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被殖民过程中同化、融合、共谋现象延长了殖民经历，民族资产阶级的存在把任何对立模式复杂化了。后殖民主义认为，那种把“欧洲”或“西方”置于同“东方”或“第三世界”对立起来的二元对立逻辑不再能被人轻易接受。当前的后殖民研究，突出探讨和展示了殖民论述和反殖民论述的内在矛盾。这些研究所挑战的，既是殖民者过去以其自诩的文化使命、企图全面驾驭和改造被殖民者的文明大计的失败，也暴露出民族主义试图重拾被殖民者失去的自我时，所面临的困惑和陷阱，它们包括殖民论述和民族主义论述都往往遗忘及排挤掉的多元文化、离散、混杂、流亡等的暧昧与矛盾的经验。它们共同体现了中心与边陲、殖民与被殖民、帝国与本土等化解的二元对立图式所具有的缺陷。重新解读殖民历史，清理各种各样殖民主义在文化、心理、意识形态、概念术语、想象结构等，以透过形象、文本、政策和体制，在新的全球环境下延衍再生，以打破殖民话语构成所主导的意象，这是后殖民研究的动力。
霍米·巴巴关注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史上的文化交流历史及其文化后果。二元对立曾经支撑了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以及法农的《地球上的不幸者》，巴巴则试图超越这种殖民关系分析的二元对立而独辟蹊径。巴巴通过对帝国语境下的身份形成、精神影响和无意识作用等问题进行再反思，把人们对早期殖民话语分析的关注，转移到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主体性的建构和分化的方式上来。巴巴认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关系要比萨义德和法农所说的更为复杂、微妙，在政治上更加含糊。这主要是因为在殖民关系中，精神影响和身份区分的矛盾状态（如对“他者”的欲望和惧怕），使殖民者与被殖民者无法以一种“天衣无缝”的对抗模式存在。[1]
霍米·巴巴指出：尽管殖民关系中双方的角色在精神上的两难局面导致了双方的某种“共谋”，但同时也通过一种“心理游击战”，开辟出可令本土主体包围殖民势力的一些新途径。另外巴巴还阐述了两种抵抗模式：一是“不及物的”（或非直接的）抵抗力，它是《东方主义》中所说的抵抗力恢复了元气，而没有诉诸法农后期著作中的最高权威主体；与此相对照的是一种“及物的”或“直接的”反抗力，它通常被看作是被殖民者能动力的表达。巴巴从两方面对其及物而活跃的非主流阶层的反抗形式进行了说明：首先，被殖民主体已被赋予力量而能回敬殖民者的凝视目光并敢于向它挑战，这样，模拟也是对统治过程发动的战略反攻，它将被歧视者的凝视转回到权力之眼。其次，模拟者也可以拒绝回敬殖民统治者的目光，这是以另一种方式同样可以动摇殖民权威；拒绝是一种有效的反抗之举，这不仅是精神性的，也是政治性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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