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观认为,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是发展的两个联系紧密的环节,不能顾此失彼。经济发展是社会诸多方面发展的物质基础,社会发展则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社会环境层次包括了社会政治环境、社会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因素。我国学者吕树庭认为,“现代体育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存在形态,当它被国家政治权力确认为对于维护自己的权力和稳定社会有效的时候,体育就变成了政治直接或间接干预的对象,这不仅仅关系到参加体育运动的个人、体育群体和体育组织,更重要的是体育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紧密相关而向前发展,因为体育是不能脱离开政治、经济等而孤立存在的”[1]。梁晓龙认为,“任何社会意识形态中和不同社会制度中的体育都不可能离开与它所共处的其他社会客观存在而独立存在,都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社会客观存在发生一定的联系,并受它们的制约和影响。在人类社会的若干社会客观存在中,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对体育的影响与制约最大,体育与它们的关系也最密切”[2]。
体育的发展,尤其是竞技体育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化导向的制约与影响。专家评定结果也表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对我国竞技游泳运动水平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基础制约性影响。
5.2.1.1 社会政治环境
政治环境是政治体系存在和从事政治活动、进行政治决策的背景条件的总和,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的政治背景,是各种不同因素的综合反映,包括一国或地区的政局稳定性、政治体制、基本政策、法律法规等。专家认为,影响我国竞技游泳水平和发展的社会政治环境因素主要包括国家政治体制、体育发展国家支持力度和国家政治稳定3个要素。其中,国家政治体制决定了我国竞技体育的基本制度与发展方式,体育发展国家支持力度是我国竞技游泳运动发展的物质基础,而国家政治稳定是我国竞技游泳运动水平提高和发展的前提保障。
(1)国家政治体制。
社会制度贯穿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规定着社会基本结构的性质。社会制度的优越与否影响和规范着社会体育事业发展的规模和程度。我国实行的是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这是一种由中央运用行政力量和行政办法集中地配置社会资源的管理体制,在竞技体育方面的优势表现为能够在短时间内聚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主攻本国竞技体育优势项目和奖牌分布密度大的项目,以达到在短期内提升我国竞技体育整体实力的目的。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经济十分落后,要集中有限的资源,最大限度地发展体育事业就必须有相应的体制做保证,举国体制就是在那个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中应运而生。此后的60多年,国家统领了体育领域的一切事务,举国体制既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服从于国家利益与政治目标,同时也执行着国家所赋予的政治任务。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不仅为游泳事业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实施游泳“走出去,请进来”战略,输送一批有潜力的运动员赴当时的游泳强国苏联、匈牙利进行深造学习,获得很大的成效,而且在物质和精神层面为游泳教练员和运动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鼓励其积极投身竞技体育事业。在当时国家经济十分困难的时期,国家对于运动员的竞赛奖励、退役安置、伤残治疗、文化学习等后勤服务都是给予全力保障的,使得运动员在训练时无经济之困,退役后无后顾之忧,能够全身心投入到训练中。因而,我国优越的社会主义政治与经济体制为我国竞技游泳迅猛发展提供了举国体制的制度基础、操作平台和根本保证。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思维的推动与影响下,我国优势项目迅速崛起,随着洛杉矶奥运会金牌“零”的突破后,体育界在探究我国竞技体育腾飞的真正原因时,提到其成功的“不二法门”就是与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举国体制。因此,它以行政垄断的根本性质决定了我国竞技体育体制的三个重要的特点:即与行政垂直管理和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举国体制、以专业体工队的长期集训为主体的训练体制和以全运会为核心的竞赛体制,并由以上三者构建起我国竞技体育组织、运行、管理的整体系统。
所谓举国体制是一种以行政手段管理体育事务、以计划手段配置体育资源的政府主导型的体育体制,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服从于国家利益与政治目标,执行国家所赋予的任务。它的基本特征是政府整合各级行政资源,为体育事业的发展获得必要的行政支持,利用国家的财政资源,为体育事业的发展获得必要的资金,以计划手段配置体育资源,以行政手段管理体育。政府既是办体育的主体,也是管体育的主体。几十年来,我国竞技体育基本上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框架内实行“国家办、国家养”的事业型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所以结构单一化,其中以运动训练和竞赛体制表现尤为突出。这种政府直接办体育的体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合理、有效的。作为竞技体育组织管理方式的举国体制正是在这一体制的支持下才发挥了显著作用。不可否认,举国体制使我国竞技游泳运动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国际上争得了一席之地。从游泳运动员选材、训练到输送乃至分配,从教育、生活、比赛乃至饮食起居等都逐渐被纳入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调控范围。这种取向和实践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现在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可以使国家能够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主攻重点项目(如游泳、田径等),促使我国竞技游泳在短时间内提升整体竞技实力,在国际泳坛争得地位,赢得尊重,也使得奥运争光战略得以逐步实现。
专业训练体制的应运而生有其社会政治、资源条件的限制和复杂的历史背景与原因。其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运动队管理体制特有的一种形式,是政府绝对主导型体制落实到运动训练领域的具体表现,是实现奥运战略为导向的训练实践的组织管理形式,也是将综合国力转化为高水平竞技力量的“孵化器”。我国体工队运动员的长期集训制有别于竞赛选拔制,不同于那些自愿参与比赛和体育运动的业余运动员,也不同于西方以比赛谋生的职业运动员,而是一种最有利于体现国家意图、最便于政府直接管理与调度,体育资源高度集中于最高端,最易避免外界干扰、保密性较高的训练体制。该体制下的竞技运动者直接为特定的国家与阶级的利益服务,肩负政治使命和任务,执行政府或政治集团的意志,并由政府无偿提供所需的经费以及必要的训练实施条件,同时,国家也给予进入体工队的专业运动员以较高的物质待遇与政治地位。我国曾在1964年,由内务部、劳动部、国家体委三部门联合下文的《关于专业运动员工龄计算等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中规定:“凡自学校、农村或社会上正式参加到省、市、自治区专业运动队的运动员,自进入专业队之日起算参加工作,成为国家正式职工,与国家职工享受同样的待遇[3]。”随着历史背景和政治经济环境的改变,这一训练体制的缺陷也逐渐显露,而我国的竞技游泳项目至今仍然保持着此种专业训练体制。虽然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游泳运动员的培养渠道和方式略有变化,但是从总体上来说,我国竞技游泳项目还是延续着从展现运动天赋→进入业余体校或传统体育项目学校→进入省、市体工队→成为国家队成员→在国际比赛中取得好成绩的专业运动员培养体制和运行模式。
运动竞赛制度是国家为了有效协调运动竞赛活动、提高运动竞赛管理的规范化和制度化而制定的有关组织竞赛的法规与准则,其主要内容包括竞赛的名称和形式、竞赛目的、项目设置、竞赛时间、竞赛地点、参赛对象和计分方法等[4]。自1959年,我国举办了新中国成立后第1届夏季和冬季全国运动会,标志着我国冬、夏两季运动项目同步协调发展的综合性体育竞赛的结构布局形成以来,至2013年第12届全国运动会在辽宁省胜利闭幕,在其5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已逐渐发展成为在全国区域内竞赛级别最高、参赛运动员最多、竞技水平最高、项目设置最全、影响范围最广的综合性运动会。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我国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分化程度极低,综合性体育竞赛的结构功能也体现出政府对竞赛的管理主要是依靠正式职权和界定明确的层级直接进行指令性行政管理。这一时期全国运动会具有功能与目标的双重性,既承担着发展竞技体育的任务,同时又承担着普及群众体育的任务。
在我国政治和经济基本制度框架下,形成了由高度集约型举国体育管理体制、专业训练体制和竞赛体制三者协同构建的具有我国特色的竞技体育整体系统,分别为我国竞技游泳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操作指引与检验平台。我国竞技体育管理、竞训体制的建立与运行为当代中国竞技游泳运动的迅速发展和提高,提供了一条简捷而有效的实现途径,使得我国在从事游泳训练人数少、基础薄、设备差、实力弱的情况下,通过“举国之力”达到了较高的竞技水平。可以说,如果脱离了举国体制和专业竞训体制,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体育事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与贡献是难以实现的。
(2)国家政治稳定。
国家政治稳定是指国家政治生活的秩序性,即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不需要使用军事武力和政治高压手段来解决各种问题,不存在政治骚动和暴乱。政治稳定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亨廷顿认为,政治稳定并不意味着政治系统各要素没有变化,而是指政治系统内部的主要成分,如基本政治价值、政治文化、基本政治制度或宪政结构比较持续或比较平缓地变化。政治稳定体现在许多方面,主要包括国家的主权稳定、政府稳定、政策稳定、政治生活秩序稳定以及社会政治心理稳定方面。
国家政治环境的稳定是我国竞技游泳运动发展的基本前提和保障。稳定、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对竞技游泳运动的发展能起到促进和烘托作用,而动荡、不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对竞技游泳运动的发展则会造成阻碍和破坏。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我国竞技游泳运动的发展与社会政治环境稳定有着密切的关系。最为明显的例证就是“文化大革命”对我国竞技体育的影响。长期动荡、不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使我国刚刚发展起来的包括竞技游泳在内的竞技体育遭受了严重打击,竞赛和训练活动被停止,竞技水平急剧下降,运动技术水平极大地倒退,使得我国竞技体育事业遭受惨重损失。而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政治局势逐步稳定,社会政治氛围逐渐宽松,从而使竞技游泳运动水平也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运动技术水平整体飞速前进,在发展过程中虽整体竞技实力时有起伏,但已逐渐步入世界泳坛前列。见表5-29。
表5-29 我国竞技游泳运动水平发展不同阶段的社会政治环境情况
续表
1979年以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发展和“文化大革命”,这两个阶段使我国竞技游泳处于停滞状态。“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国竞技游泳运动发展平稳,竞技水平提高迅速,这主要得益于国家的重视和相对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文革”期间,社会政治环境的剧烈动荡给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带来了不可挽回的损害,竞技游泳运动水平也大幅度下降。由于“文革”的严重破坏,新中国成立以来制定的有关游泳项目的管理制度被废止,许多运动队被解散,游泳训练和竞赛工作完全处于瘫痪状态。
20世纪70年代初期,我国的总体政治局势逐步稳定,各项工作开始恢复正常秩序,工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国竞技游泳在1972年得以复苏的基础上,进入了快速恢复和发展阶段。80年代,国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经济稳步增长,政治氛围和谐、稳定。90年代,我国开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社会政治环境更加稳定,社会经济水平发展迅速,为我国竞技游泳运动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在1992—1994年间我国竞技游泳战绩辉煌,在第25届奥运会上获得4枚金牌,实现了奥运游泳金牌的历史性突破。在1994年游泳世界锦标赛上又获得12枚金牌,破5项世界纪录,女子团体首次超过美国位列首位,从而形成了我国竞技游泳运动的第一个发展高峰期。
进入21世纪后,在我国全面、稳步推进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建设的大背景下,政通人和,国泰民安,国家综合国力迅速提高,为我国竞技游泳全面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此期间,我国竞技游泳不断加大科研投入,提高科学化训练水平,使得男、女子游泳运动员的运动技术水平齐头并进。在伦敦奥运会上夺得5枚金牌、2枚银牌和3枚铜牌,共计10枚奖牌,位列游泳奖牌榜次席,同时,还填补了我国无男子游泳奥运金牌的空白。在伦敦奥运会中我国游泳军团的优异佳绩超越了曾经的“巴塞罗那辉煌”,开启了一个我国竞技游泳的新纪元,标志着我国竞技游泳运动形成了第二个发展高峰期,也预示着我国竞技游泳运动将会朝着科学可持续化的方向发展。从表5-29我国竞技游泳运动水平发展不同阶段的社会政治环境情况统计可以看出,社会政治环境的稳定直接影响竞技游泳运动的发展。
(3)体育发展国家支持力度。
体育发展是一件大事,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体育已经成为大家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竞技体育,其受众面广,影响力大,深受大家的喜爱。因此,国家从来都是高度重视我国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相关部门逐渐完善工作机制,不断加大对竞技体育的财力支持,促进竞技体育的人才培养和队伍激励,体现了我国为发展竞技体育的国家支持力度。
“二战”后雅尔塔体系以建立和维持战后的世界和平为主要目标,从而制约了美、苏在产生任何争端时的行为方式,即双方不能以战争手段,而要用和平手段协商谈判来解决问题,从而使世界维持和平状态。雅尔塔体系的建立,决定了战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流。在时代主题的影响下,人们对体育的关注也发生了变化。在“二战”之前,对于体育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体育内部和体育本身的发展。战后,由于冷战、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使人们对体育的关注由体育内部转向了体育外部,即关注体育作为国家实现其国家利益或政治目的的最佳手段。不仅仅是强大的工业化国家利用国际体育比赛来展现国家风采,许多缺乏政治、经济影响力的新兴社会主义国家也希望通过体育来登上国际政治舞台,同时利用体育运动这个手段来寻求认可和合法性[5]。
新中国成立初期,孱弱的国力和竞技体育产生的政治效应都决定了竞技体育的发展地位。我国体育60多年的发展,是从无到有逐渐积累、壮大起来的。我国有长期遭受侵略、压迫、凌辱的历史,国人有强烈的自强自立、超越世界的迫切要求,建设和保卫祖国需要有唤起民众的精神动力。在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短时间内还不能赶超世界、赢得尊重的时候,能够在体现国家综合实力的奥运会等国际大赛舞台上争取胜利,就被赋予了极强的历史使命、国家目标和政治色彩。
在一定程度上,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是得益于国家层面的强力支持,其根本是国家对于体育的内在政治需求,外在表现为国家不断加大对竞技体育的财政投入,促进其又快又好地发展,从而通过更好的世界大赛成绩来实现国家的政治目的,两者之间相互影响、互为依托。政治通过体育这一“软性手段”来展现其政治意图;而体育依托国家政治、经济为其发展提供必需的“土壤”和“养分”,从而迅速发展壮大。在阶级社会里,国家政权是一定阶级的政权,政治干预一切社会生活,自然也干预体育活动。竞技体育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和精神凝聚,是先进文化的重要体现,能积极引导和焕发人民参加体育锻炼的巨大激情。在奥运会等国际重大赛事的竞技舞台上获得佳绩,不仅能极大地振奋民族精神,激发爱国情怀,而且通过国际大赛的辉煌战绩这一途径也能极大地提升国家形象、扩大政治影响力,可谓是一举多得。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常被公认为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它不但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还可以反映一国的国力与财富。因此,GDP的增长直接关系着国家对于体育事业的财力支持,体育事业总经费占GDP的比值也从侧面体现了国家对于体育事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实现体育事业发展壮大的根本保证就是国家对体育事业的政治支持和财力投入,我国正处于战略机遇期,加快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转变已成为既定国策。虽然国内初步建立起了政府、企业多元化的体育事业投入格局,但受企业自身规模和能力的限制,长期以来我国体育事业总经费依赖于国家投入,才能保持长久发展。从实际情况分析,国家体育事业总经费与国内生产总值关联度较高,可以看出每年度体育事业总经费都随着GDP的增长而增长,证明体育事业的发展必须依托于国家经济实力增长的基础之上。据我国体育事业统计年鉴数据显示,1993—2010年,18年间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我国体育事业总经费占GDP的比值也在加大。从1993年体育事业经费总额107342.7亿元,占GDP的0.030%,到2010年数额已增至4197962.2万元,其比值已经增加到0.105%。其中2002年总额为1418146.9万元,所占GDP比值为历年最高(0.118%)。从我国体育事业总经费占GDP的比值逐年上升的趋势,可以看出国家对体育事业发展的支持力度(见图5-5)。
实现体育事业发展壮大的根本保证就是国家对体育事业的财政支持。我国正处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转变的战略机遇期,虽然我国体育事业经费筹措渠道较之以往有了较大的改观,形成了社会赞助、企业冠名、体彩基金、自营创收等体育事业经费多渠道筹措途径,但我国体育事业总经费投入在长时期内仍以政府财政投入为主,财政投入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壮大的动力和能源。据我国体育事业统计年鉴数据显示,1993—2010年,18年间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政府对体育事业的支持力度也不断加大。从2002年国家财政拨付总额(817171.7万元)占当年体育事业总经费(1418146.9万元)的57.62%,随后逐年略有波动,但基本维持在50%～70%之间,其中2008国家财政投入总额(2435506.0万元)占同年体育事业总经费(3435441.7万元)的比值最高,为70.89%。从以上情况可见国家对于体育事业发展的强力支持,显现了国家对体育事业发展的高度重视(见图5-6)。
图5-5 我国体育事业总经费占GDP的比值变化
图5-6 国家财政拨款占体育事业总经费的比例变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游泳项目起步晚、基础差、水平比较落后,实力远不及亚洲游泳强国日本,甚至连当时的菲律宾和新加坡都还比不上。但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关怀下,群众性游泳活动发展得如火如荼。首先在游泳场馆基础建设上,全国经济基础较好的部分省市修复了一批旧游泳场馆,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又很快营造了一批新的游泳场馆,由此为群众性游泳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条件,也促进了游泳技术水平的迅速提高。1952年9月,在广州市举行了以五大行政区(华北、东北、中南、华东、华南)、解放军及铁路工会共7个单位参加的新中国首次全国游泳竞赛大会。1952—1959年第1届全运会前期,在这8年间我国游泳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到1954年,旧中国的游泳最高纪录全部被刷新。除去国内一年一度的全国性比赛之外,我国游泳运动员也在国家强力支持下频繁地参加国际性比赛和出国访问学习,通过“走出去,请进来”战略,我国游泳运动员交流学习了技术,拓展了眼界,丰富了国际比赛经验,提高了技战术水平,使得我国游泳运动员的成绩大幅提高。特别是在男子游泳项目上有了可喜的突破,1953年在第1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上,我国优秀游泳运动员吴传玉获得男子100m仰泳冠军,成了让中国国旗在国际游泳运动场上升起的第一人[6]。
20世纪80年代,由于国家的高度重视,我国竞技游泳运动得到迅速的发展。1980年,我国女游泳运动员梁伟芬夺得国际游泳比赛100m蛙泳冠军,引起世人瞩目。1982年,在第9届亚运会游泳比赛中我国游泳运动员夺得3枚金牌,实现了金牌“零”的突破。紧接着在1988年汉城第24届奥运会上,我国女子游泳选手杨文意、黄晓敏实现了奖牌“零”的突破,取得3枚银牌和1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进入90年代后,1990年在第11届亚运会上我国游泳健儿一举夺得23枚金牌,第一次打破日本对亚洲泳坛的垄断地位。随后在1992年巴塞罗那第25届奥运会上,以庄泳、杨文意、林莉为优秀代表的“游泳金花”勇夺4枚金牌、5枚银牌,并两破世界纪录,创造了我国游泳运动的历史性飞跃。1994年在罗马举行的第7届世界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获得12枚金牌,破5项世界纪录,女子团体首次超越美国排名第一,震惊世界泳坛。
进入21世纪,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我国男子游泳健儿再创佳绩。张琳获得400m自由泳亚军,为中国男子运动员在奥运会游泳项目的历史最好成绩。随后,孙杨以破世界纪录的成绩获得了第14届游泳世锦赛男子1500m自由泳金牌。尔后我国男、女游泳选手比翼齐飞,在伦敦奥运会上大发异彩,孙杨、叶诗文分别夺得400m、1500m自由泳和200m、400m混合泳的4枚金牌,实现了我国男子奥运会游泳金牌的历史性突破。同时,我国在伦敦奥运会游泳赛场上的5金、2银、3铜的成绩,全面超越20年前的巴塞罗那奥运会,创造了我国游泳的新辉煌,开启了新的篇章。
竞技游泳运动在自身不断演进发展的过程中,一些政治事件对其发展起到了一定推波助澜的作用。1952年,毛泽东主席题词,号召全国人民“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物质匮乏,生活条件落后,人民群众体质普遍较差。从客观角度讲,体育是一种天然、成本低的增强体质的方法。另一方面,业余文化生活简单、枯燥,体育活动不仅为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提供了身强力壮的劳动者,而且还调节了生活氛围、丰富了人民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因此,党中央对体育高度重视,使得游泳活动在全国得到了广泛的开展。学习游泳的人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同时群众性的游泳竞赛活动也广泛开展,许多地方都修建了游泳池[7]。这些都为日后竞技游泳运动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毛主席一生酷爱游泳,是其倡导的“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肤”的体育精神的伟大实践者,从1956—1966年间,虽已70多岁高龄,但仍多次畅游长江。在那个崇尚个人崇拜的政治年代,其身体力行的行动和许多鼓励参与体育运动的著名讲话和题词,释放出了强大的示范效应和深刻的政治意义,不断地激励着新中国一代代游泳运动员。同时,横渡长江活动也逐渐演变成为一项政治运动,并在“文革”期间替代了游泳竞赛活动,许多地方为了开展游泳运动还大量兴建了室内泳池,这对当时的我国游泳运动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
【案例5-1】毛主席爱好游泳,推动其快速发展
1958年9月12日,毛泽东主席到长江里游泳。游泳完毕,毛主席请陪同他一块儿游泳的运动员吃晚饭,饭后他又同运动员们作了亲切谈话。毛主席问运动员,我国游泳成绩怎么样?运动员们一一作了回答,他们告诉毛主席,我国有一些项目的纪录已经赶上或接近世界水平了,只有仰泳最差,这个项目的纪录还是吴传玉1954年创造的,他去世以后一直没有人打破它。毛主席说:“吴传玉还是人大代表呢,他是哪年去世的?”有人说:“1954年。”毛主席掰着指头算着说:“已经3年多啦,怎么还没有人赶上他呢?”1960年5月9日,全国一级、健将级春季游泳跳水锦标赛开赛第2天,体育报专门发表社论,社论的标题是:一定要打破男子百米仰泳纪录。同一天,王强立、谭浩明、韦起伦、黎仕光、穆祥杰和杨三生6名国内优秀仰泳运动员联名在体育报上发表了一封给全国仰泳选手的公开信,信中提出5项建议,号召全国仰泳选手努力提高运动水平,争取早日打破吴传玉的纪录。就在这次全国一级、健将级游泳跳水锦标赛结束后不久,国家体委专门组织了一次全国男子100m仰泳通讯赛,参加人数之多是以前没有过的。在大家的努力下,1962年10月,我国游泳运动员终于创造了男子100m仰泳新纪录[8]。
综上所述,国家政治体制决定了体育基本制度和发展方式。社会政治稳定为竞技游泳运动发展奠定了良好的背景环境,当国家政治不稳定时,其对竞技游泳运动水平发展的影响是负面且直接的;而当社会政治稳定时,对我国竞技游泳运动水平发展的影响则更多地表现为正面、积极的。竞技体育发展离不开国家的政策导向和财力支持,这不仅是竞技体育的发展基础,同时,也是国家的政治需求。
5.2.1.2 社会经济环境
社会经济环境包括了国内生产总值、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体育产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三个要素。经济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竞技体育发展的财力来源。国家对竞技体育的支持,首先是经济力量的支持。高水平竞技运动的发展,牵涉的因素众多,而经济发展水平无疑是其中最基本的一个核心要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体育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必然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
社会经济条件不仅为我国游泳项目提供了物质基础,更影响了游泳运动的管理体制。我国社会经济环境对竞技游泳运动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财政投入体育事业经费的总量、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影响着居民的体育消费能力与体育参与程度、体育产业的大小影响着我国体育事业持续化发展等一系列左右我国竞技游泳运动发展的经济影响因素。
(1)GDP发展水平决定竞技体育整体发展水平。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之一,也是社会上层建筑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因此,体育事业的发展也必须以经济作为基础,必须符合经济基础的基本理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对改变影响竞技体育发展的各因素和推动竞技体育不断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基础性作用。国家盛则体育强,国家衰则体育败。这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体育水平的生动写照。我国GDP增长趋势如图5-7所示。
世界各国在大型体育比赛上的竞争已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体育较量,实则是各国之间综合国力的较量,更是经济实力的比拼。综观1896年第1届现代奥运会游泳比赛至今,其百年的奥运游泳竞赛奖牌榜的背后都可以看成是参赛国之间的经济排行榜。在历经30届奥运会游泳比赛的历史长河中,游泳奖牌榜排名前八名的国家,即美国(229枚)、澳大利亚(59枚)、德国(55枚)、匈牙利(24枚)、俄罗斯(22枚)、日本(20枚)、荷兰(19枚)、英国(15枚),八国金牌数量(443枚)占历届奥运会游泳金牌总数(520枚)的85.19%,八国都是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强国,无发展中国家身影,可见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对于竞技体育发展的强大制约力和影响力。
图5-7 我国GDP增长趋势(亿元)
从我国具体情况分析来看,在历届全运会游泳金牌榜位居前列的都是国内经济发达地区。其中位列前六名的是上海(82枚)、广东(66枚)、辽宁(17枚)、浙江(16枚)、黑龙江(14枚)、北京(13枚),六地区金牌数量(208枚)占历届全运会游泳金牌总数(326枚)的63.8%,六个地区中上海、广东、浙江、北京都是位于我国长三角和首都经济圈经济较为活跃的发达地区,而辽宁和黑龙江系我国经济水平中等地区,但有老牌工业基础,经济底子较厚。在六地中无我国落后地区,可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于竞技体育发展的强大支撑和促进作用。
(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决定了体育参与程度与消费水平。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指反映居民家庭全部现金收入能用于安排家庭日常生活的那部分收入。它是家庭总收入扣除交纳的所得税、个人交纳的社会保障费以及调查户的记账补贴后的收入,是用以衡量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最重要和最常用的指标。
依据消费理论,收入无疑是消费需求变动的最直接影响因素,人们的收入水平对消费模式和体育参与程度有决定作用。体育消费需求归根到底是一种经济和货币的开支,它必须以一定的物质占有为前提。体育参与程度与消费额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成正比关系,这是众多学者研究的一致结论。其中卢元镇等人明确指出,“经济收入是影响家庭体育参与的重要因素,经济收入越高,体育参与程度越高。[9]”张燕研究认为,“体育参与或者体育消费必须建立在一定的收入水平上,人们生活比较富足时,才有可能参加体育活动。人人都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如果不能丰衣足食,人们只会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增加家庭收入的劳动中以满足衣食住行的需求[10]。”
由于体育消费是一种有效消费,而有效消费必须是具有支付能力的消费。如果人们仅有体育消费欲望而没有支付能力,是不可能形成有效消费的。如图5-8所示,通常情况下,人们可支配收入越多,对体育产品的消费量就越大;反之,人们可支配收入越少,对体育产品的消费量就越小[11]。
图5-8 体育消费收入曲线图(引自张涛,2006)
在图5-8中,纵坐标I(Income)代表人们的可支配收入,横坐标Q代表体育产品的数量。于是人们可支配收入的每一任意变化,都有一个与之相应的体育消费量,从而形成了体育消费收入曲线D。该曲线表示:当可支配收入由I0上升到I1时,体育消费由Q0上升到Q1;反之,当I0下降到I2时,体育消费由Q0下降到Q2。因而体育消费收入曲线是一条自左下方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另据奚红妹等人研究,“收入对体育参与总时间有正向的影响关系,即收入越高,体育参与总时间越多,体育消费总支出越高。同时还发现,人们参与体育的积极性同样是收入越高的人,体育参与的周期也越短[12]。”
众多资料研究表明:制约竞技体育发展最大的因素是经济的发展,而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直接决定了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多少。从1993—2010年的18年中,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77元提高到19109元,实际增长了7.4倍,平均每年增长6.3%,居民收入水平几乎每隔几年就上了一个台阶,呈连续增长趋势(见图5-9)。影响居民体育消费的因素主要有居民的收入因素和社会因素。从收入因素来讲,只有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他们的基本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后,才有余暇时间和金钱用于体育消费、参与体育活动。
图5-9 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趋势
(3)体育产业占GDP比重决定了我国体育产业的规模与地位。
体育产业是体育产品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包括物质、精神和服务产品[13]。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的今天,体育产业作为永远的阳光产业,扮演着积极而活跃的角色,在世界各国都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尤其是在一些经济发达国家或地区,体育产业每年都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在北美、欧洲和日本等地,体育产业的年产值都排在国内十大产业之内。在我国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体育产业的总体水平已经接近一些西方中等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体育产业的增加值已占当地GDP的0.7%～1%,成为区域经济的增长点。体育产业是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是当代体育工作的重要内容,它对促进国民经济增长、刺激区域经济发展、改善和调整经济结构、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促进社会就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等方面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我国体育事业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的体育产业,为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有效的经济保障。体育产业所提供的资金已占各地体育事业经费的一半以上,有些经济发达地区甚至达到70%[14]。
从图5-10可以看出,自改革开放以来,作为第三产业的体育产业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而发展,其作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对GDP的拉动作用也明显增强。随着我国体育产业的不断发展,其已初具规模。2002年我国体育产业总值为952.57亿元,占GDP的比值为0.79%,到2007年我国体育产业总值为3810.05亿元,占GDP的比值上升至1.43%,约是2002年体育产业总值的4倍。在这6年间我国体育产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产业链不断延伸,产业规模不断扩张,其占GDP的比重也不断增加。
图5-10 我国体育总产值占GDP比重
(资料来源:中国体育及相关产业统计,2011)
经历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体育产业从一个规模和总量都十分弱小的产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目前,我国体育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结构中已经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体育产业增加值的发展速度已经远远超过各地GDP的平均增长速度,见图5-11。
图5-11 我国体育产业增加值变化趋势
综上所述,环境层次中的社会政治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是我国竞技游泳运动水平发展的外在动力和条件保障。社会政治环境因素中,国家对竞技游泳运动水平的需求和重视程度是推动其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力,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决定了我国竞技体育体制,而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是我国竞技游泳运动水平发展的重要保证。社会经济因素中,社会经济条件(GDP发展水平)和人均可支配收入都决定了竞技游泳整体发展水平,为竞技游泳运动在器材装备、场地设施、训练消耗、人力资源和体育参与等方面提供了资金保障。而体育产业占GDP比重却决定了我国体育产业的规模与地位,为我国竞技体育可持续化发展提供了支持与动力。同时,社会经济条件决定了我国游泳运动的管理必须实行举国体制,以便在人力、物力和财力配置上实现最优化,推动我国竞技游泳运动的快速发展。
5.2.1.3 社会文化因素
文化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给它下一个严格和精确的定义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不少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一直努力,试图从各自学科的角度来界定文化的概念。然而,迄今为止仍没有获得一个公认的、令人满意的定义。据统计,有关文化的各种不同的定义至少有二百多种。笼统地说,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确切地说,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按照文化的广义与狭义分类:广义的文化,着眼于人类与一般动物、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本质区别,以及人类卓立于自然的独特的生存方式,其涵盖面非常广泛,所以又被称为大文化;而狭义的文化指意识形态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包括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道德情操、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各种制度等,其排除人类社会历史生活中关于物质创造活动及其结果的部分,专注于精神创造活动及其结果,主要是心态文化,又称小文化。
本书所关注是文化软实力,软实力(Soft power)也称为“软力量”,最初是由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s.Nye)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来的,是同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等组成的硬实力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一般说来,软实力指的是能够影响他国意愿的精神力量,包括政治制度的吸引力、价值观的感召力和文化的感染力等所谓的“软要素”表现出来的一种能力,在当今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软实力主要包括文化吸引力、政治价值观吸引力及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其核心理论是:软实力发挥作用,靠的是吸引力,而不是强迫别人做不想做的事。软实力是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力量,是世界各国制定文化战略和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参照系。表面上文化确乎很“软”,但却是一种不可忽略的伟力。任何一个国家在提升本国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同时,提升本国文化软实力也是更为特殊和重要的。
在国际关系学领域,冷战后借用计算机专业硬件和软件概念,学者们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两类。“硬实力是指一国政府可动用的各种物质资源,其构成包括人口、领土、自然资源、军队、经济等要素。软实力是指政府在国内与国外的动员能力和国际吸引力,其构成包括政治体制、外交关系、社会稳定、国际信誉、民族特性、传统文化等非物质要素[15]。”受国际关系学综合国力理论的启发,对一个国家体育综合实力的划分也可借鉴这种分类方法。尽管构成体育综合实力的要素有多个,各实力要素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但仍可将一国的体育综合实力划分为两大类,即体育硬实力和体育软实力两种类型。
体育硬实力主要指一个国家竞技体育所依托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总体实力、全民健身的整体实力、体育科教的支撑力、体育服务业的社会参与力等的总和。体育软实力主要指政府在国内外的组织动员能力和国际吸引力,体育精神与民族体育精神,体育项目所蕴含的民族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体育的国内外组织动员能力,实际上就隐含着有关体育制度、体育法制、体育管理、体育国际交往等方面内容。从发挥的作用来看,体育软实力主要表现为体育精神文化的动员力和凝聚力、创新力和竞争力、导向力和传播力、吸引力和影响力这4个方面[16]。
体育综合实力就是由体育硬实力和体育软实力相互作用后共同形成的,硬实力与软实力既紧密联系,又互相区别。它们不是简单的加减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相互制约和协调,硬实力是软实力的有形载体、物化,而软实力是硬实力的无形延伸。在当前全球化浪潮、信息革命和网络时代的大背景下,硬实力的重要性显而易见;而软实力则具有超强的扩张性和传导性,可以超越时空,对人类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产生巨大的影响。因而提高国家体育软实力,不仅是我国文化建设的一个战略重点,也是我国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书认为,从国家体育综合实力层面上探讨,软实力应包括文化吸引力和导向力、国际规则塑造力和国家形象,并由此而产生的对内的凝聚力以及对外的文化影响力。软实力视角的游泳强国就是在体育文化吸引力、塑造竞技游泳国际规则和形象等体育软实力方面,对内影响竞技游泳发展潜力,对外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
(1)体育文化吸引力。
体育文化是人类在体育运动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总和,包括体育观念、体育意识、体育思想、体育制度以及运动形式等。中国体育文化来源于奥林匹克体育文化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国要成为体育强国,首先要增强传统体育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本书主要探讨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吸引力。
①中国传统体育文化。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大陆(主要指黄河流域)农业文化的产物。以“仁”为核心思想,蕴含丰富的东方哲学、宗教、道德、医学、习俗、艺术等社会文化内容,它是以保健性、表演性为基本模式,以崇尚人的内在气质、品格、精神修养为价值取向的一种文化形态。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所蕴含的儒家和道家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它像流水一样,虽然一直处在社会文化的边缘地位,但也见证着中华民族的成长、发展和衰微;像土壤一样,培养着自身的主体意识,以特有的品质与风貌一直屹立于东方,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世界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儒家所倡导的“天人合一”“身心一元”,道家所追求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哲学思想,墨家所宣扬的“兼爱交利”的文化精神,佛教所信奉的“克己复礼”的哲学思想,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传统体育文化形成的哲学基础,使之成为世界体育历史上的一枝奇葩。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体现了公平、教育、和平的奥林匹克公共体育精神,是人类优秀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柏慧敏认为:“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不仅可能是未来体育发展的文化基因,而且对现代体育,尤其是对大众体育而言也是一种互补的体育文化。”同时也认为,“放弃对传统体育文化的继承和与西方体育文化的抗衡,剔除传统体育文化本质等于消灭我们自己的体育文化个性,那么,体育强国也就只能成为文化层面上的一帘幽梦[17]。”要成为体育强国,我国的传统体育文化就必须在世界多元体育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发挥应有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②中国水文化。
水是人类生活的重要资源,人类文明大多起源在大河流域,水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与水有关的科学、人文等方面的精神与物质的文化财产。换句话说,水文化就是人类长期以来从事与水有关的水事活动所产生的以水为载体的各种文化现象的集合。水,作为自然的元素,生命的依托,以它天然的联系,似乎从一开始便与人类生活乃至文化历史形成了一种不解之缘。纵观世界文化源流,水势滔滔的尼罗河孕育了灿烂的古埃及文明,幼发拉底河的消长荣枯明显影响了巴比伦王国的盛衰兴亡,地中海沿岸的自然环境显然是造就了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摇篮,流淌在东方的两条大河——黄河与长江,则滋润了蕴藉深厚的中原文化和绚烂多姿的楚文化。
中华民族是创造世界最古老人类文明的民族之一。在考查这个民族的文化发展史时发现,水与民族文明的发展关系十分密切。人们习惯把黄河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和摇篮。随着考古的新发现以及运用高新科技来研究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史时,发现长江、淮河、海河、珠江、松花江、辽河等一切在远古时代有水的地方,都有我们的祖先在那里活动的历史痕迹。据史料记载,在5000多年前的中国古代陶器上,可以看到雕刻着人类潜入水中猎取水鸟及类似爬泳的图案。人类的游泳活动历史源远流长,在华夏大地上出现最早的人类开始,先人们就在布满江、河、湖、海的地域生活。为了生存,人们依山打猎,傍水捕鱼,在人们长期与水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学会了游泳,随着人们的认识和技能的提高,逐渐产生了各种游泳姿势。由此,可以说先民游泳技能的习得一方面是为了满足生存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受到了中华水文化的潜化影响,其不仅孕育了我们这个伟大的华夏民族,也同时孕育了这个伟大民族的文明和文化。所以说水是民族之源,也是文化之源,水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体育文化影响力。
①提高我国竞技游泳国际规则的影响力。
体育强国的软实力还表现在提高竞技游泳国际规则的影响力。所谓提高竞技游泳国际规则影响力就是在国际游泳联合会的话语权问题。“我们要与国际接轨,那么,这个轨是什么,由谁来定,定得合理不合理,不合理通过什么方式改变?这就是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话语权,这与一国在国际体育组织担任主要负责人有主要关系”[18]。国际业余游泳联合会(International Swimming Federation,FINA)的组织体系由代表大会、技术代表大会、常设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和仲裁法庭组成。其常设机构执委会由国际泳联主席、5名副主席、秘书、司库和14名委员共22人组成,每4年选举一次。而我国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张秋平同志自2000年当选执委会委员以来,已连任三届,是国际泳联执委会里的唯一中国人。其余均是欧美、澳大利亚等人士,由于所在国游泳运动发达,奥运成绩优异,使得他们在国际泳联拥有话语权。而我国加入国际泳联的时间较晚,竞技成绩也不甚突出,故处于国际游泳管理事务中的从属地位。因此,在进入后奥运发展的新时代,我们要积极主动地参与世界游泳管理事务,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竞技游泳规则和章程的制定,以增强我国塑造国际竞技游泳规则的软实力。显然,这一问题已迫在眉睫。
②提高我国竞技游泳国际形象的影响力。
体育强国的软实力还表现在我国体育国际形象的影响力。张莉等[19]认为国际形象是国家整体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要的国家软实力,北京奥运会不仅展示了我国是追求和平、合作、发展和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也为世人树立了开放、文明、团结的现代化中国的新形象。以孙杨和叶诗文为优秀代表的中国游泳军团,在伦敦奥运会上以5金、2银、3铜的佳绩位列游泳奖牌榜第二位,震撼了国际泳坛。同时,中国游泳军团在奥运会游泳赛场上所展示的良好国际形象,也是我国体育国际形象的缩影之一,展示了作为体育大国应有的软实力。
我国竞技游泳的国际形象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友谊,我国是礼仪之邦,热情好客。“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中国游泳代表团已日益成了我国同其他国家交往的友好使者。其次是在长期的体育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中华体育精神——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团结协作、顽强拼搏、遵纪守法,引领我国竞技游泳运动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另外,在雅典奥运会女子4×100m混合泳接力的赛场上,虽然中国女队最终仅获第4名,但罗雪娟拼尽全力游完全程晕倒在泳池内,被教练和志愿者架着离开赛场的感人一幕依然历历在目,其所表现的是为国争光、顽强拼搏的爱国精神和勇攀高峰、不言放弃的创新精神的高度统一,也是我国竞技游泳国际形象的真实写照。
(3)体育文化引导力。
体育文化是人类本身需求的特殊反映。它是人类在体育生活和体育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并通过有形的身体形态、动作技能、运动器材、物质以及无形的与社会属性相关的意志、观念、时代精神反映出来,显现了各具特色的存在方式。
体育与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体育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体育的观念文化、规范文化、物质文化等均受到社会总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不同国家、民族、地域等均有各不相同的体育文化。体育文化和其他文化一样反映了一个时代、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特征,并规范着人们的体育行为,也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东、西方体育的产生和发展历史确有本质的不同,这是由于它们各自的文化环境不同所造成的。东方文化特点属于相对封闭的大陆性文化。在这种文化的推动下,使得体育不是以争胜负、表现自我的竞技运动为主要内容,而是以保健养身为主要活动形式,体现了在儒家文化的长期影响下形成了以追求“统一”“中和”“中庸”的体育价值理念,形成了以重在修身养性的内向性、封闭性、圆满性为主要特色的体育传统文化。而西方文化特点属于开放的海洋性文化。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西方体育就以带有个人情感和争胜负为特点的竞技运动为主要内容,并最终促成古代奥运会的勃兴[20]。
人类文化的起点往往存在差异,这其实也会影响到不同文化类型实现价值的能力和范围。与小说、诗歌等借助语言来传播的文化相比,以身体活动为基本内容的体育文化通俗易懂;与舞蹈这种用情感来支配身体活动的艺术相比,在技术要求下来表现动作的体育文化也具有不难理解的优势。以基本的身体活动为起点,以较少情感和艺术等要求的身体动作方式作为中介,最终指向人类自由及其所处的社会全面发展。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公平竞争、光明磊落、团队意识三种精神“其实是人类赖以健全和发展的基本精神”。体育运动的目的就是通过实践来培养和锻炼这种基本精神。因此,在创造精神上与其他文化相比,通过体育文化而展现的民族传统文化更显其时空的拓展性,其核心价值与功能具体显现在以下3个方面。
①具有亲和的教化功能。
体育被认为是一种身体语言,国际体育比赛往往被誉为是“国际语言”。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曾经指出,金钱、政治、艺术、性爱、体育是世界上的五种通用语言,并且认为体育是最为迷人的一种[21]。这主要来源于体育文化的身体活动特征和直观显性、场面宏大等特点。它使得体育可以超越国家、民族、阶级、宗教信仰、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成为一种人类的文化现象。体育的这种亲和作用对人生乃至社会价值的实现都具有超凡的意义。
②反映超越意识的维系功能。
每一次游泳竞赛都存在至少三种超越的可能:一是超越自己原有的水平;二是超越对手;三是超越纪录,甚至还要超越人类对运动成绩认识的极限。每一次体育锻炼都同样存在至少三种超越:一是对自身原有身体机能和体质状况的超越;二是对社会一般群众体育技能和健康水平的超越;三是对同时期或地域内最高健康水平的超越,甚至还有对人类认识健康水平的超越。作为人类自我搏斗的和平形式,体育标志着对自我现状的无休止的反叛,这正是我们实现人生价值的生生不息的动力和源泉。
体育具有规范群体行为模式的作用。它不仅能维系该群体的正常秩序,使群体具有内聚力,而且能使群体中体育个体之间建立和睦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体育文化是历史与现实之间、群体与个体之间、不同体育文化之间的桥梁。因此,体育文化的维系功能具有多方面的内涵。第一,体育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上下衔接之间的维系。从本质上看,体育活动是一种重复进行的独特生活方式。体育活动的重复,也就从根本上维系了上下代之间的文化承袭,达到不间断的目的。第二,表现为对群体与个体成员之间关系的维系。体育是作为群体的生活模式而存在的,由群体在现实生活中根据需要而创造,并由群体成员共同完成的。从某方面说,一个民族的生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依靠体育文化这种规约性,来达到与个体成员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第三,接受外来文化的冲击,消化和吸收其他体育文化,并在自身的体育文化与新的文化样式之间起一个沟通、平衡和协调的作用,因此,这是一个对自身体育文化负责的内聚维系力,是一种维持生存下去的功能。
③反映直观展现的史料功能。
这是一个一直以来都被忽视的功能,因为体育文化与其他社会文化在记录上存在区别。其他社会文化用文字记录,在典籍中保存下来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但体育文化就没有这样的文本,它只是存在于人们的行为动作之中。但这不等于说体育文化没有被保存下来,因为体育文化的记录大多是一种非文字的特殊的记录方式,人们用行为动作去继承和发展它。以身体的动作来记录人类的进步文明和民族发展的历史,是体育的一项重要文化功能。
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一套评价方式和系统。文学艺术的世界奖项的设立、科学技术的各种奖励措施的出台都是人类对自身的文化成果进行检验和评价的例证。与之相比,体育的评价方式显示出极其鲜明和强烈的直观展示特性。竞技游泳比赛的成绩差异可能在百分之一秒之间,人们在赛场上也往往能够通过这种直观展示强烈的体育文化寻求到生活中其他评价方式无法达到的精神满足。体育竞赛以比政治竞争更超脱、比经济竞争更公开、比文化竞争更强健、比军事竞争更文明的形式使人们获得无与伦比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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