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历史上的今天：英国议会成立

无人可以填补护国公克伦威尔死后留下的权力真空。虽然他的长子理查德被指定为继承人，但他的话“模糊不清且不完整”。而理查德本人也被他的敌人蔑称为“地位不稳的混蛋”，他生性善良，令人敬佩，但是缺乏时代所需要的勇气和能力。最初，军队是拥护他的，这使他顺利登上了护国公的宝座。可他并没有实权。当他试图任命军队将领的时候，遭到了军事委员会的反对，而军队的总司令是他的妹夫查尔斯·弗利特伍德。此时，理查德才意识到自己无法真的继承军队的指挥权，而军队的最高权力总会有人去争取。理查德的弟弟亨利很能干，辅佐他的兄长加强政府的力量，甚至以牺牲掉护国公的神圣权威来交换。随后，新的一届议会在亨利的提议下，顺利召开了。

所有的保皇派均无法参与到这届议会里，一直比较活跃的瑟洛尽力将支持护国公的人送进议会。但议会还是马上提出了关乎政府的一系列问题。下议院的议员们在理查德主持隆重开幕式并发表演说后，立即准备恢复共和制，同时还试图控制军队。议员们对1657年以后通过的所有法案的合法性都提出了质疑，因为经过克伦威尔的清洗，议会已经失去代表性。他们还企图策反军队，使军队背离护国公转而对议会效忠。但是军队的领袖决心不依附任何一边，他们对下议院也牢骚满腹，认为军队所进行的事业被议员们破坏了。将领们说：“我们为了这个事业牺牲流血。如果用生命换来的自由再次被剥夺，我们一想到有那么一天，便感到万分恐惧。”而下议院也不允许军队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他们要求军官们返回自己的指挥岗位，他们说：“倘若军队再不听从议会的命令，回到自己的岗位，议会的情况就太糟糕了。”他们要求每一名军官都以书面的形式保证不再干预议会的会议和辩论。

下议院愿意将军队的主要领导权交给护国公，因此下议院同军队的矛盾更加激化了。斗争的双方都掌握了一部分军官和军队，但双方又都不具备控制下层军官和士兵的能力。理查德继任护国公这个职位才不到四个月，就发现连士兵都已经不听命于他了。军队的要求是解散议会，军官委员会就此彻夜等待结果。第二天早上，他们得到了满意的回复。那些试图进入下议院开会的议员被军队驱逐。此时，军队成为了国家的主宰，为首的是弗利特伍德和兰伯特。高级军官们本来想为理查德保留一些尊严，但军队对护国公充满了敌意。他们便下决心实现彻底的共和制，以便让军事利益及再洗礼教派的原则占据绝对的上风。

对于这个兵不血刃的胜利，军队感到有必要用权威支持他们的一切行为。可这种权威从哪里找呢？最后，他们不得不采取了一条折中的办法。他们宣布：1653年4月举行会议的议员是“传统事业的支持者，得到了上帝的帮助”。他们来到前议长伦索尔的家中，请他和1653年议会的那些议员重新行使权力。至此，四十二个曾经被赶出议会的清教徒议员，令人震惊地回到了阔别六年的议院。“长期议会”的小部分残余就这样重新回到台前，摆到了充满疑惑的国民面前。

政务院也宣告成立，它的成员有亨利·文、黑兹尔里格和斯科特这三位共和派的领袖，还有八名将军和十八名下议院议员。政务院提出废除摄政制度，并为克伦威尔的儿子们做出了妥善的安置。政务院帮助他们还清了债务，还给他们提供住所和年金。理查德立刻接受这些安排，亨利踌躇一阵后，也接受了。后来，这二位得以颐养天年。护国公的权力被一分为二。军队宣布弗利特伍德为他们的总司令，同时也同意议长拥有签发任命高级军官委任状的权力。于是，英格兰确立了以公民选举为基础的共和政体，全国都服从这个权威。但军队同议会之间仍旧是竞争关系。兰伯特将军说：“我不知道我们双方为何难分伯仲。”

保皇派趁共和政府内部纷乱不堪的机会，在各处活动起来。政府的一系列变化，使得斯图亚特王朝的保皇势力又获得了生命力。武装对抗的条件似乎已经成熟。1659年夏天，诡异的事发生了，保皇派与长老派联合起来，在地方发动了叛乱。他们在兰开夏和柴郡力量强大，特别是德比家族的力量。乔治·布思爵士迅速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兰伯特带领五千人去镇压。到了8月19日，双方在温宁顿布里奇展开了战斗。兰伯特在战报中说：“双方骑兵都拿出了英国人的精神。”但是保皇派还是遭到失败。剩下各处的保皇派也都被民兵击溃。这次叛乱很快被平定，速度之快使得查理二世都来不及参与。当然这倒对他有利。铁甲军粉碎了拥护摄政制和拥护君主制的两方面势力。战斗又唤起了将军们的信心，不久，将军们又同他们一手扶持起来的，残余“长期议会”展开了斗争。

兰伯特此时居于显赫地位。他以很少的伤亡代价，取得了温宁顿布里奇战斗的胜利，返回伦敦。由于对他的傲慢无理感到不满，议会企图于10月份解除他及其同僚们的职务。他把队伍带到威斯敏斯特，封锁了下议院的入口，士兵甚至不让有权签发委任状的议长伦索尔进去。伦索尔生气地质问：“难道没人认得我么？”士兵说，他们并没有在温宁顿布里奇战斗中看到他。这是一次没有流血的斗争，随后兰伯特掌握了实权。

兰伯特能力十分出众，军事才华也仅仅逊色于克伦威尔。他的政治经验也十分老到。他自己并不打算出任护国公，其目的完全不在于此。他有一个贵族出身的妻子，这位夫人受过良好的教育，支持保皇派，希望提升本家族的势力。他们夫妇二人希望自己的女儿可以和查理二世的弟弟约克公爵联姻，这是他们计划的一部分。如果兰伯特成为共和国的主宰，那么他将恢复君主制。因此，在最后一次保皇派的叛乱中，他对那些人手下留情，这也是计划的一部分。兰伯特认为，不论是宗教方面还是政治方面，军队对于复辟的君主制度满意程度，肯定高于对议会和护国公。他的这些计划是秘密进行的。弗利特伍德已经察觉了他的心思。一股敌对情绪在这两名首脑间产生了。

黑兹尔里格是最坚定的共和派议员，他苍白的脸、薄薄的唇和有神的眼睛如布鲁斯特般坚毅。他被从下议院赶出来以后，奔赴朴次茅斯游说当地的军队，使他们相信伦敦的军队践踏了重要的原则。当彼此不和的弗利特伍德和兰伯特派兵攻向朴次茅斯的时候，黑兹尔里格早就掌握了当地驻军。这一支部队立刻向伦敦进发，以便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士兵间的分歧已经开始影响了军队的团结，最终导致了英国军事专政的结束。圣诞节的时候，军队已经与议会达成了和解。他们高声呼喊着：“让我们与议会生死与共！”他们游行到伦索尔议长家时停了下来，一反常态，对驱散议会一事深感愧疚。军队表示要服从议会的权威，将议长奉为他们的领袖和国家的领导人。但是，这个局面也是不可能长久的，一定会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代表新制度或者旧制度的政府，而这一次的救世主另有其人。

镇守苏格兰的指挥官乔治·蒙克与克伦威尔十分相像，他与兰伯特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人，但同样优秀。英格兰此时再一次被一个内心沉稳的人所拯救。蒙克是德文郡的绅士，在英荷战争中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这个拥有丰富战斗经验的人，于英国再次爆发内战之际返回英格兰。他是基层出身的军官，对军事本身的关注，远远超过处于危机的局势。他曾经为了国王查理一世征战于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后被议会军俘虏，随即站到议会派这一边，并被授予军权。他曾经在爱尔兰英勇作战，也曾经在海战中击退荷兰人。他跨越了各种艰难险阻、惊涛骇浪。先后听命于议会派、共和派和摄政派，每次都左右逢源。他在克伦威尔时代彻底征服了苏格兰，但也并未激起长期的仇恨。很早之前，他就不赞成军队在伦敦的暴行。由于在苏格兰深得民心，他通过协议的方式，从当地为军队筹集到物资，并撤换了他不信任的所有军官。蒙克可以利用议会的政策和法令，得到英格兰共和派的支持，还获得了苏格兰的拥戴，因为他承诺保护他们的利益。兰伯特在1659年11月率领劲旅离开伦敦，奔赴北部战场，但他师出无名。他在所到之处强征军需，这引起了当地居民的极大愤怒。

蒙克懂得如何把握一切天时地利，是英格兰人的典型代表。英格兰人所崇拜的就是他这样的人，他们静观时变，顺势而为，直到看清形势后，再果断采取行动，他们要抛弃个人情感，采取谨慎的措施，即使不是出于真心，也要小心地朝着民族统一的目标慢慢前进。1659年秋天，蒙克率领着七千人的队伍驻扎在特威德河畔，他在司令部里接到来自各个方面的请求，拜访他的人将苏格兰的命运交托于他。他就在军营里接待来自各方势力和派别的代表，仿佛一个伟大的领袖那样耐心倾听。他虽然具备我们民族特有的正直，但各方人士无法窥探蒙克内心的想法，一直在不停地猜测。

蒙克的耐心终于耗尽，开始采取行动。他了解到伦敦的局势后，于1660年1月1日，一个晴朗但寒冷的日子在冷溪跨越了特威德河。他为了维护军队的稳定，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小心谨慎不无道理。在动荡的局势中，他艰难地维持自己在军队的绝对控制权。当年议会军的老将军费尔法克斯此时也赶到了约克，率领着一支拥护议会的队伍。蒙克曾经许诺不惜代价在十日内同老将军会合。他实现了承诺。他在约克等到了已经无路可走的议会的邀请，于是率军向南，前往伦敦，沿途各处都能听到相同的呼声“要自由议会！”可当他和他的军队到达伦敦后，却被残余议会彻底激怒。议会给他下达的其中一项命令是推倒伦敦商业区的城门，以此来震慑伦敦市民，因为此时的商业区已经开始转向支持保皇派，正在为查理二世募集资金。蒙克没有效仿克伦威尔或者兰伯特，他没有解散议会，而是采取打击的办法。2月的时候，他召集了那些长老派议员，这些人曾经被普赖德所清洗，其中大部分已经转向保皇派。王权复辟大有可为了。被清洗的议员重返议会的那个夜晚，塞缪尔·佩皮斯看到伦敦商业区“人们喜气洋洋，篝火照亮了天空……处处欢声”。恢复生机的议会，采取的第一项措施就是废除1648年普赖德清洗以后制定的一切法律，推翻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一切做法。议员们被一个军事领袖驱逐，又被另外一个军事领袖召回，这种违法的事十二年来频频发生。议会任命蒙克为全军总司令。而“长期议会”自动解散了。自由议会即将召开，这使得蒙克将军深感欣慰，这样的议会也必然会恢复王权。他在苏格兰的经历让他深知，英国人民已经对宪政方面的各种尝试厌倦不已，期盼恢复君主制。

国王要重回王位，这是人民的愿望，这种想法对贵族和富人同样有着巨大诱惑。这种呼声冲破了军事长官以及追随者的统治，变成了诗歌，在各个村庄流传：

在阿拉拉特山上，

我依然充满希望；

盼来一只和平鸽，

把她喜爱的橄榄枝带到水乡。

那么我将等到水落，

似乎一块石头压着我的心窝。

不听到国王重新登基的消息，

我永远不会快活。

然而迫在眉睫的事情还有很多。这不是讲私人恩怨的时刻。如果要说服铁甲军请回查理二世，那么军队曾经反对国王父亲的那些过往绝对不容否定。不列颠岛上潜在的那些政治智慧此时发挥了作用。胜利之时出现了过激行动，内战期间的原则遭到滥用。必须在理论上而不是行动上恢复本来的原则。此时，蒙克已经同查理二世建立了联系，建议国王在议会的规定外，实行无条件大赦，支付拖欠的军饷，承认土地交易。此时，象征着财富和地位的土地早已改换了主人。土地所有权的易手是由战争成败决定的，不可能全部推翻。国王可以重新享受他的一切权利，但不是所有的保皇派都有这样的待遇。他们必须完全承认现在的所有权现状，不允许报复。

然而，有人流过神圣的鲜血，他们当中的幸存者已经不多了。如果每个人都从这个全面和解中获得好处而肯定不会遭到惩罚和报复，那么他们对严惩弑君者就不会有很大的抵触。1649年的事情违背法律，违背议会的意志，也违背人民的意愿。弑君者应该遭到报复。这种态度虽然缺乏英雄气概，但与当时的和解精神是一致的，这种精神对英国的政治起到了重要作用。

查理二世的忠臣海德接受了蒙克提出那些要求。他曾经跟随查理二世颠沛流离，不久就获得了克拉伦登伯爵的领地作为奖赏。海德为国王起草了一份宣言，即《布雷达宣言》。查理在宣言中表示，争议暂且搁置，留给议会以后处理。后来王权复辟之所以带来了良好的秩序，那些在克伦威尔各种尝试下破坏了的英国传统得到复兴，主要归功于海德从律师角度出发，尊重议会和历史。

协商过后，新的议会选举开始了，按照规定曾经反抗过共和制的人是不能参选的，可是保皇派势力强大，这条规定形同虚设。在地方选举中，长老派和保皇派击败了共和派和再洗礼派，两个失败的派别发动了不成功的叛乱，继而又试图将去往法国避难的理查德·克伦威尔请回来，结果也不能如愿。有人告诉他们，正是他们将理查德赶下了台。兰伯特从囚禁他的伦敦塔里逃走了，准备起兵叛乱，但遭到了部下的背叛，蒙克不费吹灰之力将其再次俘虏。兰伯特的这次失败决定了王权复辟的大局。各方面势力——蒙克以及他的大部分军队、伦敦居民、保皇派、新选举的下议院大多数议员，以及无视一切如常开会的上议院贵族们——重新联合起来，他们大权在握。此时上下两院都已经恢复正常，静等国王的诏令，英国议会的三个等级已经严阵以待了。

议会急忙给曾经流离失所的国王送去了大笔慰问金，然后便开始张罗起御辇中的猩红色天鹅绒装饰。过去敌视国王的海军舰队负责保护国王回国，数以千万的人在多佛等候国王。1660年5月5日，国王一行登陆后，蒙克将军谦恭地迎接了他。去往伦敦的行程如得胜凯旋，各阶层的人竞相欢迎国王重回祖国。人们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泪眼婆娑，感觉自己终于摆脱噩梦，下一步就是好日子。查理二世、克拉伦登、可靠的秘书尼古拉斯以及与国王一道流亡的那些人，对此情此景感到难以置信。查理二世在布莱克希恩看到恭迎他的铁甲军队列时，一定会怀疑自己还在梦中，仅仅八年前，他在博斯科贝尔的橡树上躲避铁甲军的搜查。而就在几个月前，在温宁顿布里奇铁甲军还击溃了他的支持者。如今迎接他的是这样一个声势浩大的场面。伦敦市长和议员们带头庆祝。长老派的牧师们还在查理二世的去路上，鞠躬敬献《圣经》，他们以向国王示好为荣。上下两院都表示忠于国王，承认他的权威。所有阶层，无论贫富，保皇党还是圆颅党，主教派还是长老派抑或是独立派，都表现出和解的意愿，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轻松场面。那一天，英格兰迎来了它的狂欢。

历史的进程并没有如人们预计的那样倒退，这次复辟的不仅仅是王权，还有议会的权力。这算得上是议会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下议院在内战中曾经打败了国王，同时也控制了为此建立起来的军队。议会纠正了自己的过激行为，现在成为无可争议的统治机构。当年议员们向查理一世建言献策的那些关于政体的合理要求，此时已经深入人心，因此都不用费力去提及。1642年初，查理一世逃出伦敦后，“长期议会”制定的那些法律以及共和时期或者护国公时期的一切法律，均宣告无效。但是查理一世通过的限制王权的条例仍旧有效，国王盖过玉玺的法令仍旧有效。1641年的一切法律仍旧有效。最重要的是，此时人们普遍相信，王权是议会统治的工具，而国王是人民的公仆。

国王的神圣权威再一次得到承认，但是已经不具备绝对性了。枢密院的司法权、星室法院和宗教法庭都已经被撤销。国王未经议会或者巧立名目非法征收税款的行为遭到禁止。经过合法选举的议会是一切法律法规的出处，国王的命令也不能反对或者代替法律。王权的复辟实现了皮姆和汉普顿最初设定的目标，消除了由于紧迫的战事带来的独裁和暴行等一系列过激行为。下议院和习惯法取得了长期的胜利。

这时候，新的主权观念已经形成了。早期与查理一世以及詹姆斯一世的斗争中，议员们并没想过要废除国王的权力。在维护习惯法原则的斗争中，下议院的律师们发挥了重大作用。他们为了将国王的权力置于法律约束下，进行了不懈的抗争。这里的法律指的是从大宪章所遵循的那些基本原则，即习惯法。习惯法可以让英国人免遭被随意逮捕和处罚的厄运。习惯法法庭几百年所执行的也这是这种法律。议会没有追求无限膨胀的权力，也没有彻底摧毁国王的传统权力，只是努力监督王权，以便保护议会和个人的权利。科克曾经说过：法官是最具权威的法律解释人。在没有国王和王权的年代，出现了这样一种观点：议会法案具有最高权威。但历史上找不到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律师们也不同意这种思想。权力从律师们的手中转移至军官手里，后者对宪法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科克认为，即使国王和议会的联合，也是不能凌驾于习惯法之上的，应由习惯法最高法院的法官来裁决哪些合法，哪些不合法。他的这种思想已经在英格兰永远消失了，但却存在大洋彼岸的新英格兰，后者在反抗英国议会和国王的独立战争中展示了它的样子。

同过去一样，王权复辟后棘手的财政成为了一大问题。除了一般性支出外，还需要偿还国王在流亡期间欠下的大笔债务，补发军饷以遣散军队。议会坚决不对护国公时期的债款负责，国王也放弃了从财产监督权、土地占有权和其他封建传统权利中可获得的那些财富，议会向查理二世发放年金。虽然国王感受到了一些约束，但是数目还是相当可观的，国王和他的谋士们对此也表示了满意。经过长期的内战，英格兰全国上下经济拮据，征税工作艰难进行，因此能将国王的收入固定下来，具有缓解财政压力的作用。而一切额外的开支，查理二世必须要经过议会的审议批准，他和克拉伦登都接受了这个现实。王权已经不能离开议会而单独存在了。

同时，国王和议会马上就能彻底摆脱军队的威胁。这支拥有四万士兵、战斗力惊人的队伍即将被遣散，无论以后情况如何，再也不能出现这样一支军队了。“不要常备军”成为了当时所有派别的心声。

重新统一的国家，犹如尖刀在手，大刀阔斧地对溃烂之处动了手术，但无论如何必要，病患还是会感到害怕和疼痛。令保皇派感到不满意的是，虽然他们的事业被证明是正确的，但他们遭受的经济损失却没有得到补偿。因此他们抗议说：《赦免与保护法案》实际上就是忽略功勋，保护罪行。只有直接参与判处查理一世死刑的人受到了惩罚，而在那些残酷的战争中，对抗国王并对国王拥护者大肆报复的人逃避了法律的制裁，甚至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这使得保皇派十分愤慨。大家都赞成解散军队，当然军人另有想法。能够和平地遣散军队，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在公众面前，铁甲军几乎抬不起头，人人都反对他们。即使他们曾经为国家立下赫赫战功，取得无数场战斗的胜利，为建立政府出过力，并约束自己的行动，但还是引发了大众的仇恨。他们被历史所抛弃，此时他们只好顺应潮流，在领到军饷后，各自回到家乡。几个月内，这支勇猛的、战无不胜的、随时可以对王国和社会构成威胁的军队消失于人群之中，再也找不到一丝痕迹。从此，他们勤勉又自我约束，就如过去英勇又狂热一般。

在查理一世死刑判决书上签字的大约有六十人，其中三分之一的人已经去世，三分之一的人逃亡异乡，剩下的仅有二十人。查理二世力求减少死刑，为此与拥护他的议会产生了矛盾。如此一来民愤沸腾。国王主张宽容，而议会则主张对凶手们严惩不贷，而当初正是议会中的一些人，唆使了凶手的罪行。最终，有九个人被判以弑君罪，处以死刑。这些人是集体的替罪羊。他们为自己的行为感到骄傲，哈里森和其他军官走上断头台的时候，仍旧相信后人会为他们的牺牲扼腕叹息。只有传教士休·彼得斯有些胆怯，但他最后还是受到同伴精神的鼓舞，一种强烈的自豪感支撑着他慷慨赴死。当满身沾满了血迹的行刑人靠近他，问道：“彼得斯博士，你觉得这个刑罚怎么样？”牧师坚定回答：这个刑罚很适合他。

最终被判处死刑的人数和当初要求的相去甚远，所以只好在不杀人的前提下，额外做了一些事情。克伦威尔、艾尔顿和布雷德肖的尸体被人从几年前隆重下葬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棺材中拖了出来，装在囚笼里游街，最后拉到泰伯恩绞刑架，在上面足足吊了二十四个小时。他们的头颅被钉在显眼处，剩下的尸体被扔在粪堆上。皮姆和其他二十名议员的尸体也被挖了出来，投进一个大坑里。做出这些残忍行为是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国王也只得以死者尊严换取活人的生命。

另外还有两个人被定为死罪，他们是兰伯特将军和亨利·文爵士。兰伯特一生经历跌宕。他随时可以在共和制的最后一年攫取最高的权力。他曾经想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查理二世的弟弟。他试图赶在蒙克之前恢复王权，或者在打败蒙克之后担任护国公。他异常勇敢，并且在军队中积累了长期的经验，可最终归于失败。这个过去的将军，获得无数次胜利的英雄在法官面前卑微地接受审判。他请求国王的宽恕，国王的弟弟约克公爵为他进行了辩护。他被赦免，流放格恩西岛，获准在全岛自由活动，后来又改去普利茅斯，以画画和研究植物学了却残生。

亨利·文爵士性情刚毅，不肯请求宽恕，他为自己辩护，每一条理由都合法又富有逻辑。他原本可以获得赦免，但他过去做过一件足以致命的事，人们不能忘却，他在二十年前偷取了他父亲的枢密院会议记录，并把内容告诉给皮姆，指控斯特拉福德建议把军队从爱尔兰调回英格兰，这最终给斯特拉福德带来了悲惨的致命一击。如果按照血债血偿的原则，查理二世不想宽恕他。国王认为“这个人十分的危险，只要依法，就不能让他活下去”。亨利·文极为开心并且信心满满地走向死亡，他对充满敌意的人群发表了最终的演说，但声音已经被号角淹没。

阿盖尔侯爵是王政复辟之后，唯一一个被处以极刑的苏格兰上层人士。他前往伦敦欢迎国王，但立即遭到逮捕。他被送回苏格兰，由当地的贵族和人民审问他。重获王位的查理二世一直试图避免杀戮，他说：“我对杀人已经感到厌恶。”苏格兰根据当时的风向，匆忙把他们昔日的领袖送上了断头台。阿盖尔也是十分坚毅虔诚地赴死。每个人都认为，他的下场罪有应得，算是和蒙特罗斯扯平了。在王权复辟后那个紧张动荡的岁月里，在国王的努力下，最终被处以极刑的还不到十二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王的权威。给这些人下达死亡判决的恰恰是当初的主谋或者受益者，查理二世对这种虚伪的结果表示了满意。议会派的领袖们、上下议院的议员们、共和制或者护国公时代的高级官员们立刻变换了嘴脸，坐到审判弑君者的法庭席位上。正是由于荒谬的存在，让这场残酷而有节制的报复行动在历史上留下不光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