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2年英国大动乱

  1642年头几个月里，国王查理一世同议会进行了漫长的谈判，然而这仅仅加深了双方的分歧。他们各自在加强自身的实力。圆颅党的一名军官曾写道：“究竟国王该如神祇般统治人民，而全国人民只能像野兽一样被驯服，还是人民被自己制定的法律所统治，并生活在根据自由意志而产生的政府之下，这便是保皇派同我们的分歧。”他如果加上“或者是仿佛根据他们的自由意志产生的政府”就更加贴切了。1642年6月1日，议会向国王提出了十九条要求，这其实是最后的通牒。他们提出：枢密院、政府大臣和国王的谋士们应该由议会任命；议会完全控制民兵和派往爱尔兰的军队，也就是说，要掌握全部的武装；何种宗教方面的问题也由议会决定。简而言之，就是国王不再拥有任何的政教权力。在明朗的立宪局面背后，其实隐藏着宗教和阶级斗争。清教徒在议会里占优势，国教里的仪式派则在宫廷里占优；商人和工厂主等新兴阶级在地方要求分得更多的权力。在此之前，这些统治权力几乎被贵族和大地主所把持。

当我们审视内战前国内各派力量的情况时，发现各阵线的划分并不是那么清晰，兄弟阋墙、父子相争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虽然保皇党处于劣势，但仍旧不能被忽视。他们呼吁人们忠于国王，同议会一派进行斗争，他们号召国教信徒们团结起来，同狂热的清教徒进行斗争。他们拥护有着历史传承的、体现了优越性的专制统治，反对前途不明朗的民主。保皇党的一名骑士在战斗前不得已戴上佩剑的时候写道：“上帝说过‘不准藐视王权神授’。”双方的军队投入战斗时，各自都充满疑惑，也都各有崇高的理想。品行不端的大臣、野心勃勃的政客以及蛰伏等待政治投机的雇佣兵，这些人充斥了对峙的双方阵营。总的来说，这场悲剧性的冲突双方是保皇党和议会派。

议会派们过分贪婪，不断提出新的要求，致使两派泾渭分明，并把很多人推到了国王的一边。大部分的贵族渐渐地加入到保皇一派，而商人们则普遍站在议会派这一边；不过也有很多的贵族支持皮姆，也有很多自治城市支持保皇党。各地方的乡绅和自由民也分为了两派，距离伦敦较近的人一般支持议会，而北部和西部地区则大多支持保皇党。斗争双方都以国王的名义发动攻击，也都承认议会制度。圆颅党常常将“国王与议会”挂在嘴边，他们命令其第一任总司令埃塞克斯伯爵把国王同王子从邪恶的大臣的控制下解救出来，如有必要可以使用武力。国王查理承诺实行君主立宪制，尊重法律。这场战斗根本不是专制与共和制的斗争，用兰克的话来说，“一方维护有国王存在的议会制，另外一方拥护有议会的君主制”。在阶级和政治斗争之后，宗教冲突是主要的推动力量。克伦威尔说：“起初双方斗争的焦点不是宗教问题，然而上帝把这个问题投入到冲突中，把它当作额外的事件摆在我们面前，最终证明这是我们最宝贵的东西。”

七十多年以来，英国一直处于和平的时代，只有为数不多的军官在欧洲大陆参加过战斗，其余人对军事一无所知，保皇党人受过军事训练，善于狩猎，又获得了猎场随从们的帮助，因而在战斗初期占了上风。国王待在约克郡，观察着赫尔的形势。以前同苏格兰人对峙的军队解散时，将武器都藏在了那里。刚满十二岁的威尔士亲王和九岁的约克公爵前往赫尔，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可是当查理一世前去的时候，该城的守城军官约翰·霍瑟姆爵士却拒绝国王的进入。然而这不仅仅是一个闭门羹，而是一个沉重打击，因为武器是决定战争成败的关键。诺丁汉郡人民一致表示效忠国王，于是查理一世8月22日在当地誓师，号召忠诚的臣民都投入到他的麾下。这是让人履行封建义务的传统信号，使人们不仅回忆起了祖先的忠君之心。德昆西以其锋利的笔法描述了当时的悲剧：“和平相处，同席而坐，有着血缘或者姻亲关系的人们，在1642年8月的某天后，彼此怒目而视，兵戎相见。在马斯顿荒原、纽伯里和内斯比等地的战斗中，刀剑无情，斩断了友情，鲜血抹去了过去的记忆。”国王在诺丁汉对议会宣战时，只有骑兵八百、步兵三百，他能否组建一支军队还成问题。然而议会的倒行逆施倒是帮了他的忙。到了九月底，国王已经拥有了两千骑兵和六千多的步兵。仅数个星期，他的军队人数又激增一倍多，同时，全国各地都在为他征兵。躲在荷兰的王后，卖掉珠宝购置了军火，雇佣有经验的军士，并把这些物资与人员运送回英格兰。可是，国王同他的大臣们进过艰苦努力才得以保存的海军却转而支持议会派，海军封锁了归路。豪门贵族为国王提供了大量财力支持，据说纽卡斯尔侯爵为保皇派花了将近一百万英镑，伍斯特侯爵花了七八十万英镑。牛津大学熔掉了金银餐具，而许多高门显贵也模仿起来。剑桥大学本要效仿，克伦威尔得知后用武力进行了阻止。议会派从伦敦的财富以及税收中获得了大笔的军费，以此建立了一支二万五千人的军队，指挥官是埃塞克斯。同保皇派的情况相似，很多军事组织都是以个人名义建立。组织一个团或者一支军队，国王仅仅拥有授权的能力而已，而议会却能提供资金和武器支持。议会派的军队素质低劣，但是却有狂热的精神，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纪律和军事才能上的不足。德意志教官训练的伦敦市民兵早就具备了极强的战斗力。

国王军巧妙地避开了埃塞克斯的军队，到达西部同威尔士军队会师，然后整军南下，一直逼近泰晤士河流域以及伦敦。这一切让伦敦陷入了恐慌。议会派匆忙给国王去信，建议国王重返议会，同时命令埃塞克斯的军队追赶上来。国王面前有伦敦的守军，后方是追兵，他不想遭到前后夹击。10月23日，保皇军趁议会军队还未到达基尼顿村之际，在沃里克郡的埃奇希尔反身回击。这次战斗的双方均对形势不甚明了，但战斗热情高涨。查理一世的外甥、莱茵候选国的鲁珀特王子和他的弟弟莫里斯王子刚刚参加完欧洲战争，他们星夜兼程来到国王查理一世的身边，指挥骑兵，击溃了敌军的左翼。鲁珀特王子越战越勇，或许是受了骑兵们的鼓舞，他紧紧追击议会军，一直逼近了基尼顿村，缴获了敌军的军需。而此时，国王和保皇派的步兵缺少骑兵的支援，勉强抵挡议会派的骑兵和步兵的联合进攻。经过血战，国王的禁卫军也被打散，火炮被夺走，王旗也一度被敌人缴获，旗手埃德蒙·维尼爵士阵亡。汉普顿率领议会军随后刚到了基尼顿村，王子鲁珀特和他的骑兵只好放弃缴获的物资，及时回到战场，这才避免了国王彻底的失败。两军各自撤回到清晨时分的阵地。在这一轮较量中，五千多名士兵战死沙场，基尼顿村的牧师埋葬了其中的一千二百人。

人们都认为，埃奇希尔之战没有胜者，国王查理一世本可以获得这场战斗的胜利。然而，埃塞克斯做出了正确的决策，驰援伦敦，事实上，这也是一种撤离。国王占领了班伯里，以胜利者的姿态挺进牛津。从此牛津成了他的军事大本营，直到战争的结束。

至今还有人有质疑，国王查理一世能否在迎战埃塞克斯前攻入伦敦？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会产生何种结果呢？王子鲁珀特建议在埃奇希尔战斗结束的第二天就大举进攻伦敦。保皇党也许会与伦敦的市民发生激战，而埃塞克斯大军则会步步紧逼，并在人数上占据优势。保皇党的军队从牛津出发，不断击溃了沿途的武装，国王对这一切感到欣慰和满意。随后，国王查理一世接到了议会的第二封来信。双方又开始了谈判，此期间并没有停火。埃塞克斯的主力继续向伦敦驰援，已经同伦敦的守军取得了联系，并在布伦特福德到了兵员的补充。王子鲁珀特在泰晤士河畔对他的军队发起了猛攻，一举击溃了埃塞克斯的军队。双方都在指责对方背信弃义。议会派说，他们的军队在和谈期间遭受了德国式的无情打击。保皇派反驳说，埃塞克斯正在全速赶去同伦敦的守军会师。双方的指责都是无的之矢，议会派指责国王失信，而实际上这也有失公允，因这只是战争的需要。

几天后，伦敦以西几英里的特楠格林，查理一世遭遇到了埃塞克斯的军队以及伦敦守军的夹击，国王的军队在人数上处于不到一比二的完全劣势。一阵火炮攻击后，他不得不撤退回牛津。一些人认为，国王能有效避免这场战争是幸运的。按照此观点，我们也可以得出此结论：埃奇希尔之战避免了向伦敦冒进的错误。立即攻入伦敦，可能会取得彻底的胜利，也可能被敌军困住，最后归于失败。至此，1642年的战争到此告一段落。

在战火绵延的英格兰，每个郡、镇、村庄和家庭都分裂成了两派，人们关注着两支大军的行动。双方都希望军事战斗可以尽快决出胜负，从而实现和平。当双方都发现为了获得胜利还将长期斗争下去时，暂时停止的战斗又重新打响。战争和烧杀劫掠蹂躏着每一寸国土。关乎立宪、宗教和家族仇恨的斗争，又引发了新的、更激烈的党派搏杀。斗争双方所占据的区域大体上同十九世纪保守党和自由党的势力范围一致。这场内战造成了英国国内的割裂，这个影响一直持续了二百多年。在当今实行普选制度的英国社会，仍奇怪地保留了当年那场内战的阴影。

1643年初，战火烧至全国各地。党派、教派以及各阶级和利益集团间都展开了殊死的斗争。大多数港口、城镇和工业中心都支持议会派，而被称为“旧英格兰”的那些落后地区则效忠国王。国王的势力主要集中在北部和西部地区。此时昂里埃塔·玛丽亚王后已经从荷兰回到北方。她涉险将满载的火炮和弹药送到约克郡海岸的布里德林顿。议会派的军队曾紧紧追赶她。当时正值退潮，军舰一直驶入了浅滩区，直到不能再前进，议会军队向王后的船只开炮，王后的随从誓死保卫王后的船只和宝贵的物资。王后本人赤足躲避着炮火。人们认为，议会军队指挥官巴顿炮击王后的行为是不正当且不道德的。在那个时代，尊重女性、讲求男女之分、地位之别的骑士精神，在人们心中仍占据重要地位。而在当今，已经有一位皇后被处决于一间地下室，文明时代的人们竟然没有做出丝毫反应。

昂里埃塔·玛丽亚王后在约克郡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忠于国王的人将道路挤得水泄不通，人们看到王后带回的数目可观的火炮无不异常兴奋。有些人原本以为作为女人她会劝服国王进行和谈，而实际恰恰相反，她像安茹的玛格丽特那样性格坚毅，英勇无畏，给国王查理一世带去了战斗下去的信心。

起初，决定战争成败的关键不在北方。议会开始讨论埃塞克斯作为统帅的军事能力。主张和谈的一派支持埃塞克斯，而主张战斗的一派则支持威廉·沃勒爵士，并把他派往西部指挥战斗。西部康沃尔郡的人们都忠于国王且骁勇善战。在那里指挥国王军队的是军事才能卓越的将军拉尔夫·霍普顿，他同沃勒进行了三次小规模的战斗，尽管二人私交甚笃。但正如沃勒写给霍普顿的信中所述“每个人都必须在有关于名誉和忠诚的问题上负起责任”。霍普顿指挥的康沃尔人在巴斯城外的兰斯多恩向沃勒的阵地发了猛攻，沃勒率领的是来自于伦敦的骑兵。这些士兵一身重甲，仿佛如“流动的城堡”一般，双方都称之为“龙虾”。保皇派的军队向山顶的“龙虾”发动进攻，他们手足无措。沃勒战败，而霍普顿的军队也伤亡惨重，只好暂时退回到德维齐斯城。霍普顿在本军队唯一的弹药车的爆炸中，负了伤。他的骑兵在王子莫里斯的带领下撤离。王子莫里斯在牛津得到骑兵支援后又重返战斗。这时沃勒在郎德威高地迎击他。保皇党的军队向“龙虾”再次发动进攻，把他们从陡峭的山坡上赶了下来。霍普顿趁机率领步兵从城内进攻，最终获得战斗的胜利。

在这一战役的鼓舞下，王子鲁珀特率领牛津的主力军同霍普顿的军队会师，先向布里斯托城劝降，进而又发动了攻势，最终迫使该城投降。布里斯托是当时英国第二大城市，城内的居民大多数支持国王。他们捣毁议会军的装备，把王子鲁珀特当作拯救他们的英雄。港口内的军舰宣布效忠于国王，皇家海军因此有望控制布里斯托湾。至此，国王查理一世实际上控制了英格兰的西部地区。

查理在约克郡也获得了胜利。在那里领导议会派军队的是费尔法克斯勋爵和他的儿子托马斯爵士，他们的军队主要来自利兹、哈利法克斯和布雷德福。克伦威尔在几年后写道：“这个三个城市人口稠密、财力雄厚，主要是由纺织工人组成，天然仇视贵族和地主阶级。”费尔法克斯父子包围了约克郡。拥有惊人财富、富态、骄傲、不熟悉军事但对国王忠心耿耿的纽卡斯尔侯爵带着领地上的士兵“白衣军”前去驰援，于夏日时分在艾德瓦顿荒原打败了费尔法克斯父子。这时，议会军队中出现了手持镰刀大棒的农民，他们被称为“棒子军”。他们的参战并没有积极意义，成为了被屠杀的对象。对于议会军队来说，这次的战败，使得他们在北方只拥有唯一一个要塞赫尔镇了。斯卡巴勒城的守备、著名的议会议员休·乔姆利早已经偷偷背叛圆颅党，率领部下开城投降。镇守赫尔的霍瑟姆长期以来一直属于坚定的议会派，而此时却倒戈到保皇派阵营。这种转变一方面是由于他的俘虏迪格比勋爵的游说，另一方面则受到国王接连大捷的影响。要是退回到一年半之前，在赫尔的弹药贮备对全局有着关键作用，他可以将之拱手交给保皇党。可是，此时市民却有着坚韧的抵抗精神，并未随着领袖的转变而改变自身的立场。市民把他和他的儿子抓了起来，从海路押送至伦敦。保皇派在英格兰中都地区也获得了胜利。黑斯廷斯家族在莱斯特郡占尽先机，查尔斯·卡文迪什本人同克伦威尔上校的战斗中，战死沙场，但他的家族却在林肯郡取得了优势。克伦威尔上校组建并训练的东部诸郡联盟军，在同卡文迪什作战时，投入了大量骑兵。但这支骑兵队伍并不能阻止保皇派占领林肯地区，双方的骑兵均不能成功地守卫城镇。

国王查理一世具有战略视野，虽然他不是一个可以运筹帷幄、做出英明决断的军事领袖，但他能从全局出发，行动上也很果断。1643年初，他计划进军伦敦。霍普顿率军从西面而来，纽卡斯尔侯爵从北面向南，国王自己从牛津出发，三路军队要会师于伦敦，彻底粉碎这个动乱的中心。到了仲夏时节，他的计划都进行得比较顺利。但他的力量和权威都不足以支持他进行规模巨大的联合军事行动。西部的地区的战斗使他失去了最忠诚可靠的战士。霍普顿的军队也缺少西部保皇党势力的支援而在进军过程中受阻。这些保皇党的军队在兵临普利茅斯城下的时候已经意气风发了。守备普利茅斯的议会军在该处四面出击，军事行动不断。保皇党的势力范围内还有一座城掌握在议会军的手里，查理一世便无法再征调那里的武装参与全国性的战斗了。纽卡斯尔侯爵不听众人劝阻，坚决要从陆路攻打赫尔城。该城附近海水湍急，设置障碍物封锁港口是不可能的。由于纽卡斯尔侯爵的军队没有南下驰援，英格兰中部的战斗呈现了胶着状态。王后及其他的主战派怂恿国王查理一世进军伦敦。另一方面，格洛斯特是布里斯托和约克之间唯一的属于议会派的战略要地，这个地方一旦被保皇军攻下，那么保皇军的军舰和运输船就可以在塞文河上畅行无阻了，牛津和英格兰西部也将同支持国王的威尔士地区连成一片。因此，国王查理一世乘胜追击，围攻格洛斯特。他的行动是可以理解的，但英国人民具有顽强的精神，人们不顾从各地传来的不利消息，在当地顽强抵抗，在感情上也不会轻易地屈服。更主要的是，根据可靠的消息，人们确信守备总指挥梅西准备投降。随后，国王的军队于8月5日包围了格洛斯特。

在伦敦，议会的实际领导人、议会派的军事统帅皮姆则陷入了危机。他的计划全部落了空。作为政府的首脑，他不得不为这场越来越失去民心的战争筹款，所使用的手段与国王1640年对苏格兰人所做的那些如出一辙，这与他一直以来维护的原则背道而驰。这些手段包括索取义务贷款和向每一个人征税。伦敦弥漫着保皇情绪和停止战争的要求。议会不肯做出让步而保皇倾向也难以压制。一次七十多名的商人因为拒绝缴纳非法税款而遭到了逮捕，还有一次，几百名妇女聚集到威斯敏斯特宫前，递交和平请愿书。当骑兵闯入她们中间的时候，她们怒火中烧，试图将骑士从马上拉下来，并高喊“我们把皮姆这条狗丢入泰晤士河吧”，骑士们拔刀，冷酷的向妇女们砍去，沿着宫殿追赶着她们，以至于很多人都受了伤。剩下不到二十名议员的上议院通过一项动议，要求举行和谈。甚至连空荡荡的下议院都以微弱的多数同意这一项提议。而此时，皮姆本人身患绝症，即将离世。那一年他的同伴，伟大的汉普顿在同王子鲁珀特的军队交战中，负伤身亡。皮姆的事业一溃千里，而死亡也在不断逼近，这似乎成了对他领导的这一切的回报。可他本人却毫无畏惧，同所有反对他的人进行着最后的斗争。他心脏的最后一次跳动也许能改变整个战局。伦敦的清教徒均反对和谈，教士们极力游说人民，主战的人群包围了威斯敏斯特宫。下议院不得不撤销了和谈的决议，决定立即派兵营救格洛斯特。

埃塞克斯伯爵失去了作为军人的荣耀，人们怀疑他在政治上的忠诚。他过去一直忠于自己所坚持的事业，可就在此时，却希望双方举行和谈。他提出了完全不切实际的解决方案，但初衷却是理性的。他建议国王离开保皇党的军队，恪守中立。保皇党与圆颅党各以数量相等的骑兵、步兵、火炮到达指定地点，一决生死，让上帝来裁决战斗的结果。这个方案，实际上是以战斗换取和平。这时候，议会下达了让他驰援格洛斯特的命令，他接受了这项任务，渴望以此加强自身的力量，防止英国在内战中自我毁灭。而伦敦民兵们各个战斗情绪高涨，力求血战到底。他们出发时市民夹道欢送，场面感人。首都伦敦的领导人物又一次掌握了不可抗拒的权威。

格洛斯特的守备司令梅西拒绝了国王查理一世的劝降，城内的清教徒坚决主战，梅西本人也无法采取其他的措施了。当国王要求该城投降的时候，城里派出了两个人，他们冷着脸说：“国王的命令，只有通过议会，我们才能执行。”他们还未离开就将埃塞克斯大军的橙色帽徽贴上了帽子，这被认为是极端不敬的行为。不过，橙色帽徽随后就流行开来。当时的英国，讲求军事实力，而国王真的没有足够的力量进行有效的进攻。同后来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相比，英国内战时期所能发动的围攻战实在是规模甚小。仅仅是几门弹药不足的火炮向城墙开火，打开一个缺口，双方随后便短兵相接，直到一方弹尽粮绝，或者居民由于害怕遭到劫掠而迫使守军投降为止。埃塞克斯的军队在数量上占尽优势，在九月接近格洛斯特的时候，进攻的保皇党的军队仍旧没有取胜，国王下令停止战斗，退回到牛津。

埃塞克斯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了格洛斯特，可是却发觉粮草短缺，而且在他和伦敦之间还横亘着一支实力强大的保皇党的军队。双方的军队同时向伦敦进军，于9月20日在伯克郡的纽伯里遭遇。战斗进行得十分惨烈，且持续时间很长。王子鲁珀特的骑兵再一次击败了敌人的骑兵，可面对伦敦的长矛兵和火枪手的时候，却无计可施。双方各损失了三分之一的战斗人员。保皇党里有许多的贵族牺牲，其中有福尔克兰勋爵，他已不忍看到国家的命运和冲突，唯有死亡可以让其解脱。夜幕降临时分，战斗仍在进行，埃塞克斯只好偃旗息鼓，等待黎明。由于伤亡惨重，且军队物资匮乏，国王查理最终撤退。埃斯克斯的军队和伦敦之间的道路因此而又一次畅通无阻。

国王查理一世制定的关于1643年的伟大计划彻底破产了，不过战争的形势仍旧对他有利，他控制了英格兰的大部分地区，总体上，他的军队实力超出议会军，战争初期失去的领地大部分都已经被收复，议会派中不断有人投靠保皇阵营。人人都意识到，将英国拖入战争深渊的双方实力相当，双方都渴望和谈，唯独皮姆不曾动过此念。他向苏格兰人寻求帮助，雇佣一支一万一千人的苏格兰军队加入战斗。9月25日，他领导议会同苏格兰签订了《神圣盟约》，试图把战争坚决地进行到底，这是一个有着宗教宣言形式的军事协定，而皮姆尚未看到胜利之光，便于12月8日长眠地下，幸而议会为表悲恸，替他偿还了债务。他是旧时代议会中的精英，曾挽救了议会，将英国从君主专制中解放出来，并使英国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兰克对皮姆的评价甚高。他写道：“皮姆具有革命时代所需要的雄才伟略，既能打破旧的制度，同时也能建立起新的制度；手腕灵活，善于制定战略；大胆计划而谨慎执行，坚定，刚柔并济，目光长远；对朋友关怀备至而对敌人毫不留情。皮姆同西哀士和米拉博有着许多共同之处，他是历史上著名的革命领袖之一，今后还会有如他般的人物涌现，他们摧毁旧制度，而未来社会将沿着它自己该有的样子向前，尽管未来同他们当初制定的原则并不是一码事。”[4]

1643年的冬天，双方处于休战的状态。掌握着实权的法国大臣黎塞留去世了，权力又一次回到昂里埃塔·玛丽亚王后的哥哥路易十三手中，外加丹麦王室向英格兰王室提供了援助，查理一世备受鼓舞。此时，爱尔兰的总督奥蒙德伯爵业已同天主教徒停战。天主教徒虽然犯下罪行并已受到惩罚，但仍旧拥护君主制度。保皇派企图把爱尔兰的军队调往英格兰参战，然而这对国王并非有利。爱尔兰的停战使得新教军队以及保皇党军队能够调往英格兰，并在随后的战斗中发挥作用。

国王查理一世从来没有宣布解散同他敌对的议会，如果那样，就无异于自己否定了他在1641年批准的永远有效的议会法案，也就等于否决了有利于他的支持者们的那些法案。因此，他宣布威斯敏斯特的议会已经不能够自由行使它的权力了，并召集从议会出逃或者被驱逐的议员成立一个敌对议会。这一号召得到了响应，八十三名上议院议员和一百七十五名下议院议员于1644年1月22日，奉国王之名，汇集于牛津召开了会议。

然而，这暂时的胜利立即被苏格兰的入侵打破了，一月份的时候，一万八千苏格兰步兵和三千骑兵跨越了特威德河。为了获得援军，议会每个月需要支付三万一千英镑，此外，还需要负担军需。被雇佣的苏格兰人，除了钱财之外还另有所图。他们希望以武力彻底铲除主教制度，把长老会制度引入英格兰。这是一项彻底性的变革。仅仅不到六年之前，国王和劳德曾试图将英格兰的礼拜制度强加给苏格兰。而此时苏格兰再也无须担心他们自己的宗教自由了，反而企图强迫比他们强大的英格兰屈服于他们的主张。他们的野心大有实现的可能，这是一件一石二鸟的交易；为了维护上帝和自己的教派，他们受雇侵略一个富裕的国度，军费由对方支付。只要跨越边界，他们立刻就能获得一笔现款，而且还可以拯救那里的人民。客观讲，苏格兰议会内部通过了这一项军事行动，但内部却有不容忽视的少数反对者，然而，这阵反对声音被强制镇压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