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技游泳运动发展的系统层因素有哪些？

我国竞技游泳运动发展的系统层是指游泳人力、物力、财力的系统资源层次,包括人力资源因素、物力资源因素、财力资源因素。

5.2.2.1　人力资源因素

影响我国竞技游泳运动发展的人力因素包括我国竞技游泳教练员和运动员两大资源因素。其中教练员人力资源包括:我国各级游泳教练员的数量、质量和我国游泳教练员的运动经历与执教水平三个因素;运动员人力资源包括:我国各级游泳运动员的数量、质量和优秀游泳运动员的运动寿命三个因素。

(1)教练员人力资源。

教练员是指在运动训练中培养和训练运动员的人。凭借自己具有的专项运动的理论知识和较高的技术水平,掌握先进的教学和训练方法,对运动员的思想、身体、技术、战术和道德意志品质等全面设计、培训、引导与督促,促使运动员在原有的水平上得到较快的提高。从严格意义上讲,作为训练实践的关键实施者,教练员直接调控着训练课的质量,进而影响运动员竞技能力的形成和提高。因此,一国的竞技游泳教练员数量的多少、能力的强弱、执教水平的高低都决定了该国竞技游泳的整体发展水平和战略目标的实现。

①我国游泳教练员数量。

体育的竞争,实际上是人才的竞争,更是人才资源的竞争。众所周知,教练员是决定训练水平与训练质量的重要因素。教练员作为运动训练的指导、实施、调控的关键执行者,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游泳项目教练员的数量、水平、能力和敬业精神是促使游泳项目获取佳绩的重要保障。

人力资本和人才资源是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关键因素,一个领域中人力资本和所拥有的人才资源越大,人口和劳动者科学技术知识水平、生产能力越高,劳动力的质量就越高。

结合图5-12和图5-13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国一、二、三线游泳教练员队伍结构合理,配比得当。作为指导我国优秀游泳选手的一线教练员队伍较为稳定,虽在1980—1981年2年间总人数少于200人,但在其后20年间规模一直稳定在207～269人之间,虽总体数量增长有限,时有波动,但总体发展稳定有序。其数量的多少直接影响着我国优秀游泳运动队的训练规模和水平,2010年我国一线游泳教练员209人,较之1980年140人的规模增长了0.5倍。

图5-12　我国一、二、三线游泳教练员数量(资料来源:体育事业统计年鉴)

图5-13　我国一、二、三线游泳教练员资源比重

作为承接和输送优秀游泳苗子的二线游泳教练员,是连接高水平训练一线和基层训练三线的重要环节,其人数的多与少将直接影响着我国游泳运动的健康持续发展。从1980—1985年期间,我国二线游泳教练员队伍平均不足50人,规模小,人数少,发展滞后。但从1986年起,情况有所改善,队伍人数不断增加,直至1997年总体人数稳定在220人以上,2010年我国二线游泳教练员总数为241人,较之1980年32人的规模增长了约6.5倍。虽总体数量上呈现出持续上升的势头,但与一线教练员数量相当的规模,显然不够使其完成所承担的游泳后备人才培养的任务。

承担为国家培养未来游泳新星任务的三线游泳教练员,作为游泳基层业余训练的指导者,其规模最大、人数也最多,但总体数量却呈现出逐步下滑的趋势。仅从数量上观察,在31年间经历了三次比较大的变化:1980—1985年,人数稳定在800人左右;1986—1996年,人数逐渐上升并稳定在1200人上下;1996—2010年,人数不升反降,在900人附近波动。其规模总量与之承担的训练任务比较,规模不断萎缩,人员不断流失,势必对我国基层游泳训练造成严重影响。

②我国游泳教练员质量(学历与职称结构)。

在我国科技、文化和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学历是用来衡量一个人知识水平的重要标准。学历既反映了一名教练员接受正规教育的程度,同时也反映了其知识涵养。而教练员的职称是其总体能力及其成就的外部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们对其专业能力的认可程度。因此,一名教练员的学历和职称水平能够较好地体现其内在知识水平和外在能力表现的综合素养。

a.我国游泳教练员学历结构。

教练员的学历代表其曾经接受科学、文化知识训练的学习经历,是衡量一个人知识水平的通用标准之一,体现了一个人的文化程度和潜在科研能力。而我国游泳教练员队伍的学历结构则体现了不同类别学历层次之间,按程度多少的顺序进行有机排列,组成整体的各部分的搭配和安排。其结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游泳教练员队伍的整体理论水平和发展潜力,也预示着游泳教练员队伍运动训练和科研的潜在能力。

图5-14的数据显示,我国游泳教练员群体在学历分布上,问题较多,学历结构不甚合理,优势不明显。学历是衡量教练员内在知识和综合能力的重要标准之一,从学历结构的横向分析,我国游泳教练员的学历层次总体较低,结构不够合理。虽然高中及以下和大专两个较低的学历层次数量逐渐减少,但两者占总体学历总量的比例仍然较大,约为63%,说明我国游泳教练员总体学历层次较低,有待提高;本科学历层次在总体数量上增长最为明显,呈现出逐步上升趋势,从2002年369名本科生增长到2010年的668名,增长幅度为81%;目前,作为我国游泳教练员学历最高层次的研究生数量明显不足,一直稳定在10人左右,且略有波动,表明我国游泳教练员中具有高学历的人数较少,亟待提高。总体看,我国教练员学历结构呈现出纺锤形状态,作为低学历层次(高中及以下学历)和高学历层次(研究生学历)总量相对较少,属于纺锤结构中两端的较小部分,而中间学历层次(大专及本科学历)总量最多,占据了纺锤结构中间的最大部分。

图5-14　我国游泳教练员学历总体情况(资料来源:体育事业统计年鉴)

从时间纵向分析我国游泳教练员的学历比例变化趋势。我国游泳教练员的教学和训练知识储备略显不足,提高空间较大,学历结构呈纺锤形。如图5-15所示,从纵向发展趋势来看,低学历层次(高中及以下和大专)数量呈逐渐下降趋势,其各自所占总量的比例也随着时间推移逐渐降低。高中及以下学历从2002年的20.59%降到2010年的7.66%,而大专学历从2002年的52.10%降低到2010年的40.52%;中间学历层次(本科学历)数量呈现逐渐增长趋势,其所占比例从2002年的26.66%上升至2010年的50.68%;最高学历层次(研究生学历)数量较少且稳定,在总体数量中所占比例一直较小,从2002年的9人(0.65%)上涨至2010年的15人(1.14%),上升速度缓慢,趋势不明显,说明我国拥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高学历的游泳教练员数量少,增长缓慢,发展滞后。

图5-15　我国游泳教练员学历比例变化

b.我国游泳教练员职称结构。

教练员职称是其总体能力及其成就的外部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们对其专业能力的认可程度。

图5-16数据显示,我国游泳教练员群体在职称分布上,问题与优势并存。以职称是教练员总体能力及其成就外在表现的观点,从横向分析我国游泳教练员数量变化呈现出两种结构。

1997—2001年,我国游泳教练员的职称分布呈“金字塔”形,即作为塔基部分的初级职称数量多,而作为塔身部分的中级职称数量略比初级少,但一直十分稳定,波动很小。“金字塔”顶层部分的高级职称数量稳中有升,位于“金字塔”顶端的国家级职称数量最少,逐年波动较大。从整体看各类职称数量逐层递减,形成了较为合理、有序的职称结构,各层次递进关系清晰、明确。

图5-16　我国游泳教练员职称情况(资料来源:1998—2011年体育事业统计年鉴)

2002—2010年,我国游泳教练员的职称分布呈“陀螺”型,以数量多与少进行排序:中级>初级>高级>国家级,即指的是高级和国家级职称者相对较少,中级职称者多于初级职称者,占多数的职称分布结构。

从纵向上看,初、中级教练员基数大,其教学和训练能力可提高的空间也较大,占据了职称结构中的“塔基”部分,为高级职称提供了人才储备。从长远意义上讲,具有稳定的发展潜力。而作为高级职称层次的国家级教练员,由于人数过少,其作为“塔尖”的特征不够明显,在结构上不够突出,应采取齐头并进的措施,即在加大对年轻教练员培养的同时,还要充分发挥优秀教练员的“传、帮、带”的作用,优化职称结构,提高整体水平。

从图5-16和图5-17来看,我国游泳教练员比例略有失衡,职称结构有待优化。在2002年初级职称教练员有明显的流失现象,人数从2001年672人的减少到2002年的494人,锐减178人,其占总量比例从2001年的48.77%下降至2002年的37.31%。但同为2002年的中级教练员队伍人数并未有相应增加,可以说明我国初级职称教练员队伍不稳定,人员流动较大,加之待遇差、保障机制落后,职称评审难等问题更进一步加速了人员流失,总体趋势为逐渐下行。中级职称教练员队伍基本稳定,其所占总量的比例呈波动上升趋势,数量规模基本稳定在560人左右。高级职称教练员队伍的数量和比例都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走向。国家级教练员队伍始终保持稳定有余、增长不够的态势,总数维持在20人左右,站在国家战略层面,从职称结构的角度考量游泳项目国家级职称总数和比例,其比例偏小,数量偏少。我国游泳教练员职称整体结构略有失衡,各级职称之间虽存在递进减少的层次关系,但是中级职称基数过大,使得“塔身”肥厚,另有国家级职称人数偏少,致使“塔尖”向上突出特征不显,各级职称比例分布不尽合理,结构有待优化。从以上情况可以说明:一方面是我国游泳教练员内在能力不强、执教水平不高,有资历晋升高级职称的人员较少,致使高级职称总量不足;另一方面,教练员激励和保障措施不够,致使初级教练员队伍流失较快,甚至2002年已经出现初级教练员人数比中级还少的现象,“塔基”已出现松动,不再宽厚。

图5-17　我国游泳教练员职称比例结构

c.我国游泳教练员的运动经历与执教水平。

专项运动技术是任何竞技项目教练员搞好教学和训练实践的前提基础。而专项技术水平的高低则体现了教练员对本专业内涵的精深程度,一方面通过长期的专业运动经历来积累,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其领悟与理解能力。作为我国游泳教练的集中代表,国家队游泳教练员的选择往往把具有高水平运动经历作为一项很重要的标准来看。从国家队、省级优秀队到基层业余训练,自上而下的趋势是,执教的级别越高,对教练员的专业技术水平的要求也越高。因此,教练员的运动经历为日后执教实践提供了认识基础,而执教水平又从侧面反映了其运动认识水平的高低。

从表5-30可以看出,由于游泳项目是奥运重点项目,故教练员队伍的构成历来受到高度重视。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游泳队主教练履历一览表可以看出,历任总教练都曾是游泳运动员出生,但在运动成绩上有所区别,有三位曾获得过全运会冠军。另有四位教练员运动成绩平平,但都曾接受过系统训练,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取得较好成绩,但其领悟力好,多表现在执教能力方面。无论是否获得何种运动等级或成绩,他们的训练行为,大到训练指导思想,小至具体的技、战术训练的方法,必定会无意识地留下他们“经历”的烙印,曾经的运动经历都能为其专业整体素质和执教水平奠定了坚实的专业基础。

表5-30　不同时期国家游泳队总教练履历一览表

备注：周明，张雄实为主持工作的副总教练，阵运鹏退休后没有设立总教练一职，一直到赵戈上任。

从国家队总教练员学历情况分析,除去两位教练员因为年龄偏大未能参加学习等历史原因没有学历以外,其余都具备本科以上学历,从而使得我国教练员具备了较高的理论水平和专业素养,其丰富的运动经历和良好的知识储备都为提高运动训练质量、获取优异成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条件。从执教水平和效能看,我国教练员战绩颇丰,七位教练都曾训练出奥运会冠军或前三名,尤其是陈运鹏总教练带领杨文意、林莉等“四朵金花”创造了我国游泳运动发展的第一次高潮。幺正杰总教练在任期内,创造了中国男子游泳奥运金牌“零”的突破,并在伦敦奥运会上勇夺5枚金牌,开创了中国游泳运动发展的第二次高潮。

总而言之,我国国家游泳队教练员群体运动经历丰富、技术水平精湛、学历层次高、执教业绩好。但我国游泳年轻教练员执教能力与国家队资深教练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应重视对其的培养和锻炼,注重发挥老教练“传、帮、带”的积极作用,鼓励青年教练善于学习,主动查找不足,以此来优化我国游泳教练员队伍结构,形成老、中、青年龄结构搭配合理,初、中、高级职称梯队建设完备,学历层次高、运动经历丰富的教练员群体,从而在教练人力资源上保证我国游泳运动的可持续发展。

(2)运动员人力资源。

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是“人”,同时,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也需要大量的竞技体育人力资源,特别是高水平竞技运动人才。竞技体育人力资源是竞技体育发展所需的相关人员的现实及潜在禀赋的总和^[22]。由于竞技体育的结果(成绩或水平)必须在教练员的指导下,由运动员的训练并最终通过其有效参与竞赛表现出来,因而竞技体育人力资源系统的核心要素当属运动员人力资源。

①我国游泳运动员的数量。

竞技体育不仅是国家综合实力的比拼,而且也是体育人才的竞争。竞技体育要更好地发展,其先决条件就是要培养大量的体育人才。竞技游泳是我国重点发展的奥运项目,其运动员人才资源是竞技游泳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关键因素。竞技游泳领域中运动员的人力资本和人才资源存量越大,国家对竞技游泳所投入的物质资本生产率就越有效,竞技游泳就越能可持续发展。实践证明,保证一定数量的游泳运动员队伍是我国竞技游泳发展的基本条件,形成一个良好的运动员梯队结构更是我国竞技游泳运动持续快速发展的基本保证。我国竞技游泳运动开展60多年来,在长期的实践中建立了以国家游泳队为“龙头”的人才培养体制,形成了“金字塔”形的人才递进的梯队网络结构,保证了游泳运动员的成材率,培养了大批的世界冠军。

图5-18数据显示,我国一、二、三线运动员人力资源按数量排序为:三线数量>二线数量>一线数量,呈现出明显的层级递进、数量递减的“金字塔”形梯队网络结构,也体现了我国游泳后备人才培养的梯队层次。

图5-18　我国一、二、三线运动员人力资源总量

我国三线运动员多集中在重点业余体校、普通业余体校和体育中学中,由于其数量规模大、散布面积广、选材淘汰率高、训练干扰多等原因,作为基层训练层次的三线运动员流动频繁。1993年我国三线运动员总数为15476人,至2010年人数增长为29076人,增长了87.9%,呈现出逐年大幅波动,总量缓慢增长的趋势。从横向看,其规模是一、二线无法比拟的,这是由其“塔基”作用所决定的;从纵向看,年度数量波动大,人员流失快,队伍稳定性较差。

我国二线运动员多集中在体育运动学校和竞技体校中,属于游泳训练选材的中间层次,由于生源大多从三线运动员中选拔,因此数量相对较小。从横纵向来看,二线队伍规模次于三线,但其更加稳定,数量呈现出稳中快升的发展趋势。1993—2001年我国二线游泳队伍维持在1100～1400人之间,2002—2010年就快速增长并维持在2500～3400人之间。

我国一线运动员多集中在优秀运动队中,属于游泳训练选材的高级层次。我国一线游泳运动员群体属于精英运动员层次,多为二线队伍中提升选拔,数量在三线中最少,但队伍十分稳定。从时间纵向来看,1993—2009年数量稳定维持在674～901人之间,2010年突增至1030人。从竞技游泳运动发展的国家战略角度审视,我国三线运动员资源总量与西方游泳强国基本相当,但其与我国人口资源总数相比,比例偏低,人员流失较快,队伍不够稳定;我国一、二线游泳运动员队伍数量稳定,但总量不足,从一、二、三线运动员数量上分析,形成了三线“塔基”宽,二线“塔身”窄,一线“塔尖”不突出的发展特征,从而在运动员人力资源储备上阻碍了我国游泳运动的可持续化发展。

图5-19数据显示,我国各级游泳运动员数量比例变化虽时有波动,但基本维持均衡发展势头。三线运动员是我国游泳运动训练和选材的基础层次,其数量的多少直接关系到我国游泳后备人才的培养与输送。从横、纵结合来看,其占总量的比值最大,基本在85%上下浮动,在2002年和2008年比例明显下降,人员流失严重,但随后马上回升,比例总体变化虽时有波动,但整体发展趋势平稳。

图5-19　我国一、二、三线游泳运动员资源比例

二线运动员是我国运动训练和选材的中间层次,是一线训练与三线训练的联结部,其数量的多少将直接关系着我国游泳运动员的育才水平与效率。从横向观察,其占总量的比例基本维持在10%左右,且在2002年和2008年数量比例有明显上升,可以看成是三线运动员向二线输送的结果;从纵向来看,二线运动员数量比例呈现出缓慢上升的发展趋势。

一线运动员是我国游泳运动训练和选材的高级层次,其数量的多寡关系着我国竞技游泳整体实力、竞赛表现和成材效率。从横、纵向看,其占总量比例小,维持在3%水平上下,整体发展趋势十分平稳,证明作为优秀运动队的一线游泳运动员,队伍结构稳定,发展有序,在国家大力支持下,能够平稳发展,但由于其对于运动员训练水平及运动等级要求极高,规模有所限制。一线、二线、三线运动员在数量比例上形成了“金字塔”形的人才梯队网络结构,保证了游泳运动员的成材率,培养了大批的优秀游泳人才。

②我国游泳运动员的质量(技术等级)。

运动员技术等级是为鼓励运动员刻苦训练、不断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的一项基本体育制度^[23]。它不仅代表国家对运动员运动水平的一种认可,也代表着运动员所获得的一种崇高荣誉。目前,我国根据各项目运动员运动水平的不同,将运动员技术等级分为国际级运动健将、国家级运动健将、一级运动员、二级运动员、三级运动员。

我国游泳等级运动员年度新增数量集中体现了我国竞技游泳实力储备、竞争能力和运动员技术水平变化趋势。图5-20数据显示,我国游泳二级、一级、国家级运动员、健将都呈现逐年小幅波动,总体缓慢增加的发展趋势;国际级运动健将数量新增态势不明显,显现出年度波动幅度大,突增突降现象频发的发展走势。从以上情况分析,我国基础、中级、高级训练体系完备,人才培养有序,训练水平较高,体现出低技术等级运动员逐渐向高技术等级运动员逐步流动的增长趋势,使得我国一级、国家级运动健将数量逐步增多;而国际级运动健将增长趋势不显,年度突增、突降现象较多,暴露了我国高层次运动员储备不够、训练方法与手段还需提高等问题,使得我国高水平运动员数量不能稳定、有序、快速地增长,从而影响我国竞技游泳的整体实力。

图5-20　我国游泳等级运动员年度新增人数总量

我国获得各类技术等级的游泳运动员新增数量呈“金字塔”梯队排列,新增最多的是二级运动员群体,纵向呈逐年递增态势,图5-21数据显示,从1993年865人增长至2010年2104人,增长了1.4倍,但与美国等游泳强国的基础训练人数相比,总量显然不足;横向性别差异对比,男、女新增人数相对均衡,总数上男子人数略多于女子。

图5-21　1993—2010年我国二级游泳运动员新增人数

(资料来源:1993—2010年体育事业统计年鉴)

图5-20数据显示,我国二级游泳运动员位于“金字塔”塔身部分,横纵向对比,一级运动员总数少于二级运动员,但其增长幅度远大于二级运动员的增长幅度。如图5-22所示,1993年我国一级运动员仅为103人,至2010年我国一级运动员人数为744人,增长幅度达622%,体现了我国基层训练水平较高、一级运动员输送成材率较高、新增数量快速增长的特点。在性别上,总体上呈现男多、女少的发展态势。

图5-23数据显示,国家级运动健将属于我国游泳高层次人才,横纵向比较,显示出逐年波动增长的发展态势,相对一、二级运动员新增人数有限,增长趋势不明显。在二级男子运动员基数大于女子的情况下,国家级健将的年度新增人数在性别上呈现出男女均衡发展势头,表明我国女子优秀游泳运动员成材率高于男子,而男子运动员后续发展乏力,提高空间有限。

国际级健将位于“金字塔”塔尖部分,属于我国游泳顶尖级人才,其数量的增长决定了我国竞技游泳整体实力。如图5-24所示,我国国际级游泳健将新增人数波动幅度大,增长不稳定,体现了国际级健将等级对于运动员的技术水平要求高、晋升难度大。同时也显现出我国进入高端层次的人数有限,动力不足。性别上,女子国际级健将总数超越男子,表明我国女子游泳运动员虽在一、二级运动员新增数量上少于男子,但是我国女子运动员高质量后备人才培养传接有序,储备充足,提高空间大,发展潜力好;而男子虽在一、二级运动员新增数量上多于女子,但是进入国家级和国际级健将层次的运动员人数有限,提高空间有限,发展潜力不足,特别是后续发展能力欠缺,未能将数量优势转化成为量与质的综合优势。

图5-22　1993—2010年我国一级游泳运动员年度新增人数

(资料来源:1993—2010年体育事业统计年鉴)

图5-23　1993—2010年我国国家级游泳健将年度新增人数

(资料来源:1993—2010年体育事业统计年鉴)

从图5-25分析看出,我国等级运动员主要以二级运动员为主,其在等级运动员总量中的比例始终在68.5%～88.7%之间浮动。其中2002年所占比例最高达88.7%,但同年一级运动员比例不升反降,可以视为该年度中二级运动员流失较为严重;2010年所占比例为历年最低,为68.5%,观察同年度一级运动员比例提高了10%,可以说明部分二级运动员通过训练、竞赛活动提高了技术水平,晋升为一级运动员,充实了一级运动员队伍。

图5-24　1993—2010年我国国际级游泳健将年度新增人数

(资料来源:1993—2010年体育事业统计年鉴)

图5-25　我国各类等级运动员新增人数比例变化

一级游泳运动员是运动生涯中从基础水平向高级水平提升、转变的关键阶段,其所占比例直接体现我国游泳高级人才储备的状况。从历年数据分析,一级游泳运动员占总量的比例在9.6%～24.8%之间浮动。其中1993年所占比例最低,仅为9.6%,而2005年所占比例为历年最高,为24.8%,同年度的二级运动员比例明显下降,说明往一级游泳运动员输送了不少优秀人才,而2005年国家级健将比例并未相应增加,说明该年度一级运动员向更高等级提升数量十分有限,人才培养递进发展有所滞后。

国家级和国际级运动健将是我国游泳高级人才,其所占比例直接体现了我国竞技游泳总体实力状况。国家级运动健将在历年新增人数中波动幅度较小,2002年比例最低,为0.5%,1993年最高,为7.5%。而国际级健将新增人数更为有限,历年中比例最高为1999年的2.5%,其余均低于此比例,说明我国国家级和国际级健将新增数不稳定,运动员培养层次递进后劲不足,不能形成增长稳定、结构合理、递进有序的游泳人才梯队。由于人才断层、后续乏人等现象的出现,不能体现高层次人才集团优势,从而影响了我国竞技游泳的可持续化发展。

以上四种运动技术等级从新增总量上分析,存在相互依存、互为关联的互动关系。其各等级占总量的比例变化趋势体现出我国游泳人才培养体系严密、层次鲜明、梯队培养递进有序、比例不甚合理的特点,但是也显露出我国高层次游泳人才数量有限,特别是高水平男子选手欠缺,总体资源总量不足的缺陷。

③优秀游泳运动员的运动寿命。

运动寿命是指运动员在多年竞技运动实践过程中,首次在重大赛事中表现出个人最好成绩后(即巅峰期或最高竞技水平保持阶段)至末次获取同级赛事好成绩(出现竞技水平突降拐点或衰退期的开始)的一段竞技运动生涯的“黄金时期”。

优秀运动员的培养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最终目的是不断提高训练效率、缩短训练开发和运动员成长期时间,使运动员尽可能早地达到竞技能力巅峰期,并尽力长期维持这种巅峰状态,创造出更多优异的成绩,见图5-26。当今世界泳坛竞争加剧,优秀运动员的培养和使用一直是各国竞技体育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因此,如何延长优秀运动员的运动寿命,充分发掘运动员的身体、心理、精神综合潜力,充分利用运动员的最长贡献年限,充分发挥其应有的运动价值已成为竞技体育界关注的重要热点。

图5-26　运动员人力资本价格与运动寿命周期曲线(引自吴晓阳、盛泉林,2004)

为了更好地分析我国男、女运动员运动寿命黄金期等问题,现选取下列指标对我国男、女运动员的运动经历总体情况进行分析。

a.始训年龄:开始游泳业余训练的起始年龄。

b.退役年龄:不再从事专业游泳训练、竞赛活动时的年龄。

c.首次获得好成绩的年龄:个人运动生涯中,首次在国内或国际大赛中取得个人最好成绩时的年龄。

d.末次获得好成绩的年龄:个人运动生涯中,末次在国内或国际大赛中取得个人好成绩时的年龄。

e.运动生涯黄金时期:末次获得好成绩时的年龄-首次获得好成绩时的年龄=运动寿命黄金期

从表5-31可以看出,我国男、女游泳运动员始训年龄普遍较小。男子运动员中,最早4岁接受游泳业余训练,最晚10岁参加游泳业余训练,平均始训年龄为6.67岁,标准差为1.8岁,证明离散程度不大。我国女子的始训年龄情况基本与男子相似,说明我国男、女运动员都在适龄时期开始游泳学习,奠定了良好的游泳技术基础。

从退役年龄分析,我国男、女运动员退役年龄普遍偏小,且男、女退役情况略有区别,女子退役年龄平均数为23.5,标准差为2.01岁,退役年龄整体偏小;而男子运动员退役年龄平均数为25.1,标准差为2.52岁,两者离散程度相当,说明男子运动年限较女子更长。

从我国男、女运动员首获好成绩的训练年限和年龄比较分析,我国女子运动员数据全面优于我国男子。我国女子运动员在平均训练年限10.8年、平均年龄17.3岁时,分别在世锦赛、奥运会等国际大赛中摘金夺银;而男子选手平均训练年限为12.67年,在平均年龄19.3岁时在全运会、亚运会夺取金牌,在奥运会比赛中最好成绩仅为第七名,在训练年限和年龄数据对比上分别多于女子1.87年和2年。这充分说明了我国女子运动员不仅在训练效率和竞赛表现上全面超过男子,还证明了我国女子运动员具备了用较短的训练时间完成优异运动成绩的超强能力。

从我国男、女运动员末次获得好成绩的训练年限、年龄分析比较,得出我国男子运动员在运动巅峰期保持年限上略长于女子选手,其末次获得个人好成绩的平均年龄高于女子选手1.57岁,训练年限多于女子选手平均数1.4年,且女子两项指标的离散程度均大于男子,说明我国女子优秀选手梯队层次递进有序,后备人才较男子充足。

表5-31　我国优秀男、女游泳运动员经历情况一览表

从我国男、女运动员运动寿命黄金期的数据分析,我国女子选手运动寿命黄金期平均数为4.8年,标准差为2.39年,而男子平均数为4.44年,标准差为1.74年。两项数据对比中,女子选手均优于男子选手,其运动寿命的黄金期长于男子0.36年,且离散率大于男子数据。

通过以上各项男、女运动寿命的相关数据对比,得出我国男、女游泳选手在始训年龄相当的前提下,男子退役年龄总体晚于女子,故整体训练时限长于女子。但女子首次获好成绩的年龄、训练年限、成绩档次和运动寿命黄金期均全面优于男子,说明我国女子选手具备训练效率高、佳绩出现早、维持运动巅峰期时间长等特点。从我国各类国际大赛“女强男弱”的比赛表现分析,也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本书的理论观点。

运动员与教练员作为竞技体育资源中最具主动性的资源因素,已成为我国竞技游泳运动人力资源系统的核心要素。两者资源规模和质量都对我国游泳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运动员与教练员的数量决定着我国竞技游泳发展的人力储备和规模总量,两者的质量与水平决定着我国竞技游泳发展的速度与效率,运动员的运动寿命又决定着我国竞技游泳运动员人力资源利用效率。因此,如何协调我国竞技游泳人力资源的规模与质量之间的配比关系、提高训练效率、延长运动年限、降低培养成本,使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得到最大的拓展和延伸,是我国竞技游泳运动可持续发展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5.2.2.2　物力资源因素

竞技体育物力资源是指可用于竞技体育的物质资料及其来源的总称,是国家物力资源的一部分。竞技体育物力资源状况是由国家自然资源、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即竞技体育物力资源的数量、质量、增长速度及结构取决于国家物力资源的数量、质量、增长速度及结构。

竞技体育物力资源对竞技游泳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首先,它是竞技游泳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从物质基础方面制约着竞技游泳发展的规模和潜力。其次,竞技体育物力资源的种类和数量对竞技游泳发展方式和效率都有一定的影响。最后,竞技体育物力资源是进行竞技游泳实力比拼的物质条件,对我国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转变进程和结局也有着较大的影响。影响我国竞技游泳运动发展的物力因素包括我国游泳场馆设施条件、游泳科研投入水平、游泳训练器材条件三个因素。

(1)我国游泳场馆设施条件。

游泳场馆是培养竞技游泳后备人才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是增强人民体质、丰富人民群众社会文化生活和精神文明建设、开展群众性游泳活动的重要阵地。一国的游泳场馆设施条件是反映该国游泳运动开展情况、游泳人口和经济发展的标志性指标之一,是保证游泳运动可持续发展的物质保障,其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内容。

本书中,为了便于整理和分析数据,便于说明我国游泳场馆建设现状等问题,现将主要面向社会大众开放、以承担群众性游泳锻炼活动为主的经营服务型游泳场馆统称为社会公共游泳场馆。

随着改革开放、经济的发展和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我国公共游泳场馆的总量比以前有了很大提高。如图5-27所示,2003年我国公共游泳场馆4948个。在随后的6年期间,我国公共游泳场馆由于改建、新增等缘故,总量略有起伏,但总体保持相对稳定。直至2010年我国公共游泳场馆增至7451个,总体增长50%。其中2005年环比增长达66.4%,为历年最高,以上数据显示我国公共游泳场馆呈现出总量稳步增长、经营模式逐渐增加、服务质量日益提高的发展势头。

图5-27　我国公共游泳场馆资源总量及环比增长率

公共游泳场馆是开展游泳健身服务和竞赛表演活动的重要物质保障,其提供的主要产品就是服务,它所提供的体育服务质量的高低将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的游泳消费态度、参与水平,进而影响我国游泳发展的群众基础和人口储备以及游泳场馆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因此,游泳场馆的资源总量是关乎我国群众性游泳活动开展的物质基石和发展动力,而游泳场馆的服务质量和管理是影响我国群众性游泳活动开展的促进因素和关键所在。

资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与保证,我国群众性游泳健身活动的开展与游泳场地设施资源的状况关系密切。虽然,目前我国公共游泳场馆设施资源存在的主要问题为资源总量较为短缺、场馆开发利用不足、区域分布不均匀、经营管理与服务质量不高等问题,但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国家将会逐步加大游泳场馆等基础体育设施的建设力度,提高群众游泳运动水平,为我国竞技游泳提高奠定较好的群众发展基础和人口储备。

(2)游泳科研投入水平。

游泳科研投入水平主要指国家对于竞技游泳运动员提供科研支持的服务水平。在游泳科研投入中主要包括游泳科研经费投入、游泳科研攻关、科研服务和科研仪器设备条件。随着世界竞技体育的发展,竞技体育竞争日益激烈,世界各国都在加强体育科学研究,并不断地将其研究成果应用于体育运动实践,使其运动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竞技体育实力不断增强。经济基础是进行一切体育科研活动的先决条件,其投入水平从侧面反映了我国游泳科研工作的实际状况和水平。就国家队或者省市运动队而言,科研服务和科研攻关是与运动队最直接和最紧密联系的工作。目前,国家体育总局和各地方体育科研所以及体育院校科研人员承担了游泳科研攻关与科研服务的主要任务。

①科研经费投入。

竞技体育的竞争不仅是经济实力的较量,更是科技水平的比拼。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家逐步加大了对竞技体育的扶持力度,增加了科研经费投入,使得我国竞技体育的科研成果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地提高。图5-28数据显示,2008—2010年我国竞技游泳专项科研经费投入未见明显增长。

图5-28　我国竞技游泳科研经费投入情况(单位:万元)

总体来说,我国竞技体育科研进步较为缓慢、科研经费投入有限、体育科研对竞技体育贡献率和体育的产出平均年增长率较低,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是制约我国竞技游泳发展的重要因素。

②科研攻关。

科研攻关是根据训练实践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专门的研究,是为重点解决某一难题而集中相关科研人员进行的科研活动,从本质上说是进行训练创新活动。我国游泳是国内最早开展科研的运动项目之一,它从1956年起步并由此进入了艰苦的科学摸索阶段。从其他体育项目科研迈出的第一步起,原国家体委领导已对体育科研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即体育科研要与运动实践紧密结合,要为提高国家运动水平服务。当时我国游泳科研尚处于摸索阶段,虽然经费少、科研条件较差,但是广大的游泳科研人员及热爱游泳科研事业的教师和教练员克服了种种困难,开展了许多研究,如学习和引进了国外先进的科研和训练方法,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总结了我国优秀运动员及青少年的训练经验,对优秀运动员技术进行了分析,开展了系统的医务监督等。

正当我国游泳水平蒸蒸日上、游泳科研也逐步走上系统研究的道路上时,1966年春夏之交暴发了那场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数年之久的混乱将我国的经济推到了近乎崩溃的边缘,体育水平降至低谷,体育科研也被砍掉,直至1976年,我国的体育科研都处于低谷阶段。而在这段时间里,世界游泳运动却并未停止它的前进脚步。随着世界信息革命第三次浪潮的到来和迅猛发展,科技的发展给训练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世界运动训练进入了科学化发展阶段,它的鲜明标志就是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上游泳成绩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而我国本来总体水平就不高的游泳项目与世界水平的距离被拉开更远了,追赶世界水平的难度也更大了。

1976年之后,全国从上至下拨乱反正,体育也重新起步。体育科研受到了领导部门前所未有的重视,全国许多省市体委陆续成立了研究所或在运动队配置了科研人员,体育院校也加强了科研和培养研究生工作,游泳科研由此进入了恢复和发展阶段。

现今我国游泳科研步入快速发展阶段,有了长足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由过去的单学科研究逐步向多学科综合研究发展,由定性研究向定量研究发展,研究方法、手段上科学性增强,由简单粗糙的指标逐步向科学的、精确的指标发展,科研组织上由单兵作战逐步向集约式研究发展。总之,研究的深度和精度较之前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揭示科学训练的内在规律上有了较大的进步,为指导运动实践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应用方法。

③国家游泳队科研运作体系与方式。

游泳运动项目的科研攻关与科研服务都是紧密围绕奥运会、亚运会等国际重大游泳赛事而开展的。实现科研攻关与科研服务的一体化,一线科研人员既是科研服务的主体,也是科研攻关的主体,是实现科研选题与运动训练、比赛的最佳结合点,他们根据运动训练与比赛对科研问题的轻重缓急、前后顺序等,达到科研工作的有效化和合理化。国家游泳队科研工作始终以重点运动员训练总过程为切入点,形成了国家游泳队科研运作体系和方式,其不但没有限制我国游泳科研实力的不断壮大,反而使得一线科研人员针对不同问题联系不同专家形成外围不断扩大的科研基础,在综合应用运动医学、运动生物力学、运动心理学、运动生理学、运动生物化学、中国传统医学、营养学、药理学、运动训练学等多学科从机能评定、营养保障、训练分析、技术分析、心理调控、医务监督、信息收集、肌肉平衡的诊断与治疗多方面,有效保障了奥运会、亚运会等国际重大比赛的夺金任务,见图5-29。

图5-29　游泳科研工作所涉学科体系图

对于国家运动队科研运作体系与方式,国外已经有成功的经验和实例。法国国家游泳队的科研、训练、管理即是一体化的运作方式,运动训练的主体教练员、科研的主体科研人员都是归属于统一的部门管理和运行。另外,前东德金牌的获得也是因为此种类型的运作方式。我国游泳科研工作主要采取科研组与教练组紧密结合开展各项科研攻关工作,因此,科研人员不论从工作的方向、工作的方式都和运动训练实践紧密结合,以解决教练组在训练实践遇到的难题作为工作重点,无论是科研人员选择攻关的方向还是进行攻关的深度皆源自运动训练一线实践,都是运动训练科技攻关服务的重要部分,见图5-30。

我国游泳项目科研工作的重点内容是紧密围绕国际重大比赛任务,服务国家游泳队一线训练实践需要而进行的,其科研与训练工作一样任务艰巨。因此,科研如何在以往的研究基础上有所突破,给予训练更多的科学支持是摆在游泳科研面前的首要任务。国家游泳队科研工作具体内容如下。

图5-30　国家游泳队科研工作运作体系与方式

a.技术监测与分析、陆上专项力量训练、重点队员损伤和薄弱环节康复的跟踪研究。运用现有的科研条件,开展游泳技术监测、技术诊断与分析、改进技术与辅助技术训练、专项力量训练、辅助训练器材的研制与开发、重点队员损伤和薄弱环节康复以及肌肉平衡诊断与治疗等研究工作。

b.生理生化监测、训练监控、营养恢复。运用现有的科研条件,开展游泳日常生理生化检测、机能评定和运动训练监测等研究工作,同时肩负着反兴奋剂的工作。根据运动员机能监测与负荷监控结果,结合最新的生物科学研究成果,对目前游泳采用的主要训练方法和手段开展研究,开展营养恢复的应用研究,对运动员伙食进行合理的营养搭配,负责营养品的合理使用等。

c.信息与对策研究。收集有关游泳训练、比赛、科研等方面的信息,并加以分类、编译、整理。内容包括:国内外重大比赛资料(成绩、总体水平、破纪录情况、我国优势项目主要对手表现)、优秀教练员和运动员训练信息、有关游泳训练的科研信息等。

d.心理辅导、中医按摩疲劳消除及医务保障。深入游泳项目,开展心理咨询、心理诊断、心理训练等工作,建立游泳项目的专项心理训练水平诊断与监测系统,教会运动员掌握基本的心理调节和心理训练的方法,帮助游泳运动员在训练和比赛中应对逆境、获得稳定而积极的比赛心理状态。医务保障工作目标是通过中医诊断,研究消除运动性疲劳、提高体能、促进恢复以及治疗运动创伤。

④科研服务。

科研服务工作是目前国家队最为迫切的一项需求,如何让科研服务工作能进一步系统化、规范化、科学化,是我们应认真研究的。如今,我国游泳科研服务工作已经建立起一个具有多层次、多角度、多学科的紧密围绕运动训练实践的科研队伍,同时,逐步形成了保障这支科研队伍顺利运作的制度体系和操作模式,见图5-31。

一方面使教练员在运动训练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反馈到科研人员,同时,各学科的科研人员能够迅速直接地将最新的科技成果与教练员进行交流,形成合力,在不同学科科研人员和不同层次面上开展工作,见图5-32。

图5-31　国家游泳队复合型科研、训练团队的运行操作模式

图5-32　国家游泳队科研服务工作流程

随着国家对体育科研的管理水平不断提高、资金投入不断增加,我国竞技游泳科研服务质量有了长足的进步。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游泳科研已形成了全方面的服务保障体系。广大科研人员与教练员、运动员、管理人员密切合作,深入训练实践,成为国家游泳队不可缺少的组成人员,为我国竞技游泳科研发展增添了强大动力。

图5-33　国家游泳队运动员营养恢复科研服务工作模式

国家游泳队科研服务小组根据训练实际情况,结合运动员机能评定工作对运动员的营养学指标,如:铁代谢指标、维生素指标、内分泌指标等,进行监测,研究运动员营养缺乏的原因,为合理使用营养补剂提供依据。国家游泳队运动员营养恢复科研服务工作严格按照工作模式和流程进行,实行层层审核把关、专业对比分析、专人负责落实的工作模式,见图5-33。对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提供的运动营养补剂清单上的营养补剂进行使用效果研究,逐步筛选出对游泳运动员有效的营养补剂。同时,积极了解其他运动项目营养恢复的成功经验,及时跟踪世界领域在营养恢复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在营养工作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常常遇到现有营养清单上无法解决的问题,例如:运动员失眠、运动性免疫能力低下等,需及时根据运动员实际情况向体育科学学会提出增加营养补剂的要求,形成动态的营养补剂结构。同时还开展运动营养科普知识讲座,为最佳运动能力而设计日常膳食指导原则,进一步丰富运动员的运动中补水、运动中补糖、运动与脂肪等方面的营养学知识,通过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科研服务工作,使得我国游泳科研服务水平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在国家游泳队训练第一线,科研服务小组根据教练员的要求,协助进行有针对性的技术服务和辅助训练。拍摄运动员技术训练中的水上和水下技术录像,为运动员的出发、转身、途中游技术训练提供服务,实现现场技术录像回放和技术讲解,让运动员直观地感受技术动作的要领,对改进技术提供支持。同时,将最新拍摄的技术录像及时送入国家队服务器中,供教练员、运动员和科研人员共同分析使用。收集和整理世界优秀游泳运动员及我国优秀游泳运动员的比赛技术录像和技术数据,对图像和数据进行分析,针对难点,运用技术录像解析,组织有关专家分析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拿出改进意见,实施辅助训练。如图5-34所示。

实践证明,科研攻关与科研服务提高了我国游泳教练员的科技意识,增强了我国竞技游泳运动训练的科学化水平,为我国竞技游泳的不断崛起提供了科技支撑。

(3)游泳训练器材条件。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游泳器械也在不断得到改进、更新。游泳训练器械的研制和创新对游泳运动员提高训练水平、增强专项竞技能力乃至竞技游泳的发展前景有直接推动作用。由于竞技游泳运动的发展日益接近人体运动的极限,因此,训练场地器材条件的改善为竞技游泳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支撑力和推动力。没有训练场地器材条件,竞技游泳运动的发展就失去了物质保障。新中国成立至今,国家投资兴建了大量的游泳场馆及相关训练设施,从而为更多的运动员进行常年系统科学化训练提供了保证,使运动员训练水平得到了更大的提高。

训练水平提升和技术动作创新往往离不开场地及器械设备的创新。从我国竞技游泳训练发展历程来看,训练和竞赛器材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学习借鉴到自主创新的不断提高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70年代初期,我国专项身体素质训练器材的变化不大,主要是采用杠铃、哑铃等身体训练器材以及橡皮拉力、铁片拉力等专项力量器材。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期出现了等动拉力器、划水掌、水中牵引等练习器材。90年代又引进了等动力量训练仪器^[24]。随着我国游泳科研工作以亚运会和奥运会科研服务为主线,目的是为游泳项目备战重大国际比赛提供科学支持,形成了以游泳技术诊断与辅助训练、机能诊断与负荷监控为科研服务的重点,随之不断加大了游泳训练器材的资金扶持力度。2005年,游泳管理中心投入到游泳训练器材的专项经费为80万,到2012年该经费上涨至205万,增长了156%,由于资金的支持使得我国训练器材条件有了很大改观。

图5-34　国家游泳队技术诊断与队内信息服务研究的工作流程

【案例5-2】针对出发、转身薄弱技术环节自行研制红外线出发计时器

运用科技手段,协助教练员加强运动员赛前出发和转身训练是一项重要的科研工作。我们运用自行研制的红外线出发计时器、水下摄像设备和出发训练辅助器材完成运动员的赛前出发训练,借助水下摄像和陆上拍摄完成运动员转身技术训练。一些直观的问题在训练现场直接与运动员讲解,帮助其改进技术。一些较难的问题通过技术录像解析完成技术诊断,并与教练员共同研究,提出改进意见。

【案例5-3】联合清华大学开展游泳科研系列研究

借助清华大学的科研优势开展我国游泳计算流体力学(CFD)研究,在搜集、调查、分析和借鉴国外游泳流体力学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展我国游泳水槽实验,完成了周雅菲、张琳、罗雪娟等世界冠军的手及手臂的图像采样、建模、网格生成等游泳计算流体力学研究工作,为提高我国顶尖级游泳运动员的技术水平,以及形成个性化技术特点,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现实验证。

在备战2000年奥运会期间,研究组与教练组共同研究水上辅助训练方法和手段。为此,由游泳管理中心出资,国家游泳队科研组与清华大学合作共同研制了四套游泳水上主动牵引训练系统。该主动牵引训练系统的设置与教练员的训练安排一致,可以对训练量、分段速度、间歇时间等进行自动控制。系统采用先进的PLC编程控制器和IOP智能操作面板,实现了自动程序控制系统。水上牵引速度在0～3m/s范围内,最大控制游程每组可达1500m,每25m段均可采用不同游速和间歇时间控制。教练员预先将训练方案输入后,即可进行训练,同时为满足训练中发生变化的需要,还提供临时手动控制功能。此项研究成果是在以往多年研究基础上,紧密联系运动实践,探索新的训练方法和手段,运用高科技手段,创造性研制成功的。它对我们今后进一步提高研究水平和攻关效益起到了启示作用,对进一步推动游泳训练水平的提高起到了有力的支持作用。

随着国家对竞技体育的高度重视和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游泳训练器材条件有了很大的改观。但从训练器材的整体数量和科技含量来说,我国游泳训练器材还较差,游泳科研设备和仪器不够现代化、科技含量不高,在科研的硬件设备以及训练的配套设施上与先进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导致一些训练方法、手段和技术问题无法解决,需要进一步改善与提高。因此,要以科学训练为先导,结合游泳训练的实际需要,加大投入力度,持续有计划地研制与开发游泳训练急需器材与设备,为我国游泳运动发展提供技术和设备上的强力保障。

5.2.2.3　财力资源因素

财力资源是指社会产品的货币表现,即国家在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形成的各种货币资金,有时也指财政可以支配和动用的资金。竞技体育领域的财力资源是专指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可用于竞技体育的资金及其来源的统称,是竞技体育系统正常运行的重要条件及保证。我国竞技体育财力资源配置是我国举国体育制度下对于财政支持安排的体现,或者说依靠国家的体育制度设计和安排,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所需要的财力资源配置才得以实现,其制度安排本身就属于财力资源配置的一部分。

(1)我国竞技体育经费占体育事业经费总额的比重。

体育事业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竞技体育作为我国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我国体育事业在国际体育舞台上展现国家形象和综合实力的最高表现形式。

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进入到一个快速发展时期。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国人找到了通过竞技体育来展示中华民族的强大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强国梦”实现途径,政府体育部门在体育资源有限的状况下,投入巨额财力支持,制定了“奥运战略”,实行竞技体育优先发展模式,使得我国竞技体育事业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

图5-35　我国竞技体育经费占体育事业总经费比重

从图5-35可以看出,国家对竞技体育的发展是十分重视的,具体可在历年我国竞技体育经费总额及其占体育事业总经费比重变化趋势中体现出来。从2002—2010年呈现出逐年增长的总体趋势,2002年我国竞技体育经费为181280.3万元,占体育事业总经费的比例为12.78%;2010年我国竞技体育经费为620760.8万元,占体育事业总经费的比例为14.79%,2010年竞技体育经费较之2002年总体增长了242%。其中2009年竞技体育事业经费573013.9万元,所占比例为历年最大,为17.38%。从中不难看出我国为了突出“奥运战略”,提高运动员技术水平和整体实力,不断加大了对竞技体育的财力扶持。从现实情况看,我国竞技体育实力的不断提升,以及奥运会奖牌榜席位不断前移都离不开国家财力支撑,都是国家意志在竞技体育领域的具体体现。

(2)竞技游泳训练经费占我国体育训练经费总额的比重。

运动训练是运动员在世界竞技舞台展现实力的必经环节,而各国竞技游泳训练活动的开展都离不开专项训练经费支持。由于我国实行举国体育制度,使得我国竞技游泳运动员能够后顾无忧地开展系统、科学的专门训练,其得以实施的基础是国家为其创造良好的训练和生活条件提供了物质保障,使得运动员能够安心训练,以最大限度发挥、提高个人的运动潜能,从侧面体现了国家对于竞技体育发展的高度重视。

从图5-36数据显示,国家游泳队训练经费占各项目国家队训练经费总额的比重逐年波动,起伏较大,但国家游泳队训练经费总体增长趋势明显。2005年国家游泳队训练经费为1015万元,占训练经费总额的1.01%;2007年我国游泳训练经费增长至2331万元,占同期国家各项目训练经费总额的1.60%,同时较之2006年度我国游泳训练经费相比增长了92.3%;2008—2010年国家游泳队训练经费有所起伏,2008年游泳训练经费显著下降,仅有1649万元,占总额比例的0.54%,比2007年减少了682万元;2009年游泳训练经费为2562万元,为历年中训练经费最为充足的一年,但占总额的比例仅为0.81%。出现游泳训练经费总额上涨,而所占比例下降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各项目国家队训练经费总额不断上涨,使得游泳训练专项经费所占比例逐渐降低。且游泳训练经费上涨速率不及其他项目;二是正值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国家对于竞技体育的投入日益增长,达到顶峰,因此游泳训练经费所占比例势必会拉低。由以上分析情况可以看出,虽然国家游泳队训练经费时有起伏,但总体增加的趋势较为明显,在我国拥有游泳、羽毛球、乒乓球等奥运优势项目的前提下,国家还不断增加对游泳训练经费的投入,足以体现国家对于奥运重点项目之一——游泳项目的重视,同时,也因为国家对于游泳项目持续不断的支持,最终通过我国游泳运动在伦敦奥运会上的大发异彩收到了回报。

图5-36　国家游泳队训练经费占各项目国家队训练经费总额的比例

(3)竞技游泳竞赛经费占我国体育竞赛经费总额的比重。

训练以竞赛为导向目标,竞赛为训练的检验环节,而游泳竞赛经费的投入是我国游泳竞赛活动开展的先决条件。我国GDP从1978年改革开放时期的3624.1亿元增长至2011年的471564亿元,增长近130倍,几乎每年都以近两位数的速度递增。虽然我国综合国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但是实质上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不够雄厚。虽然国家财政每年划拨的体育事业总经费不断增加,但是仍与现实需求有差距,而用于竞赛活动的专项竞赛经费更是有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游泳运动的发展。

目前我国游泳竞赛经费的来源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发展。

①单一渠道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期之前)。我国游泳竞赛经费有两个来源:一部分是国家财政拨款,根据运动会层次、规模等切块核拨经费数额;另一部分是由承办运动会的单位自筹不足部分或全部经费。

②多元渠道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期之后)。随着游泳赛事观赏性、参与性和影响力的不断增强,社会关注程度逐渐升高,更多有经营头脑的企业和个人赞助游泳赛事,以扩大自身影响。因而,此阶段我国游泳竞赛经费在国家拨款、承办单位自筹资金这两个筹措渠道之外,还增加了企业及个人冠名赞助、广告收入等社会财力支持渠道,为我国游泳竞赛活动的顺利开展增添了新活力。

图5-37数据显示,我国游泳竞赛经费呈现出总体增长趋势。2005年我国游泳竞赛经费为170万元,占竞技体育竞赛经费总额的0.21%,2010年游泳竞赛经费为545万元,占总额的0.20%,其中2008年游泳竞赛经费占体育竞赛经费总额的比重最高,为0.32%,数额为705万元。经横、纵向分析,我国游泳竞赛经费逐年上涨,其占竞赛经费总额的比例基本维持在0.2～0.3区间上下波动,一方面说明我国游泳竞赛经费增幅小、增速慢;另一方面又因为游泳较之“篮球”“足球”等市场化程度高、观赏性强的竞技项目相比,依托于市场赞助的游泳竞赛发展进程缓慢,规模与效益都还未显现出来。从以上情况可以说明,随着近年来游泳运动的不断发展和体育社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国家拨款或地方自筹的竞赛资金已很难满足我国游泳竞赛的需求。此时,由于游泳赛事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吸引了更多的企业及个人的集资或赞助游泳竞赛活动,从而对游泳项目竞赛经费起到了填补不足的作用。

图5-37　我国竞技游泳竞赛经费占竞技体育竞赛经费的比重

我国游泳运动的快速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投入,在我国还并不富裕的情况下,抓好游泳竞赛经费管理就是向资金使用要效益,就是将训练导向科学化、高质量的发展方向。因此,在管好、用好游泳竞赛财政预算经费的同时,还要借助游泳运动的经济功能广开财源,努力吸收社会资金,大力扶持游泳运动发展,最终实现游泳竞赛观赏性与训练促进实效性的高度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