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影明星“真人秀”的价值消费问题

一

2015年，中国电影界有着一个虽然不大却是颇耐各种玩味的现象，即电影明星“真人秀”的蔚为壮观。它不仅是一个文化娱乐界的热门话题，而且，也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前者而言，业界人士对于“疯狂”甚至“疯癫”的明星“真人”作“秀”“表演”，它的演员价值“透支”以及表演综合效应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忧虑；后者而论，社会领域则是关心青少年观众的“如痴如醉”追慕之中，它所触及的社会伦理及其“底线”问题。

英国电影学者理查德·戴尔（Richard Dyer）的《明星》，被公认是明星研究的开山之作。其中，戴尔引用经济学家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到二十世纪已经从以生产为基础的经济根本性地转为以消费为基础的经济，由此，对于资本主义来说，“问题”不是生产足够多的商品来满足市场，而是如何销售大量超出市场直接需求而生产出来的商品。[2]“销售”代替“生产”成为资本家更为关心的问题，由此，扩展海外市场和广告宣传成为解决生产过剩的主要手段。广告作为品牌的推广手段，不可避免地与明星“勾连”起来，“消费的偶像”（比如明星）取代“生产的偶像”（比如银行家、政治家）成为大众追逐的重点。“电影明星既不是主导电影世界的半神—半人的存在个体，也不是激起观淫癖或自我认同的一面镜子，他是可拆可组的符号集合，是以多种素材为基础确立的文本；这当中涉及广告宣传、人物和电影角色、夸张的评论、公众的接受及反响。”[3]

电影明星的电视“真人秀”节目，既是生产现象也是消费现象，一方面是国内各大卫视重金打造的“品牌”，是各大卫视进行收视率大战的“武器”，另一方面也是社会大众感兴趣并建构起来的“吸引力”。雷蒙·杜格内特认为，明星是这样一种映像，公众从中揣摩以调整自己的形象。[4]在公众的认知中，明星更多的是代表一种生活方式，透过“真人秀”这样的节目，普罗大众对明星的幻想欲和窥视欲达到了满足，借由“真人秀”节目。公众也完成了自我形象的更新。因此，明星形象的商品化揭示了消费社会如何成为制造明星意义的最大场域。

近些年来，国内各大卫视的节目中，“选秀”节目作为“真人秀”的某一类型最早出现，比如湖南卫视的《快乐女声》，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东方卫视的《中国达人秀》、《笑傲江湖》，北京卫视的《造梦者》等。“真人秀”综艺节目是近两年成为最受欢迎的节目类型，比如湖南卫视的《爸爸去哪儿》、《偶像来了》、《真正男子汉》、《一年级》，浙江卫视的《奔跑吧，兄弟》，东方卫视的《极限挑战》，江苏卫视《我们相爱吧》等。“真人秀”综艺节目与“选秀”节目略有不同，“真人秀”是赤裸裸地秀真人，“选秀”节目做“导师”则是有“身份”的伪装，但是，相同的是这两种形态都属于社会表演的某种转场，也都是对明星银幕价值的过度消费。“明星现象把人生如戏这一普通比喻和诠释角色等所包含的全部问题都和盘托出，而明星正解决之，因为他们是众所周知的演员，而人们对他们感兴趣的不是他们建构的人物（演员所饰的传统角色），而是他们如何建构／诠释／成为人物的过程（这取决于特定明星介入的程度）。”[5]在某种意义上，“真人秀”节目成了这样一个平台，即它提供给观众观看明星如何构建人物的机会，虽然明星是无法将自己的真实形象与公共形象彻底分离，“真人秀”节目也是依照台本的演出，但是，它却是具备了恢复公众对综艺节目信心和热情的特质，从而为电视媒体守住观众、占领市场，而观众通过对明星的戏谑则表达出在主流媒体内部常常无法言说的关注。

二

电影明星的“真人秀”浪潮，有着各种驱动力的合力作用结果，一是它展现了一种“明日寓言”生活，童话一般的明星真人秀“奢华”以及“时尚”图景，似乎是对未来生活的预期以及召唤，吸引少男少女们在“虚幻”吸附中趋之若鹜；二是高收视率的明星真人秀，投入与产出能够产生巨大的“暴利性质”，完全不低于一部热门的高收视率电视连续剧，而电影明星也成为“暴利”的最大受益者之一，获益也完全不低于一部电影或者电视连续剧；三是它也适应了电影明星的综合形象“包装”或者“打造”需求，“红”的明星可以更“红”，有点“红”甚至“未红”的电影演员则是可能成为“蹿红”的契机，故而出现了没有电影和电视剧代表作的“影视红星”；四是形成了“半角色表演”形态，电影明星虽是“真人”出演，却是有编剧、有剧本的表演“秀”，因此，介乎于真人表现与表演之间，乃是一种综艺性质的“半角色表演”，真假虚实，尽以“秀”为目的。

理查德·戴尔认为，明星如何生活的，乃是好莱坞的“传奇性”的一大要素。[6]明星作为“消费的偶像”，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一种“炫富消费”或者“摆阔消费”，明星诞生在商业社会，作为“无权势的精英”，明星对社会公众的影响直接依靠的是形象，而一个时髦、时尚和潮流的形象是每一个明星都竭力追求的，而围绕时尚所进行的“炫富消费”自然成了明星的日常。从发型妆容、服饰箱包、珠宝首饰到豪宅香车，明星台前幕后的奢华时尚既是他们的工作也是他们的生活，更是他们精心塑造的形象。也或者说，这种“炫富消费”其实是维持明星形象的一种“标配”。如此，既获粉丝崇拜并由此获得自我身份的确认，同时也使年轻人模仿并进而影响他们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在《爸爸去哪儿第一季》中，林志颖、张亮在节目中使用的某些大牌商品在节目播出后“大卖”。张亮在节目中使用的“TIGER”牌水杯受到年轻人的热捧，几百元的水杯其附加值都来自明星效应。李湘的女儿王诗龄在节目中更是身着奢侈品服饰，衣服箱包皆是国际一线大牌，观众对明星的消费已转嫁到明星子女身上。“真人秀”节目通过“秀”真人，不仅“秀”了明星本人，也“秀”了明星家人与朋友，在这样一个做秀的年代，明星的“秀”既消费了明星本人，同时也消费了明星家人，这场“秀”完成了对明星形象的透支消费。奢侈品装扮下的儿童，既是明星通过“炫富消费”进行身份确认，也迎合了观众对明星和奢侈品的崇拜心理，明星对奢华的追求打造了一种常人无法企及的“虚幻”，电视媒体通过“真人秀”节目将“虚幻”推向普罗大众，奢侈品代替了审美趣味成为价值的评判标准，“虚幻”人生营造了少男少女的未来世界。

根据网络媒体的报道，“真人秀”嘉宾的出场费并不低于甚至远远高于明星电影演出收入。例如，“跑男”的出场费，邓超3000万、Angelababy800万、王宝强800万、李晨400万、郑恺400万、陈赫400万、王祖蓝200万，《极限挑战》明星出场费，黄渤是4800万、黄磊是3000万、孙红雷则是一天300万，《笑傲江湖》冯小刚的出场费是2000万，《造梦者》姜文出场费是4500万，《中国好声音》周杰伦出场费是2000万，《一年级·大学季》的佟大为出场费是2000万。“真人秀”节目制作一方面有天价赞助费，另一方面制作周期比电影或电视剧短，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暴利”获得了明星的青睐。另外，像邓超、佟大为等明星，他们在演出电影的费用远远低于他们的“真人秀”。由此可见，“真人秀”重“秀”而轻演技。一直以来，邓超都算不上国内一线男星，更让人记忆不起他有什么大银幕作品，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靠“秀”、“虐”、“撕”的节目让邓超迅速“飘红”。可见，“真人秀”节目追求的是“眼球经济”、“粉丝经济”，节目组并不在乎演员的素养与演技，只关注演员能否制造“疯癫”、演绎“浮夸”。

愈演愈烈的“真人秀”节目成为国内各大卫视争夺收视率的“杀手锏”，通过节目走红或再度走红的明星无疑是这场“真人秀”狂欢的受益者。《奔跑吧，兄弟》中的陈赫、王祖蓝、李晨，《爸爸去哪儿》中的林志颖、张亮、曹格，《极限挑战》中的罗志祥、王迅等。湖南卫视《爸爸去哪儿》不仅再度红火了已经过气的林志颖，还捧红了模特张亮。向来负面新闻缠身的曹格，一直因为酗酒打架给观众较差的印象，但自从参加《爸爸去哪儿》之后，曹格作为父亲的温暖形象被观众喜爱，也得到了歌迷的再度认可。曹格作为参演“真人秀”的成功案例在于，节目组为爸爸和孩子们都设置了同样的情境，如何与孩子相处和交流就成了节目看点，也是明星让观众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无论是邓超的“疯癫”还是曹格的“真情流露”，以表演为业的明星，既需要在节目上完成社会表演中“兄弟”、“爸爸”的角色，又要在电视上完成银幕表演“明星”的角色。“半角色表演”形态，电影明星虽是“真人”出演，却是有编剧、有剧本的表演“秀”，因此，介乎于真人表现与表演之间，乃是一种综艺性质的“半角色表演”，真假虚实之间完成“秀”的任务。

三

毫无疑问，电影明星的“真人秀”现象，给中国表演文化生态带来了或显或隐的“微妙”影响。电影明星的“真人秀”，既秀“审美”，更秀“审丑”、“审怪”。它不同于明星在电影和电视剧中的“审丑”、“审怪”角色塑造，由于“真人秀”是“半真人”、“半角色”表演，“审丑”、“审怪”也就与电影明星真人的智商和情商甚至人格状态关联，不同程度上也就容易“修正”或者“撬动”观众对于明星的情感以及形象认知，从而扩散到以后观影选择的态度。因此，电影明星在“真人秀”获取巨大利益的同时，也存在形象“损亏”的风险。比如，东方卫视真人秀节目《极限挑战》汇聚了黄渤、孙红雷、黄磊、罗志祥、张艺兴、王迅六位男星，六位男星在节目中既要相互合作又要彼此背叛从而完成节目组交代的任务，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明星的智商和情商以及脾气性格等都在观众面前展露无遗，王迅的傻、黄磊的奸、孙红雷的彪、黄渤的贼、张艺兴的呆、罗志祥的逗，观众看到了银幕之外的明星形象。观众喜爱黄渤电影中的角色多是幽默搞笑的形象，可是在《极限挑战》节目中，为了达到更戏剧化的节目效果，节目组希望黄渤的“秀”更加突出一些，所以，观众看到黄渤在某一期完成节目组交代的快递任务时“摔箱子”、“骂脏话”。黄渤的这一行为虽然达到的节目组预期的效果，吸引观众眼球，引发网友热议，但是，这一行为却对黄渤的明星形象带来损害。即使有人认为明星也是人，骂人发脾气是人之常理，然而，仍有观众认为明星作为公众人物，言行举止都有示范作用，因此，黄渤的行为实在不妥。在湖南卫视推出的《一年级·大学季》节目中，佟大为遭遇了同样的尴尬，为了节目的高收视率损害了自己多年苦心经营的明星形象。众所周知，佟大为出道至今，一直以温和暖男的形象示人，“好好先生”已经深入影迷内心，然而，此次佟大为在《一年级·大学季》中担任新生班主任，在节目中佟大为与同学、任课老师都有情绪冲突，虽然这些“冲突”都是节目组为了戏剧化效果特意编排的桥段，而佟大为的“秀”也十分精彩，但是，质疑声还是盖过了赞美声。佟大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表示一度觉得这个活儿自己干不了。从电影到真人秀，黄渤和佟大为在电影界多年累积和打造的良好形象在真人秀节目中迅速瓦解。究其原因，首先，明星人格“商品化”是明星作为“消费的偶像”的必然，“真人秀”节目的最大卖点就是“真人”，而“真人”的看点是人性和人格。其次，“真人秀”这种节目形态给观众带来的是“去角色”观看，即观众观看的就是黄渤本人、佟大为本人，观看的是明星本人的喜怒哀乐，然而，真人秀节目的狡猾之处在于以角色扮演骗取“去角色”观看。

在传统的表演文化中，明星的生命见于舞台。舞台维系着明星的身份，也承接着观众的情感。登上舞台，从演员进入角色，从真实转为虚幻，这是舞台的魅力，而这种魅力的产生则需要演员平日里的苦功、后台中的装扮。最初观众对明星的认知是通过银幕上的角色，因此，观众看到的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形象，是演员塑造的一个角色。但是，明星的日益走红促使媒体及观众对明星的关注从台上转移到台下，从剧场内转移到剧场外。随着新兴媒体的发展、社交网络的兴起，明星的神秘感逐渐消失。比如，在微博上开通私人账号的明星通过与粉丝互动、转发推送自己的生活琐碎，将自己的日常与大众分享，塑造其平民的亲近感，以此与粉丝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赢得口碑，而这正是明星事业发展的筹码。按照传统的表演文化认知，明星的生活琐碎都是观众看不到的“后台”，甚至也决不允许观众看到。因为“后台”代表了一种未完成的混乱、筹备中的无序，所以，“后台”往往是怕人看到的状态。“真人秀”节目不仅将处于“后台”状态下的明星开放给观众看，而且夸张地放大了“后台”状态。“明星平时在片场、在被采访时面对镜头和话筒，他们严格遵循身份的规范，在观众面前塑造自己的形象”，“前台制约了表演者的行为，在前台大众看到的是理想化、社会化的表演者，而后台则是表演者相对真实的一面”，“真人秀节目只是从观众的角度来看打破了前台和后台的界限，满足了观众一窥究竟的需求”，“明星搞笑疯癫的一面，游戏过程中反映出的软弱、善良或其他个性上的弱点等”，“观众们期待着凭借后台的个体性的行为对前台的社会规则形成冲击。”[7]可以说，观众通过“真人秀”看到了更生活化的明星，“表演的内在动机都是‘引导和控制他人对他的印象’”，“个体的自我表现方式通常包括两种截然不同的符号活动：他所给予的表现和他所流露的表现”，“其唯一的目的在于传递信息。”[8]

许多电影明星的“真人秀”节目都是日播栏目，“轰炸”似地日日与观众见面，“知名度”“洋溢”或者“飙升”到老幼皆知，但是，“曝光度”过高也会产生“逆反”心理，产生了“太熟”而无新鲜感的“溢出”效应，也会波及观众对于电影明星以后影视作品的无吸引力或者无趣味性，审美缺乏距离，演员形象“透支”的问题或早或晚会出现。青年演员过多涉猎“闹猛”的电视“真人秀”节目，在心态上容易“飘浮”起来，而影响到“心静”地进入影视角色的咀嚼、体悟和创造，从而牵涉到中国电影表演的整体品质，甚至导致流于表层的喜剧风格的表演泛滥。

四

目前看来，“真人秀”节目仍具备着一定的市场潜力，形态各异的节目类型层出不穷，在这样一场“淘金热”中，资本获利、艺人受益，但是，它却在社会、文化、表演专业等领域造成了一系列的影响。

“真人秀”重视“秀”，轻视“演技”。不难看出，“秀”更容易带来市场，吸引眼球，而“演技”在这个时代已经无足轻重。从微信朋友圈的“秀”到电视节目的“秀”，从政府官员的“秀”到儿童的“秀”，我们身处的时代已经被无知的、愚蠢的、低智的“秀”所占领，人们似乎失去了感知与表达的能力，只能通过“秀”才能与周遭的世界进行对话。“秀”成了一切事物的代言，这是一个时代的病态与悲哀。近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文“限童令”，禁止儿童参演“真人秀”综艺节目，它是对当下中国电视业日益泛滥的儿童“真人秀”行为的及时规范。参加“真人秀”节目录制的儿童大多是明星子女，他们身上具备节目组所需要的商业元素，一方面是明星的光环，这些孩子都背负着自己父亲或母亲的明星形象；另一方面是儿童自身的天真无邪、童言无忌是既容易包装又有市场卖点的元素，因此，明星子女“真人秀”是对观众欲望的双重满足。然而，明星子女“真人秀”不仅触及了明星价值的“透支”问题，而且也碰触了儿童成长教育的诸多问题。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明星通过重金打造的奢华日常，一方面不仅获得了粉丝的崇拜，而且通过粉丝的崇拜从而获得自我身份的加固认同，另一方面明星的“炫富消费”会影响年轻人模仿学习，从而导致年轻人的审美选择与价值取向。“真人秀”节目对明星生活的曝光是观众模仿的开始，模仿明星生活方式的消费使得中国观众尤其是女性观众陷入一个复杂的语境中，模仿明星的穿着打扮满足了男性的欣赏欲望，表面上似乎得到了男性的肯定，但实质上却丧失了自我价值追求，女性是被设计的景观再次成为“被看”的对象，女性的消费地位因此变得更加牢固。

“真人秀”节目一方面透支了观众的情感额度，另一方面节目组对观众尤其是青少年做了误导性示范。以“撕”、“虐”的疯癫打闹代替表演，“秀”成为表演手段和语言，“真人秀”节目对观众尤其是青少年都做了误导性示范和引导，以致这种“撕”、“虐”成了一种日常出现在青少年的游戏当中，而如此不当的社会影响是任何收视率和商业价值都无法弥补的。另外，有的明星因为节目中的表现而被观众喜爱，但是，也有明星却因在节目中表现的做作、虚伪而被观众讨厌，例如徐帆，因为《花样姐姐》的“真人秀”给观众留下“小家子气”、“矫情”的印象，节目组在旅程中为嘉宾安排了乘坐热气球的游戏环节，在场的所有嘉宾只有徐帆一个人哭着喊害怕，后又给冯小刚打电话求得安慰，这种胆小的矫情不论是节目请徐帆的特意表演还是她本人的真情流露，都损害了她在观众中的形象。《花样姐姐》、《我们结婚吧》、《爸爸去哪儿》等“真人秀”节目走的是温情路线，虽然没有“疯癫”的场面，但仍然脱不了“虐”明星的尴尬，比如节目组让身无分文的明星去跟店家要吃要喝的，或者安排明星合住条件简陋的旅馆，通过“内部矛盾”的方式展现明星相处时的小纠结和小尴尬，从而制造矛盾产生悬念，吸引观众。王琳在《花样姐姐》中的表现也是褒贬不一，她除了有时跟徐帆斗嘴、对晚辈“毒舌”，最让观众觉得可笑的是，她告诉外国人自己是明星，而且一直疑惑为什么外国人不知道她是明星这回事。总之，这样的搞笑噱头到底是节目组的有意为之还是王琳的真实为人已经不重要，因为这其中的真假既不是节目组也不是明星寻求和在意的关键。在“真假”作为表现的方式的时代，“真人秀”是混淆真实的一个典型，所以，“人们仔细研究的不再是电影表演或电影演员的在场，而是将目光转向影星与他扮演的虚构人物、明星与广大观众之间的关系，转向明星们再现现实的方法手段，转向演员自己的宣言以及媒体和观众的宣言。”[9]

“真人秀”节目为收视率要抓眼球，要“撕”要“虐”才好玩好看，明星则配合的不遗余力，因此呈现出“疯癫”的场面。Angelababy（杨颖）的“女神”形象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她和黄晓明的“世纪婚礼”也塑造了她梦幻的公主形象。可是在《奔跑吧，兄弟》中，观众看到了一个接地气的Angelababy，然而，“下巴飞出来”也再次证实了Angelababy用假体垫下巴的说法，这不仅遭到了观众和网友的嘲笑和讽刺，也让她一路打造的360度无死角美女的形象崩塌。“物欲主义的价值观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即便在当代的日常生活中获得了主流地位，但与以往的宗教、哲学和道德学说相比，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它不具有超越和神圣的性质，无法成为一套进入宪法、教科书、宗教、公民教育等主流建制的冠冕堂皇话语。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的实践层面，它已经被公众默认了，成为不言而喻的‘潜伦理’、‘潜规则’，但永远无法登堂入室。于是，物欲主义便自我包装。在当代传媒和广告所呈现出来的物欲，都不是直观地、赤裸裸地呈现，而是以一种精神、艺术和审美的方式巧妙地体现。”[10]“王健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如果说万达对文化有什么，没有，我们是在商言商，我们看重文化的原因就是赚钱。’如果这些企业挟着资本之利，长驱直入地”侵袭“电影界，不顾生态平衡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毫无文化情怀地疯狂‘掠夺’电影产业资源、谋取‘暴利’，不断地‘透支’观众的热情及其电影理想，而当这种‘透支’到达极限以后，电影市场迅速‘跌落’，这些企业又会同样迅速地撤退出电影产业，又去寻找新的市场‘猎物’。此时，留给电影产业的将是生态‘严重污染’和‘破坏’。”[11]因此，在肯定电影明星“真人秀”节目的娱乐以及青春“放飞”功能甚至部分“正能量”的同时，更需要提醒甚至警惕电影明星“真人秀”节目的演员价值“透支”以及对于中国表演文化生态的“环境破坏”。它是中国电视产业化过于“膨胀”的一种结果，市场力量越出了市场的范畴，而侵袭到了艺术的领域，并肆意在艺术的场域里“疯狂”、“疯癫”，涉及了艺术的边界及其伦理的“底线”。它可能使中国演员“艺人化”的趋势更为加快，也影响到中国青年电影演员的表演品质“弱化”，需要引起文化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注以及发出理性的声音。

[1] 基金简介：本文系“上海高峰高原学科建设计划成果”，编号：SH1510GFXK；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新中国电影表演美学史述”（项目批准号：15BC035）的阶段性成果。

[2] ［英］理查德·戴尔著，严敏译：《明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5页。

[3] ［法］雅克琳娜·纳卡什著，李锐、王迪译：《电影演员》，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55页。

[4] ［英］理查德·戴尔著，严敏译：《明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

[5] ［英］理查德·戴尔著，严敏译：《明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4页。

[6] ［英］理查德·戴尔著，严敏译：《明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页。

[7] 江颖杰、乐玢瑶：《从明星真人秀看大众文化——以〈奔跑吧，兄弟〉为例》，《西部广播电视》2015年12期。

[8] 孙惠柱：《社会表演学》，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94页。

[9] ［法］雅克琳娜·纳卡什著，李锐、王迪译：《电影演员》，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53页。

[10] 孙惠柱：《社会表演学》，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9页。

[11] 厉震林：《关于电影产业升级的若干关键词》，《艺术百家》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