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音乐对其他声音元素的替代性功能

影视音乐可以定义为一种存在于影视作品中的音乐，它是构成影视作品的重要元素之一。影视是一种视听语言，“视”泛指一切在屏幕上显现的东西，除了主题映像，也包括黑场、字幕等；而“听”则是指一切从放音设备中播放出来的声音，影视作品中的声音元素不只有音乐，还有人声和音效。音乐从属于声音，是影视作品中应用最早的，发展变化最大的一种声音，因为它具有最强的艺术表现力。在了解过音乐元素表现出来的功能后，影视音乐对于其他声音的影响也是影视音乐功能的体现。

（一）音乐对人声艺术化利用

人声顾名思义，就是由人物发出来的具有描述性作用的声音，它包括独白、对白和旁白，人声通过与画面的结合来叙述故事内容、刻画人物性格、扩展镜头内容、推动剧情发展的作用，简单来讲，人声最具有具象性和直接性，它是影视作品进行叙事最简单明了的一种声音形态，而音乐则是一种非描述性的声音元素，它以抽象性思维引起欣赏者的想象以达到其特有的美感，然而在影视作品中，音乐在画面和具体故事情节的解释中，有时可以代替人声，产生一种艺术化的叙述效果。事实上，音乐有时候确实能够代替人声，中国传统的拉弦乐器二胡就经常用拉奏出来的音符在舞台上模仿人说话。《西游降魔篇》是喜剧电影大师周星驰沉寂四年后执导的又一力作，电影讲述的是年轻时代的唐僧作为驱魔人，以大爱之法降服水妖、猪妖和猴妖，最后为寻求“大爱”之真谛带着三位徒弟踏上了西游取经之路，故事中亦涉及一段唐僧与段小姐之间爱恨交缠的爱情。在此片中，周星驰虽并未直接参演，但作为导演，他追求每一个细节的完美和创新，在声音上也毫不含糊。片中有一处音乐的运用，可以说将叙事和表现都推到了一个更新的领域：猪刚鬣在未现原形之前，是一个风度翩翩的美男子，此时运用了中国戏曲风格的音乐，京腔京韵与猪刚鬣程式化的动作相辅相成，让人以为他就是一位温文尔雅的人，与后边的残忍暴躁形成了明显的对比。最有看点的地方是他与两位道士的对话中，自始至终都没有开口讲话，而是用锣鼓敲打出来的有节奏的音乐代替，这里就具备了很多隐含的意思：用音乐回答女道士的问题，简单而直接，观众也能配合其动作读懂他说话的意思，这是一种创新，同时给观众造成了一定的悬念，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果然，后边他一张开口，就变成了一个祸害人群的残暴的妖怪。这都是这一段打击乐所营造起的一种新颖的叙事方式，这样的镜头让影迷们耳目一新。当然，除了能代替人物的独白和对白，音乐也可以以画外人的身份出现来诉说，形成一种独特的解说词，适当的代替一些旁白，而使得画面更有意蕴。如在影视剧中描绘一个特殊的自然场景时，会以极具民族特色的音乐来衬托，而不需要旁白的苍白解说，观众在音乐中就能感受到那画面中场景的地理特征和风貌。

（二）音乐对音效替代性应用

音效是指人声和音乐之外所有的声音，它包含范围极广，包括自然界所有的声音以及现代用电脑技术制作出的特殊音效。用音乐代替音效不是一个新鲜的问题，音乐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也属于音效的一种，他们都不能诉说真实内容，但都是为了产生一种真实感，因此使音乐具备音乐和音效两重属性是可行的，在有时候也是必需的。影视音乐音响化运用的理论根据是格式塔心理学派代表人物库尔特·考卡夫提出的“类似律”，他认为凡是形态相近、质感相似的事物都可以形成圆满组织的趋势。

《疯狂的石头》能准确把握音效化的音乐，在很多的场景中都运用这种音乐，影片中，价值连城的翡翠玉石第一次公展时，现场涌来了许多的参观者，展厅里人声嘈杂，背景音乐则是用了一个民族味极重的男声独唱，这时的这个歌声与剧情无关，并不以音乐的意义发生作用，而是被同化成了一种嘈杂喧闹的背景音响声音，这是音乐作为音效的一种形式发挥作用；58‘16”处，三宝独自站在天安门广场，《我爱北京天安门》的童声合唱响起，事实上并不需要用这首歌来交代环境，因为画面已经表达得很清楚，而且整首歌曲也与故事没有任何关联，它只是作为一种讽刺性的声音出现，兼有搞笑的成分。音效化的音乐往往以背景音乐出现，才可产生音效效果，如果在影片中，音乐占据了主导地位，那它一定无法形成音效，因为主导性音乐一定会隐含一定的独立的含义或思想，以期完成音乐的效果。

总之，人声化和音效化的音乐是对音乐本身的一种延展性应用，它在保持音乐原有形态的基础上，通过改变它的意义来增强整个影片的色彩，这是一种艺术上的突破，也是音乐发挥其美学特性的一种重要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