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格党与托利党

查理二世的处境并没有因新议会的选举而改善，因此国王又下令议会休会了一年左右。在这次休会期间，“辉格党”和“托利党”这两个名称首次被提及，二者使得不列颠岛分裂长达二百年之久。宗教问题虽然仍占据着斗争的焦点，但查理二世统治下的英国，民主思想已经脱离了它的宗教根源。英格兰的思潮正从宗教斗争的深谷中奔流出来，涌向高原，那里的景致虽然没有深谷那般美妙，但视野开阔。宗教斗争对社会的推动作用已经退居二线。党派的斗争已经取代宗教斗争，尽管前者用尽卑鄙诡计，但不似后者那样丧失理性和不受控制。

1680年，新议会召开之前，面对汹涌的新教运动，掌握全国大权的绅士阶层深感不安。从沙夫茨伯里的狡诈行动中，拥护国王的圣公会教徒们日益看出他与克伦威尔的可怕相似。内战和所谓的共和制唤起了长者们的痛苦记忆，经常折磨着他们的内心。数以千计的城市居民签署了反对约克公爵继承王位的请愿书，而居住在乡村的人们则对向国王提出这样的要求而感到普遍愤怒。不过双方都不愿承担“请愿者”和“憎恨者”的名号。他们不为自己正名，而是急于给对方贴上标签。古怪、固执、贪财，善于空谈的苏格兰长老派被冠以“辉格党”的名号，去抢劫领地和富人家宅的爱尔兰天主教徒中的土匪则被称为“托利党”。就侮辱性而言，这两个称呼不分伯仲。“托利党人是一种有着英格兰人长相，法国人的心肠和爱尔兰人是非观念的魔鬼，他们长着宽额头、大嘴巴和肥胖的臀部，可是却没有头脑，他们是一群野猪，要颠覆当时的政体……他们采取愚蠢的方式破坏政策，摧毁自由的两根支柱——议会和陪审团，把议会变成有名无实的巴黎议会，把陪审团变成法官的传声筒。”[4]另一方面，辉格党人“老是空谈新的启示和预言，宗教方面的收获，精神的活跃，宗教的传播和精确的概念……他们带着鼻音发表感情充沛的讲话，不过内容并没有说服力……这些小喇叭会说话，他们唯一的词汇是‘推翻’。他们的祈祷是一派胡言，是合法化的狂吠，是叹息、哭泣、哮喘和呻吟。他们为国王祈祷，但比正直的人们承认《神圣盟约》时有更多的保留。”[5]（与对照译本相同）

从这些仇视又带有侮辱性的话语中，我们不难看出，英格兰又一次差点被拖入一场残酷的内战，“辉格党”和“托利党”这两个名称不仅受到了被冠名的人们的珍视，还成为他们自傲的资本。这两个党派逐渐进入了英格兰民族的社会，以各种形式反映民族的思潮。它们曾经参与过有利于英格兰的重大事件，而获得长期的尊重，双方也都为后来苏格兰的发展和兴旺贡献了力量。很长一段时间，尽管斗争的中心不断转移，党派的阵容发生了变化，而成千上万的人将对党派的忠诚和党派的名称传给了下一代。煽动者和知名作家们相信自己的号召能力，以豪言壮语鼓舞他们。

处境艰难的国王查理二世，并没有同第四届议会对抗，而是采取了让步，这让人联想起他的父亲，查理一世在四十年前曾经试图尝试但最终没有实施的妥协方案。英国驻海牙的使节威廉·坦普尔爵士建议枢密院减少人员，但要手握实权。他积极主张反对法国的政策，以一己之力促成了反法三边同盟，这个同盟曾经在埃克斯拉夏佩勒战斗中，遏制了法国路易十四的野心。根据他的建议，两党一共选出三十人，一半是政府官员，一半是无官职的幕僚，以这个组织取代同意签订《多佛条约》的“阴谋小集团”。国王应该公开他的政策，不管其正确与否。秘密外交即将终结。查理二世此时已经与路易十四彻底闹翻，后者在英格兰反对派中疯狂散布他曾经收买查理二世的事情。查理二世听取了坦普尔爵士的建议，成立了被人们认可的枢密院。查理二世还任命反对派的领袖沙夫茨伯里为枢密院院长，可是这种明显的妥协并没有取得成果。矛盾重重，不久之后，三十人的枢密院便自成一体，它垄断了一切实权。沙夫茨伯里并没有因受到国王的任命而减轻丝毫的敌意，他仍旧不放弃他领导的反对派以及其抵抗运动。相反地，他利用自己的职位和地位，为反对派的利益服务。1680年10月议会开会期间，他因再次推动《排他法案》而令个人威望到达顶峰。他一个人既有大臣的权力，又有反对派领袖的名望。下议院最终通过《排他法案》，而上议院则因此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哈利法克斯侯爵乔治·萨维尔使得这场斗争免于流血牺牲，这名政治家使得“政治变色龙”一词变得世人皆知。哈利法克斯侯爵萨维尔反对法国与天主教。他是这世上少有的人才，他沉着、机智、果决，能够以极端主义者才有的坚定态度保持中庸之道，他善于顺势而为，有时也逆流而上，但又不丧失立场和威望。在社会情绪到达顶峰的时候，他毫不退缩，虽然他被人毁谤说缺乏立场，但他的形象却日益高大起来。德赖登曾栩栩如生地描绘了那个动乱时代的许多名人，其中哈利法克斯侯爵是最令人喜爱的一个人物：

稍试不利的方案，

便做出良好的抉择。

这不是简单的转变，

而是改变了力量的均衡。

无畏之人剋改地换天。

哈利法克斯侯爵十分痛恨丹比伯爵，而这次在上议院却反对《排他法案》。他的任务不那么艰巨，因为除了约克公爵之外，人们很难找到其他的王位继承人。一些反对约克公爵的人，主张让他的长女、奥兰治亲王威廉的妻子玛丽为王位继承人，因为她也是王室成员。沙夫茨伯里也曾经有这个想法，不过后来他转而支持查理二世的私生子蒙默思公爵为继承人，并把后者拉入了枢密院，让他成为了反对派的同党。辉格党人捏造了蒙默思拥有合法继承权的事实。国王很喜欢他这个年轻威武的儿子。既然他此时承担了巨大压力，即将厄运来临，为什么国王不采取安全便捷的方法，宣布他为婚生子呢？可是查理二世不同意这个反对派的解决办法，议会也不赞成，因为它的每一个成员都是通过严格的世袭原则继承了土地、财产和权力的。圣公会也拒绝因反对天主教，而把私生子推上王位，最后，《排他法案》被上议院以63票对30票的多数否决了。

一些无辜人的性命被这场反对天主教会阴谋的运动吞噬了，然而运动也逐渐平息下去。这场运动最后一位牺牲者斯特拉福德勋爵，于1690年11月被处决了。直到上了断头台，他仍然宣称自己是无辜的，周围的人喊道“我们相信你”。奥茨等人的诬陷越来越难以让人信服。法官们也注意到了那些杀害天主教徒的证据有明显的矛盾和模糊。人们的恐惧心理一日胜过一日，但这种情况不会持续下去。当人们发现国王已经和路易十四彻底闹掰后，他们在政治上的敌对情绪也就有所缓和。国王此时认为他可趁机再召集一届对他比较友好的议会，而哈利法克斯，这个刚刚为国王排忧解难的功臣，反对解散这届议会，他认为1680年的议会仍有利用价值。经过枢密院的讨论，国王没有听取多数人的意见，他说道：“先生们，你们的意见我已经听够了。”随后，三年之内的第三次竞选开始了。选民的态度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大多数议员再次当选。

不久有传言，新的议会将要在牛津召集，那里是伦敦市以及沙夫茨伯里的追随者够不到的地方，他们再也不能要挟国王了。于是，双方都准备去牛津一决高下。国王将禁卫军调往牛津，并派兵把守伦敦同前往牛津的要道。上议院辉格党议员们带来个人的武装，他们以准备参加决斗的绅士般的姿态，蔑视宫廷的卫兵。下议院的议员们有四五十人相继赶到牛津，伦敦的议员还带来了武装市民。一场激烈的战斗将要打响，没有人能避免流血的可能。而《排他法案》仍然是大多数下院议员的首要目标。

国王此时已经做好了两手准备，他首先派约克公爵的妻弟，能干的金融家劳伦斯·海德去查探王室每年的岁入，弄清楚通过节约能否“自力更生”，此举目的是要保证海军的正常运转。国王在与情妇们大肆挥霍享乐的同时，仍不忘要发展海军。海德报告国王，仅仅依靠议会批准的关税和国内货物税，以及议会后来批准的税款，无力履行国王的职责。假如削减开支，就不会有很大的财政赤字。接着海德又奉命去和路易十四谈判，英格兰最终以不阻碍法国在欧洲大陆扩张为条件，每年获得法国十万英镑的资助。有些人相信，国王有了这笔援助，就可以摆脱议会的控制。当时的英格兰进入了一个历史上的衰落期，曾经在约翰国王依附教皇时，也有过类似的衰落。从现代社会宪法的角度评价国王的行动，通过金钱换取国家的外交政策的方式令人愤慨。但如果再以现代社会的是非标准看，议会和沙夫茨伯里一派在宗教方面的排他和残忍，也将受到诟病。

如果查理二世在议会面前没有陷入这种绝境，就不会接受甚至可以说是由他一手策划的屈辱外交政策。国王不顾及全民的恐惧，坚持要把王位传给一个天主教徒。他在王位继承的神圣原则前，丝毫不动摇，但他还可以做出保证，一旦约克公爵继承王位，他仅仅是一个名义上的国王，英格兰将由护国公和枢密院实行统治。而约克公爵皈依天主教的选择，不能让他失去王位继承权，而是失去国王的实权。新教徒将掌握实际的权力。如果约克有了儿子，这个继承人将受到新教徒式的教育，在成年之时立刻继位。如若没有儿子，他的两个坚定的新教徒女儿将统治英格兰。护国公必须由奥兰治亲王威廉担当。

毫无疑问国王会接受上述条件，然后他便可以摆脱法国，同荷兰人和信奉新教的德意志公侯结成同盟。应该没有人不满意这个计划。查理二世做了这些安排，说明他内心十分挣扎。沙夫茨伯里却另有打算。他和他的追随者们誓要将蒙默思送上王位。因此，议会召开之初，便显示了咄咄逼人的气势。国王在开幕致辞的时候，心情沉重地回顾了上一届议会采取的有悖道德的宗教活动。可上一届下院议长再一次当选，他以谦逊的口吻说：他们不觉得有改变行动纲领的必要。沙夫茨伯里仍旧是枢密院的成员，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政府的成员。他同国王的会谈口吻坚决，让在场的人士都吃惊不已。沙夫茨伯里把一份文件交给查理二世，督促他宣布蒙默思为合法的继承人。国王拒绝道：这种做法既违法又不道德。沙夫茨伯里反驳说：“如果你服从法律和公德，那就将问题交给我们，我们将制定法律，使这些必要措施具有合法性，以维护国内的稳定。”国王又立刻反唇相讥：“不要再做白日梦，我不会屈服，也不会受你们的欺负。人都是年纪越大，胆子越小，而我却恰恰相反，在接下来的生命里，我绝对不允许自己的名誉受损，我握有法律和正义，一切正直的人都将站到我的身边。我还有教会的支持。”说到此处，他用手指了下主教：“任何事都不能使我们分离。”

两天以后，也就是1681年3月26日，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下院会议召开了。一位重要的议员向大会透露了国王要在约克公爵继承王位后，设立护国公。如果国王让辩论继续，可能是明智之举，但牛津有两派对立的武装，一旦擦枪走火，随时将引发战争。正如约克公爵甘愿为自己的宗教信仰做出任何牺牲一样，查理二世也为捍卫世袭原则，敢于面对一切。他疼爱自己的儿子，弟弟是他一切烦恼的根源，可是他不惜任何代价阻止儿子取代弟弟，成为王位的继承人。

下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剥夺了约克公爵的继承权。接下来的星期一，两顶轿子向议会奔去。第一顶轿子里面坐着国王，王冠就藏于他的脚下，第二顶轿子精心掩饰，里面放着的是权杖和朝服。国王就是这样前往牛津大学几何学院的上议院。而下院此时正在讨论国王对之前煽动活动所提出的各项指控，当其中一名议员声情并茂地论述大宪章的时候，黑杖侍卫叩门召集他们去上议院。大多数人都认为，国王将做出妥协。当他们看到国王穿着朝服坐在宝座上的时候，大感意外，当上议院以国王的名义宣布解散议会的时候，这些议员则吓得呆若木鸡。

没有人能预料这次解散议会的后果。苏格兰议员在四十年前接到国王命令时，曾经拒绝解散。法国的国民议会，在一百年后，固守凡尔赛的网球场，也是拒绝解散。而内战的影响像针药般，仍旧在1681年的英格兰人身上发挥着药效。法制观念的约束，使得他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国王在禁卫军的严密保护下，退居温泽。没有人响应沙夫茨里伯将已经解散的议会变成战斗性大会的计划。国王的兵行险招是正确的。前一天议员们还将自己视为国家命运的守护者，随时准备赴死，而此时，大家却争先恐后地抢夺车辆，准备回家。

沙夫茨伯里从此开始厄运连连，而哈利法克斯却凭借自身的深谋远虑登上了政治的高位。此前那些处决天主教徒的行动已经招致了人们的不满，而此时议会被第三次解散并且没有任何抗争的事实，让人们的不满情绪再一次高涨。不到两个月，查理二世感到自己有足够的准备，可以将沙夫茨伯里以煽动叛乱的罪名处决。而出乎意料的是，此时的沙夫茨伯里已经生命垂危，虽然意志坚定，但体力已经是强弩之末。他几乎不能行走，他的追随者们见到这种情形，无不失望。忠诚于沙夫茨伯里的米德尔塞克斯地区的大陪审团，在起诉书上写了“笨蛋”的字样，因为他们认为没有任何理据。随后沙夫茨伯里被释放，但他的追随者却被以同样的罪名送上了立于牛津的绞刑架。沙夫茨伯里已经没有力量再继续抗争，但他建议同伴们发动政变，而刺杀国王是首要条件。他逃亡荷兰，希望寻得帮助。几个星期后，在海牙去世。不可将此人与英国议会制度的几个重要奠基人同日而语。他作为清教改革家，有着丰富的党派斗争经验，而他残害无辜也是事实。他的首要目的是贯彻本党派的宗旨，他的一生，没有为英国留下任何政治遗产，他本人同皮姆一样让人心生敬畏，但他的名声却远不及皮姆。

这时候人们最关心的事就是内战的可能性。所有克伦威尔式的人物都摩拳擦掌。人们确实都在恐惧，他们认为，约克公爵一旦登上王位，摆在他们眼前的只有两种选择：一是皈依天主教，二是被烧死在火刑柱上。1682年5月，约克公爵从海外归来，人们更加忧心忡忡。查理一世被科尼特·乔伊斯从霍姆比城堡押走，那是二十年前的事。已经退役的圆颅党军官“汉尼拔”·朗博尔德如今住在纽马克特公路旁的拉伊城堡里，他曾经在白厅刑场的断头台边执勤。在他所居住的附近，公路两边地势险要。在查理二世和约克公爵赛马归来之时，如果在这里设下伏兵，便可以轻松地拿下国王的卫队。除了这个危险的计划，还有一个规模更大的暴动，但它的策划者并不知晓伏击的计划。在多年后，那些把约克公爵拉下王位的人们——并非全部，此刻都跃跃欲试地准备动武。辉格党中的很多要人参与了密谋。幸好纽马克特发生了火灾，该处大部分毁于烈火，查理二世和约克公爵得以提前回到伦敦。安然通过了拉伊城堡。几个星期后，密谋计划被人出卖，准备暴动的集团因此大受打击。

阴谋杀害国王和约克公爵的消息迅速在国内传开后，强硬的保皇派对此做出强烈的反应。在这件事之前，辉格党利用天主教会的阴谋这一说辞，欺骗老百姓们相信罗马天主教要杀死国王，而现在这个消息将形势彻底扭转了过来，是辉格党或者说是清教徒密谋杀害国王。英国人对君主制度心怀敬畏，尤其查理二世温文尔雅，尽管有一些出格的、令人侧目的恶习，但是还是深受百姓的爱戴。人们担心的是，他的去世将直接导致信奉天主教的约克公爵继承王位，因此对查理二世更是满怀热爱之心。从此刻起，国王查理二世进入了自己一生中最为惬意的时刻。尽管哈利法克斯建议国王召开新的议会，但查理二世已经受够了议会，他依靠路易十四的援助足够支付全部开销。他的这种消极态度并不令人意外，当初有三十名天主教徒蒙受不白之冤，他被强迫签署了他们的死亡判决书。

密谋刺杀国王的事件还牵扯到了两位知名人士，分别是拉塞尔勋爵威廉，以及阿尔杰·西德尼。尽管这两个人并没有试图刺杀国王，但是前者参与政变的谋划，后者为抵制王权的行动准备了一份尚未发表的学术性文件。此时站在国王一边的托利党人已经打消了后顾之忧，他们愤起要求进行报复。国王将拉塞尔和西德尼视为君主制度的敌人，一同归为亨利·文爵士之流。经过公开的审判之后，这二人上了绞刑架，尽管西德尼的罪名略微轻些。拉塞尔宁死不屈，西德尼直到最后时刻仍然在维护辉格党的原则。面对教会和政府的指责，他们没有丝毫的让步。兰克作过一段很精彩的论述，他写道：“这是本世纪的一个特征，在争夺政治和宗教观点的主导地位的时候，许多人形成了坚定的信念，此信念是他们具有高于党派之争的品格和思想。人们像掷骰子一般，可能获得权力和施展才能的舞台，也可能不得不对刑场上的复仇之斧伸出脖子。”

这些牺牲具有深远的意义。许多人为宗教献身。新教、天主教、清教、长老派、再洗礼教派和教友派的信徒们都曾英勇地直面死神。大臣和名士们在自己的政策落败后，倒了下去，杀害查理一世的人也不屈地迎接了死亡，而此时接受惩罚的却是政党利益的第一批牺牲者。庞杂的贝德福德家族努力维护着拉塞尔的荣誉，对自己党派称号感到满意的辉格党人，世世代代对这些捍卫他们原则和利益的勇士心怀崇敬。他们长期颂扬“汉普顿在战场上，西德尼在断头台上为之献身”的事业。当年的辉格党已经成为了历史遗迹，可他们在这个互相矛盾又充满误解的世界，留下了应该被承认、业已付诸实践的自由政府原则。我们在审视这条对现代社会有巨大贡献的原则的时候，不应忘记向那些很久之前明确提出该原则的人们致敬。

查理二世从此在国内拥有绝对的权威，具备反击的能力。自治市和城镇属于辉格党阵营，他们凭借着特许状来支配地方权力和占据地方行政官的职务。他们在议会选举中的影响力受到了限制。通过施加压力和巧妙地运作，保守党人当选为伦敦的行政司法长官，由此也可组织陪审团，严惩犯罪的辉格党人。像沙夫茨伯里那样，能够逃脱惩罚的事情不会再出现了。托利党在伦敦，随后在其他地方取得了胜利。辉格党的城市自治机关接到命令，要求他们提供合法的长期行使特权的证明。令法官们欣慰的是，他们的证明多半不是合法的。在这种压力之下，许多过去抱着敌对态度的自治机关向国王请求签发新的特许状。而嫉妒城市特权阶级的乡绅阶级则支持政府的做法。辉格党人在乡村处于劣势，此时他们在城市的优势也发生了动摇。但是，他们竟然奇迹般地作为一股政治力量生存了下来，在不久之后，还恢复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大获全胜的国王查理二世违背自己的良心，顺从地执行了法国金主的外交政策。他开始过起了简朴生活，他的情妇们开始为自己的前途担忧，互相争夺从印花税中拨出的国王年金；只有海军舰队仍旧可以得到维护的费用。路易十四继续着他的扩张，反对自由和新教信仰。他的军队入侵西属荷兰地区，染指斯特拉斯堡，发动对德意志诸国的进攻，试图称霸整个欧洲，无法阻挡。英格兰在伊丽莎白和克伦威尔的统治时期，在欧洲事务中举足轻重，此刻却偏安一隅，忙着贸易和开拓殖民地，专心应对国内事务，而且对这种状态暗自庆幸。

在大洋彼岸英国的殖民之势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要归功于当地人的果决，而不是伦敦当局的部署。英国在印度和非洲西海岸发展了自己的贸易。1669年成立的哈德逊海湾公司在加拿大北边建立了第一批贸易站点，并且不断巩固自己的势力。在纽芬兰沿海地区，来自英格兰的渔民让英国最早的殖民地重获生机。在美洲大陆上，英国人几乎控制了整个东部沿海，他们从荷兰人那里夺走了纽约，开辟了新泽西殖民地，把自己南北两大殖民地连接了起来。处于内陆的宾夕法尼亚在教友派教徒威廉·佩恩的领导下，开始为那些受迫害者提供庇护。在它的南面，南、北卡罗来纳两个殖民地已经形成了，他们的命名是为了纪念国王。到查理二世统治结束的时候，美洲各殖民地一共拥有人口二十五万，其中还不包括从非洲源源不断运送而来的黑奴。各个殖民地的地方议会坚决维护传统权利，反对来自伦敦的干涉。伦敦的人们沉浸于王权复辟之后的悲喜，很少有人去关注遥远而渺小的美洲殖民地的发展。温斯顿·丘吉尔爵士倒是及时捕捉到了这番景象，他在暮年著书赞美伟大而历史悠久的不列颠君主制，书名为《神圣的不列颠》。不过麦考莱对这本书的评价是负面的。丘吉尔自豪地提到了不列颠在十七世纪的广阔新天地，“她的地平线延伸至遥远的美洲，那里阳光灿烂，已经成为了我国的一部分，它发展迅速，将要比母国拥有更伟大的力量”。不过，这都是以后的事情了。

不让约克公爵继承王位的声音渐渐隐去了。约克公爵也积极支持法国的欧洲政策，他不但没从过去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反而幻想借助法国的力量让英格兰再度皈依天主教。但令人费解的是，他的个人声望竟然有所恢复。他的那些行动被人们留在了心底。

他是不列颠王室的荣誉，

敬爱的吉米重返民间。

这是蹩脚的托利党诗人对他的赞颂。约克公爵继续履行自己的权责，成为名义上的海军大臣，这是他第二次当选。他向注重实际的查理二世列举了那些强硬政策所取得的成果，并计划毫不动摇地履行自己的使命。

此时的国王只有五十六岁，他表面上精力旺盛，身体健康，而实际上早就被纵欲的生活拖垮。但是，如果仅仅把他当作荒淫无度之人，则低估了国王的性格和才能。他的一生经历了无休止的斗争。他在年少的时候目睹忍受了灾难，在成年后经历了各种危险。他也曾经贫困；他在位二十五年，经历了复杂的政治斗争，被可恶的“天主教会阴谋”胁迫，这都为他积攒了足够的经验，使得暮年时期的国王更加持重，英格兰的各种战火已经熄灭，而余烬尚在散热，此时疲惫的国王可以稍作休息，围炉取暖。

哈利法克斯深受国王的宠信，但他此时仍旧在督促国王尽快召集新的议会。如果查理二世没有在1685年2月中风，也许哈利法克斯的建议会被采纳。国王接受了痛苦的治疗，但是毫无进展。他面对死亡的超然之姿，令人动容。国王对自己在临死之前如此令人烦恼而深感抱歉。约克公爵在一旁准备拯救他的灵魂，当初查理二世在博斯科贝尔的橡树上躲避追兵，曾经在那个时候帮助过他的老神父被人秘密接来，为他做最后的祝福，企图让他重返天主教的世界。除了世袭君主制外，查理二世在人间和天国并没有其他精神寄托。他只想根据自己的天然权利继承王位，过上舒适的生活。他并不残忍，只是愤世嫉俗；他并不宽容，只是随波逐流。他最值得人们敬重的地方，在于他对皇家海军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