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的君主

恭迎国王回国的议会各派，在力量对比上呈现了均势，它们代表了全国各个阶层，并成功地解决了恢复王权后所遇到的一系列政治问题。然而，由于它并不是国王召集的，因此它还不是合法的立宪机构。查理二世认为，如果推倒重来，情况会变得更糟，所以他只得利用手中的权力，试图影响议会，追认召集此次议会的行动是合法的。可是人们仍旧不认可这届议会的完全合法性，将它仅仅视作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议会。1660年底，人民已经要求它立即解散，这种根深蒂固的法制观念已经不允许再用宗教的方式解决当前的问题了。获得解放的人们在选举中兴高采烈。彻底垮掉的保皇派没有参与王权复辟的行动，只能采取围观之势。可如今他们似乎又等到了东山再起的机会。反对清教徒的人在议会中占据了绝大多数，曾经跟随王子鲁珀特浴血奋战的人们以及他们的后代，走出了破败的家宅。这些人在克伦威尔时期，一直过着蛰伏的生活。

这时，产生了英格兰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一届议会，一共存在了十八年，即“保皇派议会”，更准确地讲，应该是“领取年金的议会”，因为成员中主要是白发苍苍的老者和退伍军人。议会中不断有补缺选举，被淘汰的保皇派主要由圆颅党以及后代取代，直至这届议会解散，最终留下的保皇派也仅有二百人。这届议会，自其诞生之日起，表面上表示要效忠国王，将一切荣耀归于国王，但实际上并不想受国王的控制。由于效忠国王而陷入贫困的地主们并没有盲目地追随君主，他们也想保护自己在议会斗争中取得的权利。他们试图将保卫国家的任务交给民兵，但民兵必须置于各郡郡首控制之下。他们维护国王对武装力量的统治权，同时军队也受到他们各自所属阶级的控制，这样，国王和议会手中都没有军队，各郡的乡绅成为了当时军队的核心。“保皇派议会”根据过去的教训和长期的经验，认定军队控制权应该如此安排。随后，议会开始专注于宗教问题的解决，尤其是宗教对于社会和政治的影响，保皇派议员也同时关心起自身的利益来。

从伊丽莎白时代一直到内战，各代国王致力于在《祈祷书》和主教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统一全国的教会，他们还希望将苏格兰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同英格兰的统一起来。克伦威尔的铁蹄在另外一种形势下，将这个目标实现了，甚至还将范围扩展至爱尔兰。现在，教会和国家，国家和王室都热烈期待着这个前景。

国王近臣克拉伦登在政府中担任首席大臣，一系列法案均以他的名字命名。这些法案重新确立圣公会为国教，将新教置于与之对立的地位。国王查理二世主张采取宽容政策，克拉伦登主张采取谅解政策。但是，“保皇派议会”、从流亡中归来的劳德信徒以及具有抗争精神的长老派们，都对二人的政策有所阻碍。基于国教之外还有其他教派的现实，议会采取了即便不消灭，也要使之不能正常运作的政策。结果此举促成了非国教教派迅速结成政治势力。而这股政治力量的首要目标便是宗教自由，它在1688年的革命中实现了这一目标；此外议会还要废除国教的特殊地位。这个目标是要等到十九世纪，工商中产阶级成为政治力量的核心的时候，才得以实现。那个时候人们才最终享有了一定程度的宗教自由。而谈到非国教教派对于英格兰的政治思想有何种影响时，评价是很难给出的。它们继承了清教徒的严厉、固执和狭隘。但它们对于知识的探讨精神是令人钦佩的。如果它们的组织具有广泛性并获得支持的话，就能有效地为宗教事业服务了。但是，非国教教派那些教义并不具备广泛的群众基础，也不会被议会接受；长老派的理性主义、独立派的叛逆，再洗礼派的宗教狂热，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英国社会中一直流行的各种思潮。

不管如何，“克拉伦登法典”远离了这些思潮，使建立全国统一教会的希望化为泡影。国教不知不觉地接受了它是一个教派而不是全国统一教会的领袖地位。国教是“伟大”、“官方”、“正统”的，可无论如何它也仅仅是一个教派。它的四周还有各种非正统教派。为国王查理二世保驾护航的“全国性大会”（即议会）完全可以做出让步，让信奉新教的大多数英格兰基督徒团结起来。但“保皇派议会”却接受了教会分裂的事实，并为自己获得了超然地位而沾沾自喜。他们根据自己的利益建立起来的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仅仅是一个党派。为上帝和国王征战过的那些乡绅和领主们，也应该有自己的教会和主教，就像他们拥有自己的民兵和治安委员会那样。

1662年的“克拉伦登法典”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他本人的思想。他希望在王权复辟的鼓舞下，实现国家在政治和宗教方面的统一。查理二世也不希望分裂，他本人对各派别的态度从业已从冷漠转变为宽容。当然，他的这种态度转变并非仅仅是出于宗教原因，如果某个乡绅要信奉宗教的话，那么他选择信仰罗马天主教最能使查理满意。可是，问题来了，难道英格兰国教圣公会不是其王位的重要基础么？国王希望一切宗教狂热都能冷却下来。为什么要为彼岸世界而影响当下呢？至于那些令人产生怀疑的教义，何必去迫害它们呢？腓特烈大帝曾说过：“每个普鲁士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进入天国。”查理二世也有这种思想，比腓特烈大帝还要早一些，不过他让自己的想法惹出不必要的麻烦。国王尽量采取了容忍政策，他在“全国大会”召开期间，对教友派的代表说：“作为你们国王，我向你们保证，只要你们和平地生活下去，你们就不会因自己的观点和宗教信仰而遭到迫害。”

“保皇派议会”坚决地纠正了国王的宽容政策。1661年颁布的《市政机关法》，要求每个担任公职的人否认《神圣盟约》，宣誓顺从大局，根据英格兰国教的仪式要求做礼拜。这首先就排斥了许多长老派教徒，接着排斥了共和派，最后连天主教徒和一切非正统派别的教徒都排除在外。这个法案目标明确，只有站在国王这边的英国圣公会的教徒才有资格担任公职，而这些职务又同下院选举有着紧密关系。1662年颁布的《一致法》强迫所有牧师接收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祈祷书》，该书在原来的基础上做了修改。《一致法》要求教士们全部真心拥护《祈祷书》中的内容，并迫使他们和大中学里的老师都奉行英格兰教会的法定仪式。但总数为两千人的、占所有教士比重五分之一的牧师，并不打算服从，因此他们被剥夺了薪俸。此外还有一些更加严厉的措施。1664年又颁布了《非法宗教集会法》，禁止被免职的教士在他们的教区传教。1665年制定了《五里法》，禁止这些被免职的牧师走进“他们传教或生活过的任何城镇、自治市、教区等一切地方”的五英里范围之内。

保皇派尽管他们在战场上未尝胜绩，对于王权的复辟也没有任何贡献，但却借助《克拉伦登法典》获得了全面的胜利。这个法典的存在，影响了今日英格兰的宗教派别，也加强了建立党派的基础。掌握了政权的保皇派试图将所有支持者联合起来，剩下的人也本能地抱团取暖，其中包括此前不久还在统治英格兰并让其他人恐惧的那些势力。现在伯明翰市所在之地有许多小村庄都距离任何“城镇、自治市”五英里以上。因此英格兰中部那些非国教教派便以此为中心，至今此处仍享有盛誉。英格兰并没有因王权的复辟而统一起来，相反却被割裂为两个英格兰，双方各自的背景、利益、文化和观点天差地别，当然其中也不乏一些相似之处。麦考莱写道：“有一条明显的界限，把有时称为朝廷派的官员，他们的朋友、随从同那些乡村派的人分割出来。”后人的论述也证实了他的观点。受到官方庇佑或希望获得庇佑的人，自然同那些生活在乡村的人有着不同的利益。除此之外，另一条裂痕也在不断扩大。政治上，保守派和激进派分为两大阵营，直到今日，对立双方依旧存在。两大政党队里斗争的情形已经出现，不久得名“托利党”和“辉格党”。这两个政党今后左右了英国的命运，一直到英帝国的辉煌在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化为灰烬。

国王查理二世并非这些矛盾的始作俑者，他本人一直倡导宽容政策。1663年5月，他曾尝试将《一致法》的法律效力暂停三个月，但是主教和议员们阻止了他的想法。12月的时候，国王签署了第一份《免罪令》，行使国王神圣的赦免权，使得那些不信奉国教的人，免于宗教的强制和免于遵守那些命令人民发誓的法律。可是下议院没有意识到他们所从事的事情的后果。反而跳出来反对“利用法律制造教会分裂”的阴谋。1672年3月，国王顶住压力发表了第二份《免罪令》，试图停止对各阶级不信奉国教者实行各种宗教刑罚。可下议院阻挠说：“只有议会以法案的形式通过后，宗教刑罚才能暂停执行。”除了警告国王外，下议员还威胁要暂停拨款。查理二世恐惧克伦威尔式的反抗，因此做出了君主立宪下国王不得不做出的妥协。那些议会中的党派人士应该认识到，在这个关键的形势下，国王的仁慈主张是顺应时代潮流的。

不过，国王也需要为自己颁布一道赦免令，因宫廷生活的荒淫无度。他有两个人尽皆知的情人，一个是芭芭拉·维利尔斯，她被封为卡斯尔梅恩女伯爵，另一个叫路易斯·德凯罗埃莱，被英国人蔑称为“卡维尔老鸨”，她也被国王封为朴次茅斯女公爵。这两个女人伴随着国王，并插手国家的外交。查理二世同葡萄牙公主、布拉干萨的凯瑟琳结婚后，未改放荡的本性。公主带来了数量可观的嫁妆，包括八十万英镑的现款，还有丹吉尔和孟买这两个海军基地。国王对妻子的态度恶劣至极，竟然迫使她接收芭芭拉成为宫廷女官。这将优雅、虔诚的公主气得当场昏迷，被人抬出了宫廷。后来，国王又把美艳温柔，被人们怒骂为“新教徒婊子”的内尔·温格接入皇宫。她从此远离民间的消息让人们倍感欣慰，这些仅仅是荒淫无度的宫廷生活的冰山一角，玷污了王位的神圣。假如在亚洲国家的宫廷里，这些龌龊早就淹没在嫔妃们的宫墙之下了。

国王查理二世的荒淫无度在道德上产生了广泛的不良影响，清教徒式的专制瓦解后，人民落得轻松快活，于是饱暖思淫欲。共和国时期，清教徒管理国家，通奸者被处以极刑，查理二世的荒淫彻底亵渎了纯洁的贞操。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全国每个阶层都拥护这种松散的统治，而不喜欢圣人的清规戒律。英格兰人渴望成为上帝的选民，但是他们心中的上帝不是清教徒眼中的那个上帝，清教徒曾经被人力捧上天，现在又狠狠地摔下来，这自然让老百姓们开心。政体斗争和内战的威胁，以及清教大一统的局面彻底被击碎，一切都萎缩，然而人们却落得一身轻松。国王发现，他身边的新贵们比富有斗争精神的保皇派，凶狠的圆颅党要软弱许多，而后两者已经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野，

一阵身体的紧绷必然伴随着筋疲力尽，安逸享乐，这不过是一段插曲。英格兰民族也经受住了这种考验，在查理二世的宫廷中，此时出现了一位年轻人，此人是皇家禁卫军的旗官，也是国王的网球搭档，也是被卡斯尔梅恩女伯爵魅力捕获的不谙世事的人，最后一点让国王多少有些心怀不满。后来，这个年轻人接过了克伦威尔的宝剑，在广阔天地有了一番作为，但他打击的只是不列颠自由和繁荣的敌人。这个年轻人名叫温斯顿·丘吉尔，是一名来自多塞特郡的乡绅，此人追随保皇党军队作战，负伤后被圆颅党没收了财产。国王没有能力维护他忠诚的追随者。国王曾经劝说克拉伦登将温斯顿爵士纳入议会的重要议员委员会，但无果而终。后来他把温斯顿的儿子安排在身边听候差遣，还为他的女儿在约克公爵夫人那里谋了个差事。兄妹二人把握住了机遇。约翰·丘吉尔当上了禁卫军军官。他的妹妹则成为了约克公爵的情人，为他生了儿子，这个儿子叫詹姆斯·菲茨詹姆斯，即闻名于世的勇士贝里克公爵。

此时掌握枢密院大权的是克拉伦登和来后受封沙夫茨伯里伯爵的阿什利。这二人的性格截然相反，但是都很有才华和能力。沙夫茨伯里十八岁的时候就参加过“短期议会”的革命。他讲道：“我刚刚懂事的时候就意识到自己处于风暴中。”他效命于圆颅党的军队，同克伦威尔并肩战斗过，并且成为长老派的领袖，他也在王权复辟的过程中对蒙克施加过影响。尽管他的升迁颇经过了一些时日，但依旧年轻而信念坚定。他本人也比任何人都了解各派别的力量关系，这些派别曾经在蹂躏英格兰国土的内战后，暂时偃旗息鼓。他本人是已经消失了的统治力量最有力的代表。在无政府的混乱时期，他抵抗军队的暴行，可是他又比任何人都了解独立派的思想。因此他在枢密院中极力推行宗教宽容，这也是对国王最有力的支持。他始终警惕着暂时归田卸甲的铁甲军反扑，知道他们身处何处，必要时应如何对付他们。他还时刻留意伦敦的动态，因为他深知伦敦的影响至关重要。在国王查理二世的统治下，他和伦敦一直相互支持。他对“保皇派议会”也极为不满，但同国王一样，都无力对抗议会多数派的坚强意志。

克拉伦登在查理二世统治的最初七年里，一直担任着首席大臣的职务。他以极高的政治智慧同国王的放荡生活、国王情人们的阴谋活动、短缺的财政和下议员的残酷政策，做着最彻底的斗争。同时他还必须提防国王的宠臣亨利·贝内特。这位野心家被任命为国务大臣，受封阿林顿伯爵。在查理二世统治时期内，阿林顿伯爵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有时甚至起到极大的负作用。与他同一时代的伯内特主教曾评价他“傲慢自大，善于揣度国王的心理，并加以利用”。克拉伦登的女儿与约克公爵喜结连理，虽然期间经历并不一帆风顺。首席大臣此时又成为国王弟弟的岳父，他的外孙也许有机会继承王位，这招致了贵族们的妒忌。获得王室联姻后的首席大臣，其地位已经无人能及。

葡萄牙公主带来的嫁妆中所包含的丹吉尔，此时已经完全被英格兰所控制，英格兰政府便将注意力转向了地中海和东方。由于财政收入掣肘，英国在摩尔人面前，必须厉行节约以守住丹吉尔，同时维护地中海的贸易不受海盗的侵扰。克伦威尔占领敦刻尔克之后，国库要每年为此支付十二万英镑，这个数目正好是国家当年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克伦威尔试图在整个欧洲大陆推进新教运动，而敦刻尔克正是这场运动的前哨。此时托利党的注意力早已经从欧洲转向了大洋彼岸的“贸易和种植园”。因此，克拉伦登建议国王，将敦刻尔克以四十万英镑的价格转卖给法国，尽管这笔交易对英国很是划算，但国王还是招致了强烈的责难。人们指责克拉伦登接收了重金的贿赂，将他建在伦敦的府邸讽刺为“敦刻尔克公馆”。这些毁谤是不公平的，而它带来的影响却一时无法消除。后来敦刻尔克为法国的海盗提供了便利，这使得克拉伦登彻底名誉扫地。

英格兰同荷兰在贸易与捕鱼业上的竞争已经白热化，被克伦威尔击败的荷兰人此时已经具备卷土重来的能力。东印度群岛的货物源源不断地运往阿姆斯特丹，西印度群岛的货物则在弗利辛根上岸。荷兰的多德雷赫特和鹿特丹则成为了英格兰和苏格兰商品流向欧洲大陆的中转站。苏格兰沿海的捕鱼业也为荷兰带了大量税收。东印度公司也为荷兰在东方大肆敛财。葡萄牙驻孟买的总督，拒绝将凯瑟琳公主的嫁妆转交给英格兰，因此英格兰在印度没有合适的落脚点。在此期间，荷兰的声势浩大的舰队满载货物的绕过好望角。荷兰人在非洲西海岸发展了自己的势力，不断扩张殖民和贸易。他们还在新英格兰也分了一杯羹，步步紧逼地在哈德逊河畔开辟了一块殖民地。商人不断游说英国的议会，查理二世心中点燃了爱国的激情，而此时的约克公爵也希望可以在海上战斗中立下军功。因此，议会拨出了二百五十万英镑的巨款。一支由一百多艘军舰组成的英国舰队建立了起来，上面还配置了新式的火炮。在国王的领导下，从前的保皇派军官与铁甲军军官暂时放下前嫌。而鲁珀特和蒙克各自指挥一支先遣队。1664年，英国和荷兰率先在非洲西海岸开战，第二年，战火绵延至英国的领海。

六月份，有一百五十艘舰艇、配备二万五千人和五千门大炮的英国海军，同实力相当的荷兰舰队，在洛斯托夫特附近的海面上展开激战。这次战斗，双方均损失惨重。克伦威尔时代的舰队司令、经常身着普通水手服的约翰·劳森受了重伤。约克公爵的好友，法尔默思勋爵和马斯克里勋爵被同一枚炮弹炸死。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约克公爵指挥的“皇家查理”号同荷兰舰队展开了近身缠斗。荷兰的奥普丹沉着迎战，坐在船尾的一把椅子上指挥这场战斗。英国的军舰火炮齐鸣，打中了奥普丹所在军舰的火药库，把他连同军舰一起炸沉海底。英国舰队的大炮和炮手技术远超荷兰，荷兰人被击退，但是并没有丧失信念。

德莱特将军从西印度群岛回到了荷兰，挽救了荷兰共和国的命运。暂代约克公爵指挥舰队的是桑威奇勋爵，他企图截获荷兰往来地中海和东西印度群岛的商船。这些商船上满载着价值不菲的货物，它们躲开了英吉利海峡，一直向北进入了挪威的卑尔根港。丹麦和挪威本来与荷兰有嫌隙，两国向英格兰许诺，如果英格兰袭击荷兰的商船，两国愿意拿出一半的战利品作为报答。但是，当英格兰的舰队攻击荷兰商队的时候，丹麦的守军并不知晓情况，用海上的炮火击退了英国人。因此，异常愤怒的英格兰对丹麦宣战，这迫使丹麦和荷兰结盟。荷兰的德莱特到达挪威港口，把满载货物的商船安全地护送到了特塞尔岛。欧洲大陆上的国家都认为，荷兰人在战争的第一年里，可以与强大的英格兰一较高下，令人刮目相看。

1666年6月，比洛斯托夫特海战更加激烈的战斗打响了。法国的路易十四承诺，如果荷兰遭到进攻，法国将给予援助。法国对查理二世的指责置之不理，仍然向英格兰宣战。英格兰和荷兰的舰队在北福尔兰附近进行了四天的激战。在伦敦都可以听到荷兰舰船上重型火炮的声音。人们悲伤地发现，在英吉利海峡布防以应对法国进攻的鲁珀特与蒙克，彼此失去了联系。直到第二天战斗结束，英国还一直处于劣势，幸好第三天的时候，鲁珀特及时赶到，战斗又进入胶着状态。战斗在第四天急转直下，鲁珀特和蒙克的舰队均遭受了沉重打击，不得不退回泰晤士河。德莱特胜利了。

正如荷兰人在前一年所表现的那样顽强，英国人没有一蹶不振。经过准备，英格兰的舰队焕然一新，重新出海，而且比以往更加强大。1666年8月4日，它同荷兰舰队遭遇，给对手以沉重的打击。可是，荷兰共和国的舰队第三次投入战斗，重整阵容，再次出海。而此时法国的舰队也终于驶入英吉利海峡。

英格兰此时处于完全孤立，它在海上的力量也让人产生了质疑。英荷两国在财政上都出现困难，从1665年的春天开始，严重的瘟疫肆虐伦敦。这是1348年黑死病以来，伦敦遭受的最严重的疫情灾害。在瘟疫最严重的时候，伦敦在一个星期就病死了七千人左右。王室不得不搬到索尔兹伯里，把首都托付给蒙克，他是一个在任何困难面前都能从容不迫的政治家。丹尼尔·笛福在《大疫年日记》中以鲜活的笔触为我们深刻地展示了这场可怕的灾难1666年9月，一场大火吞噬了正饱受摧残的伦敦，也宣告了瘟疫最严重阶段的结束。大火是从伦敦桥附近一条挤满木板房子的小街道燃起的，它借着强劲的东风，蔓延燃烧了四天四夜。市民们怀疑是再洗礼教、天主教或者外国人故意纵火，他们各个怒火中烧。国王此时也赶回了伦敦，表现出应有的勇气与爱民之心。大火吞噬了整条整条的街道，最后在商业区的外墙下偃旗息鼓，三千多所住宅、八十九所教堂和圣保罗大教堂被烧毁。堆满货物和军用物资的仓库也不能幸免，作为政府收入重要组成部分的烟灰税也化为泡影。另一方面，大火也消灭了瘟疫。在后来人眼中，真正的灾难不在于伦敦这个卫生条件极端恶劣的中世纪城市的毁灭，而是重建这座城市的时候，并没有采纳雷恩的计划，没有以圣保罗大教堂和伦敦交易所为中心，规划出一条条大街和码头。然而，人们并没有失去重建伦敦的勇气。在旧圣保罗大教堂的废墟上，新的教堂被重建起来，至今依然巍峨。

虽然战争一直持续到1667年，但国王早已着手同法国、荷兰两国和谈了。由于军费的短缺，英国的舰队已经无法承担保卫领海的重任。在和谈期间，荷兰人为了增加手中的砝码，在著名军事领袖约翰的弟弟德威特将军的带领下，沿着麦德韦河向上航行，最终冲破查塔姆港口的水栅，捣毁了英国的四艘军舰，拉走了“皇家查理”号，这艘英国军舰在洛斯托夫特战斗中曾击沉奥普丹将军的旗舰。荷兰人的炮火随着泰晤士河水传到伦敦，人们对震耳欲聋的声响无不震惊和愤怒。甚至连保皇派也指责说，这种事情在克伦威尔执政时都没有发生过。清教徒则认为，这场瘟疫、大火和战败的海战是上帝对这个时代，尤其是对王室的道德败坏，降下的残酷惩罚。

双方同样希望和平，因此以不高的条件达成了和平协议。英格兰在这场战争中的主要收获是新阿姆斯特丹，就是现在的纽约。战争一结束，王室与议会就开始互相推诿指责。前者说，议会对国王的收入限制，使得国王无法保卫这个国家。议会反驳，认为是国王的情人们挥霍了国家的财富。克拉伦登试图进行调停，结果受到了来自双方的责难，他同议会的关系彻底断绝，对国王情妇的谴责，也让国王对他心生不满。他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一致弹劾，只得流亡海外。他在流亡生活中完成了一部巨著《内战史》，此书将那个年代完整留存了下来。克拉伦登被弹劾后，国王在一个时期内，由阿林顿辅佐，有时也由他的好友白金汉辅佐，后者是詹姆斯一世遇害宠臣的儿子，伶俐且放荡，曾在一次决斗中杀死了一个受侮辱的丈夫。就连保皇派也对王室的荒淫无度和奢靡的开支感到不满，因此，必须再一次扩大政府的代表性。从1668年开始，五位重要的人物被任命为大臣。在此之前，人们经常谈论内阁和阴谋小集团。现在这五个人即克利福德、阿林顿、白金汉、阿什利和劳德戴尔。他们名字首字母连起来正好是“阴谋小集团”。

欧洲大陆此时又出现了一个克伦威尔所不曾亲历的事实，在西班牙和奥地利连续遭受沉重打击这一背景下，法国不断强大起来。路易十四在所有王位继承人里脱颖而出，他有过人的天赋，而此时正处于风华正茂的年纪。法国人在红衣主教马萨林的英明统治下，不断强大自身力量，成为欧洲最强大的民族。该国的人口是英格兰的四倍，达到两千万。法国的地理优势无可匹敌，是欧洲文明的启蒙者，它拥有强大的军队和中央政府，傲视邻国。法国人安于接受野心极大而又狡猾的国王路易十四的统治。1648年结束的“三十年战争”，彻底打击了神圣罗马帝国在德意志的势力。哈布斯堡王朝仅仅在名义上统治着一些松散的德意志公国联盟，它丧失了权威，只获得了名义上的尊重。即使在奥地利这个帝国世袭的领地，帝国皇帝的地位在匈牙利人和土耳其人的不断威胁下也是摇摇欲坠。因此，法国的周边没有强大的邻国，也没有紧密的同盟。佛兰德斯、布拉邦特、列日、卢森堡、洛林、阿尔萨斯等通通被法国的野心所觊觎，受到法国外交和武力的威胁。

与此同时，西班牙帝国和王室的衰落，使世界格局动荡不安。马萨林曾经计划，即使不能将法国和西班牙合二为一，也要促使两国王室结合起来，这对法国统治整个世界是非常有利的。他说服了国王路易十四，迎娶了西班牙的公主为王后，为此，西班牙公主不得不放弃王位继承权，而西班牙也必须准备一笔丰厚的嫁妆，作为公主放弃权力的代价。西班牙无力承担这笔开支，路易十四就将合并两国王室作为自己毕生目标。

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再次迎娶了王后，于1665年去世时留下一个多病的王子。这个王子就是后来的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他在世上活了三十五年，影响了路易十四的计划，为了弥补遗憾，路易十四决定从荷兰那里获得补偿。他宣布说：根据布拉邦特公国的传统，初婚生育的孩子，在父亲再婚时，不应受到任何继承权的损失，因此，法国的王后对西属荷兰拥有统治权。布拉邦特公国是西属荷兰的重要组成部分。路易十四带领法国人发动第一次对西战争时，提出了以上的要求。西班牙无力阻止法国对于比利时的主权要求。不过，比利时一旦落入法国手中，荷兰共和国就危险了，荷兰的寡头政治集团首脑约翰·德威特下达了和英格兰进行海战的命令，但是对与法国进行陆战却有心无力。更重要的是，同法国开战会增加他的政敌奥兰治家族的势力。这一家族的领袖是年仅十七岁的威廉亲王，他富有政治才华。从“沉默者威廉”时代起，奥兰治家族成员和平年代担任最高行政长官，战争年代则充任军队的总司令。但是年轻的威廉亲王从未享受过这种权利。一旦荷兰同法国开战，威廉亲王就会趁此机会获得祖先留下来的权利。德威特企图和谈，做出了很多的让步，但是路易十四派蒂雷纳将军进入佛兰德斯，占领了荷兰的部分领土。同时，路易十四还要与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打交道，双方签订了瓜分土地的协议，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利益。在这种极端不利的情形下，德威特急忙与英格兰进行和谈。查理二世和“阴谋小集团”在英国驻海牙的使节威廉·坦普尔爵士的协助下，同荷兰、瑞典结成了反法同盟。英格兰为这个新结成的三边新教国家联盟而欢呼。查理二世和大臣们获得空前的爱戴。这个联盟是后来一系列反法同盟的雏形，它也暂时延缓了路易十四的行动。法国被迫同西班牙讲和。1668年签订的《亚琛和约》，迫使法国归还了弗朗什孔泰，同时，法王在佛兰德斯扩展了自己的领土。战利品中包括了繁荣的里尔城，法国把这座城市建成规模宏大、坚固异常的要塞。

虽然英格兰同荷兰和瑞典结成了反法同盟深受伦敦市民的欢迎，但是英荷两国的贸易斗争远没有结束。年少的瑞典国王统治下的国家，力量十分弱小，不久就改变了立场。三边联盟因此瓦解。路易十四决定先收买两个海上强国的任何一个，然后再发动战争。于是，他致信英格兰，于1670年开始同查理二世进行秘密的谈判。查理二世的妹妹、美丽的亨里埃特公主是路易十四的弟弟奥尔良公爵的妻子，这为秘密接触提供了便利。查理二世此时迫切需要现款，他告诉路易十四，英格兰议会将拨给他一大笔钱用于反对法国，那么路易十四准备花多少钱让他打消此念头呢？如果路易十四付了这笔款项，查理二世就会放弃召集议会。在这个形势下，双方签订了无耻的《多佛条约》。

条约中除了公布于众的那些条款外，还有一个密约，只有查理二世、阿林顿和克利福德知道。大不列颠的国王认识到天主教信仰是正确的……准备在对他的王国不构成伤害的时候，加入天主教。忠诚于真正基督教义的法国国王陛下，答应支持这个行动，并向大不列颠国王提供二百万利佛尔……另外还有六千步兵。”此外，查理二世每年额外获得十六万六千英镑的补贴。查理二世用国家换取了金钱，并把一部分钱花在与情妇寻欢作乐上。不过，他是否真的打算兑现自己的承诺，则是值得商榷的。实际上，他也并没有这个打算，获得的大部分现款都用于海军的建设。

《多佛条约》中提到了第三次对荷战争，一旦路易十四认为适宜开战，英法两国将联合对抗荷兰。1672年3月，路易十四要求英格兰履行自己的诺言。英格兰想要挑起对荷战争的借口并不难寻。英国一名驻海牙的外交官谈道：“我们的目标是同荷兰决裂，然后把责任推到对方身上。”荷兰舰队没有遵守应有的礼节，向运送威廉·坦普尔爵士之妻回国的船只行礼。英格兰提出了抗议，随后荷兰表示妥协。英国继续策划挑衅行动。从美洲的斯米尔纳回来的荷兰舰队经过朴次茅斯驶向英吉利海峡时，遭到了英国的袭击，但是攻击并没有成功。这个行动最终挑起了战争。英格兰和法国一共集合了九十八艘军舰，配备了六千门大炮和三万四千人。而荷兰人仅有七十五艘军舰，四千五百门大炮和两万人。具有卓越指挥才能的德莱特将军以寡敌众，维护了国家的尊严。1672年6月7日，德莱特趁数量占优的英法舰队停泊在索尔湾的时候，发动了突然袭击。双方进行了持久而激烈的海上大战。激动的观战者站满了萨福克郡的海岸。大炮的轰鸣声传到几十英里外的地方。法国的军舰因风向的关系，无法出港作战。约克公爵的旗舰“王子”号遭到了荷兰军舰的围攻。“王子”号的甲板上站着禁卫军第一连官兵，掌旗官丘吉尔就在这个连队服役。这艘旗舰被打得伤痕累累，英勇的约克公爵被迫将指挥旗换到“圣迈克尔”号上。随后该船也被击毁，于是指挥旗又换到“伦敦号”上。桑威奇勋爵的战舰“詹姆斯”号被击沉，水面上的船体着起了大火。勋爵与战舰同葬海底。而荷兰人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只能退出战斗。

路易十四在欧洲大陆上对境况艰难的荷兰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他不宣而战，骑兵突然越过莱茵河，大军压境。十二万法国大军把刺刀套在枪口上，而不是插在枪口里，形成了一股摄人心魄的力量。八十三座荷兰城堡投降法国。遭受了大难的荷兰人求助于奥兰治亲王威廉。作为军事总指挥，“沉默者威廉”的曾孙没有让荷兰人失望。他风轻云淡地说出了一句名言：“我们可以在最后一个战壕里奋战到死。”他打开了大坝的水闸，奔腾的洪水吞没了土地，也挽救了荷兰。海牙发动了一场政变，奥兰治亲王威廉成为最高行政长官，德威特辞职后不久，他和他的弟弟便被奥兰治集团的支持者残忍地杀死了。

在1673年整整一年里，德莱特维护了荷兰海军在海上的地位，在多次战斗中取得了大小不等的胜利。8月21日，他在特塞尔岛附近的大海战中击退了英法舰队，为荷兰东印度船队护航。在大陆上的战斗中，路易十四御驾亲征。孔德率领一支力量较弱的军队在北面同荷兰人交战，蒂雷纳将军在阿尔萨斯同德皇的军队激战。路易十四在王后和朝臣的陪伴下，率领中路大军气势凶猛地挺进。他选择由五千人守备的马斯特里赫特要塞作为打击目标，这是荷兰最坚固的堡垒。路易十四说：“我对大规模的围攻战更加感兴趣。”相比两军对垒，围攻确实比较符合他的口味。在长期困守后，马斯特里赫特要塞开城投降，不过这并不是一场有决定意义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