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径依赖的概念最早是由生物学家古尔德(Gould)提出的,他在研究生物进化中的间断均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和熊猫拇指进化问题时,用路径依赖来描述生物的演进路径。古尔德发现,在物种进化过程中,基因的随机突变、外部环境与基因本身存在的等级系列控制两方面机制,使物种进化会产生各式各样的路径,从而并不一定沿着最优路径演进。同时,路径依赖也是一个物理学和数学的概念,与混沌理论(Chaos Theory)有关。在混沌理论的非线性模型中,一个系统的潜能取决于系统的初始状态,系统可能会因为一些小概率事件和无关紧要的事件而发生锁定。路径依赖可定义为,具有正反馈机制(Positive Feedback System)的体系一旦在外部性偶然事件的影响下被系统所采纳,便会沿着一定的路径发展演进,而很难为其他潜在的甚至更优的体系所取代。在经济学中,路径依赖是指“人们过去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6]。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经济系统一旦进入某一种路径(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这意味着,“历史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今天的各种选择,实际上受到历史因素的影响。从简单意义上来看,路径依赖也意味着“无效率”,即一旦我们选择了某种路径就意味着我们将会被长久地锁定在这一路径上,即使在此之外存在其他更有效的路径,由于转换成本的存在,经济系统只能被锁定在这种已经被历史上的“小概率事件”或者是“无关紧要的事件”所引导的路径上。
经济学家对路径依赖问题的重视,最初始于对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性与路径依赖密切相关的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一种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技术,由于某种原因首先获得发展,就可以凭借先占的优势地位,利用规模扩大促成的单位成本下降、普遍流行导致的学习效应、许多相近行业采用相同或相似技术所产生的协调效应,以及在市场上流行给消费者带来的良好预期等来实现自我增强的良性循环和持续的发展。相反,如果一种先进的技术由于某种原因而晚人一步,就没有机会获得先入者的诸多优势,从而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的状态,甚至会被“锁定”在一种波动的状态下难以自拔。总之,一些细小的事件或是偶然因素,常常会把技术的发展引入到一条特定的路径,而不同的路径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这就是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现象。
6.4.1.1 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与自我强化机制
技术变迁的自我强化机制主要有四种形式:
①初始成本。新技术在开发支出往往需要投入大量的初始成本或固定成本,而随着产量的增加则会导致单位成本不断下降。
②学习效应。随着一项技术的流行,人们会在使用和推广过程中不断地改进这一技术,使其更为完善,达到自我强化的目的。
③协调效应。随着一项技术的采用和推广,会产生一系列相关的技术和产品(或称互补性的技术和产品),也会产生相关部门的合作效应。
④适应性预期。越流行的技术和产品,越容易产生该技术和产品将来会更流行的预期。
以上四种形式的自我强化机制使得技术变迁的结果呈现出以下四个特征:
①技术变迁的结果不是唯一确定的,二十多种均衡的选择,可能有多种解决办法。
②技术变迁的发展结果不一定是最佳的,一项技术在开始时可能很有效,但发展下去可能会失去效率。
③技术变迁发展的模式固定化,没选择某项技术容易,但放弃它却很难。
④技术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一次偶然的机会可能会产生一种解决方法,而一旦这种方法流行起来就会产生一种沿着原来路径走下去的趋势,要想改变这种方法或是选择其他路径十分困难。
6.4.1.2 路径依赖是否存在等级性
关于是否存在不同程度的路径依赖,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莱博维茨和马格里斯(Stan Liebowitz&Stephenmargolis,1995)[7]根据不同程度的可获取信息区分了三个层面上的路径依赖。他们认为,第一层面的路径依赖是指,行为主体拥有足够的信息,也知道什么方案是自己的最优选择,然而考虑到完全放弃原先选择的路径将引发若干费用,实际上进行的是次优(但与既有路线相吻合的)选择。第二层面的路径依赖则源于决策进行时的信息不完全。随着时间的推进,行为主体逐渐发现最初的决策并非最优,但先期投入的资源已成为沉没成本,经济行为只能按次优路线继续展开。第三层面的路径依赖是,行为主体可能意识到存在更优的选择,但还是拒绝其他方案,而坚持具有路径依赖性的选择。
对于前两个层面的路径依赖,在新古典反噬下,面临许多难以解释的理论问题:一是放弃既有路径的费用难以计算;二是行为主体据以判定最优选择的信息额获取同样具有选择导向性,信息获取过程同样是路径依赖的,一个特定的决策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既定的路径令行为主体相信该选择是最优的。如果说前两个层面的路径依赖在引入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概念后仍可置于新古典范式之下的话,则第三层面的路径依赖在该范式下却是完全没有理解力的,而这一层面的路径依赖又是广泛存在的,占据了路径依赖事件的绝大多数。
Roe(1995,1998)[8]也把路径依赖按照强度分为三种:弱型路径依赖、半强型路径依赖和强型路径依赖。并指出,弱型路径依赖对作为最终结果的制度形式做了解释,但只说明了相对相率,它不需要对过程有太强的解释。半强型路径依赖产生了缺乏效率的路径,人们后悔这种结果,但不会出钱改变它。强型路径依赖虽然也导致了缺乏效率的路径,也值得花钱去改变,不过由于公共选择和信息问题带来的行动的实际成本较高,人们无法重建,只能维持现状。
而戴维则对于这样的分类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这些分类基本上都误解了路径依赖这一概念的实质。莱博维茨(Leibowitz)和马德克(Margolis)的分类则使得这一概念的含义变得更加混乱,他们完全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解释这一概念的。事实上,路径依赖这一概念并不是一个市场选择失败的问题,它是一个“历史经济学”的范式。基于这样的考虑,戴维给出了路径依赖的积极和消极的定义。积极定义就是“路径依赖是一个随机动态过程,它是作为这一过程的自身的历史渐进分布的结果”,而消极定义是“路径依赖的过程是一种非历态过程,因此,不能动摇摆脱它们的历史约束,进而导致了路径依赖的产出”。因此,从戴维对于路径依赖澄清的角度来说,路径依赖是一个随机动态的过程,这一随机动态过程严格地屈从于历史瞬间的偶然事件的支配,这种支配的强弱并不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而是由意味着没有分叉过程的占优的概率分布所决定的,它特别遵从史实性。因而这一过程中,不存在所谓的“路径等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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