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实·梦幻_五邑本土作家小说创作评述

一

对于以虚构与想象作为本质的小说艺术而言，历史是个绝对美妙而又自由的空间。由于它与现实保持着或远或近的距离，从审美意义的角度，越是距离遥远的事物我们越能产生美感。而且历史无法验证，作家可以让自己的想象与情感任意驰骋。另外，历史又如一个巨大的容器，它承载着人类众多的记忆，作家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复制或加以表现，或让历史折射出现实的光影。因此，在当代小说的创作中，作家们对历史的迷恋往往超过对现实的关注。同样，江门五邑地区丰富的历史人文景观，也使不少作家沉湎其中。他们借文学的天空重新聚集那远逝的历史风云，以悲怆的情感叩响历史锈迹斑斑的门环，用生命的呐喊召唤在历史长河中消逝的生命尊严。在侨乡历史小说创作方面，新会的老作家陈占标倾注了极大的热忱。

迄今为止，陈占标已经写出了四部与侨乡历史有关的长篇小说：《一代奇才》（与陈锡忠合作）、《广东大儒陈白沙》、《崖海魂》，陈占标后来又以这个题材，与鲁之洛合作了另一部长篇小说《南宋痛史》。《一代奇才》写梁启超，《广东大儒陈白沙》写陈白沙，另外两部《崖海魂》与《南宋痛史》，则是写南宋王朝在新会崖门覆灭的故事。它们借助漫长的历史时空，演绎了一出出社会更替以及旧时代文人命运的悲喜剧，构成了侨乡文学创作中一个独特的景观。《一代奇才》给我们讲述了梁启超大喜大悲的一生，从主题上看，这是一个大题材。梁启超一生大起大落，极具传奇性，内心世界充满了矛盾。他从尊师（康有为）到反师；从拥袁（袁世凯）到反袁；从联孙（孙中山）到反孙；从保皇到反复辟。反复无常的性格与主张，使他的一生扑朔迷离，毁誉不一。作家并没有从猎奇的角度去写他性格的乖戾与无常，而是抓住他思想的核心爱国与立志维新作为贯穿全书的主线，在风云不断变幻的历史背景前，给我们展示出一代奇才梁启超全部心灵的历程，这正是这部小说成功的标志。

如果说，《一代奇才》的写作，基于写实，没有摆脱真实史料对作家想象的束缚，那么，《广东大儒陈白沙》则表现出作家想象与虚构的能力。虽然从表面形式上看，这部长篇小说与《一代奇才》在行文结构上类似，也是一个关于旧时代知识分子命运悲剧的传记小说。但是，在五邑地区，陈白沙的诗歌，流传下来的不少，但有关他生活方面的真实史料并不多。显然，作家是依据一些史传记载与民间传说，结合自己的想象与虚构来创作这部小说的。海登·怀特说过：“任何组合一个历史境遇取决于历史学家如何把具体的情节结构和他所赋予某种意义的历史事件相结合。这个作法从根本上说是文学操作，也就是说，是小说创造的运作。”老作家陈占标或许不知道海登·怀特，但却深谙其道。当然，虚构并不是凭空捏造，不能脱离时代与社会，还必须符合人物的身份、地位与性格，虚构出的作品应该比史料更集中、更具有感染力。如“崖门吊古”一章，写陈白沙与刘大夏乘船去银洲湖凭吊南宋英烈，极有层次，先去看湖中“奇石”，继尔进三忠祠，又去慈元殿遗址，最后登船回来，作者此时写道：“陈献章站在船头，举目环顾，留恋崖山崖水。信口吟道：‘江水初宽白鹭飞，崖山欲莫赤枫微。’这时候，他的思绪飞越到很远很远。他想起一百多年前的崖海大战，想起三忠祠里安奉的三忠。……舟船顶着北风，朔江而上，经过鳄洲，陈献章放眼四望，云天一片，水天一色，汹汹莽莽，渺渺蒙蒙。触景生情，放声高吟一首五律诗。”类似这样的想象与虚构，在作品中比比皆是。这无疑增添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南宋痛史》，鲁之洛、陈占标著

《崖海魂》、《南宋痛史》更是以雄浑的气势，多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七百多年前发生在五邑大地上的那悲壮的一幕，随着陆秀夫背负南宋最后一位小皇帝舍命的一跃，一个风雨飘摇的王朝在崖海上空灰飞烟灭。这段史实，虽然南宋只是借五邑大地作为舞台，上演了一出历史的悲剧，但毋庸讳言，这段史实对五邑文化的建树以及民族精神的重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是具有深远意义的。陈占标重新为我们展示这一段历史，用意是明显的，他无意去评价这段历史的是非功过，而是旨在弘扬一种在现实生活中日渐弥散的民族精神，以及那些历史英雄人物身上那种撼天地泣鬼神的人格力量。在这两部小说中，作家塑造了众多生动的人物形象，帝王重臣、嫔妃宫女、军士走卒、平民百姓，无一不渗透着对民族文化的思考；那些我们非常熟悉的历史人物，如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以及杨淑妃、陈璧娘等人，无一不闪烁着民族精神的光辉。作家的思绪穿越这段腥风血雨的历史时空，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出这些历史人物在特定时刻的心灵悸动。如《崖海魂》第20章“崖海决战”中写陆秀夫跳海前的一幕：“他（陆秀夫）手仗宝剑，先驱妻子章氏及家属投海，然后至幼主寝宫，把卞璧国玺挂在少帝项上，跪奏道：‘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不宜再受辱！’说罢，遂背起幼主。祥兴帝不知要发生什么事，只管指着挂在船篷下的白鹇鸟笼嚷道：‘鸟！鸟！’陆秀夫也不答理，反手夹紧幼主身躯，纵身一跳，沉海殉国了。”这里，作家并没有对陆秀夫进行复杂的心理描写，只寥寥数笔，陆秀夫的壮怀激烈与小皇帝的天真无知形成鲜明的对照，将人物至死不屈的人格品质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

自然，陈占标的侨乡历史小说的缺陷也是明显存在的，他在将目光延伸到遥远的历史时空时，过分被历史场景的真实性所牵制，对“史实”的还原限制了作家对作品作艺术表现的探索，对场景与事件的过程性叙述取代了对人物的细致刻画。同时，也没有让这些历史人物走出传统正史的价值评判的标准，在作品中真正鲜活起来，而升华为一种对历史更具深度的沉思。因为历史小说并非仅仅以再现某些史实为审美目的，它只是一个载体、一个作家上演思想活剧的舞台。从某种意义说，历史只是这个舞台上一道变幻莫测的虚幻背景，作家只有将史实与对现实的思考结合起来，这个舞台的存在才变得富有内涵而格外引人注目。

二

五邑地区本土作家生于斯长于斯，对这片土地充满着深情。他们不仅将目光投向历史，而且，更加关注时代与现实生活，因为现实生活的馈赠是无价的。那些富有创新意识与责任感的作家，他们对生活的感应总是灵敏的，总会在纷纭复杂的生活中找到自己的灵感与表现对象。

江门是全国著名侨乡，与海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较为广阔的范围内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的侨乡社会生活风貌，构成五邑本土作家的共同视点。不少作家的小说选择了有相当历史跨度的生活题材，在反观历史中思索社会与人生，给读者以有益的启迪，邝宇应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

在五邑本土作家中，邝宇是个具有独特意义的作家，他的独特，并不是说他的小说开创了什么崭新的文本形式，也不是运用了什么匠心独运的典型叙事。相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叙事方法是传统的，甚至还有些陈旧。邝宇迄今为止，写了三部长篇小说与一部中篇小说集，可谓是五邑地区的高产作家。他的小说表现的多是与侨乡政治历史有关的重大事件，但都与华侨有关。《龙争虎斗》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华侨抗日波云诡谲的风烟图；《爱泉河》赞美了十年浩劫华侨知识分子九死未悔的爱国心；《魔鲨狂澜》则从更为广阔的领域，表现了在新的历史时期，海外华侨冲破重重险阻回乡报效祖国的一片赤子之情。这类小说，如处理不好，很容易滑入传统的带有政治功利色彩的模式化写作的怪圈之中去。但邝宇的可贵之处却在于，虽然人物生活背景清晰，带有浓郁的政治色彩，却并不防碍他在小说中寻求和表现自己一惯的艺术准则，即对人物心灵的破译，对人性之迷的阐释。邝宇的小说基本上超越作品表层意义上的社会政治模式，超越善恶的是非惯性，而渐渐接近纷纭世态的人性本质，从人生、历史、文化的角度去开掘人性的内涵，这似乎成了邝宇小说一个不变的姿态，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为此，邝宇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并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邝宇的小说继承了现实主义小说塑造典型环境典型人物的这一传统，他总是将人物放在一个充满戏剧化的尖锐矛盾冲突之中，去全方位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如《爱泉河》中的纪铭先，他是一个知识分子身份的归国华侨，在文革中却惨遭迫害，际遇坎坷，妻离子散，通过这些重重苦难的砥砺，作家去着力表现他“虽九死而未悔”的坚毅性格。这个故事从表层意义上看，极易引起误解，会使读者认为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小说。但值得一提的是，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中简单的围绕社会政治展开的二元对立在邝宇小说中已经模糊，取而代之的是人性的多元撞击。邝宇在这部小说中，有意从一段非人化的历史场景切入，去努力探索特定环境中人性的变异，从而作出对人性的审视。纪铭先无疑是作家将之作为人性自我完善的典型加以塑造的，他的情感行为，虽然不免带有理想化的色彩，但始终闪烁着美好人性的光辉。如果说，《爱泉河》这种对人性的追求从表面上看还带有明显政治的印记，那么邝宇的近作《魔鲨狂澜》却明显有所不同。这部小说的全部情节则围绕海外华侨雷氏家族的内部矛盾展开：美国纽约环球总公司董事长雷冀兴，这位年近古稀的老华侨决定向故乡丰江市投资六千万美金建纺织厂，准备先从香港的子公司调出两千万作基建资金，并派女婿关义铿回乡考察。而香港子公司总经理雷冀兴之子雷励中，则因私下炒股、豪赌、贩毒，使香港公司几乎濒于破产，根本拿不出资金。为了不使真相败露，雷励中不仅机关算尽、百般阻扰雷冀兴回乡投资计划，还将赞成投资的姐夫关义铿视为仇敌，设计陷害，并下毒手。最后，雷励中玩火自焚，雷冀兴故乡投资计划得以顺利进行。在这部小说里，人性的主题演变成各类情感的冲突，主人公关义铿自始自终处于情感的漩涡之中。有他与昔日的恋人张爱红的旧梦重温；有与暗恋他的小姨子雷励华的巧妙周旋；有与岳父雷冀兴的相互理解；有与救命恩人如今成了香港警官张谊兴的兄弟之谊；有与情人艾英岚的患难之情；还有与小舅子雷励中的斗智斗勇。关义铿精神世界的深刻矛盾，并没有导致他人性的分裂与变异，反而使他的灵魂在与人生风浪的搏击中变得更加高尚与纯净。关义铿的无私与无畏、宽容与机智，构成他特有的人格魅力与人性美。显然，这是作家根据自己的审美理想精心塑造的又一个完美形象。如果说，《爱泉河》中的纪铭先表现出的是一种苦难中的美好人性，那么，关义铿的形象则试图证明着这种美好人性在当前物欲横流的世俗世界存在的可能，并由此透射出对美的追求与对生活的热爱。从而，引发读者对人的生命价值的有益思考，而这种思考在当今的社会显得尤为重要。

邝宇的小说还十分重视叙述方式的传奇性与可读性，在这方面浸透着传统小说的影响。经典意义上的传统叙事，基本上由一连串符合人物行为的因果链条组成，使读者在作家的多变的叙述中梳理出合理的线索与秩序。邝宇却常常打破这种合理性，使他的小说的人物的行为出现非理性的无序状态。如《魔鲨狂澜》中雷励中屡次陷害自己的亲姐夫，还指使部下去砸“念母亭”，而此亭正是他的父亲为纪念他的祖母而立，就令人觉得不可思议。其实，这正是邝宇对人性形态的展示与思考的深入，也是对人的深层心理的开掘。违反常规的行为正好从另一个层面表现出人性的复杂，与邝宇的审美追求应该说是完全一致的。邝宇小说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作家只是客观地审视人性的美好与邪恶，却缺少对人性的形成作深层次的分析与哲理思考。对人物的塑造，还存在类型化与漫画化的倾向，正面人物的完美高大，反面人物的丑陋不堪，一目了然，人物塑造缺少力度与深度。尤其在叙述语言方面给人新意不够，缺少艺术的张力与弹性，没有给读者留下多少想象的空间，毕竟，小说的叙述还是较重要的。这些，都十分令人遗憾。

与邝宇执着对华侨现实题材关注有所不同，另一本土作家见海如天（真名邱建海）却把目光投向侨乡的现代官场。其代表作《官样年华》，则通过一个南方某县级市政府秘书长李向东的政治沉浮为基本线索，由上而下表现出现代侨乡市县乃至乡镇各类官场的众生相。现代官场的变幻莫测，波云诡谲，在邱建海这部《官样年华》的长篇小说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它带领读者进入另一种不同的侨乡生活视域，看到一群官场政客们的尴尬人生，同样也给我们以多元的文化反思。

应该说，《官样年华》中的李向东是个年轻有作为的官员，作者对这个人物还是倾注了自己的热情与赞赏。且不说李向东英俊潇洒的外貌，就其能力而言，也非一般官员所能比拟的。其在处理征地问题时的果敢，与王秘书斗智时的机敏，在古兜镇处理问题的智慧，以及对市委书记敢于直言的态度，都足以表现这是一个能在现代官场大有作为且能力很强的官员，并非是酒囊饭袋。然而他的官途并非顺利，而且险象环生。因为受前任市长的赏识，他被外界认为是“市长的人”，而且极有可能成为副市长的人选，所以遭到了市委书记的猜忌。乃至随着市长、市委书记矛盾的升级，最后市长被调走，李向东的厄运也跟随而至，先是好友国强的落井下石，接着自己被架空，被作为工作组的成员去古兜镇去处理问题，而后回到市里又处处受到空降的新市长掣肘，特别在各方面都不如自己且嫉贤妒能的新市长面前，他处处小心翼翼，夹着尾巴做人。同时还要周旋于新市长与市委书记之间，完全陷入一种生存的尴尬之中，他放不开手脚，最后只有扭曲自己，迎合现实。连市委书记都批评他：你跟市长跟得都麻木了，跟得都快没有个性了。小说最后，虽然写了李向东同时得到新市长与市委书记的赏识，仕途又变得顺利起来，但无非说明李向东已经丧失个性，由一个正直的人变得圆滑世故了。或许李向东从此在官场如鱼得水，但情感的纠葛又似乎把他摆到另一种人生尴尬之中：他是绮红与小姨子共同的情人，而且两个女人达成默契，谁也不愿离开他。小说结尾又出现一个叫曼丽的女人，似乎对他也情意绵绵，给我们留下无尽的回味，三个女人一台戏，后面的情感大戏也许更精彩，但这种情感游戏或许是李向东在官场混下去的一个隐患，如果不及时处理好，不仅授人以柄，让政敌有可乘之机，而且还极有可能会使他的政治生涯就此画上句号，从这点看，人生尴尬，似乎是李向东永远的宿命。

《官样年华》，见海如天著

小说以李向东这个主要人物为线索，同时也表现了一群官员的尴尬人生。如他的老同学陈坚，费尽心机做了厅长的女婿，跻身官场平步青云，没有想到老丈人一退休，便“不那么得志了，就跑到企业抓钱去了”。国强如愿以偿当了副市长，但好景不长，家中因小偷光顾失窃一百万，从而受贿案东窗事发，锒铛入狱，断送了前途。古兜镇的那个副镇长费尽心机，挑拨镇委书记与镇长不和，企图赶走镇长自己取而代之，最后被李向东识破，也陷于尴尬之中。还有那个能力极差的副市长，既嫉贤妒能，又极欲往上爬，最后不得不利用李向东的能力，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应该说，以他的能力与水平放在这个位置，也是非常尴尬的。《官样年华》写活了这一群官场人物，充分表现了权力与人性之间的盘根错节、综合复杂的关系，以及权力对人性的扭曲。他们固有的人格精神受到了来自官场各方面的冲击与挑战，所以，这些官员心灵的冲突比任何人还激烈，人格的裂变比任何人都痛苦。在权力光环的背后，折射出的也是一群卑微可怜的灵魂，令人喟叹。

《官样年华》无疑是写实主义的杰作，作者在人物塑造、编织矛盾展开情节以及行云流水般的叙事方面，表现出一定的艺术功力，但小说也显现出自然主义的倾向。全书虽然写了几个事件，均为平行关系，而缺少高潮的部分。对主人公的命运轨迹的显示也不够清晰，仅仅揭示李向东的人生尴尬是不够的，因为这是每个官员都共同面对的，关键在于要写出现代官场各自人物的命运。李向东的人生虽然有波折，但总的来说，还是顺利的。他的命运究竟是喜剧还是悲剧？作者的主旨不得而知。结尾神秘的曼丽出现，虽然给全书留下悬念，但由于前文没有交代，故显得突兀与多余。作者还在写续集，这些不足，期望在这部小说的后续之作中得到相应的弥补与完善。

三

著名青年评论家王干在与作家王蒙的一次谈话中这样说过：“写实性作家不是写梦。其实，写实也是表现一种梦。从心理学看，所有的文学都是记忆的倒流。记忆倒流本身就是梦。”显然，王干这里所说的“梦”，指的是普遍的创作现象，而不是针对题材而言。将幻梦作为创作题材，在亦真亦幻的境界里寻找人生的理想与追求，失落与忧伤，商河是五邑作家的第一人，他为此付出了不懈的努力。

商河在他创作的短篇小说《幻美》中，有这么一段文字颇为耐人寻味：“此时，月色皎洁至极至，环视济美的景象均恍如幻境，一切物象似乎在轻轻浮动着，分解也聚集着，忽而遁入虚无之境，忽而又重新返回现实，而我们五人所有的言语与动作，均似乎纳入这一忽虚忽实的广大的、幽蓝色的怀抱中去，被此中的一切所接纳和洞悉，如此，恍如一巨大的、微蓝色的眼睛和透明的唇吻俯贴于我们的肌肤，使我们感到凉意、谅解，以及神秘的轻微战栗和慰藉。”这段文字，我们不妨可以看作是进入商河小说的一个重要契机，这里面似乎充满玄机与智慧，但又分明透露出商河写作的一贯姿态，即把现实幻化而呈现出一种扑朔迷离的艺术境界。

商河作为五邑本土作家，他的艺术追求是独特而又新奇的。他与陈占标、邝宇、邱建海不同之处在于对现实生活的理解，他不是让生活在文本中再现，而是通过幻梦来加以曲折表现。应该说，将现实幻化或遁入梦境并非是对现实的一种逃避，而是商河的一种写作策略。商河不是那种勇于直面现实淋漓鲜血或是桃花灿烂的作家，他的写作偏重于内心感悟，作品中幻化的现实正是他内心的某些幻象的真实再现。这些幻象穿行于现实与联想的空间，“分解也聚集着”，浸染着商河的哲思，飘忽而又令人眼花缭乱，由于他的幻梦是从他对世界的自我感觉出发而编织的，充满着暗示与隐喻的成分，给大多数读者一种陌生化的感觉，但仍然诱惑着读者的阅读兴趣。商河的笔下常常出现的意象是南方的河流、带有侨乡特色的中西结合的建筑，还有那些精灵般的白色水鸟。但出现最多的却是南方特色的花园，里面长满了亚热带植物，诸如柚子树、尤加利树等。在这些花园里，开满了阴性的花朵，有夜百合、墨兰、月季与菊花。从这些意象中我们不难看出，照亮这些意象的仍然是侨乡生活的折光。

商河的写作，又是绝对个人化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商河是个将文学创作看得非常神圣的作家，他不能容忍功利化的写作玷污文坛。他自己也与世无争，安居城市的一隅，潜心写他的作品，我行我素地用陌生化的语言将大多数读者拒之门外。这未免显得有些固执，但在当前文坛泛滥成灾的媚俗化的写作语流之中，又分明呈现出一种脱俗，一份纯净，一种卓而不群的艺术品格。更何况商河的小说本质上是非常严肃的，陌生化的语言并不是玩弄文字游戏，他的那些浸染着哲思的幻象充盈着对现实的隐喻，使读者在亦真亦幻的氛围中感悟出人生的某些真谛。如《幻美》中的三男二女，沉醉于济美梦幻般的景色中不能自拔，从而上演了一幕类似“仲夏夜之梦”的古典喜剧，梦醒后幻境不复存在，暗喻出古典情境在现代社会的失落；《鲜桃》中的“我”与“黑色阿婆”以及有关鲜桃的幻象，构成一则人们企图寻觅故土和精神家园的寓言；《忧郁之年》则通过闷热夏夜里两个男人之间如同呓语般的交谈，表现出现代人生存环境的封闭以及精神上的难以沟通。正是从这一点上，透过商河小说精心营造的幻梦般的艺术氛围，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先锋性质，以及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某些不乏真知灼见的理性思考。

应该说，由于商河的诗人气质，使他的一些小说，颠覆了传统小说一贯的叙述方式，既无故事也无情节，而由一些意象的碎片构成，充满诗性的跳跃而难以诠释。商河在提及他的一篇小说《火之诗》时曾经说过：“这是一个短篇小说，写作时有点类似写诗，灵感的触发恍如流星一闪即逝，所以现在我很感到解释的困难。”也许诗是拒绝阐释的，商河的一些小说，彻底打破了读者由情节故事直接进入作家思想内核的某些企图。透过商河小说那些缤纷的意象，读者分明看到一种执着，即作家对美的崇尚与追求。商河的一些短篇小说，写得美仑美奂诗意浓郁。如《夜百合》中忽明忽幽的花园，雪白的柚花、晶莹的夜百合花以及“远远飘飞的白色水鸟”，在作品中反复交替出现，不仅意境优美充满梦幻色彩，而且也使整篇小说气韵盎然而富有诗的节奏感。他的另一篇小说《寺钟》，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小说通过一位叫“怀柔”的革命者一生的追述，已被敌人杀害成年的怀柔与少年时的怀柔幻象交替出现，而连接二者的却是来自古寺的钟声。钟声如梭穿越于生与死的界河之上，怀柔生命之花的开放与寂灭，便在这瞬间的钟声里得到完美的呈示，从中我们同样看到诗的凝练与韵律。哲思与诗性的完美结合，构成商河独有的艺术审美情趣。商河虽然不擅写情节，但对局部细节却精雕细琢，一些神来之笔有着工笔画般的美。如“好像我仍在我家泥屋前的一丛藤萝前面站着，母亲在隔壁的茅棚做饭，那些炊烟从小烟囱、木门以及茅草的松隙处一缕缕地冒出来。我看见有三朵白色的藤萝花，我看见每一朵上面都有一只彩色的甲虫。”（《沉默与呼喊》）“我看见他已经漂浮在夜来香浓郁的波浪中，向着窗户一侧的身体如同一朵白色的花一般雪白。”（《忧郁之年》）透过这些纯净优美的画面，我们也不难看出潜植其中的神秘因子。商河说过：“我觉得在小说中表达的诗意应该是神秘性的，这可能是因为诗其实就是神秘性的近邻，就像美也是神秘性的近邻一样。”也许过于追求这种神秘性，商河的小说也存在着某些不足，如新近发表的小说《非非》、《肉体》，在阅读上给读者造成障碍，显得晦涩难懂。另外，在先锋写作纷纷转向的今日，他的小说仍然一直坚持多年不变的姿态，在形式上缺少求新求变的意识，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固守梦幻固然是一种风格，但走出梦境未必就不美丽。套用一句流行歌曲的话就是：外面的世界虽然无奈，但外面的世界却很精彩。我们期待穿越梦幻后的商河，以新的创作姿态出现在五邑侨乡的文坛，再次成为一处令人瞩目的风景。

五邑地区本土小说作家，张启雄的小说创作无疑是另类的“仿梦”书写。他的小说既非现实主义文学的生活写实，也没有浪漫主义文学的诗情画意，作品以一种超现实的形式出现，带有浓重个人化的倾向，弥散着一种荒诞的现代色彩，其代表作有中短篇小说集《噪音》与即要出版的《一路狂奔》。

在小说集《噪音》中，除了极少数几篇之外，大都展示现代人尤其是现代都市人一种焦虑不安的生存状态，而这种关于“生存焦虑”的写作母题始终贯穿在张启雄的作品中，从而使作品内容得到形而上的升华与延展，拓宽了题材的内涵。如《噪音》中的“我”，《围城》中岛国的芸芸众生，《我是一条死鱼》中的“主人”与“汉子”，《失窃人与推销员》中的“失窃人”，《官瘾后遗症》中的“关仁”等等，无一不是处在一种焦虑不安惶惶不可终日的生存状态之中。《噪音》中的“我”为了逃避现实环境“噪音”的污染，试图在自家的楼顶搭建一座小楼阁，让自己的灵魂躲进去。为了搭建这座“空中楼阁”，他费尽心机，完全在一种孤立无援的状况下进行，既设法避开父母的指责，同时警惕城建有关部门前来干涉，还要防备邻居们的告发。最后空中楼阁还没有建成，“我”的生存的环境又一次受到更大的威胁，于是“我”再次陷入一种更加焦虑的疯狂之中。与《噪音》相比，《围城》的生存寓言色彩更加浓郁。无名岛国的一种有害气体的弥漫，竟然使这个岛国的全体居民陷入一种莫名的生存焦虑之中。《我是一条死鱼》则通过一条“死鱼”的视角，展示“主人”与“汉子”主仆之间的相互猜疑与提防，这种生存焦虑最后被“汉子”以一种谋杀的形式而告终，但蓄意杀人的汉子从此便可以高枕无忧吗？很显然，面对法律的严惩，他将会陷入更大的惶恐焦虑之中。《失窃人与推销员》中的“失窃人”，自从家里发生一次失窃案后，竟然使他产生灵魂的焦虑，整日笼罩在一种生存恐惧之中。《官瘾后遗症》中的“关仁”，整天为他退休而失去官位焦虑不安，甚至变得神经兮兮。这种关于现代人生存焦虑的主题，在张启雄的个别写实的作品中也有所体现，《厄运》显然是一部带有作者自传色彩的小说，其中的“父亲”在文革“红色恐怖”的岁月里，“还没有受到任何冲击便撇下妻儿匆匆而去”，父亲的自杀身亡，与其说是对生命的漠视，不如说他是因生存焦虑而自杀。这篇相对平淡的作品，其实内蕴很深，它无疑构成了透视文革社会普通人命运的一则生存寓言，在人人自危担惊受怕的生存状态中，死亡或许是一种更好的对痛苦的解脱方式，从而对那段现实中发生的真实荒诞具有更普遍的认识意义。

《一路狂奔》，张启雄著

张启雄的写作上绝大多数摒弃了写实的手法，而选择超现实形而上的寓言形式，去追求作品的个性化、自我体验化。在叙述方式、语言设置方面，也有意与传统小说保持距离，试图建立一种“文本的真实”。新出版的长篇小说《一路狂奔》，实际是对中篇小说《噪音》的多重续写，在《一路狂奔》里，主人公行为越发乖张，内容也愈加丰富。在叙述上，《一路狂奔》吸收了西方现代派的诸种创作元素，如荒诞、变形、魔幻、意识流及黑色幽默等，这正是张启雄小说有别于其他五邑地区作家的不同之处，从而也构成了他小说的另类书写的艺术特征。《一路狂奔》中的人与事，常常处于现实的似与不似之间，主人公恍兮惚兮，带有神经质。所写事件也带有似是而非的荒诞夸张，这些显然不是对生活的简单摹写，而是把握现实本质的一种理性折光，其深刻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与其他现代派小说作家相比，张启雄的小说创作并没有完全与写实对立，尽管张启雄在小说集《噪音》后记中也提及他接触过卡夫卡等西方现代派作家，他却没有从形式到内容上一味去对现代派进行单纯的模仿，而只是与现实保持一种疏离的态度，刻意淡化人的社会性，摆脱现实多种社会关系的纠缠，去探究人的本能、原欲与感觉，力图打开一条通往人性层次的隐秘通道。尽管如此，作为一个有严肃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张启雄显然是用一颗虔诚的心在写他的小说，所以他的小说在内涵上与现实仍有某种暗合之处，种种体验还是来自于现实生活的感觉。其中自然不乏对社会诸种不良现象的关注与批判，对人性弱点的揶揄与臧否，这无疑表现出张启雄创作的真诚，说明他是一个有社会良知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