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径依赖理论的研究

路径依赖理论来源于自然科学,在经历了从技术变迁领域到制度变迁角度再到演化经济学及复杂性科学的分析框架下的不断完善与发展后,该理论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学乃至新经济史学的研究范畴之中,鲜有学者将该理论运用于对竞技游泳运动发展规律的解释,因此本书也是大胆尝试运用路径依赖理论来揭示我国竞技游泳运动发展历程中所遇到的现实困扰和瓶颈,从而为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指明方向。从历史发展角度审视,路径依赖理论不仅把“时间”带回了新经济史学,而且把历史的分析方法重新引入经济学,使现代经济史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得到了提升。

路径依赖理论发展的历史轨迹可归纳为四个阶段,如图1-1所示。

路径依赖理论发展的第一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提出路径依赖。产生之初的研究主题就是路径依赖的概念和内涵。

第二阶段:在技术变迁领域内率先引入了路径依赖理论。戴维、阿瑟、斯蒂文(Steven)、N.Durlauf、福斯特(John Foster)、尼尔森(R.Nelson)、杨(H.Peyton Young)和梅特卡夫(J.Stanleymectalfe)等学者将路径依赖思想系统化,使之成为现代经济学中发展较快和应用较广泛的学说之一。

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路径依赖理论在技术变迁领域发展的基础上又扩展到制度变迁领域。代表人物有诺斯(D.North)、格雷夫(A.Grief)、多西(G.Dosi)和斯塔克(Stark)。

第四阶段:路径依赖理论又有了新的发展趋势,就是运动复杂性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演化博弈理论系统分析,包括技术与制度综合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问题。Campbell,Hausner,Federowicz,Rizzello,Vincensini,Nelson和Winter等学者分别用进化论、演化博弈论、演化经济学等分析方法对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不同机制做出了不同的解释。

图1-1　路径依赖理论发展的历史轨迹示意图

引自:卢现祥、朱巧玲,2012

林德伯格和坎贝尔(Lindberg&Campbell,1991)^[34]等人尝试性地构建了一个描述渐进式演变的模型(L-C模型),并得出与诺斯的论点十分相似的结论:制度变迁的渐进式特征主要植根于历史给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它们制约甚至规定了制度的后续变迁。

杰兹·豪斯勒(Jerry Hausner,1995)^[35]等人接受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观的核心理论,即制度进化受制度遗产约束,同时,又声称这种模式不能解释引起锁定的机制。他们认为制度变迁是“路径依赖的路径定型(Path dependent path shaping)”的结果。

Federowicz(1997)^[36]批评了单纯强调作为变迁障碍的制度遗产和解释激进变迁的现有观点,认为路径依赖对理解制度变迁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必须加上技术的或“路径发现”的要素,即由经济因素决定的对制度变迁的预期,提出后社会主义的制度变迁只能用与路径依赖相伴的所谓的“可预见制度”(Anticipated institutions)的技术作用来更好地理解。

瑞哲罗(Rizzello)的研究把路径依赖理论引向奥地利学派传统,为该理论找到了微观基础。他(1995)^[37]对新古典主义的需求—供给框架做了修正,认为制度变迁受主观个体的特殊个性、既往经历、在解决问题过程中与环境形成的特殊正反馈、个人学习过程以及知识获取的主观机制等因素的影响,变迁的最终结果是“基于(制度)内生信息积累过程的”“以适应已有传统和既往经历为前提的”“高度路径依赖的”。简言之,在这种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变迁个体的心理维度具有高度的路径依赖性,这决定了政体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特性。不仅如此,制度的创新也具有路径依赖的特点,因为创新的发生来源于新观念、新计划和新行为方式的出现,而这三者显然是路径依赖的,只是因为信息的不完全和过程理性影响才使得相当程度的自由意志得以显现。

法国巴黎大学的Vincensini(2001)^[38]接受了一个路径依赖的包容性定义,认为制度遗产和战略性路径定型行为引起的“历史事件”影响制度变迁的过程,制度上的路径依赖作为一个受制度遗产约束和可能导致锁住的战略行动影响的历史累计进化过程,与技术上的路径定型加以调和。影响和决定制度性路径依赖和路径定型的三种机制,即经济体制、认知能力和政治因素,会对所有制结构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纳尔逊和温特(Nelson&Winter)在分析制度的路径依赖时,把制度看成是一种“日常惯例”。温特(1997)^[39]把制度变迁看作是习惯(Convention)或协调(Coordination)博弈的参与者之间策略互动的变化。这种博弈以均衡点的多样性为特征,用动态的观点看,与路径依赖现象有密切的联系。在由目前已获得的选择机会的分布引发的基本(Underlying)博弈中,对采用某一策略的概率的偏爱(Bisas)使得制度变迁过程趋同于或被锁定于博弈的一个均衡点。在该模型中,由波动造成的动态变化可由马尔科夫(Markovian)微分方程来描述。这种动态变化表明了不同的制度结构在长期中是如何演化的,也就是分析随机微分方程的渐进性。

艾及迪(Egidi,1998)把日常惯例看成是自发烟花的规则集合,认为日常惯例具有知识属性,正是制度知识的创新和扩散导致了制度演化的路径。早期所实施的某一种制度可能会固化到以后的组织行为中,成为一种习惯。

尼尔森(1995)指出,制度变迁是在人们有限理性的假设前提下进行的,人们并不知道哪种制度是最优的,即使知道哪种制度最优,也不知道该采取什么措施来实施最优的制度。适应性学习和经济的自然选择作为两种正反馈机制支配着制度变迁的过程。这两种演化机制决定了制度变迁结果的多重性,并不一定会产生“唯一的均衡”。

事实上,从学科发展的渊源上来看,20世纪80—90年代兴起的演化经济学最先关注的是技术变迁的过程,而较早产生的新制度经济学则主要关注的是制度变迁的过程。它们在复杂性科学快速发展的趋势下已经表现出一些合流的趋势,现在再加上有路径依赖理论将两门学科联系起来,未来它们之间的联系将更加紧密。

(1)路径依赖理论的应用领域。

随着路径依赖理论逐渐成熟,国内外学者逐渐开始利用该理论对经济学领域的重大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得出了一些与主流经济学所不同的结论。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用路径依赖理论来分析所有制和公司治理、美洲的经验问题。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Stark(1992)^[40]是最早把路径依赖理论用于后社会主义经济,特别是私有化战略研究的学者之一。他认为,社会变迁是社会集团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私有化战略受制度遗产的约束。他反对后社会主义的转轨会在制度真空里发生的观点,强调制度变迁的进化本性。

Jones和Mygind(1999)^[41]考察了爱沙尼亚私有化以来所有权结构的变动,发现尽管存在大量的路径依赖,重大的所有制变迁还是发生了。通过经济计量学研究得出以下结论:①惯性在所有权分配中起着重要作用;②大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更可能由外部人拥有所有权;③经济绩效在所有制变迁中不起决定性作用;④大的少数所有权股本(Minority ownership stakes)提高了最初的多数所有权变化的概率,即与内部人持有的少数所有权相比,当外部人取得少数所有权时,他们更可能最终采取多数所有权。

Bebchuk和Roe对趋同论表示怀疑,认为上述的分析存在不足。他们区分了两种不同的路径依赖:一种是基于调整成本(Adjustment costs)或转换成本作用的路径依赖,如Roe(1997)举的“弯路”的故事;另一种是从进化生物学中借用来的概念,命名为进化近视(Evolutionarymyopia)结果的路径依赖。这两种概念对公司治理快速趋同问题有不同的含义。他们还引进了互补性概念来说明路径依赖的成因,认为由互补成分组成的公司治理体制的动态特性使得向最优公司治理体制的快速趋同不可能发生。

诺斯用路径依赖理论分析了美洲的经验,他把南北美洲后殖民地时期的表现与它们各自的殖民地传统联系起来了。独立后,美国和拉美诸共和国都享有宪政民主、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相似的国际机遇。但是,北美得益于其分权的、议会制的英国遗产;而拉美则深受极权专制、家族主义和庇护制之苦,所有这些都来自中世纪晚期的西班牙。换言之,北美继承的是公民传统,而拉美得到的则是垂直的依赖和剥削传统。导致差别的不是南北美洲的个人偏好,而是脱胎于历史的社会环境给这些个人提供了一整套不同的机遇和激励。

(2)历史的路径依赖和非路径依赖。

历史的路径依赖和非路径依赖(Independence)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在路径依赖理论不断模型化的同时,国外不少学者还研究了进化博弈论中的历史非路径依赖。桑德霍姆(Sandholm,1998)^[42]以简单协调博弈为基础,把产生历史非路径依赖预测的进化博弈分为三种模型:随机稳定性模型、局部互动(Local interaction)的随机稳定性模型和廉价交谈(Cheap talk)模型。桑德霍姆认为,虽然这三种模型都体现了随意性,但只有局部互动模型才能产生可信的历史非路径依赖预测。因为一种习惯一旦建立起来,局中人就不可能通过个人努力改善,也就不会有战略性变化出现。

(3)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路径依赖分析。

路径依赖理论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的建立有其必然性,同时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一方面,如前所述,新古典范式对解释路径依赖问题存在许多理论缺陷,需要新的分析框架来进行修正;另一方面,对于新制度经济学来说也需要引入吸收了新进化论、自然科学中的耗散论和非线性动态数学分析等理论精华的路径依赖思想,来增强其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

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不仅包含技术变迁过程的所有的路径依赖特性,还有其特殊含义。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路径依赖分析框架的理论要点如下。

(1)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一样具有路径依赖的性质,可以用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来解释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现象,因为二者的理论核心都是制度变迁的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但制度变迁比技术变迁更复杂,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是由随机事件、转换成本、行为主体的有限理性、政治利益集团和意识形态等要素推动的。以上多种要素制约着制度变迁的路径,决定了制度变迁的道路是曲折的、发散的与多样的,结果也是非均衡的、次优的,它的帕累托改进性只是一种概率和条件分布函数。

(2)制度的无效率是非历态(Non-ergodicity)的过程,是历史的常态(而非例外)。由于制度的报酬递增,制度变迁过程的政治效应可能被锁入某一制度轨道;技术锁定的重要性远不如制度锁定,即(源于制度和政治安排讲话的)路径依赖和互不相同的人类信念构成了经济政策长期性和系统性失灵的原因。诺斯甚至一贯主张把意识形态和常规计算中的信仰问题包括进来。^[43]

(3)制度与组织是互动的,这一互动过程是广泛的社会秩序化的过程,构成这一互动的不仅包括正式规则和各种非正式规则的个人、组织,而且包括制度变迁的过程。初始性制度安排影响制度变迁过程,但是,制度变迁的过程更会严重影响制度的选择和进一步的变迁。

(4)人类社会的一切制度变迁过程都是一个适应性学习的过程,这种学习是基于个人心智、历史和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的学习过程。因此,制度创新的动力永远孕育在一定时期的个人心智、历史进程、文化演化和意识形态之中。在这一过程中,习俗或社会规范在制度变迁的速度和方向上起到了作用。就如同刘易斯(Lewis)所说,习俗具有共同预期再强制机制,在人类的社会安排中,“历史事件”可能拥有一种惊人的持续状态。

(5)该分析框架试图打破新古典经济学比较静态分析框架,试图处理经济系统的非线性、多重均衡性和时间的不可逆性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真正将历史引入经济分析(即所谓的“Historymatters”)。新古典经济学单一均衡、完全理性和收益报酬递减等自身假设前提存在缺陷,使得它的理论分析框架无法有效分析现实经济问题。在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下的路径依赖理论试图解决以上一系列理论问题。

(6)西蒙教授在他的近著《人为的诸科学》里指出,任何演进都是路径依赖的,从而通常只有能力达到“局部最优”,而完备理性条件下的选择,则有能力达到“整体最优”。诺斯与主流经济学家发生了极大的争论。那就是关于一个社会经济是否可能在长期内停滞于“低收入陷阱”的问题。生存竞争总是迫使人们改进生存条件,所以主流经济学否认长期停滞于“低收入陷阱”的可能性。然而诺斯引证了大量经济史的例子来说明确实存在的“停滞经济”。诺斯与主流经济学家的不同之处关键在于,他相信,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这类“非经济因素”在决定一个社会的经济是否会锁入陷阱时起了决定作用。

(7)制度演进过程充满了路径依赖和创新。一旦一个特殊的(制度的或生物的)系统被建立起来,它就趋于自我维持。系统中的变迁很可能是从一个大的外在冲击开始,这种外在冲击引发了内在变化,这种变化是累积性的或新的,而不是连续、逐步地发生的。在关键的转折时刻,被选取的选择规则的基本特征很可能对未来产生约束作用(路径依赖)。然而,从最初的非均衡状态向所出现的制度的转向是否是唯一可行的轨迹,这一点尚不能确定。脱离均衡,沿着多种路径的发展也有可能。因此,制度演进过程充满了路径依赖和创新^[44]。近来制度分析的进展表明,每一个经济均可视作相互依存的制度共同组合在一起的系统,不存在单一的、最为有效的经济体制,也不应要求所有经济都向理想化的瓦尔拉均衡靠拢。实际上存在着从不同历史条件发展而来的多样化的经济体制。^[45]我们对路径依赖并没有充分认识,更不知道它怎么样约束我们改造社会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