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议会的生命力来自于什么？

来自各个方向的反抗迫使国王查理一世不得不勉为其难。苏格兰的军队侵占了达勒姆和诺森伯兰。他们的领导人同英格兰的议会派和清教徒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所提出的要求不仅对苏格兰，同时也对英格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苏格兰的军队并没有切断通往伦敦的海上运煤航线，而是在侵占地区大肆劫掠，查理一世无力抵抗。斯拉特福德自以为靠一己之力可以守住约克郡，但是他的能力也仅此而已。枢密院建议同苏格兰人展开和谈。苏格兰提出在其要求得到满足之前，每个月英格兰要支付其四万英镑的费用，作为苏格兰在英格兰驻扎军队的军饷。经过协商，最终这个数目减少到每天八百五十磅。于是，双方休战，对战双方在下一轮谈判之前的费用全部由王室提供，而此时的王室早已囊中羞涩。“主教战争”就此终结，而真正的战争尚未开始。

全国各地都要求召开议会。而至少一半上院的议员此时尚未离开伦敦，同皮姆关系密切的贝德福伯爵带领一部分人拜访了枢密院，提出了召集议会的建议。他们甚至暗示，可以撇开国王，单独召集议会，假使国王不同意签发召开议会的命令。王后以及身边的幕僚们赶紧给国王去信，也认为召开议会是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国王本人也同意这个意见。在这段时间里，他个人的思想发生了转变，他意识到不得不修改他的王权理论。他同意召集议会，表示采纳建立国王与民众新型关系的要求。

召集议会暂时缓和了紧张的局势，议员的选举活动有效分散了各派势力的狂热。那些对国王不满的上院议员也支持要伦敦金融界缴纳款项的提案，并且愿意充当担保人，伦敦金融界才同意在议会开会期间缴纳五万英镑，用于支付在英格兰北部的苏格兰占领军的军费，并谨防英格兰军队的哗变。

连续不断的大选是挑动人们神经的良策。每个人都满意地推杯换盏。这次大选的组织工作不如苏格兰的1639年选举，不过当选派系还是游走各地，为他们的支持者鼓劲。查理一世也向支持他的当选贵族呼吁，并得到了一些回应。有些地方出现了四五个候选人竞争的局面，但总的局势对王室并非有利。1643年流传的一本小册子上写道：“当选的人不需要有任何长处，只需反抗的精神即可。”在上一次的“短期议会”的四百九十三名议员中，有二百九十四名再次当选，占总数的五分之三。新当选者几乎都是反对派，那些著名的反抗领袖全部当选。新一届议会中实际支持国王的人，还不到总数的三分之一。

1640年11月3日，英格兰历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一届议会开始运作，它的会期较长，在历届议会中排名第二，它的生命力来自于政治和宗教两方面的压力。召集这届议会是当时社会的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需要比都铎王朝专制统治更为广泛坚实的社会基础。在策略上，这次议会利用了苏格兰对英格兰的军事威胁。当苏格兰的军队领袖和教士到达伦敦时，他们获得了人们的欢迎，这令他们非常惊讶。英格兰人将他们视作救星。苏格兰人发现在议会里，有些朋友比他们更加痛恨主教。谈判绵延数周，一切费用均来自王室，可是只有议会有支付能力。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各种势力相结合，再一次提出了对业已存在了几百年的行政和宗教制度进行改革。詹姆斯一世继承英格兰王位后，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王位合二为一。现在这两个王国的主要力量汇聚一处，为着共同的目标而进行斗争。这是詹姆斯和他的继承者查理未曾预料的。这些力量像火炮里的炸药，而炮口对准了国王以及他的谋臣。

在国王的这些大臣中，最遭人记恨的是斯特拉福德。下院领袖皮姆和汉普顿迅速获得了满腔怒火的议员们的拥护，议员们要先发泄不满，才考虑拨款问题，国王对此无法提出异议。只有发泄报复，才能平息议员们的不满。斯特拉福德掌握了皮姆等人同苏格兰军队暗通款曲的证据，只要国王签发命令，就可以将他们以叛国罪论处。据说斯特拉福德准备将此公布于众，但是皮姆却先发制人。议会的愤怒，暂时被搁置的嫌隙以及拼命压抑着的各种不满，如火山喷发般直指“可憎的伯爵”，这在英国历史上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11月11日上午，圣斯蒂芬小教堂四门紧锁，钥匙置于桌上，外人无法进入而议员们也无法出去。傍晚的时候，皮姆和汉普顿带领着三百名议员，携着弹劾斯特拉福德的文件进入上议院。而伯爵此时已经奉命回到伦敦，那天上午他刚刚受到了来自上议院的礼遇，让他觉得风向有了转变，便又回到议院，可是此时一切都不一样了，迎接他的是一片指责。有些人喊道，他不能参与问题的讨论，必须离场，伯爵只好照办。不到一个小时，这位权倾朝野的大臣就成了犯人，跪在被告席上听候贵族们的裁决，这一转变使得他自己以及在座众人都很震惊。黑仗侍卫卸下了他的佩剑，将他逮捕。他穿过人群走向黑仗侍卫的看守所时，受到众人的横眉冷对。他的垮台在猝不及防这一点上，堪比历史上的罗马皇帝提庇留的佞臣塞扬努斯。

国王的宠臣无一幸免。劳德大主教在上议院受到弹劾，他被剥夺了辩解的机会，又从水路押送伦敦塔。国务大臣弗朗西斯·温德班克爵士和其他一些人逃亡欧洲大陆。掌玺大臣约翰·芬奇爵士离开他的上院议长席位，身着官服，用刺绣的袋子携带着国玺来到下院为自己辩护。他字字珠玑，骚动的议员安静地听他讲话，可这也只能为他的逃亡争取一点时间。这一切都是愤怒的下议院一手促成的，他们有伦敦市民的支持，同时有远方苏格兰军队这一后盾，还得到了上议院贵族的赞同。

在我们眼中，清教徒的抗争都是有节制的。而此次斗争的双方都怒火中烧，手段残酷，不仅议会的议员间彼此反目，想方设法把对方送上断头台，伦敦的居民们也彼此渐生嫌隙，甚至大打出手。不过最终他们还是尊重法律以及人的生存权。在这场残酷的斗争中，暴力得到有效的抑制，即使升级为内战的时候，人们仍旧遵守法律，使得人们表达自由意志的过激行为不至于演变为历史前后都发生过的那些野蛮暴力。

下议院被人们的恐惧心理和各种谣传所困扰。它谨慎支付苏格兰军队的军饷，因为此时真正物资短缺的是英格兰的军队。关于军队哗变的谣言不胫而走，皮姆以冷酷无情的方式利用这些谣言，至少可以恫吓议会，这些谣言便有价值。下议院多数议员咄咄逼人地要求废除主教制度。已经成为英格兰北部实际控制人并且有能力左右伦敦政局的苏格兰人企图建立长老会制度。局势急转直下。由一万五千人签名的请愿书被提交到议会，要求彻底废除主教制度，这一提议得到了大多数议员的赞成。但是，这时出现了有实力的对垒阵营。有七百名教士签署了另外一份请愿书，建议把主教的权力限制在宗教事务范围内，并且在该范围内对他们的权力进行进一步的制约，但这仅仅是一条保障措施，但沿着此项规定，可以建立一支捍卫主教制度的军队。众所周知，查理国王坚决要求保留主教制度的原因在于，他认为该制度从十二使徒开始就是基督教信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英国的主教制度始于圣奥古斯丁时代，亨利八世同罗马教廷决裂后，也没有打破这一传统。查理一世坚决要保留主教的权力，但反对派却认为这是一切危险的根源。在这场宗教斗争中，双方都是基督徒且都信奉新教，分歧之处在于教会统治的方法。双方各自都绝不退让。政治上的斗争即反对个人专制已经取得了胜利，但在宗教问题上，双方僵持不下。皮姆看到了这一点，便决定推迟最终的辩论时间，将两份请愿书共同提交给专门的委员会。

对斯特拉福德的审讯也在同时展开，但即使根据对法律的不同解释，也很难给这位民怨沸腾的大臣定罪。显然，斯特拉福德是现阶段人们争取胜利的大敌，也是人民权利与自由的敌人。可是要以通敌叛国的罪名定罪又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威斯敏斯特宫内的木制审判台上，列席着贵族、政治家和教会上层。大厅里三分之一的空间被围观人群占据。国王携王后每日出席，坐在他们的专座上，希望亲临现场可以将可能的迫害降到最低。斯特拉福德出色地为自己进行着辩护，他每天清早先向审判长行礼，然后向上院议员们和围观人群鞠躬，他通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顶住了各项对他的指控，并且成功驳斥了所谓的累加叛国罪。即一些错误行为相叠加最终构成叛国大罪，他认为弹劾者的错误就在于此。他着重指出了英国的自由原则：“没有法律规定，就无所谓犯罪。”他到底触犯何罪呢？其凭借着自己的口才，或者如他的政敌所指控的那样——演戏的本事，影响了围观群众的看法和他们的感情，查理一世不断游说上议院，为了能救出斯特拉福德，他不惜做出任何让步。国王已经向斯特拉福德保证，他不会失去生命和自由。包括所有显贵的夫人们在内的观众，渐渐流露出了同情，上议院的议员们也为之动容。到了审判的第十三天，斯特拉福德有了乐观的前景。

皮姆和他的伙伴们此时使出了一个撒手锏。枢密院亨利·文爵士的儿子是反对派中的活跃分子，他做了一件极不光彩的事：偷出了父亲保存的1640年5月5日枢密院秘密会议记录。经过动荡年代之后，他为自己卑鄙的行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记录上有斯特拉福德的这样一段话：“只要权力允许，就可以采取任何措施，他们拒绝了，而你该为上帝和人类尽责，你在爱尔兰有一支军队，可以把这支军队调来征服这个王国，请保持信念，英格兰一定坚持不到五个月。”

下议院想用这句话为斯特拉福德定罪，因为他鼓吹用爱尔兰军队征服英格兰。根据当时的背景，这段话似乎是针对英格兰的。那时，苏格兰正在进行反对国王的叛乱，枢密院秘书亨利·文爵士反复确认了记录，但是却说不出或者不愿说出这里的“王国”到底指代什么，其他的枢密院官员受到盘问时均称不记得这段话，不过他们还宣称，当时谈论的是如何征服苏格兰的问题，而不是如何征服英格兰，他们从来不曾知道有任何人要把爱尔兰的军队用于苏格兰以外的地方。可能人们会有这样的联想，这支爱尔兰军队在苏格兰战场取得胜利，就会被派往其他地方，然而这并不是当时争论的焦点。斯特拉福德为自己辩解道：“如果枢密院成员没有完全理解甚至误解了某人在枢密院的发言，这一发言竟然构成犯罪，那么，产生的后果就是今后没有人再敢向国王进言了。”律师们表示赞同他的说辞，毫无疑问，他已经赢得审判的胜利。

下议院的议员们遭受挫折，誓要找出新的证据。而斯特拉福德要求说，如果允许他们提出新的证据，自己同样拥有此权利。上议院对他的要求表示同意，而下议院中却有人高喊退场。随即人们全部涌入圣斯蒂芬小教堂，重新锁上大门。难道英国自由的公敌就要逃脱法律的制裁么？他们深知斯特拉福德是他们的敌人，因此要把他置于死地。他们试图不通过审判途径而直接通过议会给他定罪。皮姆和汉普顿并没有直接起草这个建议书而是授意他们的一个追随者提出这个建议，此做法还以场外愤怒的暴民为后盾。上议院不采纳下议院的提议，明显地同情于斯特拉福德的遭遇。因斯特拉福德的自我辩护对他们的触动很大：“议员先生们，这是我目前的不幸，也永远是你们的不幸……如果你们不凭着自己的智谋去防微杜渐，我的血就为你们的灭亡铺路。今后惯于进行这种迫害活动的博学绅士们也将对你们下毒手，而你们的朋友和律师不能帮助你们，敌人出来作证，但不是根据法律，而是根据事情的后果，或者罗织罪名把你们的言论、意图定为叛国罪，那么你们本人，你们的财产和后人都会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请各位先生们考虑，这些危险的做法会有什么样的后果。那些先生们声称他们在维护国家的利益，反对我的独断专行，可是请让我说明一下，我也在维护国家的利益，反对他们无所顾忌的叛国罪行。如果授予了他们这项特权，如果你们和你们的后人被这些人摒除于国家大事之外，国家和国王都会受到伤害。而我本人，如果不是为了大家的利益，不是为了我过世的妻子和她留下的孩子，我就不会苦苦支撑到如今。我希望大多数人可以理解，我以我的遭遇表达了我对上帝、国王和祖国的忠诚。可是我不得不在这个时候忍痛离开我的家庭。”

1641年4月21日，下议院以204票对59票通过了死刑判决书。在投反对票的少数人中，有原来反对国王的代表人物迪格比勋爵。他以过人的睿智试图反驳自己的同僚，但是最终无果，反而被质疑是一个叛徒，这引起一阵骚动。楼上的一块木板发出了破碎的声音，人们以为是炸药爆炸。五十九名投反对票的名单逐步扩散出来，他们被指控为保护叛徒的罪人。每天都有许多人封锁通往议会的道路，气氛日益紧张。上院议员们被人指责为斯塔拉福特开脱，他们被这种狂热的气氛震慑了。奥利弗·圣约翰在上下两院全体会议上要求处死斯特拉福德时，不仅提出了法律上的根据，还提出了革命性的主张。他说，议会和低级的专门法庭不同，不受现有法律的约束，有权根据形势的需要制定新的法律。它唯一需要关注的是人民的利益。它是一个政治机构，代表从国王到乞丐的所有人，可以为全国的利益同单个人做斗争，甚至剥夺其生命。当时有一种传统，认为只有法律存在，才能谈到犯罪的问题，没有法律规定也就无所谓犯罪了。对于企图推翻所有法律的人来说，这个传统已经不适宜了。圣约翰说：“打碎狐狸和狼的脑袋，不算是残忍或者不合理的行为，而为了保护兔子，养兔人诱捕其他猛兽也是合理的。”

斯特拉福德听到这一派说辞便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他将双手举过头顶，似乎请求上帝的怜悯。在参加审判的上议院议员中，只有一半敢于投赞成票，处死斯特拉福德，以人数的优势最终定了他的罪。他们意识到，如果放走了斯特拉福德，国王就会依靠他继续同议会作对。伊丽莎白女王的宠臣之子、心怀怨恨的埃塞克斯伯爵冷酷地说：“大势已去，树倒猢狲散。”

在其他地方可能还尚有一线希望。国王试图将伦敦塔和在押的斯特拉福德控制起来，但是守卫伦敦塔的威廉·鲍尔弗爵士紧闭大门，阻止国王的进入，而且也轻蔑地拒绝了斯特拉福德的大笔贿赂。要求依法处决斯特拉福德的呼声响彻伦敦街头，几千名暴民聚集在王宫前，其中有人携带了武器。议会里也有人扬言要弹劾王后。

这是查理一世这一生最大的危机。他此刻关心的问题不再是斯特拉福德，而是国王的权威会否一并覆灭。他求助于主教们，主教中除了两人外，都向国王提出了忠告，他必须把自己作为普通人和国王这两者的感情区分开来，但是，真正使国王得到解脱的是斯特拉福德，其在上院投票表决之前给国王写了一封令人赞叹的信，他请国王不要因他个人而许下危及国家和王权的诺言。查理最后不得不让步，并为此抱憾终身。他批准了死刑判决书。他经受着良心的拷问。他在放弃国王权威的第二天早晨，派年轻的威尔士亲王去请求将死刑改为终身监禁。在场的议员断然拒绝了这一请求，甚至拒绝给斯特拉福德几天时间来安排后事。

刑场上聚集了无数围观者，人数之多是岛内历史上未曾出现过的。斯特拉福德慷慨赴死。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身负政治才能，怀抱万丈雄心。他通过议会攫取了权力，依靠国王的宠信而得以独断专行。他建立了自己理想中的制度，并使其为自己的意愿服务。对他进行审讯和判处死刑的人将无法洗清罪恶，因为他们处死了一个无法以法律定罪的人。不过，如果斯德拉福德继续施展抱负，那么英国的自由之窗还要继续关闭多年。

在斯特拉福德受审和被处以极刑一系列事件的打击下，查理做出了许多的让步。《三年法案》规定至少三年召集一次议会，必要时可不经国王而单独开会。这项法案彻底结束了国王的专制统治。船舶吨位税和每磅税每次批准后只能征收一次，同时，议会取消了造船税，因抗缴该税而受到惩罚的人也得到了补偿。查理无奈地批准了这一切。此外，他也完全屈服于另外一项政策，该政策旨在防止本届议会不合时宜地解散，如果它自己主动解散，就另当别论。查理在批准斯德拉福德的死刑判决书的同天，批准了该政策，其实质已经成为了一项法令，即议会将长期存在。这届议会也被称为“长期议会”。同时也采取了一系列缓和民怨的改革方案。法官们以前只能靠屈从于国王才能保住职位，而现在必须秉公执法才能保住乌纱；亨利七世为了约束贵族而建立的星室法院后来成为压迫人民的工具，也在此时被取消了，推行宗教统一的最高宗教法庭也一并取消；枢密院的权力被严格控制在一个有限范围内；《权利请愿书》中提出的个人权利，尤其是个人不应遭受肆意逮捕的权利最终得到了保障。国王批准了上述决定。他意识到自己过去过分的独裁，从此便放松了紧握的权力。斯图亚特王朝从都铎王朝继承的整个制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世事难料，以前不管英格兰人如何以坚韧、粗犷、顽强品格，不断开拓稳固的立脚点，从斯特拉福德身首异处那天开始，一种保守主义倾向占了上风。这种倾向虽然只存在于一些人当中，却在全国各地表现出来。国王在议会中曾经是孤立无援的，因其身边有人人憎恶的权臣，而此时人们越来越同情他，假如任由这种同情发展下去，国王可能赢得更多的社会支持。清教徒极端的狂热，向英国国教发起进攻，同苏格兰人连成一气，这也引来了极大的敌意。在这场角逐中，势单力孤的王室只是一个旁观者，但它通过耐心巧妙的努力，可能会恢复一些往日的荣光，即使不如当年那般强大，也会取得更加牢固的地位。从此，斗争的双方不再是国王同人民，而是两大派别，他们的斗争一直持续到现在。二十世纪初，人们还能够厘清自己的祖先在这场斗争中是属于那一方阵营。

国王认为同苏格兰的缓和可以为他的统治带了新的希望。驻扎在北方的苏格兰军队同威斯敏斯特宫内的清教徒互相扶持，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查理一世决定亲自到苏格兰去，在爱丁堡召集议会。皮姆以及其追随者对这个计划无法提出异议，温和派则赞成这个计划。查理的秘书、睿智的爱德华·尼古拉斯爵士写道：“如果国王能解决同苏格兰的争端，那么英格兰国内的一切争端也将随之得到解决。”于是，国王欣然前往苏格兰。至此，当初颁布新的《祈祷书》时，提出的将苏格兰和英格兰政教两方面都统一起来的设想，此时已经遥不可及。查理一世不得不接受他过去所厌恶的一切。他争取苏格兰反对派的支持时，虔诚地聆听布道，效仿苏格兰教会的教徒，咏唱圣歌，同意在苏格兰建立长老会制度。可是查理的这些行为都是徒劳无益的，苏格兰的亲国王一派计划绑架反对派领袖阿盖尔侯爵，不过失败了。苏格兰人因此指责查理参与了这个计划，对他的敌意根深蒂固。国王不得不失望地返回英格兰。

本已经动荡的局势，又出现了新的危机。斯特拉福德被处死后，他在世时曾经压抑的一切力量全部迸发出来。以前对他唯命是从的爱尔兰议会，此时也立即表达了对斯特拉福德统治的不满。同时，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凯尔特人，对英格兰的国教也极端不满。斯特拉福德建立起来的那支纪律严明的爱尔兰军队已经解体。查理的谋臣们企图利用爱尔兰人的宗教信仰为国王服务的努力也宣告破产。爱尔兰那些忍受贫穷、备受压迫的大众也把怨恨撒向英格兰辖区内外的乡绅、地主和新教徒。1641年秋，爱尔兰爆发了类似法国扎克雷起义那样的农民暴动。有产阶级带着家眷和仆人逃亡几个设防城市。兰克写道：“无人能描绘出那样的可怕场景，对没有抵抗力的人们进行残酷的迫害，成千上万的人被迫害致死，到处尸横遍野，成为鸟兽的食物。……宗教仇恨和民族情绪交织在一处，形成一股巨大的破坏力量。西西里人民反法暴动的动机和圣巴塞洛缪节之夜大屠杀的动机结合在一起。”[3]各地纷纷出现人间惨剧，政府在最高法院法官的带领下残酷地镇压暴动，在乡村地区见到男性就屠杀，实行坚壁清野的政策。有关这些惨剧的消息传到英格兰之后，人们大感错愕。尽管他们手上棘手之事不少，但也对爱尔兰所发生的一切不能释怀。这种情形对国王本人危害最大。清教徒从爱尔兰的暴行中看到，或者自以为推测出，如果主教中亲天主教一派同国王的王权结合，他们一定会下场悲惨。他们把爱尔兰人当作可以任意屠杀的动物。他们在后来胜利之时，所采取的残酷暴行，便是从爱尔兰暴动中获得了灵感。

在查理国王离开伦敦期间，议会势力可以任意活动。这给国王带来的好处大大超过了他本人留在伦敦勤于政务。9月至10月之间，保守势力迅速壮大起来。英格兰和爱尔兰的军队此时都已经解散，谁也不能再用此作为借口指责宫廷利用军队进行不可告人之事。英格兰人不管是从宗教信仰或者对立宪问题的态度，均不愿为供养苏格兰军队缴纳税款。苏格兰的长老会教派对英格兰人也没有任何吸引力。他们对英格兰的国教感到不满，因此要从宗教改革所产生的动荡里，寻求偏激教派提供的刺激，或者在清教内部的再洗派和布朗教派中获得精神慰藉，后两派既反对长老会制度，也反对主教制度。1641年底的下议院，已经发生了极大的转变。皮姆以及其追随者依旧占据领导地位，而且偏激程度尤甚从前。此时，也出现了反对派，他们也像皮姆一派般坚定。上下议院之间也产生了分歧，会议期间，多数人站在国王一边。清教徒从民族事业的忠诚的奴仆变为偏激派。即使对于英格兰这个崇尚坚韧不拔品格的民族来说，这场斗争也未免过于持久，仅仅依靠口舌之争似乎并不能解决问题。人们感到热血躁动，想随时拔出刀剑，似乎只有武力才能解决问题，推进他们的事业。

在这个局势极不明朗的时刻，皮姆和汉普顿提出了《特别抗议书》，企图以此提升士气。几个委员会用数月时间草拟的这份篇幅冗长的文件，实际上是一份党派宣言，其目的是宣传议会在过去为纠正一系列错误而贡献的成就。并且阐明了领袖们未来的方针。皮姆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各种追随者重新集结起来，因此，他放弃了进行宗教改革这种过激要求。抗议书中提出了限制但不废除主教权力。力量日益强大的保守派，或者被人们称之为“主教派”的一方，感到极大不满和屈辱，坚决抵制。他们对皮姆的做法极不赞同，准备“用掩饰国王的过错而不是宣扬这些错误的方式争取国王”。皮姆准备把此次斗争推向新的阶段，争取民众的支持，力求议会可以完全地控制宫廷大臣。早在一封关于爱尔兰叛乱的信件中，他就提出过“国王任命枢密院或者宫廷大臣时，应该获得议会的批准”。他的这项提议是对王权的彻底颠覆。可是现在枢密院的情况与之前大不相同。许多过去反对国王的人在迪格比及其父亲布里斯托伯爵的带领下，开始同皮姆为敌；以前攻击过劳德的人此时又调转枪口；福尔克兰和科尔佩珀反对多数人的暴行，不久就在查理的政府中任职。爱德华·海德，即后来的著名历史学家克拉伦登，更是引发了一场关于抗议书的大讨论。他坚持说，他的初衷是维护稳定，如果抗议书得到批准，进而推而广之，那么，目前的争端会更加激烈且持久。

议员们就抗议书进行了长时间的严肃辩论，虽然尽力自控，但是讨论依旧激烈。最后在午夜，他们就稍加改动的抗议书进行了表决。一年以前议会开会的时候，支持国王的议员不到三分之一，而此时抗议书仅以11票的多数通过。多数派提议将抗议书立即付梓。这时所有的下议院成员都在进行最后的较量。在大约午夜一点的时候，律师杰弗里·帕尔默要求记录员记下所有持不同意见的人员名单。之前或之后的时间里，上议院允许少数派发表意见，但下议院仍旧采用多数决原则，许多人立即叫喊着“反对！”四处挥舞着帽子，人人手持刀剑，有些人已然宝剑出鞘。菲利普·沃里克议员对此时拥挤昏暗的圣斯蒂芬小教堂作了描写，他写道：“我以为我们都坐在死荫的幽谷里，像艾布纳和乔布的后代那样，彼此揪住头发，将自己的宝剑插入对方的腹中。”此时，在汉普顿的及时劝阻下，才避免了一场流血冲突。然而辩论就此结束，唯有战争才能推动事态的发展了。

代表剑桥市的议员奥利弗·克伦威尔一直是一个不起眼的人物。他的举止不够优雅，但仍不失作为托马斯·克伦威尔后代的风范。他在离开下议院时对福尔兰说：“假如抗议书遭到了否决，我将变卖家产后远离英格兰。我知道所有正直的人都与我有同样的想法。”他和皮姆都对大西洋另一端的新世界充满了希望，那里非常荒芜，但他们为之奉献生命的事业却可以得到发展。他们的思想在美洲引起了反响，直到一百多年后，经过大规模的战争，这种反响才逐渐消失。

国王虽然在苏格兰与爱尔兰均遭受了打击，但他意识到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他，因而采取了一系列极端错误的举措。他试图以下议院多数派的力量组织朝臣。上议院反对派的十二名议员宣誓就职枢密院。几周后，伦敦各处都可听到议员们以极端恭敬的口吻谈论国王，各派势力便开始了大肆地打击报复，辱骂他们不合时宜。国王仍在努力，试图寻找王权稳固的支撑点，他邀请皮姆担任财政大臣，结果被拒绝。后来科尔佩珀担任了该职务，福尔克兰出任国务大臣。接着，国王又突然转变，决定以最严重的叛国罪起诉他的五名政敌。这是他的王后昂里埃塔·玛丽亚促使他做出的过激举动。王后讥讽国王是一个懦夫，并且威胁他，如果还想见到她，就必须法办那些日夜计划推翻国王、处决王后的人。查理一世也认定，皮姆会对王后不利。

在王后的鼓动下，国王带着三四百名军士来到下院，我们可以称其为“保皇党党员”。这发生在1642年1月4日，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国王去过下议院。当他的随从上前敲门，并宣布国王驾临时，议员们都错愕不已。查理的军队封锁了大门。他进去时，全体议员起立迎接。议长威廉·伦索尔离开议长的席位，在他面前行跪礼。他在议长的座位上对下院动之以情，然后要求议会交出皮姆、汉普顿、霍利斯、黑兹尔里格和斯特罗德这五个有罪的议员。王后宫中的一名婢女向皮姆通风报信，这五名议员早已经逃走，被伦敦市民兵和法官保护起来，伦索尔议长拒绝提供任何消息，他说：“我的眼睛和耳朵只为下议院而存在。”国王意识到自己的这个计划落空了，对惊恐的议员扫视一眼道：“我知道，这几只鸟已经远走高飞了。”他比较礼貌地搜查了一番后，带着充满怒意和失望的军士离开。下议院便发出低沉持久的抱怨声。也正因如此，代表伦敦市的议员至今在会议开幕时，坐在下议院的政府大臣之位上，由此来感激伦敦对于这五名议员的保护。

经过此事后，伦敦市民怨沸腾，愤怒的人群自发走上街头，在王宫外叫嚣，吓得国王带着他的朝臣离开了首都，逃亡汉普顿宫，直到他接受审判前才返回伦敦。在他闯入下议院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内，那五名议员就在伦敦政府的保护下意气风发地回到了下议院。两千多军士陪同他们乘船沿着泰晤士河而上，两岸也各有一支军队与船同向前进，每支军队都携带了八门火炮。国王已经无法挽回地失去了伦敦，他不断撤退，先后退至纽马克特和诺丁汉，最后来到约克。他在1642年初的几个月里，一直待在约克，伺机而动。在这段时间内，他逐渐恢复了权威，建立起了一支军队。而这时，英格兰出现了两个统治中心，一个是皮姆、清教徒和部分议会成员以国王的名义在伦敦进行的独裁统治；一个是汇聚英格兰民族精英，摆脱暴民威胁后重新握有实权的国王。这两股力量不间断地扩充着军队，为即将到来的内战做着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