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4.1 基于演化经济学的路径依赖分析
(1)路径依赖理论与演化经济学理论的融合。
继诺斯之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分析的最新进展,是以纳尔逊和温特为代表的经济演化理论和以肖特(Andrew Schotter)和杨(H.Peyton Young)为代表的演化博弈论制度分析。这两个方面的研究的共同特征是,都将行为选择过程和制度演化过程进行了形式化处理。在关于经济演化和制度演化分析范式上,它们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二者都偏离了新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完全理性和均衡结果的强调,转而寻求经济过程在不同演化方向上的动力学解释。二者的差别仅在于,前者着力于将“市场中的自然选择过程”进行微观模型化处理,而后者则着力于将“制度演化和形成”的过程通过博弈论进行模型化处理。
(2)路径依赖的演化经济学分析框架的形成。
演化经济分析的发展最早是以对主流经济理论的批判开始的,其核心概念包括演化(evolution)、新奇(novelty)、惯例(routines)、路径依赖等。对比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观而言,演化观注重对“变化”的研究,强调历史的重要性,认为时间不可逆性是经济社会系统的重要特征。它的理论特征表现为:用动态的、演化的方法看待经济发展、经济变迁和技术变迁;强调惯例、新奇创新和对创新的模仿在经济演化中的作用;以达尔文进化论的遗传、变异和选择这三种机制为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强调历史在经济演化中的地位,认为经济演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强调经济变迁的路径依赖,制度的演化遵循路径依赖的规律,今天的制度是昨天制度甚至一个世纪前的制度的沿革;强调经济变迁过程中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等。
路径依赖的演化经济学分析框架的形成也正是基于以上这些演化经济学的理论特征。演化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以复杂性为本质特征(Arthur,1979),而路径依赖理论又是复杂性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建立以演化经济学为基础的路径依赖分析框架具有重要意义。它的建立不仅有利于丰富新经济学分析框架的内容,而且还可以以其为核心发展出一系列的复杂性经济理论,形成一系列交叉学科群,如混沌经济学等。
(3)路径依赖的演化博弈分析。
由冯·诺依曼(Von Neumann,1944)和摩根斯坦恩(Oskarmorgenstern,1944)于20世纪40年代创立,由于引进纳什均衡(1950)概念而活跃起来的博弈论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一场“策略革命”,使得非合作博弈学说逐渐成为经济学的标准工具。到20世纪90年代,博弈论研究的终点已是由完全理性和共同知识转移到进化模型,从而诞生了演化博弈论,并开始逐渐融入主流经济学而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演化博弈论的引入为路径依赖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分析框架和研究工具。演化博弈论认为,制度是人与人、人与自然演化博弈的结果,但它并不是一种博弈均衡状态,而是作为一种过程。它的核心思想是,“不管是自发的还是有意识的,对自我实施制度的选择受到历史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和社会的逻辑关系影响。”[14]它揭示了引起制度生成与变迁的各种原因,也揭示了一个社会内部经济、文化、社会特征之间关系的复杂性。青木昌彦(Aokimasahiko)曾指出,任何社会成员都有他自己的动机(留下的问题就是该动机怎样形成的),任何社会结果(尤其是制度)都可以理解为社会成员交互作用的产物[15]。因此,建立在演化博弈论基础上的分析框架最适宜分析社会科学问题。肖特、阿佛纳·格雷夫以及卡麦恩斯和斯廷森(Carmines&Stimson,1989)等人均持此观点[16]。青木昌彦是将演化博弈思想用于制度变迁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他从演化博弈的角度,把制度看作是关于博弈如何进行的共有信念的一个自我支持系统。这样,制度变迁就可以理解为参与人有关博弈如何进行的信念在临界规模(Criticalmass)上发生的变化。系统内的变迁更可能由激发内部变迁的外部大冲击引起,而不是连续的、逐渐的。在制度的关键转折时期和随后,主观博弈模型重建会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施加一定的约束,这就是路径依赖。他所说的主观博弈模型假定个体参与人不具有技术决定的博弈规则的完备知识,对其他参与人的策略选择和环境状态也做不出完备的推断,所有的参与人都把制度看作是有关的约束,并据此采取行动。格瑞夫则把历史上的制度变迁看作是从一个制度均衡向另一个制度均衡过渡的过程,在向新的制度均衡转变的过程中,历史所提供的制度选择不是唯一的,也不是确定的。在面对了不同的选择,这连续的、不同的选择,便构成了某个国家和社会主义不同于其他国家和社会的特殊的制度变迁轨迹和社会发展道路。那么,特定国家或地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面临着多重的均衡选择时,它是怎么样以及为什么做出这种选择而放弃了其他的呢?这就需要将演化博弈论引入到路径依赖理论来进行解释。
(4)基于演化经济学路径依赖分析的理论要点。
路径依赖的演化经济学分析框架的优势在于,它是从一个动态的过程来考察制度变迁中的各种动力学因素,该范式在特定程度上依赖于系统论和进化论的思维,基于演化经济学的路径依赖分析框架的理论要点如下:
①由于批判实在论为演化经济学提供了共同的方法论,因此,路径依赖的演化经济学分析框架必定是以动态的批判实在论为其根本的哲学方法论。但是,批判实在论也在不断发展,因此不能教条地拘泥于其现有结论。而要用动态的眼光看待批判实在论,不断吸收其最新的成果,不断地补充和完善该分析框架的方法论基础。
②区别于旧的路径依赖分析框架,该分析框架可考虑到我国竞技游泳运动历史变迁中可能造成其路径依赖后果的一切经济、政治及文化相关因素,对于在变迁中不同演化过程中的路径依赖现象的成因都能提供有效的解释。
③在充分分析了不同性质的路径依赖现象产生的原因的基础上,该分析框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破解不同性质路径依赖现象的不同的有效破解途径。而在旧的路径依赖分析框架下,因其看待事物系统变迁中的路径依赖产生原因的单一性,而无法针对不同路径依赖给出不同的破解途径。
④路径依赖的概念产生于自然科学之中,该分析框架必然会吸收更多自然科学中的前沿性分析框架,以适应越来越复杂化的路径依赖现象。旧的路径依赖分析框架吸收了进化论、耗散结构理论、自组织理论等一系列自然科学中的经典理论。但随着路径依赖现象的不断复杂化,现有的一些自然科学的理论无法全面地解释事物系统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现象,需要构建新路径依赖经济学分析框架式,吸收一些自然科学中适用于复杂性科学的新的前沿理论,如广义进化理论、超循环理论、协同学理论及随机过程理论等。
关于路径依赖的讨论,无论从技术演化的角度,还是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抑或是从演化经济学的角度,其含义都是非常清楚的:路径依赖实际关注的都是历史偶然事件对未来技术或制度选择的影响。其理论的发展是在寻找与经济学进行最佳结合的“载体”,即理论分析框架中,不断修正与完善的。路径依赖理论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试图打破新古典经济学的比较静态分析框架,真正将历史引入到经济分析。它试图解释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提出制度的无效率是非历态的过程,指出人类社会的一切制度变迁过程都是一个基于个人心智、历史和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的适应性学习过程,并且制度演进过程充满了路径依赖和创新。但是,由于其自身分析框架的一些根本缺陷,使其现实解释力明显不足,直到演化经济学慢慢成熟并逐渐成为路径依赖理论新的“载体”。
演化经济学和路径依赖理论的引入有助于尽快建立事物系统演化的新的研究范式,使得演化经济学摆脱那种只能够停留在理论探索和哲学思辨的尴尬局面,无疑对于研究范式的转变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们的结合使得演化研究范式真正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成为替代路径依赖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的最佳选择。未来要构建的路径依赖理论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必然是以演化经济学为基础的。它能为我国竞技游泳系统发展演化中的路径依赖问题提供一个非均衡的、动态的和开放系统思考的分析视角。为我国竞技游泳在系统演化过程中的路径依赖问题的成因、影响和破解途径提供一个有力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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