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音乐的地域文化特色

（一）任何音乐作品的语法和语汇都是地域文化的产物

地方色彩是民族风格的要素之一。如果说，民族风格是一个国家（或民族）音乐的共性，地方色彩便是个性。影视音乐具有地方色彩，便也有了民族风格。电影（包括故事片、纪录片、美术片、科教片等）和电视（包括电视剧及各种专题片）中的音乐，因其题材的特殊性和传播的广泛性，而使民族风格的重要性更为突出。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影视作品所占的特殊地位是显而易见的，经常跨出国门的中国影视音乐，是世界各国了解中国音乐的窗口。故此，我国的影视音乐是否具有中国特色即民族风格，是与中国音乐在世界的形象有关的大事。时空定位，画面的时空位置，往往需要音乐来帮助设定；特定时空赋予画面的特殊风格价格，常常需要借助音乐加以强调。音乐的时空定位功能，源于其本身固有的文化属性。我们知道，音乐不是“世界语言”，而是“方言”，任何音乐作品的语法和语汇，都是特定时代和地域文化的产物。我国西北地区音乐的四、五度旋律框架，中南、西南苗瑶系民族音乐的三度旋律框架，都代表着不同文化的不同音乐语法。当这些象征着特定时空的音乐形态与画面结合时，画面的时代感和地域性就凸现出来，音画在时空中定点契合，就构成影视作品独特的艺术风格。

因此，对音乐的时代、地域或文化群体风格的把握，应是作曲者必具的基本素质。风格的具体构成因素是多样的，旋律、节奏、调式、织体乃至音色、音腔、律制等任一因素，都可因其特异形态而构成音乐的特殊风貌。一把马头琴的呜咽能将画面框定在蒙古高原；一曲辽远悠长的“勒”即可将故事的发生地设定在古老的青藏高原。幼稚的“万能曲”之所以难以糊弄观众而易于损害画面，是因为观众本身是文化的造物，他们所承载着的几千年文化积淀指导着他们的价值判断的直觉，是不受自以为内行和高明的编导或曲作者左右的。

从过去的一些优秀影视音乐中可以看出，我们的不少作曲家很重视这一问题，比如电影《冰山上和来客》、《阿诗玛》、《五朵金花》、《东归英雄传》、《拉萨往事》、《秋菊打官司》、《新龙门客栈》、《尘埃落定》、《成吉思汗》等（当然，这些只是我已看过的影视片中举例）。这些影视音乐，题材内容不同，表现手法迥异，但却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欣赏这些作品，使我们深切地领略到了我国少数民族音乐的丰富多彩及其独特的魅力。在解决民族风格与地方色彩的问题上要把握好剧情、语言、表演、音乐的统一。影片《乱世佳人》的音乐创作就很重视对各种音乐风格的借用和引用，音乐中具有浪漫气息的管弦乐成分，但同样也体现了其他的音乐风格，迪克西兰爵士乐在影片中的情感抒发过程中，像回忆录那样，唤起对逝去生命的无限怀念，乡土特色的音乐表现了渴望回归的情感，而美妙的南方华尔兹舞曲音乐又体现了南方在战争中失去本色，无论是独特的或是民俗的都构成和体现了电影音乐的实在性。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电影音乐的真实面貌，在戏剧风格、情节剧风格、交响乐风格中摇摆不定，从叙事中流露出音乐情感主题。

（二）地方色彩的理解和对地域属性的把握

世界各民族的音乐都以地域的民族性为特征，与地区的社会及其民族文化紧密相联，具有迥然不同的民族音乐元素，这些特殊的民族音乐元素一旦脱离其依托的土壤，其本质和意义将发生变化甚至是根本意义上的变化。世界各个民族在不同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音乐艺术体系。在长期的音乐艺术发展过程中，不同民族和地区的音乐元素不断交融，具有极其深刻的人类社会发展演变和文化思想发展的痕迹。地方特色影视音乐的创作多直接取材于民间，作曲家要深入生活、收集第一手资料。早期电影《刘三姐》源自广西壮族音乐；《五朵金花》则运用了云南大理地区白族的民间音乐；《阿诗玛》运用的是彝族撒尼人的音乐；《冰山上的来客》是作曲家雷振邦广泛采集新疆民歌后加工创作的，还有影片《成吉思汗》原汁原味的蒙古族长调把地点交代得清清楚楚。主题音乐直接取材于蒙古族同名短调民歌的影片《嘎达梅林》，记录了这位为争取自由和土地而率众起义，最终献出宝贵生命的民族英雄。作曲家三宝为影片写了长达110分钟的音乐，并在影片中运用了酒歌、盅碗舞、长调、短调等大量民间音乐素材展现蒙古族人民的生活以及对英雄人物的赞美。戏曲音乐的出现能够明确地交代故事背景、人物身份、环境特征等。具有浓有的地方色彩的影视音乐，常能给人以清新而异彩纷呈的艺术享受。如电视连续剧《成吉思汗》，写的是铁木真的出生、成长、落难到成为成吉思汗，再从成吉思汗安邦定国到率铁骑拓展疆域，到一代天骄带着遗憾辞世，蒙古族羽调式音乐，全片音乐和谐统一，地方色彩浓郁。因此，在对地方色彩的理解和对地域属性的把握上，要对当地的生态有一个充分的认识，对当地的生产、生活节奏要有一个敏锐的感知。从而让音乐适合于电影的表达。

另外，乐器使用与民族风格的关系，也是创作中经常遇到的问题。从理论上讲，乐器是表达乐思，将乐曲传达给听众的工具，音乐的高低雅俗，或是否有民族风格，关键是乐曲本身，然而从创作实践及一些具体作品的效果看，问题并不这么简单。比如一部表现现代农村生活片，并已具有民族风格或地方色彩的主调，虽然使用管弦乐队演奏是可以的，但不如使用突出民族乐器的中西混合乐队效果更好。因此，乐器固有的音色效果和人们传统的欣赏习惯是不容忽视的。

乐器的使用，对音乐的民族风格，不是无足轻重的，而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人物或地点的音乐标记，音质优美的氛围以及表现这些的乐器特性都为听众和观众展开了一个想象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