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需要改变两种极端文化心理

“文化自信”事关重大，因为中华民族复兴其核心是文化复兴。若干年前，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如此称道：中国崛起并不可怕，因为它输出的只是商品，还不是文化和思想。因此，中国若要真正成为受人敬重的世界强国，最后还是要归结到文化强大。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七一”讲话，将文化自信与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并列，可谓高瞻远瞩，它的意义极为深远。文化自信是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的基础要素，也是中国发展的精神基础及其路线。

近百年来，中国在经历二千年的文明辉煌后，作为“生命有机体”的文化体系，它的生老病死开始“生理”呈现，早熟也早衰老，中国文化已是“垂垂老矣”。其间，饱受外强欺凌，一些中国认为是弹丸小国也开始欺负“天朝帝国”，中国从一个文明古国衰落到了“东亚病夫”。在此，由于如此屈辱境遇，在文化上很容易“极端化”，故而二十世纪的几次“文化启蒙”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文化偏激态度，虽然也是启蒙的“矫枉过正”本性使然，但是，现在回顾分析确实是“缺陷”不少，需要再度反思和自省以回到一种理性中正的立场。

具体而言，弥漫于近百年的“极端化”文化态度，主要体现以下两个“极点”：一是由于中国社会经济长期“积贫积弱”，形成一种“饥饿记忆症”的文化自卑。它的一个重要文化表征，就是众所周知的“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觉得万事不如外国。即使到了第三次文化启蒙的八十年代，经济文化改革开放也仍然汹涌着如此社会思潮。试举几个小例：当时某报刊有一幅漫画。描绘一位当时北京街头到处可见的卖“大碗茶”老太，原来“大碗茶”是五分钱一碗，她将茶的名字改为“白凯斯”的洋名以后，“大碗茶”就身价大增，改为十毛五分钱卖一碗了；国人取名是一个时代情绪的深度折射，五十年代“援朝”、“建设”，六十年代“爱东”、“红卫”，八十年代则欧化“莎”、“玛”等“洋”字流行；婚姻也是社会关系的时代缩影，二十世纪末期“跨国婚姻”颇为时尚，乃是都市女性“向往美好生活”的重要选择，诸如嫁给“美国农民”、“日本渔民”不乏其人，笔者亲闻一妙龄美女嫁给了“中东”富商，后来才知该富商已经是夫人盈室，自己已是第六房了，最后实在无法忍受，通过华裔人士相助身藏货轮才逃脱了出来；近些年来，笔者每年受邀参加国内多家著名大学博士论文答辩，一个感受常常使我郁闷难解，即多数博士论文引文大量为外国文献，在注释中洋书名和洋名字，中国传统文论不多。这里，并非不可以援引外国文献，只有于理有益自是可以，况且外国文献其新思维、新角度和新方法确有可学之处，但是，如果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论文大规模性地使用外来文献，而中国文论处于弱势甚至失语状态，它就需要引起关注和反思，因为外来文献有着它自身的社会文化指数及其背景，如果集体性地以它作为主要话语权和基本原理，既阐述不了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也会导致一些潜在的教条主义失误。

八十年代以来，一直有“后殖民文化”的学术概念“招摇”学界，认为当时中国文化领域颇有“西化”或“迎合西化”的意味，所谓“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文化生存格局，需要西方确认或者命名才能获得地位。其中被“指认”的一个重要标本，就是屡获西方电影节重要奖项的张艺谋电影。尽管张艺谋自辩不识外文、何来迎合，但是，学界如此声浪仍然不绝于耳。

第二是不时在中国大地“汹涌而出”的“受害者”思潮。因为百年屈辱，对于曾经交战国家“悲愤交集”，一遇外交纠纷或者事件，就上街砸该国品牌的车、砸该国投资的店。如此“爱国”感情却又损国误国，颇像曾经被人欺负的“小泼皮”报仇，有谓“爱国贼”是也。

上述两种“极端”现象，缘之于长期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不平衡文化心理，它沉淀为一种集体有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甚至成为某些中国人基本的文化表达方式。毫无疑问，它有着历史记忆所形成的局限性以及“合理性”。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以来最大的社会转型、财富积累以及精神变迁，经济总量已是世界第二，也逐渐成为国际规则的修订者和制定者。此时，修正上述两种“极端”文化现象的时间已臻成熟。经常出国者应该有着如此感受：二十年前，远赴欧美发达国家，深感中国已不如人，确实落后甚多，甚至为了不让外国人“耻笑”贫穷，专门制作“出国服”掩饰寒酸，而现在出国已成为常态，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差距已经逐渐消弭，甚至国内一线都市已晋国际水准，远胜国外一般城市。前些年，我参加在洛杉矶举办的中美电影节与上海同乡聚餐，移民美国的他们说：现在除了空气质量和食品安全洛杉矶比上海强，其他已经优势不再，洛杉矶的城市面貌如同一个乡村小镇一样。诚哉斯言，二十年前怎会发出如此感慨，改革开放确使中国翻天覆地，甚至中国人种文化密码也已变化，文化自信已然成为必须面对议题，上述两种“极端”文化现象也需亟待“克服”。它需要与传统中国礼仪之邦重新续接，对待历史与对待外国不卑不亢、雍容华贵，尽显泱泱大国风范。

当然，文化自信首先需要立于文化自省之上，需要反省中国近代为何受侮辱和受损害，它的文化“病体”究竟在何以及“病理”状况，从而“研发新药”“接近治理”；其次文化自信非文化人之事，而是全民之事，人人需要文化自觉和自强，成为“至善至美”的文化身影。七八年前，我在东京高档商场购物，在卫生间发现了一张中文告示：“请不要站在马桶上方便”，因是中文书写显然是告诫中国人的，我顿感无地自容，为同胞在国外的“不检点”生活方式而羞愧，希望此等有辱国格之事不要再发生了；再次，文化自信需要不断吸纳有益外来文化，在“杂交”中使中国文化“强身健体”，中国民族化就是常态吸收外国新型文化的过程，并将它的优秀而又适应中国的成分逐渐转化为自身肌体内涵，从而使中国文化更丰富和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