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岳霖的“方法”和“活法”

一

初知金岳霖，来自他的两件逸闻趣事，一件众所周知，一件众所不太周知。

众所周知的是，他和林徽因的“柏拉图式”的“爱情”故事，其纯情，其缠绵，令人情思无限。现在，互联网上检索金岳霖的词条，其内容大多与此有关，可见此事与金岳霖的密切关系，而事实也确实是金岳霖生命中的“大事”。尽管有人“揭发”他青年时代曾与美国姑娘秦丽莲同居“试婚”，晚年差点与浦熙修走入婚姻轨道，但是，中间漫长的岁月中，金岳霖与林徽因相知相守，两家择邻而住，同一屋檐之下关系纯洁如水，还是令人唏嘘不已。尤其是林徽因离世一年以后，金岳霖邀好友北京饭店聚餐，众人问其原因，他戚然道：“今天是徽因的生日。”晚年，与梁思诚、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同住终老，梁从诫喊他“金爸”。

对于如此“感情”，逻辑学家金岳霖似乎也有自己的“逻辑”。他称道：恋爱是一个过程，而婚姻只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恋爱是否得到了幸福要从全过程来看，而不应仅仅以婚姻作为衡量。显然，金岳霖把对林徽因的“爱情”看成一个“全过程”的意义。只是这段显得有点凄美的佳话，已被演绎得有些浪漫化和传奇化了。

众所不太周知的是，金岳霖有幸四次与毛泽东主席共餐。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毛主席跟他说：“金老，你要多接触接触社会。”金岳霖心想自己是年近八旬之人，接触社会无法去农村和工矿，只能到北京的人流密集所在“社会”，于是，在熙熙攘攘的王府井大街上，天天会出现一个身穿长袍、模样奇特的怪老人，坐在一辆平板三轮车上，由一位蹬三轮的师傅拉着，饶有兴致地东张西望着。此为金岳霖的“接触社会”方法。

两件逸闻趣事，之所以使人记忆深刻，自然是由于它的“情趣”甚至“好玩”，不过，也是缘之于它似乎触及了中国知识分子人文性格的某些“微妙”或者“敏感”之处，并非一感动或者一微笑而过，而是与中国文士的精神底色有关。前者而言，从屈原开始，“很多中国人把人生的疆场搬移到内心，渐渐领悟那里才有真正的诗和文学”，“凭自己的心，说自己的话，说给自己听，被别人听到，并非本愿。”[1]中国文士的如此“苦恋”或者“自恋”，在金岳霖对于林徽因的感情上也应该是有所承继，他在“内心”里反复咀嚼“苦恋”或者“自恋”所营构的“真正的诗和文学”；后者而论，则有中国文士“君臣”思想，领袖所嘱，虽八十老弱之躯也必赴闹市“接触社会”，对他来说乃是一种实现内心儒学的文化行为，如同文天祥之绝笔：“孔曰成仁，孟曰成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金岳霖也可以“而今而后，庶几无愧”了。

作为二十世纪中国具有代表性的哲学家以及知识分子，金岳霖确实承载了太多时代赋予他的斑斓色彩，甚至是一个中国文士的“人格标本”。从某种意义而言，他比后来者有着国学的教育背景优势，又比前行者有着欧风美雨的长期海外游学经历，更是身处二十世纪中国近现代的“乱世”以及社会文化的巨大转型时期，中外文化的碰撞以及思想转型的震荡，使他如同中国历史上文士调适内心情感平衡的方法一样，不断地在儒、释、道之间时而便利时而艰难地“穿行”，构成了一种复杂而又单纯、传奇而又寂寞的“奇人奇行”文化图景。他既大雅又大俗，既“云端”又“实地”，既美国绅士又中国名士，既深明情理又不谙世故，既对政治不感兴趣又深感兴趣，如同他自称的是“辩证的矛盾”。正是这种“辩证的矛盾”，使他能够较为游刃有余地对付复杂的时局以及处理自己心灵以及情感的和谐关系，成为金岳霖式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式的治学以及生活“方法”和“活法”。

当然，如此“辩证的矛盾”也有金岳霖的个性使然，使他在近现代知识分子群像中更加“标新立异”，成为一个“顽童哲学家”或者“天真汉”。他以研究逻辑闻名，他的学问也是非常“逻辑”地不好懂。记得余秋雨在《文化苦旅》的《酒公墓》一文中，主人公也是学习逻辑的美国留学生，回到上海人家问他所学专业，答曰“逻辑”，询问者点头称：哦，逻楫，抓犯人的。看来人们对他专业了解不多，最后他也只能改行成为一个英语教师。金岳霖的“逻辑”也是如此，作为外行无从评判，只能循着他的文化“逻辑”，评估如何与当代再度对话。

二

首先，在治学态度上，金岳霖是一个西方学说中国化阐述的成功实践者。

目前，“食洋不化”的学术风气仍然甚嚣尘上，检索近些年来的中国人文科学论著注释，洋名居多，文中充斥西方学者如何说怎样道，尤其是一些青年学子的博士、硕士论文，更是成为西方学说的“传声筒”或者“搬运工”。自然，只有开放国家才能“强身健体”，在八十年代开始的中国二十世纪第三次文化启蒙之中，引进外来文化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不能“全盘西化”或者“崇洋教条主义”。需要关注的是，外来文化有着它自己的文化指数以及背景，与中国文化语境并不相同，无前提或者无条件地用来阐述中国问题，可能出现文化暴力以及混乱现象，另外外来文化思潮许多乃是先锋或者另类的产物，而非所在国或者地区的主流价值观念，如此“拿来”论说中国故事，则会产生更大文化暴力以及混乱局面。

应该说，七八十年前的金岳霖以及同时代的文化人已经为此作了学术垂范。以金岳霖来说，他留学欧美多国，时间长达十余年，按理是最为容易“全盘西化”或者“崇洋教条主义”的。但是，金岳霖并不如此，而只是将西方逻辑实证主义作为他认识世界的一种工具和手段。他是将西方现代逻辑介绍到中国学术界的代表学者之一，把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重新“糅合”或者“化合”，建立了西方哲学中国化与传统哲学当代化结合的独特哲学体系，包括本体论和知识论。关于本体论，他在《论道》一书中提出了“道”、“式”、“能”三个基本哲学范畴，他认为个别事物具有各种殊相，而殊相表现共相，此外还有殊相和共相之外的因素，此即为“能”。可以有能但不必有能的“样式”是为可能，所有可能构成的析取即为“式”。能出入于“式”中的可能是事物的变动生灭乃至整个现实世界的过程和规律，此乃为“道”。这里，“道”、“式”、“能”的哲学范畴，运用逻辑学的推演方法，以一种纯逻辑的形态构建了自身的本体论，从而在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上具有一种革命意义，脱离了重感悟而轻逻辑的传统研究惯性。更为重要的是，他使用属于中国传统哲学范畴的“道”的概念，将“式”、“能”统括起来，使“道”成为“最上的概念”以及“最高的境界”。他在著作中大量运用无极、太极、理、势、体、用、几、数等中国传统哲学术语以及命题，并在“中西合璧”的基础上给予新解。

这位沐浴欧风美雨多年的哲学家，尽管胸握大量西方哲学“利器”，但是，他以为解决中国问题以及哲学，必须以中国哲学作为学术底色，并吸纳和揉合西方哲学思想元素，何况金岳霖对中国传统哲学十分迷恋，无法忘怀那些近乎不可言说的形而上学，渴望学习庄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进入“无极而太极中的宇宙洪流上去”。他在《论道》中称道：“这里所谓道也许就是上段所说的中国思想中的道，也许相差很远。如果相差很远，则我在这本书里的用字方法就是普通所谓旧瓶装新酒的办法。我向来不赞成旧瓶装新酒”，“我深知道我这本书有旧瓶装新酒底毛病，尤其是所谓无极、太极、几、数、理、势、情、性、体、用。其所以明知而故犯之者就是因为我要把一部分对于这些名词的情感转移到这本书的一部分的概念上去”，可见金岳霖的中国传统哲学“情感”以及“情结”。正是这种西方哲学中国化阐述的治学态度，使他在回国以后也热衷于哲学普及的工作，认为“一个新学科，只有普及才能为群众所了解”，“只有普及后，一个新学科才有生命力！”[2]五十年代末期，他组织编写了《逻辑通俗读本》，再版5次，发行60多万册。六十年代初期，他建议逻辑工作者应该下乡进行调查研究，总结农民和农村工作中的逻辑问题，向人民群众普及逻辑学，将逻辑学逐渐成为群众手里的有用知识。八十年代初期，又担任了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名誉校长。

如此立足于中国问题意识的“中西合璧”的治学态度，将现代中国哲学体系创制与中国传统哲学资源进行积极关联，是二十世纪上半叶金岳霖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学术姿态。陈寅恪称道：“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果亦当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两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诚哉斯言，金岳霖的新实在论、梁漱溟的新儒学、冯友兰的新理学、熊十力的新易学、贺麟的新心学、张岱年的新唯物论，都是自觉地奉行与中国古典哲学有机融合的结果，“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因此，金岳霖的西方哲学中国化阐述和传统哲学现代化阐述，确实是值得目前“唯洋是崇”、“暴力图解中国”的学人深长思之的。

三

其次，在思想态度上，金岳霖是一个建立了思想出发点以及体系的哲学学者。

何为大师？他应该是一个有着清晰的文化出发点，由此而建立了自己观察和分析世界的思想体系，并开创了一个时代的人。应该说，金岳霖也有着自己稳固的文化原点和完整的学术体系。许多学者在个案研究或者整体研究上新见频显，颇有创新甚至开拓之处，却是显得零碎或者片断，无力在格局上进行宏观布局以及建构，故难成气候。金岳霖的卓越之处，在于他不但将西方现代逻辑引见到中国，而且与中国哲学进行有效的“嫁接”研究，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哲学思想，被称为中国现代拥有自己完整学术体系的少数哲学家之一。

金岳霖的大师风范，并没有体现在著作等身或者桃李满天，他一生只有三本个人著作，却是凭借如此寥寥的专著数量，建构了自己的学术身份。他是一个有着强烈哲学严谨思维的哲学家，他的著作历来以“思想之深刻、分析之细密、措辞之谨严”为其特征，他不愿意轻易发声，一发声则必是经过思辨的激烈博弈和逻辑的反复“敲打”，有思想，有“玄机”，有推理，有新见。他的哲学体系，主要体现在本体论和知识论两个方面，《论道》乃是他的本体论，《知识论》如同其名乃是它的知识论或者称为认识论，后者以前者为基础。如此哲学体系，既是近代的也是民族的。冯友兰评价金岳霖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懂得并引进近代逻辑学的人，也是使认识论和逻辑学在现代中国发达起来的第一人。由于它的显著哲学“天机”，使后人研究他的系统哲学思想也是难度较大。

他是一个有着赤子之心而毫无杂质的哲学家，他纯粹地进入哲学系统，他因为与友人在巴黎街头偶遇“吵架”，发现了逻辑的有趣和有用，并一头扎进逻辑哲学的研究之中，并长期纯粹地以逻辑学说为自己学术“安身立命”所在。曾有论者批评他晚年政治“跟风”，似乎有失知识分子的立场以及他个人哲学思想的“始终”，我认为这也应该与他的纯粹有关，他的“跟风”是真诚的，如同他自谓的中国被瓜分的问题解决了，他是纯粹地相信政权以及政治理念，故而与他的人格思想与哲学体系是相通的，他在时代的浪潮之中纯粹地对接自己的哲学与政治的号召。他自称：“世界上似乎有许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3]“哲学动物”的金岳霖，以自己“满脑子的哲学问题”建立了现代卓越的人类理性、诗意和宗教三者结合的哲学体系。

他是一个有着童心甚至顽童情怀的哲学家。哲学是研究人类终级问题的学问，大概与童心颇有一种异质同构的关联，因为两者都是“游戏”，只是前者无目的性而后者有目的性。金岳霖自我剖析道：“坦白地说，哲学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游戏。我们可能天真地做哲学游戏，这立即使专家感到可笑和气愤，但是我们尽可能努力根据哲学规则来做哲学游戏。我们不考虑成功或失败，因为我们并不把结果看作过程的一半。正是在这里，游戏是生活中最严肃的活动之一。其他活动常常有其他打算。政治是人们追求权利的领域，财政和工业是人们追求财富的领域。爱国主义有时是经济的问题，慈善事业是某些人成名的唯一途径。科学和艺术、文学和哲学可能有混杂的背后的动机，但是一个人在肮脏的小阁楼上做游戏。这十足地表达了一颗被抛入生活之流的心灵。”[4]正是“哲学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游戏”，而且不是“一个人在肮脏的小阁楼上做游戏”，在西南联合大学时有学生问他“为什么要搞逻辑？”他顽童一般地回答道：“我觉得它很好玩。”自然，如此“好玩”已经是一个哲学概念。

基于上述思想质素，从某种意义而言，金岳霖也就成为中国近代实证主义思潮的逻辑终结者，从而构成了神圣虔诚的哲学体系。郭湛波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一书中评述道：中国近50年思想方法上，真正能融会各种方法系统，另立一新的方法系统，恐怕只有金岳霖先生一人了。他的思想过于周密，理论过于深邃，而文字过于谨严，不善于用符号的人不能了解其学说思想，而善于运用符号的人既不多，故而了解金先生的学说思想的人甚是寥寥。

四

再次，在政治态度上，金岳霖是一个内儒外道的现代知识分子。

1922年，时年28岁的金岳霖发表了一篇题为《优秀分子与今日的社会》的文章，他提出了自己对于知识分子的理想期盼以及人格期许，一是希望知识分子能够成为“独立进款”的人，“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二是希望知识分子不做官，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官当作职业的意思。若是议定宪法修改关税的事都是特别的事，都是短期的事，事件完了以后，依然可以独立过自己的生活”；三是希望知识分子“不发财。如果把发财当作目的，自己变作一个折扣的机器，同时对于没有意味的人，要极力敷衍”；四是他希望知识分子能有一个“独立的环境”，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5]

显然，这是金岳霖的知识分子“乌托邦”，而且，它只能出现在“五四”文化启蒙之后的二十世纪上半叶，它有着去“学而优则仕”的历史进步，也有着书生意气的“幼稚病”以及局限性。不过，金岳霖自己倒是如此去身体力行的。例如“不做政客”，他自称“解放以前，学校的官我没有做过，唯一例外是我做过一次评议员。”建国以后，他虽然做官了，但也不知如何“办公”，基本属于无为而治。

但是，“不做政客”，并不意味着他对于政治没有兴趣，或者说对政治没有兴趣，并不意味着对于政治没有见解。在美国留学时闻悉袁世凯复辟，他悲愤得大哭一场；抗战时期，听到有人胡言抗日会导致亡国亡种，他情绪激动得几乎动手打人；后来，他在许多公开发表的宣言中签名表态，对于学生运动也是一贯支持；1948年，为了抗议美国的扶日政策，他带头拒领美国救济面粉。解放以后，由于对新中国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以及由此产生的感激和报效之情，他积极投身于各项政治运动，甚至批判和否定自己的哲学体系。对此，有些学者颇有微词，“金先生于1949年以前及以后追求了两个很不相同的理想”，“所以一个人如果多年来专心追求一个理想而中途忽然转向另一个理想，恐怕不易得到像持续一个理想所能得到的成绩”，[6]甚至认为“对他50年代以前的哲学的片面的批判和否定，使我感到愤怒和痛苦。对此，金到底是如何感受的，我们已不能详细得知了，但我忍受不了。从理智上，我同情他，一心想为他的所为做出辩护，把他个人的悲剧性失误，转换成同时代的悲剧性曲折；但是，从感情上，我不能原谅他，我甚至反感，我要求他对他自己的失误承担责任。”[7]

在此，金岳霖的政治态度似乎构成了一种悖论甚至分裂状态，对政治不感兴趣，但是，兴趣又非常之大；对政治的兴趣，否定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尽管他的哲学体系是自成体系、有始有终的。如果细加分析，金岳霖的政治人格具有一种知识分子以及时代的典型性格，具有现代知识分子的重要案例性质。从知识分子的人格空间而言，中国文化是儒道释互通的，何时为儒、为道、为释，则以视时而定，是为“中庸之道”，从而成为内心调适以及人格平衡的“支点”或者“通道”。千年科举，十万进士，“中国书生也就习惯了这种怪异的平衡：愤世嫉俗而又宣布与世无争，安贫乐道而又天天嫉恨”，“科举制度使多数中国读书人成了政治与文化之间的骑墙派，两头都有瓜葛，两头都有期许，但两头都不着落，两头都不诚实”，“政治和文化构成了一个纠缠不清的怪圈：不太娴熟政治，说是因为文化；未能保全文化，说是为了政治。”[8]这是古代“中国文士”的人文性格图谱，金岳霖作为显现代识分子，人到中年已至中央研究院院士如此最高的学术地位，自然无须“伺机”与“骑墙”于“政治和文化”之间，但是，这种“纠缠不清的怪圈”文化基因，仍然有所承继或者说是残留。在金岳霖辈的现代知识分子，它集中地体现为“外道内儒”，表面上“宣布与世无争”和“安贫乐道”，其实，内心里则是有着时隐时现的“参政意识”，构成了一种既矛盾又和谐的政治人格“肌体”。

从时代的政权变化时间而言，新中国的建立解决他担忧的中国被瓜分的问题，直到临终观点仍然如此，他的遗嘱如下：“哲学所党组负责同志：我可能很快结束。我要借此机会表示我感谢党，感谢毛泽东同志，感谢全国劳动人民，把中国救了。瓜分问题完全解决了。四个现代化问题也一定会解决。我死之后，请在我的存折中提出三千元献给党。请不要开追悼会，骨灰请让清风吹走。”“把中国救了。瓜分问题完全解决了”的感恩思想，使他产生了报恩和报效的心理，故而他与政治发生了强烈的联系。这里，不能过多地强调政治对于知识分子的控制以及压抑，而是应该注意知识分子对于政治的拥护以及自觉，他们是心甘情愿地裹卷入这场中国历史上的变更过程，尽管有失误、有痛苦，甚至有灾难，却是“克己复礼”，有真诚，有情怀，如同金岳霖所称，今年是一年级的学生，“明年是二年级，十年八年总有进步。”晚年金岳霖有着如此的反思：“在解放前，我没有搞过什么政治，那时我似乎有自知之明。我在解放后是不是失去了这个自知之明呢？解放后，绝大多数的人都心明眼亮起来了，难道我反而糊涂了？我也没有变成糊涂人。事实是既有政治，也是‘政治’。”[9]这种前后历时的人格悖论，确实是缘之于“既有政治，也是‘政治’”，有着时代的合理性和规定性。

因此，金岳霖的政治态度，仍然逃脱不了中国知识分子“外道内儒”的精神“地图”，智慧如金岳霖的哲学家，在强大的传统和时代的“把控”与“浪潮”面前，仍是会将“纠缠不清的怪圈”逻辑以及底线坦然无遗地呈现出来，因为他是一个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如同他自己文章题目所称的《对于政治，我是一个“辩证的矛盾”》，也因为“我是一个搞抽象思维的人，但是，我终究是一个活的、具体的人。”[10]

五

最后，在生活态度上，金岳霖是一个大雅大俗的特立独行者。

金岳霖的名声，能够溢出哲学界以及学术界，在社会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以及知名度，除了赫赫学术成就，恐怕也与林徽因的“关系”以及雅俗一体的“奇形怪状”生活方式有关。说是大雅，他研究的是形而上的哲学，而且，是连专家都较难深刻把握的逻辑学和认识论，如同徐志摩所称的：金岳霖的嗜好是捡起一根名词的头发，耐心地拿在手里给分。他可以暂时不吃饭，但这头发丝粗得怪讨厌的，非给它劈开了不得舒服。“他的博士论文在半个世纪以后仍有国外学者在引用。他精通英文，平时用英文思考哲学问题。他能准确地分辨出英国不同地区的发音，他用英文写的散文曾被大学外语系选作范文。他喜欢诗词，不仅能背诵许许多多古代诗词名篇，还能对古代诗词作品做出令方家叹服的评论。他擅作对联，常把朋友的名字嵌入联中，浑然天成，令人叫绝。他对绘画有很高的鉴赏力，尤其对山水画的布局和意境问题有深刻的理解。他酷爱京剧，家中收藏许多名角的唱片，他说看看唱片仿佛就听到了声音，他自己也能唱。他爱好打网球，穿着高档的网球运动员服很像专业运动员，当年曾在巴黎一次留学生网球比赛中荣获亚军。”[11]自然，与他来往的“人物”也大多是“鸿儒”，例如张奚若、胡适、徐志摩、梁思成、林徽因、钱端升、陈岱孙、周培源、邓叔存、陶孟和以及美国费正清、英国瑞洽慈等学界名流。在外形上，他有时西服革履，执着手杖，戴着墨镜，俨然地道英国绅士派头；有时着运动衫，穿短裤和球鞋，颇像一个风流倜傥的运动员。显然，多年欧美留学经历，使他的思维和生活方式都有浓郁的西方绅士做派，包括西方绅士的幽默情怀。

说是大俗，他似乎又是一个活脱脱的北京“大爷”甚至中国“顽童”，形而下地天真烂漫，率性而行。“他酷爱养犬斗鸡，并且安之若素地看着大斗鸡大模大样地啄食桌上菜肴，与鸡平等共餐。由于喜欢养斗鸡，金老对于中国各地的鸡也颇有研究，其兴趣和认真一点也不亚于今天小孩的集邮瘾。他认为斗蛐蛐需要高度的技术、艺术和科学，他的屋角还摆着许多蛐蛐缸。他还喜欢上面有盘龙图案、下面有海水图案的清朝花衣，还对绸缎颇有研究，并建议国家恢复宁绸的生产。”[12]他的侄子、北京大学教授金鼎汉称道：金岳霖的家里有好几箱玩具，他平时有时自己玩，我的孩子去了也玩，玩完就经常得到金岳霖的赠送，说拿走吧。金岳霖“顽劣”甚至让人捧腹大笑。根据杨步伟所忆，在清华大学教书时，某日金岳霖致电于他，称有要事相商，请他来自己家里一趟，杨步伟问他何事，金岳霖无论如何不肯说，只是央他快来一趟，越快越好，并称事成之后请他吃烤鸭。作为医生的杨步伟，赶紧与赵元任一起来到他家，才知道金岳霖的一只鸡，一个蛋三天还没有下来，原来他喂的鱼肝油吃多了。杨步伟见状后哭笑不得，将已经悬在外边一半的鸡蛋一下掏了出来。金岳霖如释重负，赞叹不已，虔诚地请他们两人吃了烤鸭。他的“朋友圈”，除了上述的“鸿儒”，社会上的“三教九流”也是无所不有。

金岳霖在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生活与生存形态之间自由穿行，非常“突兀”甚至“怪异”地大雅大俗“两端”特行，如同有的论者所称的“地上生活浪漫情、云端分析理性魂”，[13]自然与他的终身未娶有关，因为他失却了家庭生活乐趣，只能到其他的“生活方式”中讨“乐趣”，由由此表明自己的“存在”以及“幸福感”。金岳霖也自谓自己是一个“脱离了亲戚的生活”而“进入了朋友的生活”的人。[14]更为重要的是，金岳霖的天真烂漫犹如顽童，洒脱飘逸宛如名士，也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结构有关。冯友兰称金岳霖颇相似嵇康，乃是“越名教而任自然”，也是“雅人深致”、“晋人风流”的具体表现，并通过此来平衡与圆合自己的情感和思想世界。金岳霖自称：就我个人来说，我是在抽象方面思想能够相当精细而在人与人之间情感百分粗疏的人，在行为上难免不懂规矩，不守章法，不顾人情，不习世故，因此，在生活上难免横冲一阵，直撞一阵。如此“横冲一阵，直撞一阵”，自然与“在抽象方面思想能够相当精细”的生活形态构成了一种制衡关系，从而能够来去自由，自得其乐，也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养护以及人生练达的行为方式。

[1] 余秋雨：《中国文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65页。

[2] 王浩：《金岳霖学术思想研究》，第330页，第331页。

[3] 金岳霖：《唯物哲学与科学》，引自汪子嵩：《漫忆西南联大哲学系的教授》，《光明日报》2008年5月7日。

[4] 引自《金岳霖：风流名士的洒脱激情》，人民网2006年3月14日。

[5] 金岳霖：《优秀分子与今日的社会》，《晨报·副镌》1922年12月4日、5日。

[6] 王浩：《金岳霖学术思想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8页。

[7] 王中江：《理性与浪漫 金岳霖的生活及其哲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5页。

[8] 余秋雨：《中国文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381页。

[9] 刘培育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0页。

[10] 刘培育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0页。

[11] 刘培育：《风流儒雅是吾师》，语文网中网2007年1月17日。

[12] 引自《金岳霖：风流名士的洒脱激情》，人民网2006年3月14日。

[13] 引自王中江、刘卓英：《金岳霖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

[14] 引自金岳霖：《金岳霖回忆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