们以二十世纪的角度观察下，从这个专制政权中至少可以看出布赖特和科布登在十九世纪力图达到的目标。这个政府已经没有力量再进行海外的探险活动。王室靠着传统税收这项微薄收入节俭度日。在维多利亚时代有一句口头禅说：“传统的税款根本不值得收取。”全国人民通过辛苦的工作积攒起来大量财富，他们的荷包越来越鼓。国内呈现了一派繁荣景象，不会有大的动荡。国王以及文雅尊贵的朝臣们实行着有节制的统治，他们的形象曾出现在梵戴克的画笔下，他们的礼貌和道德为所有人树立榜样。查理一世是一个专制君主，然而是一个没有强大力量作为基础的专制君主，没有任何常备军推行他的命令。宫廷里对宗教分歧比任何地方都要宽容。国王坚信他是根据国内的传统习惯进行的统治。他的法官极力渲染这一点，他的人民也并不否认。如果把这段时间的个人独裁当作名副其实的君主暴政，那么也未免滑稽。后来在克伦威尔的军政统治下，所有的英国人都开始怀念十七世纪三十年代这一段的平静时期，把它视作祥和安定的时代。遗憾的是，人类寻求的不仅仅是安定。一个人在人生的轨迹上本来可以见好就收，坐享其成，但他的本性驱使他不断前进，其结果可能更好，也可能更坏。

国王的特权范围是十分广阔的，而且边界并不清晰，他可以在这个范围内征税。国王在法官们的支持下，尽力采取各种适宜手段，他不仅征收为人们所熟知的船吨税和每磅税，而且提高了某些项目的税率，他授权专员在收取一定的税金后，批准某一些人的非法土地所有权，并且减轻对土地买卖过程中的欺诈行为的惩治。他对许多未满年龄的继承人的地产行使监护权，并从中攫取大笔收入。他举行加冕仪式的时候，有些人没有应邀前来接受册封，他对他们统统处以罚款。长期以来，出席加冕仪式仅仅是一种形式，而这一次却给国王增加了一大笔收入。查理一世把伊丽莎白女王和他的父亲不顾议会反对而批准的零星专利权加以重新调整。现存的反专利权法案中有许多的漏洞，查理一世因此以更高的要价重新批准专利权。许多专利权被赐给了有大臣和地主参加的财团。实际上，这是国王赐予一些得力的收税者的间接税收。每批准一项专利权，国王就得到大笔的收入，而且能够从每年的贸易活动中获得可观的财富。从专制中获益的人拥护查理的个人独裁，而更多一无所获的人则站到反对立场上，使得反对派的阵营日益强大。人们普遍对伦敦的发展感到不安，包括郊区在内，伦敦的人口有二十多万。住宅拥挤，随时都有发生瘟疫的可能。公众舆论反对建立新的住宅，尽管如此，新的住宅仍旧拔地而起，伦敦和其他的城市不断扩张，国王的专员此时有了新的工作，人们面临两难境地，一是拆毁房屋，二是缴纳罚款。有些住房条件较差的穷人拆毁了他们新建的住宅，但绝大多数人则缴纳了罚款。

这时候，担任爱尔兰总督的温特沃思刚柔并济，使得爱尔兰王国对英国王室的效忠尤甚于任何时代。他解决了部落之间的世仇，恢复了秩序和繁荣。他以爱尔兰人普遍都默许的方式，建立了一支爱尔兰军队，并筹措了一大笔贮备金，以维护查理国王的统治。他在历史上的名誉地位与他在爱尔兰的统治是分不开的。经过七年的努力，他平定了爱尔兰，攫取了大量财富，他没有采取明显的激进措施，也没有诉诸暴力手段，而爱尔兰却成为他手中驯服的工具。

政府由于厉行节约，查理一世在不召集议会的情况下也能够维持其统治。反对势力仍在暗中窥视机会，他们坚持的观点仍旧没有从他们的脑海中消失。但是他们并没有表达出来，也没有一个集中的目标。交通的不便，聚会的危险以及安逸的生活阻碍了他们的行动。如果有机会，他们一定会发动猛烈的进攻，而他们此时却安于享受各自的生活。英国有很好的地理环境，春夏秋各有美不胜收的景色，冬天人们享受圣诞节的欢愉和其他的庆祝活动。农业和猎狐让每个人都有事可做，从中获取一份慰藉。农产品丰富，物价也相对稳定，劳动阶级的不满已经消失，《济贫法》的执行情况完全体现了博爱精神，普通乡绅无法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生活当中，但在自己的领地还是统治者。他们通过每季开庭的地方法庭统治着各郡，他们只要做到奉公守法，规规矩矩地缴纳税金，就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在这种条件下，议会势力要鼓噪他们关心国家大事，就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心中积聚着不满的人，在寻找机会，将人们从惰性里唤醒。

不久，查理一世的律师和爪牙们注意到了多年以来形成的一个奇怪现象。英国有一条古老的法律，大概源自阿尔弗雷德大帝时代，根据这条法律，全国都要承担维护舰队的费用。可是长期以来，只有沿海各郡缴纳了这笔费用。这支海军难道不是在维护不列颠的和平和自由吗，既然是整个国家收益，为什么不由全国承担海军的军费呢？各郡应该同样缴纳海军维护费用，不列颠岛国对人民提出这个要求再正当不过，古老的传统姑且不论，仅仅就这个要求的合理正当性来讲，如果把它交给一个正常运转的议会，也会得到一致通过。然而，内陆郡不缴纳海军军费的做法已经成为了惯例。即使在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大举进攻的时代，伊丽莎白女王也从未改变这个传统。查理一世想要改变现状，从1635年8月开始，他对全国征收“海军税”。

白金汉郡中一名坚决反对国王的前议会议员率先发难，带领大家抗税。他的税款估计不超过二十先令，可是他坚持任何税金的征收都必须先得到议会的批准。抗命给他招致了惩罚，财产被扣押，自己也锒铛入狱。他的名字叫约翰·汉普顿。双方都把他的抗税行为当作一种信号，议会派没有其他的方法来表达他们的意见，便把汉普顿的案子当作一个工具，希望引起全国的关注，而且不吝惜有人主动牺牲，希望以此给沉寂的社会一点刺激，他们希望人民对国王专制表达自己的不满。另一方面，王室由于自认为税收合理而备受鼓舞。汉普顿的案子因此在当时造成了极大反响。在里斯伯勒王子城有一座方形尖塔，上面刻着他大胆的主张：内陆郡和皇家海军毫无关系，只有议会下令他们缴纳“海军税”，他们才会服从。结果王室获得胜利，法官们的判决不无道理，并没有明显地曲解法律。可是国内却民怨沸腾。1637年，最终收缴了百分之九十的海军税，而到了1639年，这个收入降到了百分之二十。各地的乡绅从安逸的生活中警醒，重新高喊《权利请愿书》中的口号。

单单凭借这些活动并不能激发足够的民怨。议员们懂得，把问题局限在法律问题上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他们继续煽动宗教情绪，把它当作将英国人从政治冷漠中唤醒的工具。这个时候查理一世身边的昏庸军师是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劳德。他是个虔诚的英国国教信徒，坚决反对罗马教廷和日内瓦教派，是脱离加尔文派运动的领袖。他渴望参与政治，是已故白金汉伯爵的亲密朋友，据说他是白金汉几次成功演说稿的实际起草人。在宗教问题变得棘手的时候，他毅然放弃了牛津大学的学术工作，登上了政治的舞台，进入了枢密院。伊丽莎白女王的国教依赖国家，教会单凭自身是无法应对各种危机的。国家和教会因此结成了一种非正式的合作关系，即国家承认教会的财产，教会宣布服从国家的政策以及国王的神圣权威。

劳德并不是这种关系的缔造者，但他努力加强这一纽带，但只是时机不对。他的革新里有一项是用栏杆把圣坛隔开，重新强调宗教仪式和教士们的尊严。教士与信徒们的关系日益疏远，教会的权力不断扩张。国王的宗教观点和他的政治主张是同步发展的，民众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劳德还为国王开辟了新的财源。根据伊丽莎白时代的法令，每个人都必须到教堂去进行礼拜。至于内心是否虔诚，则无关紧要，但形式上必须要信仰国教。这个制度逐渐松懈下来，有些人干脆不去参加礼拜，另外一些人甚至对此事心怀不满。此时，英国各地的人们突然因为没有参加礼拜而被带到法庭，每次被罚款一先令，一般人都知道其中的玄机，这并不是值得律师和法官花力气的严重问题，而是带有愚民性质的蹩脚规定。早已被惹怒的清教徒认为这是宗教迫害，他们不禁议论起史密斯菲尔德的火刑，认为依照目前的形势，必然走向那样的宗教迫害。在国王危机重重的时刻，多年来经过不断怀柔政策安抚的议会派又开始蠢蠢欲动起来。

普林和他的清教徒作家在特别法庭上受审，被处以枷刑、烙刑和割耳的刑罚。这对国王查理的政府而言，不过是一个不算严重的污点罢了，它同不久之前以及今后一段时间出现的其他政府相比，还是相对宽厚仁慈的。[2]其实，纵使放任其发展，英国也未必会发生大的叛乱。动乱的发源地反而是斯图亚特王族的故乡，查理一世出生地苏格兰，星星之火，足可燎原。劳德对这个北方王国的宗教现状感到不满，说服国王采取措施加以改善。苏格兰人必须拜读英格兰的《祈祷书》，同英格兰兄弟保持步调的一致。

国王除了计划在岛内统一所有的宗教仪式外，还有世俗和物质的目标。他的父亲詹姆斯国王生前在苏格兰恢复了主教制度，试图以此约束频频发难的长老会。詹姆斯还巧妙地支持了苏格兰贵族反对苏格兰教会的运动。查理刚刚登位，便颁布了一项法令，企图剥夺贵族自宗教改革以来，所获得的教会土地，这致使贵族离心离德，更紧要的是，他决意改革已经落入贵族腰包的什一税，以减轻小地主们的负担，增加牧师们的薪水。他甚至计划加强苏格兰主教的权力，从而遭到了苏格兰贵族坚决的抵抗。而另一方面，作为国王代理人的苏格兰主教在地主和教士那里越来越不受爱戴。为了支持苏格兰主教，宗教法有了新的阐释，其中强调了国王的权威。新的《祈祷书》在伦敦起草完毕，以统一苏格兰的宗教活动。1636年颁布了这些《祈祷书》，然而谁也无法预计这将带来何种后果。

查理和他的谋士们并非要与新教教义作对，更不会转向天主教，他们想维护新教中注重仪式的那一派别的观点。他们强调国王的权威，规定了更为严格的宗教仪式，尤其是完善了圣餐制度。在此过程中，他们同贵族的物质利益、各阶级的宗教信仰和苏格兰民族的独立精神产生了激烈的矛盾。苏格兰人普遍感到不满，迅速反弹。他们自己认为，同时也被其领袖们灌输，英国国王最终将迫使他们屈服于罗马天主教，这是灾难性的一步。他们怀着强烈的不信任感仔细地阅读了《祈祷书》。不禁质疑起来：国王娶了一个身为天主教信徒的王后，王后本人在自己的小教堂里崇拜偶像，天主教在英格兰全国获得了默许，对新教的地位产生了威胁。那么英议会不会同罗马重新建立起联系？

1637年7月，苏格兰政教界的上层人士于爱丁堡的圣贾尔教堂聚会，准备首次郑重其事地朗诵新的《祈祷书》。许多牧师和无数的信徒从苏格兰各处来到爱丁堡。当教长准备朗诵新《祈祷书》的时候，骚动和谩骂掩盖了他的声音。一名下层的妇女甚至用脚凳，去追打这位衣冠楚楚的伪君子。整个仪式变成了一场闹剧。爱丁堡这座古老的城市一下子群情激愤，主教和国王的权威在这里受到了挑战。爱丁堡藐视王权，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这座古堡的沸腾。查理一世为此大感惊讶。他力图说服苏格兰的臣民们，他本人是仇视天主教的，并且有意修改新的《祈祷书》。这些尝试均告失败。只有立即废除这部令人生厌的《祈祷书》才是最行之有效的举措。可是国王没有收回新《祈祷书》，双方仅仅就一些枝节问题开始了长期的谈判。国王不断地退让，而苏格兰的愤怒情绪却并未减少。在长期的争论与法律方面的争端下，一场规模更大的骚动拉开了序幕。苏格兰人策略性地在律师的指导下起草了一份请愿书。至此，国王才不得不收回了新《祈祷书》，但为时已晚，一场骚乱已然发动起来，它推动着苏格兰人不断前进，他们仍旧效忠于国王，将斗争的矛头直指主教们。查理一世最终放弃了原先的初衷，但它已经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抗运动。1637年的整整一年里，国王一直考虑使用武力解决危机，但其表面上还是一再让步，实际上就是承认了自己的失误。同时，苏格兰民族正在形成一个团结的整体，向教会和国王发起了挑战。

1638年初，苏格兰人放弃了请愿书，同国王签订了一项协议。这协议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主要是重申了五十年前詹姆斯六世统治下人人接受的宗教政策。那时候，欧洲大陆的宗教战争不断，人们反对罗马教廷的权威和种种弊端。如今，这个协议成为了全国团结在一起的神圣纽带。所有在协议上签名的人宣誓保证“坚持和保卫上述的真正信仰，未经过最高宗教会议和议会审查批准，不得对宗教活动进行任何的改革”。他们当中最弱者的遭遇同所有人息息相关，1638年2月28日，爱丁堡的一个黑衣修士教堂宣读了这个协议。萨瑟兰伯爵第一个在该协议上签名，随后有许多重要人士也签了名。他们身不由己，被大众的情绪推动着。教堂里有许多人以血签名。一份份复制的协议书几乎散发到每个城镇和村庄，以便民众签名。这个协议体现了一个民族宁死也不屈服于罗马天主教的坚韧不拔，国王查理是这场风暴的始作俑者，然而，他完全未曾预料到会有如此结果。

查理一世将汉密尔顿派往苏格兰之前，同他进行了一场重要的谈话。查理告诉汉密尔顿，如果妥协失败，他可以调动军队镇压叛乱。汉密尔顿询问“如果当地没有足够的军队怎么办？”查理回答他“那么就从英格兰增派军队。我将率军亲征，宁可牺牲，也绝对不允许王权受到藐视”。查理描述的这种局面竟然不幸成真，苏格兰宗教会议藐视国王的权威，它要解决宗教纠纷，而此时已落入世俗力量的控制之中。他们追求的目标是废除主教制度。查理国王下令解散宗教会议，而它则决定设置常设机构。它做出这一决定的时候，完全不计后果。苏格兰宗教会议在1638年11月不顾钦差大臣的要求，拒绝解散。人们一度将这次行动与1789年法国国民议会首次反抗国王意志的行动相提并论。这两起事件的经过以及背景毫不相同，但它们由一系列因素导致了相同的后果，即处决了国王。

未能完成任务的和平使者汉密尔顿回到白厅，为自己向国王提出的绥靖建议而不断忏悔自责。现在他表示应该采取严厉的措施。枢密院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有人不解“为什么要对效忠于国王的民族发动战争呢？没有金钱与军队，也没有英格兰全体支持，靠什么来发动战争呢？更主要的是，查理的大臣们看到了苏格兰叛乱对英格兰的局势会产生毁灭性的影响。英格兰的局势表面平静而内在紧张。倘若苏格兰的骚乱不断升级，将如何收场呢？国王依靠法庭的协助，已经在不召集议会的情况下统治了十年，虽然也遇到过麻烦，但尚可行使有效统治”。可是北方的苏格兰竟然公开藐视国王的权威。劳德在英格兰同身在爱尔兰的温特沃思保持经常性的联系，此二人都主张尽快镇压苏格兰的动乱。这个主张最终占据主导，查理一世和苏格兰双方都已经开始为战争做起了准备。

查理一世开始调动军队，枢密院考虑调集温特沃思的爱尔兰军队，甚至打算雇佣西班牙的军队。它们计划从西班牙雇佣两万步兵作为主要战斗力量，再将来自苏格兰东部高原的大量亲英格兰分子编成一支军队。然而，苏格兰的反对派也可以寻求国外的援手，且力量更为强大。古斯塔夫斯·阿道夫指挥的一些苏格兰军队在德意志立下了赫赫战功，使得苏格兰拥有了无比强大的军事潜力。亚历山大·莱斯利在三十年战争中晋升为陆军的统帅，他感受到来自祖国的召唤，应该回到苏格兰为伟大事业而战斗。对他来说，新教信徒同罗马天主教会的这场斗争，苏格兰是侧翼战场。苏格兰对她的海外武士发出的召唤颇有号召力，数以万计的人回到苏格兰，其中有训练有素的士兵，也有在艰苦卓绝的战斗中不断锤炼、指挥经验丰富的军事家。他们立即成为一支正规军的中坚力量，他们当中产生了精明富有才干的参谋人员和运筹帷幄的指挥官。苏格兰贵族仰慕莱斯利已久，佩服他的军事才能，听从他的指挥调度。贵族间也放弃了过去的一些龃龉。数月后，英格兰还远远没有做好准备，而苏格兰却已经组建了不列颠岛上最强大的军队。这支军队军事素养极高，有经验丰富的指挥官，尤其重要的是，它有着强大的宗教狂热。教士们身佩刀剑，手提马枪，以他们的布道配合教官的训练。士兵们排列成一排排，虔诚地祷告，唱诵圣歌。总的来说，不管是宗教还是政治方面，他们言行都是谨慎的，仍旧尊敬国王，有的甚至还欢呼他的名字。可是他们的战旗上写的口号却是“为基督的荣誉而战、为协议而战”。苏格兰的反抗阵营在坚定的信仰中诞生了，1639年5月，这支约二万人的强大军事力量抵达苏格兰的边界，准备迎战查理及其谋士组织起来的软弱无力、缺乏战斗精神的军队。

从一开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查理国王的军队并不希望与苏格兰一战，与此相反，和谈却开始了。6月18日，双方签订了所谓的《贝利克合约》。苏格兰人答应解散他们的军队，归还攻占的城堡。查理一世同意在同年的8月召开宗教会议和议会会议，这两个会议今后会定期举行，前者处理宗教事务而后者解决世俗的问题。但查理一世拒绝承认格拉斯哥宗教会议通过的条约，因为其藐视了国王的权威。不过，查理也同意暂时废除主教制度。他制定新的《祈祷书》时所持的乐观期待，到头来变得如此不堪。其实，查理一世同意签订和约，不过是他的一个缓兵之计。苏格兰反对派很快就识破其诡计。于是独立精神再次感召苏格兰上下，人们由于归还了城堡而深感被欺骗，为解散苏格兰军队而深感不安。汉密尔顿重返苏格兰之时，苏格兰已是一片愤怒的海洋。1639年8月底，在爱丁堡召开了苏格兰议会，要求国王的枢密院对议会负责，国王任命驻军指挥官，尤其是要塞指挥官时，也要听取议会的意见。议员们抨击财政部的权力过大，尤其不满货币管理工作，当时的货币不断贬值。他们甚至提出了官员的授勋也由议会的意愿决定的要求。这些要求摆到台面上后，汉密尔顿只能用休会的方法进行拖延，最后宣布闭会到1640年6月。苏格兰议会闭会期间，选出了代表委员会，成为了事实上的苏格兰政府。

在西欧纷繁复杂的形势下，苏格兰人不仅是新教运动的积极力量，也是法国人反对奥地利西班牙联合势力的同盟。他们认为国王退居孤岛的中立外交政策有利于天主教。苏格兰人试图恢复同法国的亲密盟友关系。到1639年底，查理一世发现北方业已存在了独立运作的国家和政府，这个国家和政府在表面上仍奉他为国王，但实际上已经在内政和外交上独立自主。这种做法不仅有损国王的权威，也威胁了国家的版图完整。查理一世已经感受到战争的紧迫必要性。可是他依靠什么力量进行这场战争呢？

汉密尔顿从苏格兰回来以后，提出了一个紧迫的问题：“如果按照国王的意志，钱从哪来？没有议会，怎么能筹集到这笔款项呢？”温特沃思被召回英格兰，以加强枢密院的力量。他在皇宫内的威望很高，因其将倾向于天主教的爱尔兰恢复了秩序，还使得爱尔兰人普遍效忠国王。这位总督在爱尔兰实行开明专制，在当地建立并训练出了一支八千人的爱尔兰军队。他自信可以在苏格兰和英格兰实行独裁统治，因此在不列颠姐妹岛上已经有了成功的经验。“彻底”是他的信条。我们无法断定，他如果成功，还会在独裁的这条路上去往何方。他极力主张对苏格兰开战，希望挑动起英格兰人对苏格兰人的历史宿怨。他希望再次赢得弗罗登战斗般的大胜，随时准备把他的爱尔兰军队投入到对苏格兰的战斗中。

在这个关键性的历史时刻，英国国王本来可以继续实行在欧洲大陆逐渐形成的专制制度，可是形势却发生了变化。查理国王并不想违背法律传统，因其本人对法律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国王尊重教会和国家的传统，而冷酷精明的投机分子、个人力量伴随危机不断强大的温特沃思则缺乏尊重传统的精神。他清楚地认识到，国王的岁入根本不足以维持这场战争，于是他得出结果，必须要召集议会。他过于自信，认为下议院会比较容易驯服，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这个判断是错误的。根据他的判断，一个重要的进程开始了。将近十一年的个人专制统治后，查理一世发布了召集议会的命令，英国各地开始了选举。议会同国王进行的举世闻名的斗争之幕就此被拉开。议会派虽然没有施展的舞台，但也没有一刻停止过活动。他们在比较开明的专制下，牢牢地控制了全国许多地区的统治权。突然的选举活动，使得他们很快就组成了新的议会，在上届议会失败的地方重新燃起了斗志。并且，当时他们再一次将1629年议会所提的问题摆上台面时，已经压抑了十一年的仇恨已然无法抑制。国王只好妥协地将他轻蔑赶走的那些势力又请了回来。由于时过境迁，议会的成员有所变动，上届议会的成员只有四分之一继续留在本届议会中。埃利奥特已经死于伦敦塔；温特沃思已然成为了斯特拉福德伯爵，并且被任命为首相。在重新当选的上届议员中，有一个人地位显赫，能力出众，学识渊博，且伺机寻找一雪前耻的机会，这个人就是皮姆。后来被称为“短期议会”的这一届新议会，一经建立，皮姆便成为了核心。他的同时代人克拉伦登在评论他时写道“他看出了政府错误所在，而且懂得激化这些矛盾”。他在一次长时间的精彩演说中重新陈述了主要的危机和种种弊端。查理国王以及其谋臣斯特拉福德伯爵和劳德并未从新议会那里得到援助，相反，他们听到的尽是不满的呼声。他们意气用事地在数日后便解散了议会，此举直接把英格兰引入更加激荡的政治漩涡中。

召集议会的权宜之计无法顺利进行下去了，斯特拉福德伯爵因此又重新奉行起了“彻底”之信条。苏格兰的军队在边境集结起来，而英格兰只能以一支松散的军队迎战。军队投入战斗需要金钱，而且需要正当的理由，当时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许多贵族为查理一世提供捐助或者贷款，以保卫英格兰王国。英格兰的天主教信徒尽管处于劣势，受到了压制，但仍旧感念国王的恩典，也慷慨解囊。他们的捐赠是秘密进行的，但是这微小的数目对于战争的耗费来说，只能算是杯水车薪。

斯特拉福德伯爵想把他的军队从爱尔兰调集来，但枢密院担心影响甚广，不敢贸然行事。他以北方事务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在约克将贵族们粗暴地训斥了一顿，可贵族们仍旧是无动于衷。不久，苏格兰人有序地渡过了特威德河。骑兵站在上游减缓水势以协助步兵过河。他们一直推进到泰恩河才遭遇了战斗。两支军队像签订《贝里克和约》以前那样对峙。苏格兰指挥官因看到了英格兰各地风起云涌的议会运动和清教徒运动而备受鼓舞，而皮姆则处于两个运动的联合中心。又过了数日，两支部队仍旧只是对峙，一日清早，一名苏格兰骑兵在河边饮马时距离英格兰哨兵太近而被击伤。苏格兰军队发动猛烈攻势而英格兰全线溃败。当时有人讽刺道：“从来没有哪只军队在少数敌人面前如此不堪一击。”英格兰士兵为自己辩解道，他们的逃跑不是出于惧怕，而是自己本就不满于没有军饷。苏格兰军队势如破竹地一直推进到纽卡斯尔城下。这时苏格兰的将军们宣称他们是为整个英国的自由而战斗，呼吁所有拥护议会和清教徒事业的人给予援助。有人直接告诉纽卡斯尔的执政官，这座城市已经快被攻克，听闻此语后，城门竟然被打开了。当时斯特拉福德伯爵正在约克积极组织防御，寄希望于英格兰人民知耻而后勇，重新振作民族精神。他还希望可以获得枢密院的多数支持，调动爱尔兰的军队，但这些都已经没有意义。

正在伦敦开会的贵族们要求国王召集上院贵族开会，不让下院议员参加。这样的会议几百年不曾召开过，而应对当下的危机需要这一会议。国王同意了召开这个会议的要求，但是贵族会议的作用仅仅是建议召开议会，国王一己之力不能保卫英格兰，只有议会有能力将英格兰从苏格兰的铁蹄下解救出来。此时的国王不再意气风发，他尝尽失败的痛苦。国王的宿敌正在密谋彻底地消灭他，最终他们实现了这个目的。他们建立了一个党派和阵营，用以消灭任何他们试图打击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