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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影业先行者_新世界戏院的创始者黎海山

时间:2024-07-31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电影院的创始者是香港商人黎海山与其几个弟弟黎民伟、黎北海和黎东海,新世界戏院由他们四兄弟共同投资创办。“新世界戏院”系香港电影创始人黎民伟,和他的兄长黎北海、黎海山等投资兴建的。作为港人独立投资的新世界戏院,既是香港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也是黎海山的一件成功的杰作。因纠集同志组织斯业,经在本港政府注册,命名为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

一、创港资影院:领豪华风尚之先

1921年7月12日,香港一家全由港人投资兴建的新型电影院——新世界戏院正式开业。电影院的创始者是香港商人黎海山与其几个弟弟黎民伟、黎北海和黎东海,新世界戏院由他们四兄弟共同投资创办。

自从1895年世界电影诞生以来,电影很早就传入英殖民地的香港,最早是一个名叫莫里斯·萨维特的法国教授首次在香港新闻界放映了电影,引起媒体关注。“根据《京津时报》1897年5月14日的报道,活动摄影机在香港大会堂的圣安德鲁厅展出,每天皆吸引大批观众前往参观。这一发现,重新确立了香港首次进行电影放映的确切时间,应为莫里斯·萨维特教授在香港放映电影之日,即是1897年4月26日……1897年7月,美国爱迪生公司的巡回示范员抵达中国,在香港、上海等地进行放映示范,再次激起港人对电影的兴趣。”[1]此后,电影作为一门科技产品,受到香港市民的普遍欢迎,并形成一种新的都市娱乐方式。黎民伟在他的回忆录中就曾津津乐道地提及他与兄弟妹妹们当年一起看电影的情景:

黎海山

香港新世界戏院

听闻看过电影的同学,说电影是很好的玩意,山光水色,和真的景物没有两样。人物犬马,也栩栩如生的。说得我怦然心动,假使我那时不忙于功课,我必废卷离校而看电影去。这样懊恼了两白天,三长夜,等到了星期日,才算有了空儿,那天天还未亮,我即推醒我的哥哥和弟妹,准备成群结队地涌往放映的戏院去。坐在漆黑的戏院里,我看见银幔上的形态,真的许多是在动呢,所看的日俄战争,舰上开炮和山上开枪时还在幕后配上鼓声枪声,我惊讶莫名,我兴奋难喻,“心焉响往,乐不可支”,因为它使我知道一连串的画面,不断地放射出来,能够成为一种灵活的表情和动作,同时又使我感觉到,电影将来在娱乐上和教育上,是要做主帅呢![2]

电影的受欢迎的程度以及蕴含的潜在商机,吸引了许多商家的关注:“1907年,曾从事冰块生意的香港商人卢根和另一在香港的犹太商人Ray合股建成了香港第一家专门放电影的影院—比照戏院(Bijou Theatre),比照戏院是现代意义上的正式影院。”[3]由于“比照戏院的商业成功也引来了其他商家的仿效,此后又有两家电影院开张:域多利电影院和香港影画戏院。随着专门放映电影戏院的出现,香港观众的观影兴趣也发生了改变,他们不再喜欢短片,而开始喜欢长故事片”。[4]

黎海山有非常精明的商业目光,他投身于影院并非像他弟弟黎民伟后来那样,把电影作为一个事业来做,而是瞄准了其中的商机。但是黎海山没有采取像其他电影院与外国人合作的模式,他的新世界戏院是香港第一家全由港人自己投资建成的电影院,这在当时应该算是一个创举。在四兄弟共同投资的五万元资金中,黎海山投资最多,一人出了四万之多。当时,黎民伟还在一家叫“安乐园”的饼干公司任董事一职,只有一点微薄的薪水,和其他两位兄长共同出了剩余部分,所以为了吸引更多的观众,黎海山大兴土木,不仅将新世界戏院建得高大气派,室内装饰更是豪华新潮,在香港的戏院中迅速脱颖而出。香港影史专家余慕云曾对此有所描述:

“新世界戏院”是香港第一间全华资的新型电影院,建成于1921年,开幕日期是7月12号。它“建筑极其宏伟,所有陈设、风扇、电灯、座椅等,俱为新式华丽,并派有专员督驻欧美,搜罗当年出世之著名画片回港,且有著名音乐助庆”,还在1922年“购置新帐幕一幅,帐内皆以钻石碎砌成,故其所影之画倍为玲珑。”

以上引自《华字日报》该院的广告及港闻。

“新世界戏院”系香港电影创始人黎民伟,和他的兄长黎北海、黎海山等投资兴建的。黎海山是大股东,是香港名演员黎灼灼的父亲。[5]

从上述描写可以得知,新世界戏院主要是在黎海山的倡导下并且主要由他全力投资建成的。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香港,这种影院无疑是豪华与时尚的,不仅舒适,而且还及时放映“当年出世之著名画片,且有著名音乐助庆。”这里的“著名音乐”,应指请香港著名乐队为电影伴奏,因为无声时代的影院,为了吸引观众,往往请乐队为电影伴奏。作为港人独立投资的新世界戏院,既是香港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也是黎海山的一件成功的杰作。

二、办电影公司:拍首部香港长片

新世界戏院让黎海山尝到了投身影业的乐趣,由于戏院的豪华与舒适,确实吸引了不少观众,新世界戏院不仅放映国外最新的电影,还放映过上海新亚公司出品的国产影片《红粉骷髅》,该片有十四本之多。

但是黎海山的两个弟弟黎民伟与黎北海一直热衷于演文明戏,尤其黎民伟对创办电影院兴趣不大。黎民伟自从1914年与美国人布拉斯基合作拍了第一部港片《庄子试妻》后,电影的梦一直在他心中萌动,他一直想创办一家香港人自己的公司。为了成立电影公司,黎民伟甚至做起了地产生意,在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后,他希望大哥黎海山支持自己的事业,提出要用黎海山的铜锣湾英皇道天后庙前那块地办电影公司。精明的黎海山一直觉得放电影比拍电影赚钱,所以对创建“新世界戏院”比较积极,而对创办电影公司并不热心。当黎民伟费尽心思终于说服了他,并提出要用他的地成立公司时,黎海山害怕承担风险,不愿作前期固定资产投资,最后他将这块地的所有权转让卖给黎民伟。

不管如何,黎海山终于答应了黎民伟的要求,决定成立第一家港资电影公司,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这一时期的电影公司采取的都是股份有限公司模式,在社会上集资,这次是黎民伟出资最多。1922年12月16日,香港各大华文报纸都正式刊登了这样一则广告——

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招股广告

欧美何以富强?教育普及、实业振兴,有以致之也。吾国何以贫弱?教育萎靡、实业颓落,有以致之也。是欲富强吾国,舍从事于教育实业其道没由,吾人怀兴亡有责之志拟提倡一事业,择其能对家对国对社会对教育及凡百民生实业,有莫大之补助力者而建设之。尝寤寐我思,制造影画片其唯一之利器矣!因纠集同志组织斯业,经在本港政府注册,命名为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额定资本金五十万元,均作十万股,每股五元,分优先股普通股二种。优先股每股实收银四元五角,一次收足,限于本月三十号止截。普通股每股实收银五元,亦一次收足,额满即宣告止截。想关怀家国者,必能乐与图成也。

发起人兼筹备员:黎民伟 罗永祥 梁少坡 陆醒伯 谭伯烈 黎北海

创办人二百余名刊在招股章程兹不备载。

副总经理 黎民伟

临时筹办 正总经理 黎海山 谨启

司库 梁少坡

民国十一年十二月十六号

黎民伟多年梦想终于成真。民新公司很快选举出董事会的成员,董事长黎海山,总经理黎民伟,司理罗永祥、梁少坡和黎北海。黎民伟占股最多,管的事情也最多。他做编剧、制片、导演、演员、摄影以及洗印,还管全厂的行政。黎海山最后担任总经理,是黎民伟出于对长兄的尊重,也由于黎海山经商经验多,商界人脉广,他做总经理更为合适,但公司的实际管理,还是依靠黎民伟。1923年7月14号,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地点就设在香港铜锣湾英皇道天后庙前的一栋叫“迎龙楼”的三层洋房里,这也是黎民伟自己新建的。黎海山以民新公司的总经理,开始了另一种新的生活。尽管黎海山非常精明,但在拍电影这一摊上,由于他并不在行,所以还是全力支持弟弟黎民伟的。公司成立后,黎民伟曾先后去过日本与北京,拍摄过东京运动会以及梅兰芳舞台纪录片。后来民新公司决定拍摄故事片,由于黎民伟参加过革命党,港英政府拒绝民新公司在港建立摄影棚,黎海山支持黎民伟移师广州,租下西关一个老宅,在广州拍摄了香港第一部长故事片《胭脂》。电影《胭脂》于1925年春节前完成,成为香港第一部贺岁电影。从1925年2月20日起,在香港“新世界戏院”公映,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民新公司的总经理,黎海山对香港电影的发展还是有一定贡献的。

香港民新公司外景

三、不善于经营:穷困潦倒的结局

黎海山出生于1880年农历正月25日,整整大他弟弟黎民伟13岁。自然,黎民伟一直是比较尊敬大哥的,因为他四岁时母亲在日本去世,六岁时父亲把他带到香港,寄养在大哥家中,黎海山承担了亦父亦兄的角色。虽然大嫂对这个小叔子很苛刻,但兄弟俩的感情还是不错的。

黎海山曾经与父亲黎兆昆在广东湛江(旧称广州湾)以及日本做过生意,黎海山第一任妻子就是日本人。因为黎海山和父亲做的是外贸生意,主要对象是日本人。因此他和父亲黎兆昆还被日本多家株式会社聘为中国的总代理,相当于买办的角色。十九世纪末期,中国与外洋的贸易非常活跃,国外的一些商人对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虎视眈眈。由于语言不通,国情不熟,他们无从入手,因此急切地在中国国内寻觅他们的代理人。黎海山因为在日本生活过,精通日语粤语,长期与日本人打交道,自然就被他们相中。后来黎海山来香港发展,仍在日本人办的“三井洋行”当买办。当买办对精明能干的黎海山来说,简直是如鱼得水。他从事影业纯属是“第二职业,”主要是为了赚钱。所以,他在本质上还是个精明的商人。

但他两个弟弟黎民伟与黎北海就不同了,尤其是黎民伟。他与四哥黎北海却对演艺活动更有兴趣。创办新世纪戏院时,黎民伟当时还在“安乐园”的饼干公司任职。他与大哥黎海山之间合作并不愉快,《黎民伟日记》中也有记载:“1/1/1922安乐园租新世界卖糖果两天,因我兄弟各怀奸诈,故生问题。返安乐园,予心甚忿。”[6]黎民伟这里提到的“奸诈”,显然是指黎海山,可能是为了饼干公司两天的租金,与黎民伟心生龃龉。包括后来成立民新公司,黎海山作为总经理,竟然不愿承担风险还将自己的地卖给弟弟黎民伟,这一系列的事情都能看出黎海山为人处世的精明世故以及斤斤计较,以至于为后来兄弟失和分道扬镳埋下了隐患。

黎海山与弟弟黎民伟

《胭脂》在广州拍摄成功后,就在黎民伟准备大干一场的同时,黎海山突然宣布公司解散。这里面原因很复杂,有各方面原因,主要可能与黎民伟是革命党人而且经常免费给孙中山拍电影有关,黎海山与黎北海认为此举让公司蒙受损失。黎民伟的日记有记载:“4/5/1925,‘民新解散’”[7],而实际上民新公司并没有解散,“九月十二日东海兄约往海山大哥处与父亲四哥等会议,由各董事签授权纸与伟拨‘民新’一部分生财,加入‘上海民新公司’作股一万二千元。”[8]农历九月即阳历11月,董事会还存在,可能黎海山想以此逼黎民伟退出香港民新公司。黎民伟毅然率领全家离开香港去了上海,与好友李应生共同创办了上海民新电影公司。民新公司因为核心人物黎民伟的离开,加上旷日持久的省港大罢工愈演愈烈,香港民新公司濒临倒闭状态,不久便偃旗息鼓,黎海山继续经营他的新世界戏院。

然而,仅几个月时间,就在黎民伟上海民新公司首部电影《玉洁冰清》开拍前几天, 即1926年2月底,黎民伟突然收到香港一个律师函,要他立即回香港,去处理新世界戏院欠款一事。香港新世界戏院于1921年7月12日开业,因为当初建戏院,开张时运作需要款项,便将戏院按揭抵押给香港东亚银行,得款二万元。此事由黎海山独自办理,黎民伟“为出资本不任事之股东”。1925年香港民新公司倒闭后,黎海山继续经营新世界戏院,但由于黎海山经营不善而很快宣布倒闭,被债主卢根的香港明达公司接管,但还欠明达公司一万七千元,其中影片费六千元,政府租项一万一千元,另外黎海山还向香港国民银行透支了二万七千元。由于黎海山一直不还债,被明达公司告上法庭,而且律师催得非常紧,要求对簿公堂,另外国民银行也催着还款。关于新世界戏院倒闭一事,当然与省港大罢工有直接关系,但黎海山也难辞其咎。据黎民伟的长女黎兰接受罗卡等人访问时指出,主要是黎海山嗜赌成性所致。黎海山自黎民伟走后,他无心管理戏院而成日沉湎于赌场,三井洋行的职务也丢了,结果不仅明达公司的债务未清,又在国民银行透支了二万七千元,无力归还。黎海山是新世界戏院最大股东,主要是他的债。黎民伟只是次股东之一,此外还有另外两位兄弟也参了股,可不知为什么,明达公司只将黎海山黎民伟兄弟二人告上法庭,所以香港律师反复催黎民伟回香港处理这件事。而此时黎民伟正准备赶赴南京,与民国元老邹海滨商量拍摄中山陵奠基的电影,再加上电影《玉洁冰清》3月初就要拍摄,一大堆事情需要他去处理。林楚楚因为是主要演员也要去拍电影,这件事最后便由严珊珊赶赴香港全权处理。因为严珊珊有很强的社会活动能力,一直是黎民伟的帮手,她于3月下旬登上了“四川”号海船去了香港。严珊珊在香港待了一个多月,她为黎海山那笔巨大的债务弄得伤透脑筋,她不知道上哪里去筹集这笔资金还债。黎海山已经山穷水尽,便求黎民伟夫妻帮忙。最后碍于兄弟之情,黎民伟只得答应他的要求,将银幕街的地契借给他交银行作抵押贷款还债。据黎民伟长女黎兰回忆,本来这笔债务拿那栋“迎龙楼”作抵押贷款已经足够,但严珊珊同黎民伟一样没有经验,听了黎海山的话将地契交给了他。最后黎海山用银幕街的地契向银行抵押贷款还清了那笔巨额债务。但是,由于香港天后庙那块地因为黎海山拖欠银行抵押贷款一直不还,最终遭到银行拍卖易主,连那栋“迎龙楼”也被新主人改为“国民楼”,使黎民伟无辜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黎民伟后来在他的《历年失败之回顾》中也提及,他为“香港民新公司,因维持而至将私产四十余万元被马应彪拍卖”[9],折合今天为港币一亿多元,可能指的就是这次拍卖。

黎海山从此穷困潦倒,贫病交加。1940年2月18日下午,黎海山病逝于香港庄士敦道141号寓所,享年60岁。尽管黎民伟过去与黎海山合作有过不悦,但毕竟血浓于水,手足之情割舍不断,他还是从上海赶去香港参加了大哥的葬礼。

香港影业的先行者黎海山,从此逐渐被人遗忘。

【注释】

[1]赵卫防:《香港电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第13页。

[2]黎民伟:《失败者之言——中国电影摇篮时代之保姆》,俞小一、黎锡主编《中国电影的拓荒者黎民伟》,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59-160页。

[3]赵卫防:《香港电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第15页。

[4]同上,第16页。

[5]余慕云:《香港电影史话》(第一卷),香港次文化有限公司,1996年,第99、101页。

[6]黎民伟日记:《新世界》,俞小一、黎锡主编《中国电影的拓荒者黎民伟》,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20页。

[7]黎民伟日记:《胭脂拍》,俞小一、黎锡主编《中国电影的拓荒者黎民伟》,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23页。

[8]黎民伟日记:《淑姬行》,同上,第124页。

[9]黎民伟:《历年失败之回顾》,俞小一、黎锡主编《中国电影的拓荒者黎民伟》,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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