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_中国电影研讨会在上海戏剧学院举行

2016年10月29日，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浦东新区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作为指导单位，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当代电影》杂志社、上海戏剧学院主办，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学科、上海戏剧学院艺术创作中心承办，上海电影家协会、上海电影评论学会协办，鑫湖文化产业基金、上海浩林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赞助支持的“世纪之问：我们的银幕主人公都去哪儿了？——内地、香港、台湾电影编剧研讨会”在上海戏剧学院举行。该研讨会吸引了两岸三地众多一线资深电影编剧、学者参加，围绕“中国电影如何塑造主人公”、“未来中国电影是以人物为主还是以故事为主”、“中国的主人公如何走向世界”等相关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与对话，取得圆满成功。

上海戏剧学院院长黄昌勇，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王兴东，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当代电影》杂志社副主编张文燕，上海电影（集团）国家一级导演、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会长朱枫分别为会议开幕式致辞。研讨会开幕式由上海戏剧学院研究生部主任、上海市浦东新区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副局长厉震林主持。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湖南省文联原主席谭仲池，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黄亚洲，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毛时安，香港资深电影监制、导演、编剧、剧角影业高级副总裁、总监制邝文伟，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研究所所长赵宁宇，台湾资深电影导演、制片人、编剧、中华电影制片协会理事长李祐宁，台湾知名导演林育贤，台湾知名编剧王国光，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石川，上海电影（集团）国家一级编剧何晴，上海戏剧学院副教授、《电影研究》杂志主编万传法，鑫湖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冰岩，上海浩林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著名悬疑小说家蔡骏，上海戏剧学院艺术创作中心主任、电影电视学院副院长赵韫颖，上海电影（集团）国家一级编剧、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原副会长贺子壮，香港资深影视广播监制、编剧、导演、出版人文隽，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刘毅，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汪海林，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宋方金，《文艺报》艺术部主任、编审、中国电影传媒委员会副会长高小立，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硕士学位课程高级讲师陈家乐，同济大学电影研究所所长、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剧作理论委员会秘书长杨晓林，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李建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电影家协会编剧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刘藩，浙江传学院电影学院讲师周冬莹等三十余位嘉宾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电影作为一门综合艺术，对于人物的重视一直不曾减少。正因为此，世界电影为我们奉献了许许多多的经典人物形象。曾几何时，中国电影也是佳作迭出及其人物鲜明，张忠良、萧老板、小兵张嘎、董存瑞、林则徐、祥林嫂、焦裕禄、梁山伯与祝英台、七品芝麻官……如此可无限延伸的一组名单，曾经感动过多少人？曾让多少人为此而心心念念？又曾让多少人同悲喜共振奋？然而，新的世纪以后，中国电影在产业和票房突飞猛进的同时，我们却越来越少地“看”到那些感动我们以及让我们印象深刻的银幕“主人公”，每年几百部的电影产量鲜有几个能让社会大众记住的“人物”。无疑，这已成为当前中国电影界的一大“心病”。

一、我们的银幕主人公都去哪儿了？

有感于此，王兴东认为，电影剧本的宗旨是以视觉文学形态为电影创造人物，即使改编文学小说，也离不开文学形象的支撑。电影产业是创造形象的工程。目前内地年产700多部电影，投放市场的电影300多部，票房200多亿，而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匮乏，富有个性的令人刮目的、使人激奋的崭新人物形象稀缺。其主要原因是：一是我们的人物被淹没在追求商品的大潮中，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只求数量无视质量，只求科技手段而无视文学，文学形象还没有孕育成熟提前剖腹，主人公被急功近利地人工流产，种种现象证明我们还缺少文学职业的道德，因“缺德”而缺失了创新的人物形象；二是人物形象淹没在主观臆想的枯井中，人物不是源于生活的发现，没有根基，没有命脉，没有真情实感，完全靠主观臆造，主人公因为“缺血”失去了真情实感，而只能在贫血中干瘪消亡；三是人物淹没在模仿他人的后尘之中，不是自己的发现和发明，而是克隆他人，模仿他人，翻拍旧作，甚至买外国的版权，起中国人的姓名，这样的人物必然落入他人窠臼之中。主人公“缺钙”，因没有个性化创造而淹没于平庸之作的汪洋中；四是人物淹没在无灵魂的空壳之中，只求娱乐而无思想，追求动作刺激而无信仰。类似杂技式的娱乐，满足于观众的刺激，无思想意蕴，无性格内涵，徒有其表，不会感染人心的。缺乏“灵魂”，缺乏“人性”的思考，就没有主人公在故事中穿透人心的力度。黄亚洲则认为，我们目前之所以在一些作品中看不到主人公的存在，是因为人物被强情节淹没了，它既有编创人员“故意为之”的成分，也有其功力不足的原因，但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所塑造的人物的“人性化”追求出了问题，我们没有去探寻人性的丰富性与饱满性，只满足于类型化人物、所谓的“扁平型人物”。这主要归结于编导者的神经麻木，其原因一是主观的，是我们一开始就拒绝人物的人性化分析与人性化处理，简单归之为好人坏人。我们在人物面前束手无策。我们的人物都是被生活“整除”的，我们无法给观众捧出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小数点后面的人物”；二是客观的，那就是编导者是理智的，但出品方和制作方是不理智的。总而言之，关键还是在于不是你的作品中有没有主人公，而是你的作品主人公有没有人性化。

毛时安根据自己的观影经验指出，这些年来，中国内地的戏难看，而电影更是无法忍受。现在票房和产量提升，似乎一个新高潮来到了，但给人的感觉却又是若有若无，其主要问题是我们的“人”消失了。也就是说，我们缺乏对于普通人的关注。宋方金则认为，中国电影，包括电视剧，包括本次会议讨论的主题，并不是编剧本身的问题，而是一个环境问题。一条河里，只有一条鱼死了，我们可以说是这条鱼命不好，八字不硬，体质欠佳，但如果一条河里所有的鱼或者大部分鱼都死了，那么一定是这条河有问题。而影视行业有一个硬指标，就是你能不能输出价值观，如果没有输出价值观，无论赚了多少钱，都不能叫赢。中国电影显然没赢，其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影视作品已经变成了理财产品。在理财产品里边，要想产生一个震撼人心的主人公，这是不大可能的。在中国影视界，目前只有三个人，一个是产品经理，一个是会计，还有一个是出纳。中国影视界就这仨人，搞出了一部又一部的理财产品。编剧在哪儿呢？在周边，按专业术语，叫外围。外围想突围，容易把自己突得更远。总之，宋方金认为，我们并不缺乏讲故事的人，也并不缺乏发现主人公的伟大的艺术的眼睛，我们缺乏一个良好的创作环境。

二、好的编剧为什么这么难求？

会议论坛上，邝文伟指出，从《英雄》开始，中国电影就开始进入商业电影的时代，但与商业的兴盛不相匹配的是，中国电影界却整个出现了剧本荒，好编剧一时难求，其中主要的原因是编剧酬劳偏低，地位偏低；另外就是好编剧为了保护自己的剧本不受随意践踏，而选择了直接去做导演。同时，邝文伟又进一步追问，我们的编剧真够好吗？在商业大潮的狂流中，编剧是否适应了时代的要求？我们总觉得美国为什么有那么多好电影，实际上他们烂片也有很多，但是因为产量大，所以好片也不少。实际上“爆米花电影”并不是错误，但是我们至少要做好自己，为观众提供有营养的“爆米花”。总之，电影的编剧问题还是应该交付市场去调节。石川以十年前非常火红的韩国影片《汉江怪物》和今年的热门僵尸片《釜山行》为例，指出虽然相隔十年，但是两部影片有异曲同工之处，譬如亲情作为叙事核心，问题人物的性格发展，正负价值的此消彼长，流浪汉的设置等，在两部影片中都得到了很好的延续。虽然怪物片是从好莱坞学来的，但是，他们只用了好莱坞的类型化生产，而在内容方面则完成了本土化的表达，所以，电影里你看到的虽然是舶来的僵尸，但里面的英雄还是东方化的英雄，这就很容易引发东方人的观影共鸣。因此，好的编剧必须深谙这种转换之道，善于借鉴并善于自我表达。

文隽、刘毅、高小立等人都认为，当下的影视环境无疑对编剧的创作非常不利。当制片方将“颜值”和“热门IP”作为影视产品开发的灵丹妙药之后，编剧的重要性其实被无形削弱了。文隽幽默地讽刺道，一个小鲜肉要花3000万都有人抢，给编剧100万都嫌多，这就是对知识产权的不重视。一个优秀的编剧是可以用剧本挽救剧组的，我的众多身份中，我最引以为傲的就是编剧，可是做编剧赚的最少。刘毅则指出，现在的电影作者都很难自我坚持，电影好像都是卖给粉丝看的，但是粉丝真的会去看吗？前段时间新浪微博做了个调查，让用户为喜欢的明星点赞，只要连续点击三天，就可以成为该明星的铁杆粉丝。按理说，这对粉丝而言应该很简单，但是三天后结果出来，最高的鹿晗也只有2．5万的点击量，所以，现在这样的泛明星化应该引起警惕，对编剧而言，为明星写戏、为小鲜肉写戏是不值得提倡的，而是首先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高小立认为，随着电影产业经济的繁荣，每年都有很多大大小小的论坛，但是，这些产业论坛主要面向导演和投资方，创作型的论坛很少，对于创作这样的基本面没有足够的关注，同时，她指出当下影视剧创作中的“群言”现象，对影视剧编剧造成了断裂式的损害，而所谓的“群言”是指影视创作的任何一方，譬如投资人、发行方、演员等都有权力修改剧本，这是对剧本创作的极不尊重，是对创作规律的漠视。有鉴于此，汪海林则提倡编剧的自觉性，他以《湄公河行动》为例指出，此影片的大卖让人看到了主旋律电影的希望，此片也很好地做到了商业和艺术的平衡。影片最后有个细节是只有警犬的墓碑，却没有缉毒战士的墓碑。很多观众都发现了这个问题，对此制片方也做出了解释，因为缉毒的特殊性，所以不能暴露。这很好，说明电影是用心做的，但是，这话为什么不是由电影的创作者编剧来说呢？因此，加强编剧自身的自觉性，加强编剧的自觉意识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他还指出影视界的乱象也值得深思，譬如《盗墓笔记》之类，盗墓是和强奸同样量刑的，那是否就可以拍“强奸笔记”？所以，题材的慎重选取，价值观的正确选择，也是编剧所应该遵守的。

三、未来的出路在哪里？

面对影视界所出现的种种问题，面对编剧地位的低下，面对好的银幕主人公的缺失，与会者也纷纷“亮剑”谈了自己的看法。王兴东认为，整个影视行业若想要良性循环，就必须把剧本创作放在首要位置，编剧就是电影的首创，应该把深入生活发现人物放在原创的首要位置，而真正的编剧是去发现去发明去创造，捧出文学主人公在银幕上表达自己人生的宣言。当下如果再不加大保护原创剧本版权，则无人情愿坚守剧本原创，缺氧的地方就是缺人的地带，侵权者不法办，原创者就没办法，必须让法律吹氧，营造弊绝风清的蓝天，才能使原创主人公鲜活的形象横空出世。谭仲池分享了他塑造袁隆平这个人物时的心得，他指出袁隆平的身上闪烁着时代之光，编剧虽然自己不是英雄，但是要有英雄的胸怀。他参考居里夫人的人物塑造方式从袁隆平对于金钱的态度着手展现了这个人物人性的光芒。毛时安则强调，我们首先必须聚焦于人。现在是人道主义、娱乐主义、技术主义三者并行，而我们拿出什么样的东西，就会塑造什么样的观众。编剧的基本立场，必须是高举人道主义旗帜，按照人的逻辑，按照人性的逻辑去创造。我们面临的时代必将发生许多根本的变化，但很多编剧仍停留在原先的世界里，因此，我们不能满足于思想正确，还要有人性的完美，人性的深度。现在很多编剧脱离时代，其水平落后于观众，如此一来，找不到“人”，也就找不到“主人公”。李祐宁主张从饮食与音乐品位看人物原型，他以他创作的《面引子》为例，强调编剧必须创造自己心中熟悉的人物，强调从人物的成长环境，从人物的饮食习惯等着手，在详细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决定人物的一切。林育贤则以《翻滚吧，阿信》为例，详细讲解了电影中角色的信念和角色的改造问题。他认为，角色的真假决定了人物的真假，所以，为了塑造真实的角色，他让彭于晏扎扎实实训练了6个月，而恰恰是这6个月，成就了阿信这个角色，也成就了阿信这个人物。所以，他认为，《翻滚吧，阿信》不是一部体育电影，而是一部成长电影。王国光作为《翻滚吧，阿信》的编剧，从剧作方面对此做了补充，他抓住人物“想要—阻碍—需要”这一行动线，详细分析了剧中的阻碍角色：小树、母亲、菜脯、木瓜以及他自身，从而为我们理解主人公的塑造提供了一条路径。台湾三位编导的讲解，显示出台湾编剧在塑造人物方面的扎实性。

塑造主人公，典型性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何晴以《小别离》为例，强调典型人物的非典型性思考，也就是说对典型人物的塑造，现在考虑更多的是对非典型性格的挖掘：它必须是独特的，讲究准确性、细致性、矛盾性，同时强调文以载道的传统。文隽则根据自己多年的创作经验指出，不管是男演员还是女演员，只有找到适合自己的剧作角色，就会成为大明星，有的人演了一辈子戏，拍了很多剧，但因为一直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剧作角色，所以一直没能出来，而有的人没拍几部戏，但却因为有自己的剧作角色，却一直被人们所记住。张涵予若没有冯小刚《集结号》里的角色，他就不会成为今天的张涵予，而林青霞若没有东方不败这个角色，其演艺事业的高峰期或许早就过了。由此可见，剧作角色对于演员非常重要，而反过来编剧如果能奉献出独一无二的剧作角色，好的银幕主人公也就有了。赵宁宇结合自己的影片《勇士》认为，只有深耕史料，人物才能传神，而在深挖史料的过程中，人物也会自动生成，因为史料的鲜活度，会比一些编剧生编硬造来得更逼真、更真实、更能感动人。厉震林认为，现在的影视创作已由文学中心转向演员中心，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为演员“量身定编”，也是一条可供选择的途径，因为在对演员充分认识的基础上所塑造的角色，会更容易被演员所吸纳和发挥。当然，“量身定编”也有它自身的局限性，所以应当做好适当平衡。贺子壮着重分析了吴天明的《百鸟朝凤》，认为太过于个人化的改编，会导向一种思想的漂移。陈家乐通过对《跛豪》的分析，认为九宫型人格的选取以及转换，不失为编剧塑造人物的一种很好的方法。杨晓林着重谈了主旋律主人公的塑造问题，而李建强则指出我们在塑造主人公时，要注重三种纬度：影像纬度、情感纬度和价值纬度，只有掌握好这三种纬度，银幕主人公的塑造就不再是问题。周冬莹通过对《路边野餐》、《广岛之恋》及《去年在马里昂巴德》等影片的分析，指出时间在剧作中的重要性。刘藩则强调中国的银幕人物要想走向国际，就必须借助强情节的辅助和推波助澜，另外必须抓住新一代青年观众认可的人物的新特征，着力于打造人物内涵国际化。

此次会议，由于触及了当下中国电影创作中的核心问题，引发了媒体的高度关注。《文艺报》、《新民晚报》、《文汇报》、《东方早报》、《解放日报》、编剧帮、上海电视台、东方电视台艺术人文频道等多家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深入报道。此次会议的举行，也是创作和理论相结合、实践和教学相结合、社会和学校相结合、内地和港台相结合，就一个问题相互探讨的一次初步尝试，其所引发的思考，必将对影视行业自身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具有极其深远的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