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影坛的广东侨乡电影人群体”,是笔者近几年对中国早期电影人研究中首次提出的一个概念,在其他研究民国电影的学者著作中鲜有涉及。自然,这与笔者身在广东五邑侨乡不无关系,因为在广东所有侨乡中,诞生电影人最多的还是五邑侨乡,杰出电影人物几乎贯穿一部百年中国电影史。民国电影人物在广东侨乡集中涌现,他们的思想形成以及精神追求,无疑都受到侨乡文化的影响,这也为我们解读侨乡历史文化另辟了一条蹊径。
一、民国影坛的广东侨乡电影人物谱系
郑正秋
在研究民国电影史的时候,研究者其实不难发现,早期中国电影人的主体基本上是由广东人和浙江宁波人组成,而广东人占据大半。2005年,北京“中国电影博物馆”开幕,由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决定,选出中国电影史上五位杰出电影人为“中国电影开拓者”,并树立铜像,作永久纪念。最后确定任庆泰、郑正秋、黎民伟、夏衍和袁牧之五人,五人中就有两人来自广东。另外,民国电影史上的三任电影皇后张织云、胡蝶和陈云裳,全部是广东女性,这个现象不由笔者对此产生浓厚研究兴趣。然而在深入研究的过程中,笔者还进一步了解到,民国影坛广东电影人群体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优秀团队,而且这个群体人员几乎全部集中在广东侨乡。如潮汕侨乡的郑正秋、蔡楚生、陈波儿;中山侨乡的阮玲玉、卢根、黄绍芬、郑君里、特伟;番禺侨乡的罗明佑、张织云,谢添;佛山侨乡的严珊珊、杨耐梅等。当然,早期电影人最多的还应该是五邑侨乡。说到五邑侨乡的电影人,绝大多数人津津乐道的是目前走红影坛的几位香港明星,如周润发、刘德华、梁朝伟、甄子丹、容祖儿、曾志伟等人。其实,五邑侨乡历史上早就出现过许多电影大家,如黎民伟、黎北海、林楚楚、胡蝶、李旦旦、关文清、司徒慧敏、黎灼灼、陈云裳、黎铿,还有同一时期在好莱坞影坛产生较大影响的第一位华人摄影师黄宗沾、第一位华人女导演伍锦霞、以及好莱坞著名华人女演员黄柳霜、黄耐霜等,他们都为中国早期电影乃至世界电影做出过杰出的贡献。虽然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并不出生在五邑侨乡,但由于亲友与家族的关系,他们与五邑侨乡却有千丝万缕的精神联系。如黎民伟兄弟每年都要回新会“拜山”“祭祖”;胡蝶也在少女时代常与父亲回鹤山探亲;关文清、司徒慧敏与故乡开平亲友们始终保持联络;黄宗沾、黄柳霜也曾回国访问,与前来探视的台山亲友会面,以及广东电影人相互之间的来往,这些都难免他们的思想与行为不受广东侨乡社会与文化的影响,并在民国影坛形成一种独特的群体文化特征。
“民国影坛的广东侨乡电影人群体”的出现,可能与广东受电影文化影响比较早有一定关系。而电影文化在广东的传播,与华侨却有关系。“1903年,一位回乡娶亲的华侨带着风光短片,在西关高升茶楼放映‘电影戏’。此后,一些临时性的零星放映活动时有出现,而营业性的放映场是二三十年代才涌现的……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电影院便如雨后春笋般在广州林立。当时最早的电影院是‘明珠映画院’,它于1921年在长堤大马路落成公映。广州市的电影院中,大多数为美国华侨集资创办。”[1]而在美国的华侨,绝大多数又是从五邑侨乡出去的。除了广州,同样在民国时期,由于华侨将电影带入国内放映,广东各地侨乡电影院也非常多,直接影响了一大批海内外有识之士积极投入电影这个新型而又先进的文化事业。
陈波儿
黎民伟的挚友,也是上海联华公司的老总罗明佑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初就曾经说过:“从我于民国八年‘五四’运动时办真光电影院起,我随时随地都遇见广东籍的银色战士,时间至今已有二十三年之久,空间包括国内外。在我未加入电影战线之前,便有广东人致力于电影。我们可以安全地说自最初的中国电影至最近的中国电影,悉由广东人领衔演出。”[2]广东侨乡为中国电影史贡献出那么多优秀的电影人物,自然不是偶然的现象,侨乡文化无疑是一块培育艺术人才的肥沃土壤,民国影坛的广东侨乡电影人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典型群体。所以笔者试图从研究广东侨乡文化与这些早期电影人关系入手,对民国影坛广东侨乡电影人群体,作一个大致的阐释。
二、侨乡社会对早期电影人的思想影响
几乎所有的广东侨乡,都有一个显著的地理特色:大都背靠内陆面临大海。如潮汕侨乡,位于广东东南部,濒临南海,地处韩江、榕江、练江出海口。中山侨乡与五邑侨乡紧密相依,都位于广东中西部,珠三角西部,南濒南海,毗邻港澳,交通发达,尤其五邑侨乡,是中国第一侨乡。“五邑是广东最早向海外移民的地区之一,最早以新会籍为主体的五邑籍华侨主要迁往东南亚;后来,美洲成为一个新的迁移方向,以台山籍为主体的五邑华侨构成了美洲尤其是美国华人的主体。”[3]潮汕华侨集中在东南亚一带,而五邑华侨则大都在欧美各国,因此,相比开放的五邑侨乡,在文化形态上,潮汕侨乡文化更多地体现在对传统文化继承方面。“这种文化的核心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缝衔接’,为什么这么说,原因在于,汕头特色的地缘文化使其相对独立地传承和保守着古老、纯正的中国传统文化。”[4]其实,这种开放与坚守并存的现象,在广东侨乡社会中是普遍存在的:一方面对西方先进文化的大胆接受,一方面又坚守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这似乎是一种悖论,但又将二者结合得非常自然,因而形成一种非常独特的文化形态,对广东侨乡早期电影人思想与性格的形成,起到一定的作用。如潮汕侨乡人郑正秋所编剧的电影,特别具有民族性,尤其善于写家庭伦理剧,从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切入,用新的民主思想批判社会种种不良现象,从而闪烁着人道主义的光辉。
众所周知,广东也是中国革命的策源地,孙中山领导的广州起义以及后来的辛亥革命,都与侨乡社会结下不解之缘,据有关史料记载,孙中山曾多次来过五邑侨乡,从事革命活动。他的许多亲密战友如陈少白、李纪堂、伍廷芳,都是五邑侨乡人。另外孙中山的革命不仅得到五邑海外华侨的大力支持,也有五邑电影人参与其中。如黎民伟在中学时代,就在陈少白的引导下,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并参加了广州起义用戏箱偷运枪械的活动。1914年在香港与美国人布拉斯基合作,参与拍摄了香港地区第一部电影《庄子试妻》。黎民伟后来自己在香港成立民新公司时,又追随孙中山,拍摄了大量表现孙中山革命活动的记录影片,成为孙中山的义务“随军摄影师”。虽然,黎民伟一直生活在香港,但他却与故乡五邑侨乡有密切联系,从他的日记得知,他几乎每年都与父兄回乡拜山祭祖。另外他与五邑侨乡的革命者陈少白李纪堂的亲密关系,使他对侨乡社会也有所了解与认识。
黎民伟后来去上海发展实业,创办上海民新电影公司。当时的电影界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原因主要就是“电影发明之初,原属于游戏场中的新玩意,后来泛滥市场的美国电影,也只是供观众消遣的精神产品。中国电影的开拓者,大都和新文化十分隔膜,本身又原有这种旧观点,自然更容易和外来的影响合拍”。[5]黎民伟作为一个革命者出身的侨乡电影人,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再三强调:“电影是大众宣传的伟大武器,我们的任务,是紧紧把握这种武器。”[6]因此,黎民伟在上海民新公司成立伊始,一直高举“电影救国”的大旗,自觉地抵制电影界不良的风气,决心在当时的电影大环境中杀出一条血路。所以,由黎民伟授意、欧阳予倩起草的上海民新电影公司的宣言上就明确申明,“宗旨务求其纯正,出品务求之其优美”,通过影片,把中国固有的“超迈之思想、纯洁之道德、敦厚之风俗”传至欧美,而且“同人意向所趋,不独在都会,而在穷乡僻壤之间也。”[7]这充分表达了黎民伟感时忧世为国爱民的思想,也体现了他对中国电影的民族倾向、社会价值、艺术审美以及教化民众方面所作的探索与努力,这不仅在当时乌烟瘴气的电影界显得十分难能可贵,而且也在精神层面上自觉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接轨。
其他侨乡电影人也是如此,据影史记载,长期与宁波人张石川合作的郑正秋,他早年以“药风”为笔名从事戏剧评论,就主张戏剧应是改良社会、教化民众的工具。郑正秋的电影思想的形成,明显受到当时新思潮的陶冶,也与潮汕侨乡社会对他的影响分不开的。
另一位来自五邑侨乡的电影女演员李旦旦,她曾经在上海民新电影公司,主演了《玉洁冰清》、《西厢记》、《海角诗人》、《天涯歌女》、《木兰从军》等影片,然而她却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走红上海滩之时,毅然去国外留学,后来又去日内瓦学习飞行,成为极富传奇色彩的女飞行员。抗战时来上海举行飞行表演,驾着飞机去南美等国为中国抗日募捐。据相关史料披露,李旦旦之所以去国外学习飞行,主要是受孙中山“航空救国”思想的影响,因为李旦旦的父亲李应生和叔父李沛基就曾经是辛亥革命的志士。
由于思想的不同,广东侨乡电影人与宁波电影人在拍片宗旨上也明显不同,大多数早期宁波电影人把拍电影当商品来做,市场意识很强,这在邵氏兄弟办的上海“天一”公司运营方面,表现极为明显,什么题材的影片赚钱就拍什么,该公司也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上海滩“神怪片”的始作俑者。而广东侨乡电影人则把拍电影与公益事业文化教育自觉地联系在一起,有一种责任心与使命感,甚至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黎民伟就是这样的人。黎民伟就曾经说过:“欲强中国,非普及教育不可,然推行电影事业,亦普及教育之一大助力也。”[8]罗明佑也曾大声疾呼:“罗明佑还在继续奋斗,并且准备奋斗至最后一刻——为了实践他的一贯目的‘影业救国’。”[9]郑正秋也始终坚持“教化大众”的编导理念,为早期中国电影开了一个好头。来自潮汕的陈波儿后来从上海投奔延安,成为新中国电影的缔造者之一。所以不难看出当时侨乡的政治社会环境以及民主自由的思想,对广东早期电影人产生的重要影响。
三、侨乡文化与广东电影人精神联系
广东侨乡文化最显著特点有这几个方面:“华侨踊跃捐资举办公益事业,文化教育和体育卫生事业比较发达。”其次“易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民风比较开放,对外交往比较频繁”。[10]这两个特点在五邑侨乡尤为明显。上个世纪民国初年,五邑侨乡就有发电厂、邮电局及长途公共汽车站,在华侨的大力支持下,还修建了新宁铁路,是广东唯一铁路交通发达的地区。另外,华侨捐资办的乡村学校多不胜数,而且还有华侨捐资办的民间图书馆,如新会景堂图书馆,赤坎镇的关氏图书馆和司徒氏图书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几乎与省会广州同步,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五邑侨乡就有了电影院。台山 “联华戏院”开始放映无声电影。这之后,各类影戏院遍布五邑各县。其中开平赤坎的“蟾宫影戏院”最为出名,因为“该院与上海联华电影公司联营,联华提供有声电影片源,影戏院又改名为‘蟾宫有声影画院’,一代电影表演艺术家阮玲玉主演的《故都春梦》、《新女性》等影片陆续在古镇上映。”[11]由此可见,五邑侨乡与广东电影人还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民国年间广东电影人的心理,都在一定程度上打上侨乡文化的烙印,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蔡楚生
郑正秋的电影明显带有潮汕侨乡的文化记忆。他担任编剧并与张石川联合导演的中国第一批故事片,其中最有名的是1913年拍摄的《难夫难妻》,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故事片。当然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因为最近有学者质疑,1913年郑正秋与张石川并非只拍了这一部影片,《难夫难妻》只是其中一部,因为该片有反封建色彩,所以特别有名。而郑正秋的这部影片取材于他的故乡潮汕侨乡,带有明显的潮汕文化特征,却是毋庸置疑的。这部“《难夫难妻》是由文明戏演员演出,以潮汕封建买卖婚姻习俗为题材,批判了封建婚姻制度的一部电影,这部影片放映时还配有潮州音乐更使电影富有民族色彩和地方特色”。[12]而作为郑正秋学生的蔡楚生导演后来居上,成为左翼电影的优秀代表。蔡楚生的成名作《渔光曲》,荣获1935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荣誉奖,也是第一部在国际获奖的影片,而蔡楚生拍这部影片,“他的取景全是在汕头的海边,渔民的生活、明丽的海景等等使这部片子在接受上得到最大的普及,以致国外的观众都高度认同。作为中国这样一个早期主要有内陆城市构成、审美观念内敛,重意象、喜山水的国家,能在电影传入初期,就以海洋为题材、无意识地在审美特色上较少去凸显本土化、暗合电影娱乐化、开放化的特性,早早使本国电影在世界电影之林崭露头角,这种种巧合或多或少都与潮汕文化有缘。”[13]当然,《渔光曲》取景其实是在东海渔场,并非“汕头的海边”。但蔡楚生一生确实对大海情有独钟,他从南海来到东海之滨的上海发展事业。晚年生活在北京,还来广东拍摄了他一生最后一部电影《南海潮》,这充分说明蔡楚生与广东侨乡文化的精神联系。
黎民伟
几乎与郑正秋张石川拍《难夫难妻》等影片的同时,1914年,黎民伟与美国人布拉斯基合作拍摄的香港第一部故事短片《庄子试妻》,也在片中表现了人性受欲望的驱使而不择手段最后自我毁灭的主题,开创了港片导人向善的风气。黎民伟的《庄子试妻》,虽然是由文明戏改编的,但黎民伟的电影只取材于其中“扇坟”一折,与五邑侨乡民风民俗有着隐约的联系。五邑侨乡对“拜山”(即清明上坟)的重视,是内地难以相比的,内地只有清明节一天拜祭,而五邑侨乡则延至一个月,个别地方甚至两个月。黎氏兄弟在香港时,每年都回江门拜山祭祖,表明对祖先的尊崇。《庄子试妻》中,庄妻对先人的亵渎与不敬,自然受到惩罚。黎民伟之所以看中这个题材,可以看成侨乡文化对他心理的一种投射。
民国有名的“艳星”杨耐梅,后来制作并主演的电影成名作《奇女子》,就是根据当时五邑侨乡台山狄海一个真实女子余美颜传奇经历改编而成。余美颜身为侨眷,为了反抗封建伦理纲常,离家出走,大胆追求性爱,最后看破红尘,在香港至上海的邮轮上留下“告全国女同胞书”,然后跳海自杀,成为民国年间轰动广东侨乡的一则社会新闻。按照当时的世俗看法,奇女子余美颜的行径几乎是大逆不道的。杨耐梅当时提出拍这部片子,当即遭到保守的宁波老板张石川的坚决反对,认为明星公司不会拍这样一部没有意义的影片。于是杨耐梅一意孤行自立门户坚持要拍这部片子,她力排众议亲赴山东找军阀张宗昌赞助,成立耐梅影片公司,并请史东山、蔡楚生联合执导而自己亲自担任主演,于1928年拍了这部电影。杨耐梅之所以执著地要拍这部电影,是因为同样来自广东侨乡的她,被真实生活中这位叫“余美颜”的广东侨乡开放女性叛逆行为所打动,从而在精神上产生一种认同与共鸣。
由于受开放的侨乡文化影响,广东侨乡的女性也同样具有开放的性格,她们作风大胆,敢作敢为,善于交际。侨乡开放的文化环境,诞生了一批早期中国最为杰出的电影女演员,“演员人才以广东为最多,特别是女星,几乎由广东包办了。原因之一是广东得风气之先,故女性投身影界者,较他省早而多。当张织云、杨耐梅红极一时,时中国的绝大多数女性还视她们为贻羞女界的‘妖精’。”[14]而上海电影界最初却启用妓女拍电影,如上海明星公司的早期女演员宣景琳,就是一个青楼女子。她被郑正秋发现,选她来演《最后之良心》的反派配角,发现她有演戏才能,就接连让她演几部影片,后来也是明星公司为她赎的身。而民国时代广东侨乡的女明星则大都为良家女性,有的还是喝过洋墨水的女学生,如前文提及的杨耐梅曾为上海有名的学校务本女中的学生,后来因为结识郑正秋而走上银幕。黎民伟的妻子林楚楚,曾是加拿大归国华侨,还是一位喝过洋墨水的女性。著名影星胡蝶、阮玲玉也是女学生出身的演员。广东女性从事电影这一行的,在民国影坛人数众多,叹为观止。侨乡开放的文化对这些女性的精神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四、侨乡传统风习对女演员心理影响
确实如罗明佑所言,民国期间广东电影女演员层出不穷,显然与广东“得风气之先”以及侨乡开放的文化环境有密切关系,胡蝶曾经在晚年回忆:“鹤山是我的家乡,逢年过节也随父母回乡祭祖。记得那时女性是不准进祠堂的,据说也不上族谱,但以后我成名时,名字又破例地列入族谱。由此我又知道男女不平等,妇女受歧视,是因为旧的眼光总认为妇女是无能的;妇女一旦在这个社会显示出自身的力量时,连最森严的礼教也刮目相看了。”[15]胡蝶的名字“破例地列入族谱”,自然有胡蝶“自身的力量”,但胡蝶出生于五邑侨乡这个相对开放的社会环境里,这种文化背景的熏陶,无疑培养了胡蝶独立自信、处世不惊的心理特征。胡蝶一生大红大紫,但也历经坎坷,先是与林雪怀解除婚约,后来又遭致马君武诗的误解,被认为是与张学良跳舞而误国的红颜祸水,其后又传其被戴笠霸占两年(此事尚需考证),最后遭受丧夫的打击。但人生的每一道坎,都被胡蝶以豁达之心一一化解,至于流传甚广的与戴笠的一段情感纠葛,胡蝶在回忆录中淡然一笔带过:“对于个人生活琐事,虽有传讹,也不必过于计较,紧要的是在民族大义的问题上不要含糊就可以了。”[16]应该说,胡蝶是具有生存智慧的广东侨乡女人。
这些广东早期电影女演员经常相互来往并用粤语交流,形成一种以地域为纽带的群体关系,也有个别的连普通话都不会说。据史料载,默片时代的电影皇后张织云虽然在上海长大,却只会说沪语与粤语,不会国语,这也是有声片诞生后,她无奈退出影坛的根本原因。阮玲玉的自杀,据说也有这方面的潜在因素。由于这些女演员与侨乡社会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侨乡传统风习对她们的心理影响是不同程度存在的。尽管在民国年代,广东侨乡环境开放,但对女性的精神约束也是普遍存在的。以五邑侨乡为例,由于侨乡的男人大都身在海外,被称为“金山客”,这些金山客,后来有了一些资金积累,强烈的叶落归根情结,便亲自归来或汇款回乡操办三件事:买土地、建房子、娶老婆。有的人甚至不回来也能娶老婆,让家中给提个亲,让娶回来的女人抱只公鸡成亲的也算有了家眷了。这些家眷基本留在侨乡,靠海外的侨汇生活,虽然大部分日子还过得去,但长期守活寡乃是不争的事实。另外各种各样的带有封建意识的乡规村俗对这些留守女人的精神约束也是非常严厉的。“在五邑侨乡,妇女们基本遵循古道,从事侍姑教子、织布耘田的活计,扮演着传统家庭主妇的角色。”[17]不少觉醒的女性“甚至对‘金山客’家庭中耽误女性光阴、强迫女性守活寡的男权统治进行公开的指责批评。”[18]前文提及的杨耐梅拍摄的奇女子余美颜的影片,余美颜就是五邑侨乡留守女性的一个特例,她不甘过这种守活寡的生活,离经叛道,大胆寻求性爱,最终落个悲剧下场。自然,拍摄并主演奇女子的杨耐梅,最后还是摆脱不了社会的歧视,不仅将自己嫁给了男人,还在极端苦闷之中走向吸毒、赌博自甘堕落的道路,晚景十分凄凉,甚至沦落街头行乞。所以广东侨乡在开放的环境下,封建的传统思想也是普遍存在的,自然,这种社会风习在潮汕以及其他广东侨乡也普遍存在。所以侨乡民国女性对和谐美满的爱情婚姻生活特别向往,大部分认为嫁个“金龟婿”比什么都重要,所以许多侨乡女性开放在先保守随后。这种开放与固守并存带有悖论色彩的独特文化,构成侨乡一道奇特的社会风习,尤其对早期电影女演员的心理塑造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阮玲玉
早期电影女演员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环境的不同,她们性格与命运也各有不同。同样是侨乡女性阮玲玉,性格与胡蝶完全不同。阮玲玉的父亲早逝,母亲又是张家的保姆,养成了她从小自卑而软弱的性格,侨乡传统文化固守的一面在她性格中起了重要作用。她很早就落入婚姻的围城,却是嫁错了人。虽然她为了自己的幸福,也曾抗争过,她还与导演蔡楚生产生过一段恋情,但“他们很难冲破封建旧习俗的藩篱,所以两人一直把爱恋深深埋藏在心底。1935年3月8日,阮玲玉在恶势力的逼迫下饮恨自杀,一朵纯洁美丽的花枯萎了”。[19]阮玲玉之死,固然有性格的原因,传统“封建旧习俗”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
黎民伟在拍摄《庄子试妻》时,让自己当过革命军的新婚妻子严珊珊在其中扮演角色,严珊珊因此成为中国影坛的第一位女演员,敢作敢为这一点从严珊珊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因为她受过广东革命的熏陶,黎民伟另一位妻子林楚楚就是严珊珊主动规劝黎民伟娶回来的。严珊珊认定林楚楚虽然喝过洋墨水,但本质上却是个贤妻良母。正如严珊珊所说的那样,林楚楚不仅是银幕上的贤妻良母,在生活中也是如此。严珊珊与林楚楚正好反映出侨乡民国女性思想开放与坚守传统的两个方面,她们虽然受过一定教育,既有敢作敢为的一面,但受传统文化影响也很深。即使是严珊珊这样的勇敢的女性,最后也还是脱离社会而回归家庭,成为黎民伟与林楚楚的家庭总管,与林楚楚一起,全力以赴支持丈夫黎民伟的事业。
张织云
由于受当时社会的影响,电影演员即使有名,也属于“戏子”一类,尽管有幸运如胡蝶者,名字进入祠堂,但在大多数侨乡人心中,还是属于社会地位低下的一类,特别是女演员。这点胡蝶说得非常清楚:“曾有人问我,何以当年从事电影工作的人员,演员以广东人居多。我想可能因为广东地处沿海,跑外洋的比较多,思想上比较开放,并不认为当电影演员有什么不好。而在其他地区,尤其在北方和江南,虽然对从事电影工作的人员、尤其是电影演员十分仰慕,但在另一方面又仍存在着排拒意识,所以若有自己子弟从事这方面工作必定激烈反对,乃至反目。”[20]来自广东侨乡在上海滩做生意的杨耐梅父亲杨易初,坚决反对女儿当电影演员,“她的父亲想送她去英国读书,但迷恋影戏的她没有听从父亲的安排。”[21]杨耐梅后来成为上海滩艳星,“引起家人的强烈不满。最终父女感情完全破裂。”[22]也有的电影女演员一旦情感有了归宿,则迅速退出影坛,与银幕告别。李旦旦后来去海外结婚并学习飞行,立即改回原名李霞卿。“数年后,当她作为飞行家回到祖国的时候,一位记者问她是否会重返银幕。据说,当时李霞卿对这个问题的反应有些尴尬,她答了一句‘请提都不要提这个问题’,似乎她对这一念头颇为恼火。”[23]显然,李霞卿并非以当过电影明星为荣,甚至不愿人们提起这件前尘往事。
更典型的还有上海孤岛电影皇后陈云裳。1939年,陈云裳被孤岛“电影大王”张善琨发现,从香港将她请到上海拍摄了《木兰从军》、《云裳仙子》等影片,很快声名鹊起,被观众封为“南国美人”,迅速红遍沪港两地。后来她又在张善琨经营的“华新”、“华成”、“新华”等影片公司拍摄了二十余部影片,被观众评为上海的“孤岛影后”。陈云裳形象绝佳,人品高雅,其家教甚严,自尊自律,红遍影坛没有任何绯闻。然而就在她走红上海滩事业如日中天之时,她与医学博士汤于翰相恋结婚,立即宣布退出影坛,这令她的老板张善琨大为不解。张善琨当时准备拍大型古装片《红楼梦》,便开出优厚条件想让陈云裳回心转意。首先让陈云裳反串贾宝玉,这无疑是展示演员才华的绝好机会。其次准备将这部电影放在陈云裳婚礼后第二天在全国公映,扩大陈云裳的影响。最后给予天价高酬,直接以金条计算。“张善琨很清楚,一个演员,要拒绝这样的条件,简直是不可思议。而这部‘陈云裳告别影坛杰作’一旦拍成,何愁钱财不会滚滚而来?然而,他低估了爱情的力量,陈云裳的态度很明确:既然她答应了汤于翰,从此息影,那么,不管条件何等优厚,她也绝不能言而无信。”[24]陈云裳曾经再三说过自己不是旧式女子,那她为什么要答应汤于翰“从此息影”,放弃辉煌的电影事业心甘情愿做相夫教子的全职太太?这里面后来笔者考证有政治原因存在,但也不能否定也有一定社会心理因素在起作用。“作为一个女人,她的退路,不是舞台和银幕,而是婚姻和家庭。”[25]陈云裳想依靠丈夫做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女人”的潜意识也是存在的,为了医学博士丈夫的社会地位与体面身份,不管自己在影坛多么大红大紫,都无济于事,放弃“戏子”的身份,这似乎是迟早的事。因为陈云裳毕竟不是杨耐梅,她更注重于家庭生活和丈夫的名誉,在事业与婚姻的抉择上,她毅然选择后者,把婚姻看得比事业更重,从这点来看,陈云裳本质上受侨乡传统风习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的。而对于陈云裳这样的优秀电影女演员,她在事业极盛时期弃影嫁人无疑是当时电影界的一大损失,但她的举动却一直被社会肯定并传为佳话,甚至连电影圈内也无人觉得可惜。
胡蝶的豁达,阮玲玉的软弱,杨耐梅的无畏,林楚楚的善良,陈云裳的果敢。这些对中国电影做出贡献的广东侨乡女演员,她们集现代与传统于一身,在民国影坛风姿绰约叱咤风云,而其中广东侨乡开放的文化与传统风习对她们心理的潜意识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注释】
[1]杨艳敏:《早期电影与社会》,《科技信息》,2007年第34期。
[2]罗明佑:《中国电影与广东精神》,李亦中主编《银海拾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4页。
[3]梅伟强、张国雄主编:《五邑华侨华人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8页。
[4]龚东刚:《中国早期电影传播中的“汕头现象”》,《电影评介》,2011年第2期。
[5]柯灵:《试为“五四”与电影画一轮廓》,《柯灵电影文存》,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年,第294页。
[6]黎民伟:《处事良言》,俞小一、黎锡主编《中国电影的拓荒者黎民伟》,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68页。
[7]《上海影片公司宣言》,《玉洁冰清特刊》,1926年,民新影片公司。
[8]黎民伟:《处事良言》,俞小一、黎锡主编《中国电影的拓荒者黎民伟》,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68页。
[9]罗明佑:《中国电影与广东精神》,李亦中主编《银海拾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5页。
[10]梅伟强、张国雄主编:《五邑华侨华人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64页。
[11]张国雄:《赤坎古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 87—88页。
[12]龚东刚:《中国早期电影传播中的“汕头现象”》,《电影评介》,2011年第2期。
[13]同上。
[14]罗明佑:《中国电影与广东精神》,李亦中主编《银海拾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5页。
[15]胡蝶口述、刘慧琴整理:《胡蝶回忆录》,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第7页。
[16]同上,第197页。
[17]张运华:《从文化视角观察五邑侨乡社会与妇女》,《五邑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18]同上。
[19]蔡洪声、叶梅珂:《蔡楚生:为电影的一生》,《长春日报》2006年5月10日, 第12版。
[20]胡蝶口述、刘慧琴整理:《胡蝶回忆录》,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第17页。
[21]郭华:《老影星》,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41页。
[22]同上。
[23][加]帕蒂.哥莉:《飞天名媛》,花城出版社,2012年,第164页。
[24]卢琰源:《一代影后陈云裳》,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159页。
[25]胡新亮:《陈云裳,铅华洗尽之后》,《上海采风》,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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