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中国足球的历史

一、中国足球的历史再认识

中国虽然是足球的故乡,但现代足球对于中国来说,属于地道的舶来品.历史上,中国足球曾经在亚洲具有较高水平.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举行的亚运会前身即远东运动会上,中国队先后获得9次冠军.

在战乱的年代,足球是远离中国民众的一个项目.虽然其中曾经出现过国家队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但由于迟到没能打上比赛的经历,但从联赛角度分析,中国足球曾经有两次大的中断.一次是二十世纪30年代初到新中国成立前,第二次是“文革”时期.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看,中国足球经历了二十世纪50年代的短暂复苏之后,又重新陷入了低谷,除了二十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之外,到今天也没有达到亚洲一流水平,更不用说世界强队水平.

从足球运动本身来看,无论高峰还是低谷时期,中国的足球一直作为一项运动在延续,足球成绩和水平的起伏并没有影响整个项目在群众中的影响.但是,以联赛为主要形式的赛事的中断以及与世界足球体系的隔绝,造成了中国足球的封闭与落后.特别是在思想观念和对足球运动的认识上,更是如此.1974年中国回归亚足联,1979年重回国际足球大家庭之后,中国足球有了一个新的开始,但这个开始更多地体现为挑战.

1981年世界杯预选赛上,中国队有很大的希望进军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在西亚兄弟联手的情况下,中国队被淘汰,不得不与新西兰进行附加赛,争夺世界杯决赛权.面对人高马大的新西兰人的硬朗的踢法,以技术见长的中国队很吃亏,败下阵来,痛失世界杯决赛权.

这是对中国足球的沉重打击,在中国出现了是重身体还是重技战术的争论.兵败新西兰的挫折,使身体派的主导者占据了上风,也使中国足球开始了第一次的摇摆.从现在来看,这次打击不仅仅让中国失去了正式亮相国际舞台的机会,更使中国足球失去了一次崛起的良机,在发展路线上失去了原有的方向.

从这个历史来看,中国足球的发展和我国近代当代的经济社会发展是同步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远东运动会上中国足球队取得佳绩的时候,中国在经济上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被誉为“黄金十年”.随后的中断,也是因为战乱纷起,民不聊生,整个国家陷入危难之中.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足球也得以重新组织起来,开始联赛,到学习当时的世界强队匈牙利,中国足球出现了复苏的局面.当年,聘请了匈牙利人约瑟夫担任国家队主教练,组建队伍到匈牙利留学.年维泗作为当年留学匈牙利的成员之一,曾经记述:和匈牙利比赛,从一开始丢7、8个球到只有2、3个球的差距,中国队的进步是非常显著的.当年的匈牙利,可是奥运会冠军,国际足坛的一支劲旅.

之后,由于台湾的问题,中国足球退出了国际足联,从此进入了闭关锁国的状态.进入“文革”时期,一片混乱中,中国足球也只能和非洲兄弟举行个友谊赛来度日.这种友谊赛,当然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经常出现让球假球,甚至是政治球,以便让非洲兄弟高兴的情况.在混乱的局面下,中国足球支离破碎,奄奄一息.

1979年,也是我国开始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的改革开放的第二年,中国足球重回国际足联,很有象征意义.所不同的是,中国足球的重新回归国际足坛,本身就是一次开放,中国足球无意中领了风气之先.这次开放,使中国足球面临着全新的平台.但是,这种开放对于中国足球来说,在当时条件下是被动的,是在思想、理论、体制和机制上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进行的.冲击世界杯失利,面对国际足球蓬勃发展的大形势,中国足球多少有些不知所措,否则不会被一次败给新西兰扭转了方向.中国足球如何发展?如何更好地融入国际足球大家庭?谁也没有明确的思路,更没有可遵循的经验.

已经过世的足球元老马克坚在其著作«夹心饼干»中曾经记述:1985年他们几个人去欧洲考察职业联赛,回来之后写成了报告.报告上报之后,被领导批示为“职业联赛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于是,职业化改革还没有孕育就胎死腹中,中国足球失去了改革的一次良好机遇.之后,一拖就是10年,直到1994年才正式推出了中国的职业联赛.

职业联赛开始之初,中国足球的形势非常像中国的经济发展态势.广东,这个引领改革风气之先的地方,足球也开展得生气勃勃,非常热闹.最风光的时候,广东曾经拥有四支甲A球队.在中国足坛,更有“南派北派”的说法.广东和辽宁,几乎支撑起了整个中国足坛.大连、青岛、延边、梅县等地也成了中国足球特区.

但是,由于缺乏改革的思想和理论准备,在中国足球的系统设计上对足球运动规律的把握存在明显欠缺,中国足球并没有借此成为中国体育改革开放的代表,反而更像是当时的乡镇企业,面临着自生自灭的危险.也许当时的繁荣掩盖了太多的东西,中国足球始终没有确立自己的改革方向和改革地位,在冲击世界杯、奥运会失利等的连续打击下,在假球黑哨的侵蚀下,中国足球逐渐损伤了肌体,走向边缘化.

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不乏一批开拓者和呕心沥血推动足球改革的人,但广东足球的没落,辽宁足球辉煌不再,各种“病灶”都越来越深重.

2002年,中国足协决定推行中超联赛,试图以市场化和职业化来重新规范市场,使中国足球获得新生.但是,中国足球依然屡战屡败,失去了民心,没有找到自己的发展道路.可以说,当前,中国足球依然处在困难时期.可喜的是,中国足球从2015年开始有了国家局面的规划.

在整个中国足球的发展历史当中,我们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前、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对于中国足球来说,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特点,也体现了不同的时代特征.

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足球,是分散的,带有明显的草根性质.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不高,社会比较动荡,足球的普及程度很低.但大家对足球的需求是存在的.这几乎和现代足球的发轫阶段一样,在英国足球发展的初期,英国的经济也不是特别的发达.之所以能够产生现代足球运动并迅速普及,在于有了现代的产业工人和成熟的社区.

中国也一样,晚清时期到辉煌的十年,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造就了一批产业工人,军阀训练了一批现代军队,形成了新的社会形态,造就了市民阶层,加上现代教育的发展,这些成为足球运动发展的人力和社会基础.而且,在国家危亡的时刻,足球也被赋予了振兴民族精神,对抗外辱的神圣使命.特别是民间的足球运动,直接和外国势力形成了对抗,涌现出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在那个时候,由当时的政府在民间力量的支持下组织了足球队参加了远东运动会等国际比赛,而且在远东运动会足球比赛当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甚至派队去参加了奥运会,只是误了会期,才没能亮相奥运赛场.随后,中国的体育组织组建立起来,参加了世界性的体育组织.这说明了当时中国足球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开放性,虽然这种开放性是民间的,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紧密相连的.

在这个阶段,中国足球作为一个项目,具备了现代足球的基本特征,经历了萌芽阶段和初步发展阶段,具备了一定的特色.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足球,承担了很多的政治任务.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的体育事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贺龙元帅担任了第一任体育部部长,可见我们国家对于百废待兴的中国体育事业的重视.不过,由于和国民党的政治斗争没有结束,我们的整个国家在国际上的政治认同还没有完全实现,旧有的中国体育组织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地位没有被新中国的体育组织所取代,没有得到国际的认可.不能融入世界体育组织中去,因此基本和外界没有什么交流.所以,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足球特别是“文革”后的中国足球,基本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

当然,在这个时期,中国足球和兄弟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很多的交往.例如二十世纪50年代中国足球学习匈牙利,还聘请了中国足球队的第一任外籍主教练匈牙利人约瑟夫.在这个阶段,中国足球只是一个中国体育的单项,虽然有些特殊的影响力,但从体制、机制等方面,和其他项目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应该说不仅不具备改革的条件,更没有足够的改革的动力.

这个阶段的中国足球和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一样,在“文革”期间也出现过联赛中断,停滞发展的情况.这就说明足球以及大部分的体育项目要发展,都离不开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的各种条件作为基础.在这个阶段,中国足球虽然依然在发展,但从总体上看是脱离了国际足球发展潮流的,和世界足球先进水平的差距是越来越大的.

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足球,也面临着改革开放的局面.中国在经济上打开了门户,发达的资讯,全球的直播,使大家得以认识欧洲足球乃至整个世界足球.朝气蓬勃的世界足坛给了人们很多的激情和冲动,也给了大家很多的憧憬和希望.但很多人却忽略了中国足球历史欠账太多的现实,于是,很多关于足球的改革或者对于足球改革的认识背离了中国足球的现实,一些僵化的思想和自以为是的做事方法随处可见.

一个头球积两分,进一个球算一分等计分方式,都靠拍脑袋拍了出来,而且确定这些规则的理由是非常可笑的.头球算两分是因为有人看到中国足球队员头球不好,所以要强化头球技术.这样的规则一出,在某场比赛中就出现了带球到球门口,用脚挑起来,然后用头点进去的事情.这是在训练中都很难出现的情景,却在中国足坛的正式比赛中出现了.

进球算分的规则出来之后,默契球更好打了.打几个,什么比分,事先都得商量好.有一次,两支球队联手打成5平,靠小分将另外一支球队挤了下去.还有国脚加分的规定,因为辽宁队国脚多,加分多,所以,他们随便打也能夺得个十连冠,因此在整个球队的训练中队员的积极性不高.于是,针对辽宁队队员训练松懈的问题,又制订了12分钟跑这样的体能测试规定,最后直接移植到职业联赛当中.

这种思想认识的混乱和操作的无序,以及对足球规律把握的缺失,在刚刚改革初期的中国足球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简直就是一幕幕荒诞剧.所以,当初什么黑色三分钟等,现在来看并不是什么笑话,有其必然性.但即便如此,中国足球在当时也不是一无是处.山东一帮拿着每月三四十块钱工资的队员拿了第四届全运会冠军,辽宁队拿到了亚俱杯冠军,成为亚洲之王.这些成绩的背后,是一批很有天赋和才华的队员,一大批为了足球而努力工作的人.

脱离了中国足球现实的改革,一开始就注定面临着坎坷不平的征途.没有经过系统诊断和科学设计的改革经验,也是不可靠的.找不出问题所在,就无从对症下药,这是最基本的道理.上述笑料似的事件发生,在当时的环境下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也适合足球.但这种存在掩盖了太多理性的东西,使中国足球的改革在一开始就误入歧途.

1992年中国足协召开了被称为中国足球的“遵义会议”的“红山口会议”,使中国足球改革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拉开了以职业化改革为主要方式的中国足球改革的序幕.至此,中国足球改革的时机和条件都是合适的,改革的动力也是非常足的.从上至下,都体现了极大的热情.当时国家领导人对于足球也是十分关注的,大家普遍认为:足球体制必须改革.

在谈到为什么要推动中国足球的职业化改革,会议组织者说推动这次改革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职业足球已经风靡世界足坛,有些足球强国职业足球的历史已有百年,职业足球对提高竞技水平的显著作用早已被世界足球强国所认可.中国足球要不断进步,跳出现在徘徊不前的状态,必须走职业化的道路.二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足球已经搞了四十年,矛盾与问题的积累已经达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仍延续过去的管理方法显然不会起到任何作用,只有寻找新的管理模式.职业化是目前最好的方法,其具体方法与措施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我国足球界长期以来积累的矛盾与问题.

职业化改革的思路是没有错误的,从现在来看,存在着系统设计不够的问题.在当时中国经济改革实行的是双轨制模式的情况下,中国足球改革一步到位是不可能的.作为一项改革,一定要有系统设计的思想.在改革理论准备不足,经验性、制度性的认识不充分的情况下,一定要有自我完善和不断修正的机制.这种完善和修订不是随意改革的借口,所以要始终强调这种改革的系统性.因为,系统性设计保证了改革的科学性,自我修正和自我完善体现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这是科学发展的时代要求,在当时是无法超越的.这些,在经济改革过程中是经过验证的,应该把这些经验拿到中国足球的改革当中.

例如职业化改革之后,为什么就一定要彻底打破举国体制,直接推墙入海?这种改革模式带有“革命”的性质,没有设计一个过渡的环节,没有消除改革风险的机制.一旦出现风险,对于中国足球进步,特别是对于足球基础的破坏力,是非常巨大的.职业化改革后,很多的足球队脱离了体育局等机构,至少是由体育局让出了球队的经营和管理权,很多地方甚至直接取消了足球队,削弱了足球管理中心的人员等配置.很多体校也不再设置足球队,属于教育系统的一些足球传统学校也脱离了足协的组织体系,不再为中国足球直接提供人才.这些,无异于全盘否定了举国体制下的计划足球,最后的结果说明了当初中国足球的设计还是有些问题的,造成足球的改革与中国经济社会改革不合拍.

因此,基础不断被破坏,中国足球的发展也变得岌岌可危.所以,在中国职业联赛取得了短暂的热潮之后,迅速进入乱世.职业足球俱乐部作为职业足球改革培育起来的经营主体,最后有几家联合起来,成了中国足球改革的反对力量.什么“十月革命”,什么假球黑哨等,都成为足球改革的“成果”,中国足球的总体水平持续低迷以及中国男子足球队在世界大赛上的成绩起起伏伏,除了2002年短暂辉煌了一下,之后每况愈下,直接验证了足球改革的成效.

这些都说明了中国足球改革的失败或者失误,但不能由此否定中国足球的改革,甚至阻断改革.改革没有回头路,当初的设想是对的,但后来的实践偏离了初衷.除了这些负面的东西,输球保级、随意修改赛程、取消升降级等混乱局面,都说明了改革的无序和混乱.接下来的改革到底是纠偏,还是推倒重来,必须重新诊断中国足球的现实状况,总结多年来的经验,提出系统的改革设计.

二、文化传承与中国足球的传统

有人曾经问:“中国足球怎么样才能发展起来?”笔者回答说,“中间加个网子,估计中国就能去争夺世界冠军了.”

这当然是句调侃的话.但这也说明了笔者对中国足球的性格的认识:中国人从来不说满话,这就造成了中国人在交往过程中的含蓄表现.体现在足球上,经常也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不能尽情体现自己的感情和个性.对于以平等、竞争的方式不断冲击人类极限的体育运动来说,这种性格显然是有其局限性的.特别对于足球来说,无论是融入其中的田径要求,还是柔韧性等协调性的要求,或者对抗方面的要求,都要发挥到极致,才能取得比赛的胜利.这种特点对于崇尚中庸之道的中国人来说,在足球的理解和运用上会造成一定的沟通障碍,直接影响团队的发挥.不管从足球还是篮球来看,中国人从事团队项目,如果直接对抗的话,要想取得更好的成绩,还是有些难度的,这大概就是其中除了身体原因之外的文化的根源.

中国足球传承了这种中庸的文化.但对于足球来说,足球的历史就是冠军的历史.这非常残酷,甚至可以因此说足球是与中庸之道有着明显差异的客观存在.在各大赛事中,人们的记忆中只有冠军,最多还会说说亚军.取得其他成绩的球队往往会被记忆尘封,少有人提及.这就要求从事足球运动的人必须重视成绩,这样,才能确立自己的地位.特别是国与国之间的足球竞争时,这种特征显得尤为重要.我们的“不为最先,不耻最后”的中庸心态,和这种要求显然是矛盾的.

从世界范围来看,17世纪现代足球逐渐发展起来的过程,伴随着整个社会逐渐工业化的过程.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足球属于工业文明,也属于市民文化.最初的足球俱乐部也体现了这一点:他们要么是企业俱乐部,要么是社区俱乐部.无论是从欧洲来到美洲的移民,还是城市化了的人群,都是足球最初的热衷者.例如阿根廷的博卡青年队,他们最初就是由来自意大利的6位青年,在博卡区发起成立的足球俱乐部.对于博卡来说,来自于社区俱乐部的定位始终没有改变过.就是到现在,博卡俱乐部的队医也坚持定期为博卡社区的人进行义务治疗和诊断,以实际行动回报社区百姓和球迷,保持俱乐部和社区的良好关系.

对于中国足球来说,同样是市民文化的体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是城乡一直有差距:一个是以大工业为表现形式的城市文明,一个是沿承千年的农耕文明.虽然,这种农耕文明已经有了新的内容,但农耕文明在物质上低水平的商品化和市场化,物质上的相对匮乏、教育等资源的缺乏和信息资讯的相对闭塞,造成行为方式的单一化,使广大农村没有形成足球等体育运动广泛传播的物质和文化条件.

事实上是,直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多偏远农村的学生还分不清什么是足球什么是排球,更不用说条件更加艰苦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改革开放前了.这样的人口,是不可能成为足球人口的,也是不可能构成足球市场的.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直到二十世纪50年代,大连的很多村子就有足球队,广东的梅县也曾经是足球之乡.但从总体上看,城乡差距的存在,确定了中国足球的根本格局:足球与农耕社会存在一定的距离,广大农村几乎就是足球的空白地带,中国足球更多的还是属于市民运动.

辽宁队曾经十连冠,当时辽宁作为中国的工业基地,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比例是1∶1.庞大的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城市人口和成熟的市民阶层成为足球潜在的爱好者和参与者,为中国足球的人才培养提供了基本条件.广东在职业联赛初期的繁荣,山东的崛起,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所以说,足球运动要发展,必须有物质基础和文化铺垫作为保证.

这也体现了中国足球的社会性:一个有钱的企业不一定能够弄好足球,只有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为足球的发展提供条件.辽宁足球之后的衰败说明了这个问题,山东足球的崛起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中国足球的文化传承是什么?这是很根本的东西.

中国足球虽然有着众多的球迷和拥趸,但历来没有摆脱舶来身份,进入主流体系.这种外来特征无不体现在中国足球发展的历程当中,特别是在政治形势出现变动的情况下,足球的地位几乎处于可以被忽略的地步.这个时候,让位政治需要成了中国足球的唯一选择.这直接造成了中国足球历史出现断断续续发展的情况,使中国足球很难有完整的历史表述,更难形成自己的传统.从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说,从足球专业总结出来的,普遍适用于中国体育事业的经验几乎是没有的.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足球的一大遗憾,对于中国来说,足球与这世界第一大运动的地位是不相符的.

当然,在中国政治发生巨变,社会出现重大变革的时候,或者我们国家的主权遇到挑战的时候,我们不能指望足球担负起更多的东西.这种动荡的经济社会形势使中国足球没有建立起牢固的基础,成为一棵瘦弱的禾苗.从近代历史上看,足球就是一种非主流的运动,但这并不代表中国足球不受重视.从邓小平提出“足球从娃娃抓起”,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三个愿望”,都体现了国家领导人对于足球的重视和关心.同样,历史地看,无论是在新中国成立前,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都有一大批足球爱好者.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家队从大学甚至高中直接选拔了很多的足球运动员就说明,当时在北京、上海等众多城市中,足球已经具有了相当的群众基础.

使中国足球成为主流事业的重要特征以及相应组织形式,在那些阶段还是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直到1956年,我们国家才有了自己的联赛,设立了贺龙杯.中国足球在这个时候只是经历了短暂的崛起,之后又被十年浩劫打断了进程.这种与整个时代发展若即若离的状态,使大家对足球怀有非常复杂的感情.这种感情包含了情感上的寄托,文化的排斥和内心的逆反.在那些年代,足球在很多时候是作为不务正业来对待的,踢球、看球的条件恶劣不说,大家对于这个运动的看法大多也是消极的.

虽然这并不能完全打击那些铁杆球迷的热情,但那时足球始终上不了台面,也使中国足球在改革开放前一直处于低迷状态.所以说,中国足球的历史更多的只是球迷的历史,相反,球员和足球运作者的历史,事实上是非常惨淡的,耗费了几十年的时光,埋没了几代人.当我们真的想把足球做好的时候,整个世界足球已经变得五彩缤纷,眼花缭乱了.这样,更显现了中国足球与世界足球在文化、水平等各个方面的巨大差距.可悲的是,这种差距不仅没有随着时代的进步而缩小,反而越来越大.

三、中国足球的改革意义

中国足球的社会属性强于任何其他的体育项目,所以,中国足球的改革不仅仅是一个项目的改革,更是我们体育事业全面改革的重要内容,体现我们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需求以及发展方向.随着社会发展以及文化建设的进步,这种作用会更加彰显.因此,中国足球的改革意义不仅需要从其社会性特点来认识,同样,在中国足球的改革过程中,也必须要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加以深入分析.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按照建设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社会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成了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成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对于有着很强的教育引导功能,代表着大众审美情趣的足球项目,其特殊性和广泛的影响力是无可替代的.

所以,运作好足球,是我们社会进步的需要,也是人民大众不断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需要.足球运作不好,体现不出来这些功效,并不能因此否定中国足球的这些积极作用.当然,姚明、刘翔等知名运动员以他们的行动和成绩,所发挥出来的教育引导作用,体现的大众审美情趣等方面,也发挥出了重大作用.但他们的普遍意义、持续性和中国足球相比,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特别是球迷和足球各种因素的互动等参与性上,足球还是所有项目中最突出的.

由此可说,运作好足球,也体现了抓住了建设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无论从经济社会的繁荣稳定方面,还是足球本身的经济社会效益等方面,中国足球都能开辟一片新天地.至于中国足球当前出现的被动局面,好比事物的两个方面中的一面,并不能因此而忽视中国足球有希望和好的一面.对于中国足球,我们应该充满信心.目前中国足球已上升到国家层面,相信在把握足球运动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建立起科学有序的组织体系和运作体系,形成庞大的群众足球基础,是一定能够称雄亚洲,走向世界的.

对于这一点,远的不说,我们的近邻日本、韩国已经给我们做出了榜样.日本、韩国人能做到的,我们也一定能够做到.篮球能够称雄亚洲,走向世界,我们的足球项目也能如此.

中国足球的改革有着所有体育项目的共性:即在公平、竞争的原则下,不断追求好的成绩,树立好的形象.同时,中国足球改革也有着自己的特点,即反映我们国家的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特别是足球以其巨大的影响力,在实现“中国梦”,推动和谐社会建设方面的巨大作用,体现了中国足球在改革开放中的地位.这是我们认识中国足球改革意义的重要基础.

锦标主义不是错误,但不能当作唯一的目标,甚至在某些特定时期,追求好的成绩,应该是重要或者首要任务.但从中国足球改革的大局和长久发展需要来看,必须更加全面地考虑和认识中国足球的内涵,从市场角度认识足球的价值,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协调发展.所以,无论是追求好的成绩,还是树立好的形象,最终目的是让足球成为反映中国改革开放成果的重要体现.无论成绩,还是形象,或者经济效益,都是实现足球社会属性的重要工具.

通过对这层意义的分析和认识,有助于正确认识中国足球的内涵.我们在“足球文化”建设过程中,鲁能足球文化倡导者,时任山东鲁能泰山足球俱乐部常务副董事长刘广迎提出了足球运动属于“文化娱乐业”的定位,职业足球俱乐部属于经济组织的分析.这是在中国足球发展到职业化阶段的深刻分析和认识,从足球内涵上定义了中国足球的社会属性和体育职业化项目的本质,解决了中国足球的基本认识问题.这是从改革开放的大局来认识中国足球的现实,是用改革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中国足球进行的深入分析,点明了职业化的本质特征.

通过对这层意义的分析和认识,有助于确定中国足球特别是职业足球的发展方向,职业足球发展带动足球项目整体发展,进而实现中国足球的整体进步.职业足球、比赛成绩等作为中国足球的外延体现,由于足球管理者认识上的混乱,操作上的不到位,一直没有系统的成果.首先,战略上的模糊不清,使中国足球失去了很多的机会.足球的管理者做了很多违背足球规律的事情,中国足球受到了惩罚,在成绩上一落千丈.这些实际情况,使中国足球在成绩和形象上距离球迷乃至广大人民群众的期望和要求存在巨大差距,甚至在大家心中出现了排斥或者逆反心理,中国足球形象在大家的心目中进一步恶化,整个项目逐渐被边缘化,甚至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反面典型.在这种形势下,中国足球就无从谈发展方向问题.只有明确了中国足球在改革开放事业中的意义所在,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

通过对这层意义的分析和认识,有助于重新确定中国足球的发展模式.定位和方向解决了,如何落实和操作成为最重要的实现形式.不能从改革意义上认识中国足球,失去了中国足球发展和进步的大前提,仅屈从利益导向或者跟着利益走,就无从谈定位和方向问题.有了定位,必须有科学的运作模式,才能实现中国足球的高水平运作.这样,有利于决策层,操作层甚至监督层的协调运转,从整个改革的大局来决策中国足球,从国家层面到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以及各足球参与方为中国足球的发展提出明确的目标和要求,从足协角度科学组织,合理运作,进一步体现职业足球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培养更加广泛、坚实的足球基础,建立一整套适合中国足球发展的体系.同时,调动媒体、球迷等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到中国足球的运作中来,特别是吸引教育系统、厂矿企业等第三方力量,从其自身角度参与到足球的运作当中.

中国足球是不能也无法被抛弃的,这是中国足球最基本的现实和前提.中国足球的发展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需要,是广大球迷和众多关心关注足球的人民群众的需要.中国足球必须实现这种身份上的回归,重新赋予其重要的改革意义,才能真正得到各方的高度重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提高科学运作水平,实现新的发展.这是改变中国足球发展的首要前提和重要出路,离开了这一条,中国足球就不可能崛起.

分析中国足球的现状,就是热爱足球的人士很多,但热爱足球的人参与方式过于单一,还没有形成良好的足球习惯,更没有普遍为大家所接受的足球文化.热爱足球的人多,说明足球具备了很好的基础和进一步发展的条件.这些热情的关注者是中国足球潜在的消费者,是中国足球经济的重要参与者.参与方式的单一以及文化上的无序,说明中国足球还存在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可能,成为中国体育项目的鸡肋.中国足球一而再再而三地出事,已经明确地说明了这种短视带来的损害.

这就形成了这样的局面:众多热情的关注者的存在,使我们的相关领导或者足球运作者不得不重视中国足球.但其惨淡经营,又使大家无法坚定对中国足球发展的信心,无法实现真正的重视.国家体育事业的决策方有些情况下对足球的态度也是矛盾的,无奈的,甚至在某些层面会出现放任的情况.谈问题的人很多,而且很多问题是不得不谈,但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多,甚至是手足无措.这里面有认识问题,也有信心问题.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因为体育主管部门不能拿出中国足球的国家层面的战略谋划就批评相关专业的领导者.毕竟,中国足球的伦理体系太混乱,各种角色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这样,即便有了战略,有了措施,就一定能实施下去吗?所以说,中国足球的改革必须是全方位的,必须从球迷的教育、球员的培养、市场的开发与培育、在国际比赛中创造好成绩等诸多方面加以考虑和筹划,协调推进.否则,将会依然事倍功半,止步不前,甚至继续出现倒退.

显然,这不是大家希望看到的.

既然认识到中国足球需要改革,那么,中国足球到底改什么、怎么改,这是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首先,中国足球的改革的主体是谁?事实上,目前承担中国足球改革主体的是中国足协.但是,这种主体地位又不是完全的.例如,国家队主教练就需要到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办公会研究.足球专业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没出过一个体育总局副局长以上级别的官员,这样通过官员讨论能解决好球队主教练这样的技术问题吗?与此同时存在的是,中国足协账目的混乱.从收益方面看,中国足协随意定价,电视转播权、冠名等无形资产的定价,保证了足球俱乐部的利益了吗?给各会员协会下拨群众足球经费了吗?

中国足协以及国家体育总局在足球方面的责任不明,给改革的总体推进带来了一定的难度.这就要求足球的改革必须纳入到国家层面,明确改革主体,来调配足球这个项目中的各种资源.否则,在中国足协能够调动的资源范围内进行改革,中国足球永远无法形成举国推动足球的局面,就不会有真正的群众足球,中国队更不会成为真正的强队.这种改革权的上划,改革的组织形式的重新确立,是首要的课题.

目前,从中央层面成立了国务院足球改革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截止到目前,这个办公室已开始发挥作用.例如其中最大的功绩校园足球发动起来了,但校园足球和专业甚至职业足球的衔接还没有建立起来.也就是说,这种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中国足球的秩序还没有形成.当然,不可否认国家层面做这些工作的努力,但目前来看整个中国足球还是处于无序状态.特别是利益导向,功利主义的发展思路还占据主流,广泛地被人民群众接受的足球认识还没有形成.

其次,中国足球最需要改革的是什么.中国足球最需要改革的是落后的足球体制与现代化改革之间的矛盾.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资源的范围被缩小,职能下放,没有过渡就直接推墙入海,走向了市场.这其间的经验和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可以说,从改革开始到目前阶段来看,大家对于中国足球所面临的问题的严峻性估计不够,对中国足球改革的复杂性认识不足.这些不足使大家在遇到问题的时候解决问题的态度不够积极主动,特别是利用我们国家经济改革方面的现成经验不够,使中国足球逐渐脱离了改革的大方向,出现了被动局面.

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就要对症下药.中国足球作为体育事业改革的先驱,必须回到中国经济社会改革与发展的主流中来.这就回答了中国足球最需要改革的是什么:打造全新的平台,通过建立包括高水平比赛在内的中国足球的系列产品体系,满足大众积极向上的足球审美需求,实现中国足球自身的发展.这是中国足球的当务之急,而不是什么锦标主义.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中国足球称雄亚洲,冲击世界杯,不是什么大问题.

这个平台应该是能够充分调配更广范围内的足球资源,是一个发挥配置足球资源基础性作用的市场体系.和现在中国足协拥有的市场范畴相比,这个平台应该是更加开放的,涵盖了所有热爱足球运动的人群,特别是从人才角度来看,包括了教育、厂矿、社区等团体.这个平台开放性的另外一个方面体现在足球资源价格与我国整体经济格局的融合,形成与中国经济改革同步协调的定价机制.

建立这个平台,必须有战略、操作等层面的系统策划,这是当前改革最为紧迫的任务.

至于这个平台到底能实现什么目标,解决什么问题.这是最根本的.这个平台各个层面从技术角度来分析,必须是能够与国际足球潮流相结合的.例如竞赛体制如何设计,如何规避那些随意修改联赛规程等制度的荒唐行为,等等,都应该在竞赛这块儿通过借鉴国际经验加以解决.就这个具体问题来说,意甲在上个世纪中期也有过限制外援的规定,但随之而来的是联赛水平和影响力的下降.这说明对国际足球经验和潮流也要有动态的把握,要和中国足球实际相结合.

例如赛制安排,业余青少年比赛如何组织、专业的后备队伍比赛如何组织、业余俱乐部、半职业俱乐部(行业或企业俱乐部)、职业俱乐部之间比赛如何组织等技术问题,都应该在这个平台上进行总体设计,明确措施和要求,建立持续的发展体系. 2007年笔者曾经提出恢复U21联赛的建议这样的技术问题,当时的中国足协领导没有表态,从现在来看,欧洲开始更加重视U20欧洲杯比赛,也开始重视这个年龄段的球员的锻炼和培养.而我们的队员到了18岁以后如果踢不上职业联赛就将面临转行,失去了继续考察的机会.但从目前各家俱乐部来看,20岁左右还是需要进一步考察的年龄段.类似的技术问题,都应该在一个相对系统的思路下进行整体设计,否则,就连球员培养都不能衔接起来,怎么能提高足球水平!

还有国足的管理和选帅的问题,为什么一直就不能解决?总是把问题停留在选谁不选谁的层面上,就不能解决选一个好国足主帅的问题?当然,在一个没有一定技术水准的体制、机制平台上,请来好的教练其发挥也会打折扣,但这样直接的问题持续、反复地出现,确实应该深刻反思.

例如中国联赛培养人的功能几乎完全丧失,没有培养出能够在五大联赛立足的球员,没有培养出在国家队承担起重任的球员.即便个别球队在亚冠赛场取得优异成绩,但这种脆弱的成绩和些许的荣耀回到国家队层面就轻易地被击毁,荡然无存.真的是我们的球员不行?我们真的就不如日韩?肯定不是,应该是日韩能够做到的我们更应该做到,应该做得更好.只有这样,足球才能和整个国家形势一样,实现崛起的目标.

平台的技术化以及保持技术的国际一流水准,是维持这个平台的要义所在,否则,搭个似是而非的框架,中国足球的各个方面都在低水平循环,那么蒙蔽的只是自己,损失的只是中国足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