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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应将“东方情怀”转化成为“国际语言”

时间:2024-07-31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由于首次获得“最佳外语片奖”的巨大荣誉以及影响力,李安超越张艺谋而成为中国电影的美学“教父”,他电影的“东方图谱”成为中国电影冲击“奥斯卡奖”的“东方路线”。因此,中国电影25年冲击“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20次,正式获奖为零,张艺谋电影获提名三次,陈凯歌电影获提名一次,顾长卫、赵小丁获“奥斯卡最奖”单项奖提名一次。

“奥斯卡奖”不是国际电影节奖项,而是一个美国本土电影节项目,只是由于美国是世界电影“霸主”,美国电影文化制定全球电影游戏规则,它也就超越本土性甚至国际性而成为世界电影“至尊”。为了增强它的国际性,它设置了一个“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专门颁给美国本土以外的优秀影片。

就是这个“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让世界许多电影人牵肠挂肚、惆怅无限。因为荣获该奖项,也就基本上获得了美国甚至世界主流电影界的承认,业界地位则是非同小可。尽管欧洲电影为了抗衡“奥斯卡奖”,设立了戛纳、柏林、威尼斯三大电影节,拥有了自己的“电影节文化”,但是,如果没有荣获过“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总觉得有所欠缺,不是十分完美,只是颇有让其他国家电影点缀和陪衬的倾向。在强大的“奥斯卡文化”面前,其他电影文化都“甘拜下风”,多少有点文化“丛林法则”的意味。

中国电影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冲击“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这说明了中国电影开始将自己定位到国际电影文化高度,它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成果以及中华文化的自信使然。以前,中国电影也有不少国际奖项,包括欧洲三大电影节和东京国际电影节,但是,除了1985年中国题材的《末代皇帝》在“奥斯卡奖”斩获多个奖项,中国大陆电影一直没有问津“奥斯卡奖”,直至张艺谋开始发起了冲击。它的历年主要选送影片以及提名情况如下:

1991年,《菊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提名;

1992年,《大红灯笼高高挂》,“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提名;

1993年,《霸王别姬》,“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提名;

1998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无;

1999年,《黄河绝恋》,无;

2000年,《漂亮妈妈》,无;

2002年,《英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提名;

2004年,《天地英雄》,无;

2005年,《十面埋伏》,无;

2006年,《无极》,无;

2007年,《满城尽带黄金甲》,无;

2007年,《云水谣》,无;

2008年,《筑梦2008》,无;

2009年,《梅兰芳》,无;

2010年,《唐山大地震》,无;

2011年,《金陵十三钗》,无;

2012年,《搜索》,无;

2013年,《一九四二》,无;

2014年,《夜莺》,无;

2015年,《滚蛋吧!肿瘤君》,无。

从上可以发现,开始“冲奥”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提名奖的三部影片《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都是关乎“东方文化”的,尤其是关乎民族文化性格的负面内涵,因此,被有的学者称为迎合西方文化的“后殖民”文化主义实践。它的文化“用力”颇深,有着文化启蒙时期的忧愤以及极端,意象近似一幅西方风格油画。它涉及古老中国人性,并刻意安排了大量的“伪民俗”,颇有一种歇斯底里的呐喊或者怒吼。紧接着1994年、1995年荣获“最佳外语片奖”的美籍华人导演李安导演的《喜宴》、《饮食男女》,则要委婉多了,它选择了“寻常生活”,而非《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一般的“非常生活”,在“寻常生活”中描述了中国人的情感、气质和韵味,似乎更见文化和美学功力,因为它缺乏先入为主的意念以及表层可予支撑的戏剧构架。

2002年,张艺谋的《英雄》再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提名,似乎是2001年李安的《卧虎藏龙》荣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余利”。因为这是华人导演的电影第一次获得“最佳外语片奖”,而且,谭盾、鲍德熹、叶锦添等三位华人艺术家因为《卧虎藏龙》获得“奥斯卡奖”单项奖。由于首次获得“最佳外语片奖”的巨大荣誉以及影响力,李安超越张艺谋而成为中国电影的美学“教父”,他电影的“东方图谱”成为中国电影冲击“奥斯卡奖”的“东方路线”。《英雄》紧随其后,只是“东方图谱”更为浓彩重墨,“余温尚热”地再获“最佳外语片奖”提名,但是,《英雄》是第一部《卧虎藏龙》的“受益者”,也是最后一部,此后继续追随“东方路线”的《十面埋伏》、《无极》、《满城尽带黄金甲》再无缘“最佳外语片奖”。从此,中国电影也再无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提名,华人导演李安2001年因为《断背山》荣获“奥斯卡最佳导演奖”,2013年因为《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荣获包括“奥斯卡最佳导演奖”在内的四个单项奖。

2007年,有“奥斯卡奖”评委致函中国,建议选送“奥斯卡奖”不再是古装片,因此,当年改送战争与和平题材的《云水谣》。后面的选送影片,也都是颇有“东方内涵”,有当代有年代有文化名人有重大题材,也有喜剧有悲剧有正剧,均是一一落选。

因此,中国电影25年冲击“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20次,正式获奖为零,张艺谋电影获提名三次,陈凯歌电影获提名一次,顾长卫、赵小丁获“奥斯卡最奖”单项奖提名一次。这就是中国电影冲击“奥斯卡奖”的战果。

如前所述,中国电影冲击“奥斯卡奖”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成果以及中华文化的自信使然,但是,经济成就似乎未必一定与文化成就同等匹配。一个突出的案例是,亚洲国家伊朗经济发展远不如中国,却在“奥斯卡奖”已有收获。2012年,第84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授予伊朗电影《内达和西敏:一次别离》。这又使中国电影人心态纠结起来,难道中国电影还不如伊朗电影?但是,伊朗电影确实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之处,需要中国电影业界长思之。

自《英雄》开始,许多中国重要电影导演为了“救市”自愿放弃电影理想,而投入所谓“商业大片”创作,中国电影开始步入产业化和院线化的阶段,对于好莱坞电影的接触以及模仿日益频繁,许多迎合好莱坞或者准好莱坞电影产品不断涌现,在市场上有成功也有黯然的,问题是它在影评界乃至社会口碑差强人意。笔者在今年2015年5月27日《文艺报》发表的《中国电影不应把很真的故事拍得比较假》中曾有如此的表述:需要端正一些对于“奥斯卡奖”的认识:一是“奥斯卡”最佳故事片奖,都是颁给严肃电影的。也就是说,“奥斯卡奖”是有自己的价值观以及艺术目标,他们是将电影作为文化艺术来评估的;二是“奥斯卡”获奖影片,除了《阿甘正传》等少数几部影片之外,少有商业大红大紫之后才获奖的,大多是获奖以后才在商业上大红大紫的,先有口牌后有票房;三是“奥斯卡”获奖影片,它的目标观众从来不是北美,而是全球观众,它是为全世界观众拍片的。与此对照一下,目前中国电影正在引入好莱坞的商业运作方法,但是,却是少有思考如何去学习好莱坞电影的思想高度的。它在资本逐利的猛烈“裹挟”之下,以票房决英雄,可谓产品多,作品少,有赢家,无行家,艺人多多,文化人则寥廖,以为抖个机灵,玩个概念,卖个情怀,刷几张明星脸,即可赚个盆丰钵满。由此,即使与伊朗电影比较,中国电影也缺乏一种真诚,过于“跟风”和“抢钱”,也缺乏一种东方韵味的朴素和疏朗美感。

对此,好莱坞编剧“教父”罗伯特·麦基曾经告诫中国人:不要使自己的电影成为好莱坞的赝品,冲击“奥斯卡奖”不如冲击自己的“东方情怀”。这位近年一直在中国“传经授道”的美国电影老人,其言也善,也是击中中国电影“沉疴”“命穴”的。哪个国家会把自己的最高荣誉“奖杯”授予“克隆”自己的“复制品”呢?中国电影人熟悉“东方情怀”,喜爱“东方情怀”,也应该长于表现“东方情怀”,如同张艺谋的早期电影,不管小说原著描写哪个地区,改编电影以后全部改为“中国北方”,因为他熟稔于“北方”而有着无限的灵感。

问题的关键是,中国后来选送“奥斯卡奖”也不缺乏“东方情怀”,有些似乎还较浓郁,例如古典气息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近代风情的《梅兰芳》、《金陵十三钗》,还有当代格调的《搜索》、《滚蛋吧!肿瘤君》,为什么会“颗粒无收”?

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李安在“票房即将超美,成为‘老大’还差几件事”论坛上的发言已是惊动国人,庶成“警世语录”,可以说是对中国电影“全面体检”以后所下的“诊断”。其中有几句话,颇为包含“东方情怀”的中国电影无缘“奥斯卡奖”“解谜答惑”,他称道:“往长远想,中国文化比美国文化悠久许多。东方民族有自己的情怀和表达方式,但还没有变成世界语言,我们也还没有找到一个出路”,“而我们需要做的,首先是更好地把握和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其次是去寻求一种世界共通的电影语言、沟通方式,这样走出去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诚哉斯然,中国电影“有自己的情怀和表达方式,但还没有变成世界语言”,“首先是更好地把握和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其次是去寻求一种世界共通的电影语言、沟通方式。”

余秋雨在2012年9月20日澳门科技大学的演讲中说道:“我想用一个比喻来说明问题。现在的中国就像一个巨人突然出现在世界的闹市区,周围的人都知道他走过很远的历史长途,也看到了他惊人的体量和腰围,却不知道他的性格和脾气,于是大家恐慌了。阐释中国文化,就是阐释巨人的性格和脾气。如果我们自己的阐释是错乱的,怎么能够企望别人获得正见?”“有一个对比,我每次想起都心情沉重。你看,德国发动过两次世界大战,本来国际形象很不好。但是,当贝多芬巴赫歌德等人的文化暖流不断感动世人,情况也就发生了变化。中国在世界上,并没做过什么坏事,却为什么反而一直被误读?”“我想,至少有一半原因,在于文化的阻隔。”

这种“文化的阻隔”,自然也表现在中国电影冲击“奥斯卡奖”上,中国电影“还没有变成世界语言”,世界“不知道他的性格和脾气”。这里,李安已经为中国电影人指出方向,“首先是更好地把握和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身在中国,天天感受传统文化,其实未必真正“把握和了解”,它的历史、神韵、艰深以及糟粕,“如果我们自己的阐释是错乱的,怎么能够企望别人获得正见?”也会造成“中国在世界上,并没做过什么坏事,却为什么反而一直被误读?”这是严肃的命题,也是一个艰难的命题。希望中国电影人周围有一个“文化人朋友圈”,而不仅仅一群艺人进行制作,也许会更靠近“东方情怀”精髓。“其次是去寻求一种世界共通的电影语言、沟通方式”,伊朗电影也许为我们提供一些启示,一是创作姿态不要太高,动辄民族国家、神话故事,而是俯下身去,真正贴近“寻常生活”。从“寻常生活”中去体现“东方民族有自己的情怀和表达方式”,二是真诚,目前中国电影已掺插有太多非电影的因素,纯情不再,已难动人,需要进行一种文化改造工程;三是东方风情,需要有撩人心扉的酽酽味道,温暖自己,感动世人。

如此,将“东方情怀”转化成为“国际语言”,中国电影离“奥斯卡奖”也许不再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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