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音乐的时代性_新时期的电影音乐应如同其母体

音乐是最富有时代感的艺术，必须同时代一起前进。钟惦棐先生说过：“电影音乐是电影的有机构成之一，是电影中一个极为活跃的因素，是空间艺术的时间走向，是故事情节中属于情绪渲染与凝结的产物，是电影美学中的独立篇章。”新时期的电影音乐，应如同其母体—新时期的电影一样，高扬着探索精神在做一次飞翔，这一次飞翔离不开“新时期”这一特定环境。

同文化的发展一样，影视音乐的发展也具有明显的时代性。是指影视音乐历史的发展而产生的新的内容和形式，体现在对传统影视音乐文化价值的选择和对新的影视音乐文化的判断。新时期影视音乐观念的变化也是一个演进的过程。在我国，1979年的影片《小花》中的《绒花》一歌，开启了一个时代的电影美学观念。这一成功的艺术构思标志着电影美学观念和70年代以前的美学观念彻底决裂。

新时期的电影音乐超越了“图解画面，渲染情绪”的浅陋格局而更多地追求思想上的深度，电影音乐根据电影画面的特定环境、特定生活场景的需要，把握住具体事物，具体人物，具体场景以具体音响的特征，为画面提供一种声音的造型，并对画面的动作效果及影片的时代气氛，民族色彩，民间风格方面做出补充与阐释。这种艺术观念并非浅显地、表象地、外在地停留在追求与画面的吻合的一般意义上，而是着意于深化影片画面背后的思想主旨，立足于对影片思想主旨的开拓，从影片思想深层去发挥音乐的艺术功能，亦即穿过音乐的感性阶段而赋予音乐理性的内涵。使音乐具有批判的理性的潜力和张力。同时，也使音乐在铺到了电影上之后，就为影片增加了一层色调，这种色调恰是对电影新的解释。作曲家雷振邦为影片《冰山上的来客》配制的音乐，影响了一代甚至几代人，由王酩作曲的电影《小花》、王立平作曲的《少林寺》等，其分寸把握得恰到好处。这一时期的音乐作为电影的一个重要元素，呼之即出，挥之即去，但音乐形象却能有机地融合在银幕形象之中。中国电影音乐创作在谭盾这一代作曲家手中出现了一个飞跃。从创作角度分析，他们的电影音乐注重张扬主体个性，突出时代特征，可称得上是个有灵魂的群体。如作曲家赵季平为影片《红高粱》、《秋菊打官司》等配制创作的音乐以及谭盾为《卧虎藏龙》等谱写的音乐都达到了传统音乐所难以企及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