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文化的“养生法”

一、中国文化的特殊功用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洛威尔（A．Lawrence Lowel，1856—1942）称道：“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比文化更难捉摸。我们不能分析它，因为它的成分无穷无尽；我们不能叙述它，因为它没有固定的形状。我们想用文字来定义它，这就像要把空气抓在手里：除了不在手里，它无处不在。”[1]这里，似乎形成了如下的文化概念认知，一是边界消失，文化的覆盖内涵“面积”无际无涯，只要是历史形成的或者现实存在的事物，都与文化概念相关；二是语境指数，文化概念因为语义背景不同而有所差异，甚至是矛盾以及对立的，它的能指和所指并不一致，意指的环境因素具有一种控制能力；三是有虚有实，文化既有实体的物质，又有精神的抽象，而且，两者之间又有一种深刻而微妙的互通关系。此外，文化概念还形成了内文化圈语义和外文化圈语义，内文化圈语义指的是与常规文化概念有关的职业或者单位、工作，例如文联、作协、文艺院团、文博传媒机构，外文化圈语义则是与人类、民族、国家、地域以及如此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有关的精神质素。文化“在日常生活中总是被缩小成一些特殊的部门和职业，形成一般所说的‘文化界’和‘文化人’；但是，同样在日常生活中，它的含义又恰恰是超越部门和职业的。例如，我们身边有很多跨国婚姻一一离散，离散的原因大多是‘文化差异’，然而仔细一问，男女双方既不在‘文化界’，也不是‘文化人’。你看，明明是‘文化’之外的人，却因‘文化’的原因而不得不撕裂家庭生活，可见，‘文化’的含义远远大于文化部门和文化职业。”[2]因此，内文化圈语义和外文化圈语义的文化概念也只是相对而论的。

但是，文化仍然是可以定义和表述的，按照余秋雨教授的观点，文化乃是一种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它包含了三个等级，即生活方式、集体记忆和国族人格。生活方式是低层一个等级，与人类的世俗生活紧密相连，渗透到吃、喝、拉、撒、睡等各个饮食起居生活环节，形成各种“文化”化的生存方式；集体记忆，是在历史积累中的情感记忆以及生命情怀，例如目前颇为时尚的词汇“乡愁”，体现了中国人思念故土家人的深切情愫，乃是中国文化中一个永远撩人心怀的不绝主题，《诗经·采薇》有云：“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屈原《离骚》也唱：“陟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王维《杂诗》又吟：“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如此“乡愁”是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以及情感底色；国族人格是高层一个等级，它通过群体的集合运动方式凝聚、提炼和升华而成为国家和民族性格，例如众所周知的中国“长城精神”以及儒道释互补的中国传统文化。因此，通俗一点来说，文化就是人类的“活法”，它是一种精神“空气”和“基因”。

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上有过一段如此的获奖感言：“文学和科学相比较，的确是没有什么用处，但是文学的最大的用处，也许就是它没有用处。”诚哉斯言，文化也是如此，文化无用，无用即大用。因为对于中国来说，文化具有类宗教或者准宗教的意义。根据梁漱溟的观点，中国乃是一个淡于宗教甚至无宗教的国度，它依靠伦理治理心灵。这些伦理，许多通过文化艺术的通道而实现它的功能。戏剧家高明有云：“休论插科打诨，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与妻贤”；“不管风化体，纵好也徒然。”[3]文学家白居易也云：“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4]“文以载道”。中国评述文化人的综合标准也是“道德文章”，道德在文章之先，并化入文章之中。这里，文化艺术的“心灵养护”功能，主要通过“社会性痴迷”的集约方式实行，各个时代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昆曲、京剧、书法，都是实行文化艺术或直露或隐约的伦理教化和抚慰的重要史实。毫无疑问，此为文化艺术之大用。余秋雨在《极端之美》中称道：

对于文化的事，不管看上了哪一项、哪一品，都应该尽快地直接进入。千万不要在概念和学理上苦苦地绕了几年，累累地兜了几年，高高地飘了几年，还在外面。

就拿我所说的这三项来说吧：要写字，就磨墨；要听戏，就买票；要喝茶，就煮水。写了，听了，喝了，才能慢慢品味，细细比较，四处请教，终于，懂了。

“懂”，简简单单一个字，却是万难抵达。在文化上，懂与非懂，是天地之别，生死之界。

这一懂非同小可。自己的懂，很容易连接别人的懂。今人的懂，很容易连接古人的懂。当上下左右全都连成一气，抬头一看，文化真神笑了。[5]

中国文化的“心灵养护”，就是通过这种“直接进入”，“细细比较，四处请教，终于，懂了”，“自己的懂，很容易连接别人的懂。今人的懂，很容易连接古人的懂。当上下左右全都连成一气，抬头一看，文化真神笑了”，于是，中国人可以坦然地面对生死终极，可以悠然地“品味”自己的幸福“日子”，中国文化以精神生态方式成为中国人的“真神”。

二、文化是一生命有机体

文化有着生老病死的“生命”过程。世界四大文明体系，中国黄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两河流域、埃及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唯有中华文明延续千年至今，其他都已衰老、病态或者“死亡”，其后裔已不知所踪，居住于古老文明地域的今人也无法阅读古人文字。中国文化尽管到了近现代时期也已是垂垂老矣，“文革”更是处于“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触底”阶段。改革开放以后，使中华文明“见底反弹”、“枯木逢春”，进入文化“复活”、“复兴”。中国文化“千年不死”、“老而新生”，一定有它的文化“基因”或者“密码”使然。“中国文脉，是指中国文学几千年发展中最高等级的生命潜流和审美潜流”，“这种潜流，在近处很难发现，只有从远处看去，才能领略大概，就像那一条倔强的山脊所连成的天际线”，“正是这条天际线，使我们知道那个天地之大，以及那个天地之限，并领略了一种注定要长久包围我们生命的文化仪式”，“因为太重要，又处于隐潜状态，就特别容易产生误会”，“寻得这股潜流，是做减法的结果。我一向主张，研究文化和文学，先做加法，后做减法。减法更为重要，也更为艰难”，“减而见筋，减而显神，减而得脉”，“减法难做，首先是因为人们千百年来一直处于文化匮乏状态，见字而敬，见文而信，见书而畏，不存在敢于大胆取舍的心理高度；其次，即使有了心理高度，也缺少品鉴高度，与多数轰传一时的文化现象相比，‘得脉’者没有那么多知音”，“大胆取舍，需要锐利斧钺。但是，手握这种斧钺的人，总是在开山辟路。那些只会坐在凉棚下说三道四、指手画脚的人，大多不懂斧钺。开山辟路的人没有时间参与评论，由此造成了等级的倒错、文脉的失落。”[6]在这种“减而见筋，减而显神，减而得脉”的“大胆取舍”中，可以发现中国文化的一种“养生法”思想，它是“一种注定要长久包围我们生命的文化仪式”。通过文化“养生”，使中国文化内外部形成新陈代谢和良性循环的文化有机“活体”。这是基于中国是一个淡于宗教甚至无宗教的国度而形成的，中国文化必须具有强大的“调节”和“造血”功能。

所谓“养生法”，即生命有机体通过内外部的调理和修养，使其处于平衡有序、生机勃发状态，包括体质修养、机体协调、新陈代谢、内外融通、潜能显化，从而养生机、养生气、养生息、养生态、养生色。对于“文化养生法”而言，它包含两个内涵，一是文化本身的“养生”功能，使其祛病补体，在一种文化“能量”的“吐纳”过程之中，在一种平衡状态中保持文化健康“体质”；二是文化对于中国人“心理养护”的“养生”功能，它是中国人的“心灵鸡汤”以及“精神调适器”，甚至文化是中国人的“虚拟”教堂。这里，颇有趣味的是，一些文化人因为长期浸淫中国文化，因为“文化养生”而长寿。

国学大师长寿者居多，季羡林享年九十六，梁漱溟九十五，钱穆九十五，冯友兰九十五，南怀瑾九十四，任继愈九十三。如果扩大到国艺，也大抵如此，书法家启功享年九十三，国画家齐白石九十三。业界也有人不太长寿，多因特别变故，不妨碍统计学得出的优势结论。国学养生有传统，孔子享年七十三，孟子八十四，现在看不算什么，但在2500多年前，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0多岁，相比之下，孔孟均过古稀。对此，孔子在论语中有过结论：“仁者寿。”君子尽享天年，受上苍眷顾，中国文化有生命道理。

诗人流沙河（余勋坦）是高龄文化人，1989年，他已病得很重，有些心灰意冷，便重读庄子。这次不是阅读，而是研读，以投入为解脱，结果很奇妙，按他夫人的话说，庄子救回来了一个快死的人。流沙河后来写了《庄子现代版》这部书，可以说是生命之作，他每天如庄子般咀嚼淡定、乐观、飘逸、豁达的人生细节，乐此不疲。笔者曾患左手麻疾，去看医生，他开了点儿药后告诉我，回去带着麻手快乐地生活。有病没病，没心就好；好与不好，糊涂点儿好；不好与好，随它去了。不知什么时候，麻疾消失。我也体会到了几分庄子智慧。[7]

“中国文化有生命道理”，“有病没病，没心就好；好与不好，糊涂点儿好；不好与好，随它去了”，“文化养生法”成为中国人的生命哲学以及准宗教的意味。

三、中国文化的“养生法”内涵

在千年历史的文明累积过程之中，中国文化的“养生法”既有哲人的前瞻性和总结性的思想创造，它是一种集体有意识的学术活动成果，也是中国民众和民间自发性与草根性的思维养成，它是集体无意识的社会规范过程。它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思想方式以及处世哲学：一是崇德文化。它是设立一个道德高地，作为一种追慕目标，使产生的各种文化偏差，都能在崇德文化下得到纠偏和归正。这种道德高地，具体体现为“君子人格”。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理想人格，有的民族是先知，有的民族是绅士，有的民族是骑士，有的民族是浪人，有的民族是牛仔，中华民族的理想人格是君子。古代对于君子没有定义，而是运用与小人对立的逻辑边缘切割，确定它的内涵边界，例如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因为有了“崇德文化”，中国文化也就有了一种“定力”。“君子人格”，高峰处“士可杀不可辱”，平素时“谦谦君子”。学者钱念孙认为君子文化，乃是改善社会风气的传统良方。

君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概念，是数千年中华文化塑造的一个理想人格。

君子这个概念，粗略统计，《论语》中出现109次，《尚书》中出现7次，《周易》中出现19次，《诗经》中出现180次，《孟子》中出现82次，《易传》中出现84次，《荀子》中出现了304次……《易经》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诗经》首篇就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孔子在《论语》中对君子的论述非常多，比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等。《孟子》说，“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庄子》中讲，“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

钱念孙说，在中国的历代典籍中，提到和解说君子之处数不胜数，包括明清时期《菜根谭》《呻吟语》《龙文鞭影》等人生格言及各种各样的家训中，莫不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如果说主要体现为一种伦理哲学，那么它所强调的仁义礼智信、忠孝廉悌忍，以及自强不息、先忧后乐等各种思想，最终汇聚到一种理想人格上，那就是君子。

即使到了今天，中国老百姓口头上依然会讲“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还有一种说法，“宁可得罪君子，也不得罪小人”，为什么？因为“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小人报仇，从早到晚”。君子这个概念既有传统文化的深厚蕴涵，又为当今大众所熟悉与接受，可说妇孺皆知，耳熟能详。因此钱念孙觉得，君子是数千年中华文化所共同塑造和推崇的一个人格范式，是中华民族理想而现实、高尚而平凡的人格形象。[8]

二是中庸文化。因为中国是一个淡于宗教甚至无宗教的国度，追求“天人合一”的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思维模式和行为哲学，孔子认为它是最高道德——至德。“中”是对一切问题考虑中间值，“庸”指的是对一切问题考虑平常态，合为“中间值”和“平常态”，如此它使一切事情变得“可行”，它的本质是反对一切极端主义，尽管极端主义在中国也流行过一段短时间，但是，中国文化的本性是中庸之道。中庸文化，也使中国的儒道释常常一体化，中国士人达而为儒，逆而为道，生活态度为佛。“文化养生，亦为大师们长寿的原因。国学是气定神闲、心安理得的学问。气定神闲者有仙风道骨，心安理得者有圣贤气象。平衡是健康的基本前提，儒家的责任催人进取，道家的释怀让人放松。西方文化精英常出绝对主义情绪，容易走极端。中国士人巧取中和之道，有精神避难所，不容易崩溃。”[9]中庸文化，它避免了文化生命体的极端行为方式，从而使自身摆脱了“极限”伤害之虞，其他文明体系之所以衰老、病态和“死亡”，往往与“远征”以及宗教的“极限”行为有关，故而中庸文化也是中华文明“千年不死”的重要文化密码之一。

三是乐群文化。从某种角度来说，欧洲的哲学是以研究人与科学之间的关系为主体，南亚的哲学是以研究人与来世之间的关系为主体，而中国哲学的主体则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儒家的核心理念一个字——“仁”，它是指两个人的关系。余秋雨在考察了世界文明古国的“千禧之旅”之后，在尼泊尔休整期间，记者问他考察了已近衰亡的文明古国以后，您觉得哪一点它们还比中国要强？余秋雨想了想，答道：“他们的人际关系比较简单”。由于中国人际关系较为繁杂，为了规避它的负面效应，中国文化设计了“和”的思想以及“和而不同”的理念。因为乐群文化提倡人际和谐，社会也就不易“撕裂”，中国文化自会绵绵不绝。

四是艺文文化。对中国而言，艺文乃是准宗教之一。它通过“社会性痴迷”，从而达到“养护心灵”和“抚慰灵魂”的功能。以昆曲而言，明朝杭州一个戏班的昆曲演出，出现了“万余人齐声呐喊”的场面，而苏州的某些昆曲演出，几乎到了“通国若狂”的地步。据祁彪佳的日记记载，当时京城很大一批官吏，似乎永远在赴宴，有宴必看戏，成了一种生活礼仪。偌大的一个北京官场，已经如此绵密地渗进了昆曲的旋律，日日不可分离。许多官宦士绅还有“家庭戏班”，拥有若干以演剧为业的歌伎，伶艺也就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甚至自己也成了剧艺行家。如此盛状，连很爱看戏的古希腊、古罗马也是望尘莫及。

四、新世纪中国文化的新状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历史转型，文化也与此同奏地产生了“密码”和“基因”的调整与重组。这一过程，包含着修正甚至颠覆的激情，也有着失序甚至混杂的困惑。这是必然需要经历的“阵痛”，是文化转型的程序性和宿命性“履历”，而且，它会经历漫长过程以及存在各种变量以及变数。进入新世纪的中国文化，改革与“复归”同时博弈和融汇中发展，形成了以下的新状态：

第一，从“农业社会”的渐退到“新兴市场经济”的渐起，如此巨变是中华文明两千年以来最大的社会转型，可谓是“痛并快乐着”，使中国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新编码任务，在一种激情、惶惑和新生中，甚至中国人种文化密码也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人和新世纪的中国人，其思维方式、精神机构以及文化态度发生重大变迁，甚至可以说是“判若两人”。余秋雨在论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文化的三大变化时称道：

第一，由于三十年来“注重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的成功实践，比较充分地普及了“民生文化”。这种民生文化，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思维主轴，改变了整个国家的精神重点，与以前没完没了的斗争哲学划出了时代性的界限。以这种民生文化为坐标，过去流行的“宫廷兴亡史观”也在渐渐被“全民生态史观”所替代。目前，这种民生文化正在向更公平的分配制度、更健全的服务体系、更良好的生态环境推进。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是重大文化事件。

第二，由于改革开放，文化视野空前开拓，比较有效地普及了“多元文化”。所谓多元文化，其实也是包容文化、差异文化、对峙文化。绝大多数中国人比以前更能容忍和欣赏许多异己的艺术形态，新锐的一代更愿意把创造的前沿放在熟悉和陌生之间。这对于长期处于“大一统”传统之下的中国文化而言，实在是一大进步。……

第三，由于一次次全民救灾的伟大行动，在中国史无前例地普及了“生命文化”。在我看来，全中国上上下下从心底呼喊出“生命第一”的声音，这是一次非常重大的文化转型。因为类似的情景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有了“生命第一”的观念，人性、人道、人权的命题都可以一一确立，大爱、大善的行为也可以进一步发扬。显然，这是中国文化从精神上站立起来的最重要标志。[10]

第二，从“现代”、“后现代”到“全球化”，“全球化”使中外文化处于一种面对面甚至是残酷的博弈、妥协和合谋关系。有的学者认为，新世纪以后的世界经济文化已经很难用“现代”、“后现代”等“传统”概念进行阐述，“现代”、“后现代”等概念已无力承担起描述世界经济文化的现实图谱以及未来图景，已经逐渐成为一个历史“概念”，而“换位”的概念是“全球化”，信息技术以及数字技术带来了人类生存和生活格局的重大变化，全世界都笼罩在互联网的虚拟以及现实“世界”之中，“全球化”成为名副其实的最新“文化”概念。“现代思想就是我们手头现成的成熟观念，一直都很好用。可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就是现代正在终结，而一个新时代正在开始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已经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这取决于什么样的划分标准。新时代的发生并没有一个清楚的起点。也许，我们可以称呼这个新时代为‘全球时代’。”“现代观念本身并不是错的，它们都是现代的伟大成就，对于现代游戏很有效，但关键是，现代观念能成功解决现代游戏的问题，却未必能够解决全球时代的新问题。如果坚持用现代性去理解全球性，思维和行动必定自我受挫。”[11]由此，中外文化不仅是分割和竞争的关系，而更多的是需要面对共同的全球问题，它需要各种文化的包容、协作与合作。

第三，从“文化启蒙”到“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知识分子的身份发生了变化，从精英知识分子时代演化到泛知识分子或者全民知识分子时代，知识分子已被称为专业人士。文化人的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有所变化，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及知识普及化的情形下，文化人已不具有知识的垄断地位或者优先“知情权”，中国文化已不是少数文化人的启蒙，而是全民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对接”传统文化并与时俱进地完善和发展传统文化，吸收西方对于中国国情“有益”的文化“养分”，进行新世纪的“文化自觉”建设。

五、中国文化需要“调理”的“部位”

显然，目前中国文化在变异中还有许多“淤积”和“病态”的“部位”，它既有历史长期积累的“慢性病”，也有当前社会环境下“文化体质”不适的“急性病”，更有“慢性病”和“急性病”交“攻”形成的“重症”。当然，也不排斥久病而不“治疗”或者无法“治疗”的麻木或者无奈。因此，重新对“病理”“部位”进行“体验”或者“问症”，也就成为一种当务之急。

首先是终极关怀，也就是信仰目标。在淡于宗教甚至无宗教的国度状态下，“社会性痴迷”的艺文文化还能承担多少的责任？其他的终极关怀系统如何设计？这些都需要一些战略性和务实性兼有的系统设计。由于信仰“缺位”或者“失序”，主流价值体系显得疲软，一些社会问题时常“触及”“道德底线”。

其次是城市文化。中国是疏于城市情怀的国家，“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现在，中国逐渐进入“城市社会”，需要培养中国文化的城市公共空间意识。与国外的交往过程之中，国人的“文化状况”也是不甚理想，在国外的个别公共空间中，也有警示中国人卫生状态的“公告”。在中国文化的原型结构中，政治设计都是“家国一体”，帝王就是“家长”，百姓就是“子民”，而缺少一个中介的部位，即广阔而舒缓的“社会”，也就容易产生公共空间的陌生甚至缺乏。中国长期“独门独户”的农耕社会，“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篱笆”生活方式，与西方社会较早成熟的城市意识比较，它的城市情怀是“迟缓”和迟到的。

再次是全球思维。中国逐步成为创新国家，也开始吸引外国到中国寻找文化“灵感”，从文化“侵略”、“相持”到“反攻”，中国文化能提供哪些元素成为世界的“母题”或者“原型”等中心资源？去年，美国好莱坞派拉蒙影业公司首席运营官四次访问了上海戏剧学院，它的背景是在好莱坞电影产业竞争日趋白热化以及疲软化的形势下，派拉蒙影业公司渴望拓展中国的电影市场及其发展空间，虽然他们还在调研阶段，但是，他们的中国战略已经十分清晰，与中国的合拍片应该成为他们的电影策略选择之一。中国如何以自己的文化符号以及格式与他们合作，也就成为中国电影应该思考的战略之一。今年，上海戏剧学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天津曹禺故居纪念馆、湖北潜江曹禺纪念馆、四川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纪念馆准备成立“曹禺戏剧演出和学术合作组织”，它的宗旨就是将曹禺推广到全世界，如同当年英国借助国力的提升推广了莎士比亚一样，让曹禺戏剧成为世界艺术的中国“母题”或者“原型”，在此过程中，中国文化也应该逐渐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横向思维进化到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纵向思维，使中国文化在全球化的格式中提升自己的精神等级。

最后是民粹主义。民粹似乎颇像民主，但是，它绝对不是民主。民粹的泛滥，乃是对不民主的惩罚，然而，这种惩罚唤不来民主。民粹对于民主的损害甚至超过专制，因为专制让人向往民主，民粹让人误解民主。由于民粹主义历来是一群投机文人挑唆而成，因此，还是需要一批真正的有识之士站立出来坚持冷峻的理性，与他们进行对峙。一个可悲的事实是，由于多年来对于民粹的放纵，现在面对着它坚持理性，已经成为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民粹主义表现在文化艺术上，就是放弃应有的等级和标准，将低层观众的现场快感当作第一坐标。

六、中国文化“养生法”的若干建议

根据以上所论，可以提出若干价值论和方法论意义兼有的思维方式以及基本发展路径，一是中国文化建设需要采用“中医疗法”，而非“西医疗法”，它需要“生机”、“生气”、“生息”、“生态”、“生色”的慢慢“调理”，而不能是运动式的“猛药”；二是文化更需要培育的“土壤”和“生态”兼备的“大地”，而非仅仅的“大楼”和“大师”。有了“大地”，就能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大楼”和“大师”；三是文化更需要关注的“文而化人”效应，而不仅仅是它的GDP；四是应该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但是，应该谨慎使用文化产业化的概念。它需要一种理性而战略的前瞻眼光。文化可以成为利润来源，但是，并不所有文化行业都可以产业化，一些高贵而又脆弱的文化样式，它需要的是爱护和保护。一位美国将军曾经如此称道：我们这一代人从事军事和政治，是为了让下一代人能够从事经济和科技，是为了让第三代人能够从事文化和艺术。此语颇让文化人感动。在此，也希望“文化养生法”的原理和方法能够成为感动中国人的重要文化思想之一。

[1] 引自余秋雨：《余秋雨谈中国文化》，《解放日报》2011年3月11日。

[2] 余秋雨：《余秋雨谈中国文化》，《解放日报》2011年3月11日。

[3] 高明：《琵琶记·副末开场》。

[4]白居易：《与元九书》。

[5] 余秋雨：《极端之美》，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

[6] 余秋雨：《中国文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第2页。

[7] 徐宏力：《文化养生》，《齐鲁晚报》2013年7月8日。

[8] 金涛：《君子文化，改善社会风气的传统良方》，《中国艺术报》2014年3月13日。

[9] 徐宏力：《文化养生》，《齐鲁晚报》2013年7月8日。

[10] 引自文化中国，中国网2011年3月11日。

[11] 赵汀阳：《游戏改变之时的反思》，《社会科学报》2013年8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