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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欲望与生存的错位_论五邑新移民作家小说创作

时间:2023-07-31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一选材的多元性,是侨乡新移民作家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在侨乡外来的新移民作家中,姚瓦的小说自身就呈现出多变的姿态。

在江门五邑侨乡这块文学的沃土中,辛勤耕耘的不仅仅是本土作家。

改革开放以来,江门五邑地区引进了大量的人才。作为珠三角新的一员,其中也有较多的新移民作家,如尹继红、野湖川、姚瓦、狂子、岳勇等,在文学创作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他们以自己的实力与五邑本土作家一起撑起五邑文学的天空,共同铸造着侨乡文学的辉煌。

在对五邑新移民作家诸多小说文本的阅读过程中,感到不同于本土作家的是,新移民作家的小说,在题材的选择上更为广阔,大都带有自己生长地域的痕迹,从特定的文化角度去关注个体生命的生存状态。与五邑本土作家的反映现实生活的矛盾,以及从社会伦理道德等诸方面坚持现实批判不同,新移民作家的小说内涵大都表现出一种形而上的趋向,着重表现人性的欲望与抗争,带有一定的隐喻色彩。同时,在艺术上作大胆探索,在叙事上,对生活保持客观的审视态度,呈现出一种冷峻的风格。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作家有尹继红、野湖川与姚瓦,本文拟就他们三位的小说创作实绩,力求去把握五邑新移民作家在文学创作中的整体审美趋向。

选材的多元性,是侨乡新移民作家的一个共同的特点。侨乡本土作家在小说的选材上,一般不会超出五邑地区的范围(极个别如商河除外),即使表现历史的小说,也都与侨乡历史的真实人物及事件有关,如新会老作家陈占标的系列长篇历史小说,所写的梁启超陈白沙以及崖门海战都没有超出这个范围。邝宇的小说也都表现侨乡的生活,范围一般不会超出五邑或者岭南地区,包括近年来涌现的长篇小说新秀邱建海、叶娉云、张碧云、余颖娉等。如何取材自然不是弱点,但如果从侨乡文学整体发展看,选材未免有些单调。侨乡新移民作家的作品,丰富了侨乡文学表现的内容,他们的介入,使得侨乡文学呈现出多元的格局,从而显示出别具一格的风采。

应该说,同样取材于五邑侨乡的小说,尹继红的长篇小说《乡图》视野更为广阔,也更加富有传奇色彩。尹继红很会讲故事,一部《乡图》娓娓道来,情节曲折多变,读来荡气回肠。从严格意义上界定,仅仅只会讲一个好故事,还不能算是一个好作家。尹继红的侨乡历史故事只是一个表层符号,在通俗易懂的故事背后,隐含的是作者对历史、侨民与人性的严肃思考。

作家野湖川(真名郭卫东)来五邑侨乡工作已经多年,但他写的小说仍然表现的是吕梁山下黄土高原的生活以及那片黄土地上的民情风俗,在满目葱茏的侨乡文坛显得别具一格。野湖川是个富有强烈责任感的作家,他善于在平凡而沉重的生活岩层中开掘属于自己的生命的泉源,然后喷涌而出,给人以一种心灵的撞击。

在侨乡外来的新移民作家中,姚瓦的小说自身就呈现出多变的姿态。她的一些有关鄂东故乡生活的作品,不似一个女性作家的手笔,带有一种粗犷的风格,仿佛大别山深谷走过的狂风,那样惊心动魄而富有质感。但姚瓦作为新移民作家,她的小说也同样打上一定的地域印记。因为每一个作家曾经经历过的生活对其影响是巨大的,尽管那一段岁月悄然远去,但在作家的记忆里,那却是一声悠远亲切的呼唤,一个挥之不去的生命情结。虽然在这方面与五邑本土作家有某些共同之处,但他们作品中地域的痕迹并不像五邑本土作家那样突出,如野湖川笔下的吕梁山,姚瓦笔下的鄂东地区,在时空上都带有明显的不确定的虚化意味,尽管如尹继红写的取材于侨乡历史题材的小说,特别是他的长篇小说《乡图》,将历史的侨乡与异域风情交织在一起书写,虽然写的是五邑侨乡的传奇故事,但由于作者的构思涵盖了整个五邑地区与海外金山地区,在叙述上也或多或少带有地域虚化的痕迹。因而,也为这些新移民作家在进行艺术创作时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舞台。

《乡图》,尹继红著

侨乡新移民作家在创作上不断地变换自己的姿势。唯一不变的,就是小说中所表现的内容,无论岭南侨乡、西北农村的还是现代都市,都在主题上呈现出惊人的一致性,那就是对人性的深层思考,这是新移民作家小说中一道最为引人注目的风景,充分表现出新移民作家对待生活艺术良知与探索精神。

尹继红的《乡图》,所有的人物都很难用传统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观点来阐释。人性的复杂缠绕着每一个灵魂。司徒振南离别新婚妻子邓秋月,历尽艰辛到达美国三藩市谋生。他虽然爱自己的新婚妻子,但在大洋彼岸,他遭遇了种种人生痛楚和生活变化,却娶了另一女子如萍。而邓秋月在长期的守望与寂寞中,也没有从一而终,却与相依为命的小叔子司徒振江萌生情感,在怀上振江的孩子后又离家出走。小说着重写司徒振南后来投入到以修铁路富家乡的事业中的经历。为了这条铁路,振南殚精竭虑,九死未悔。他内心的人性挣扎,被作者表现得非常真切。同样,秋月与振江的不伦之恋,也被写得纯洁动人。人性欲望的释放,并没有削弱这些人物形象,反而使这些人物血肉丰满,显得更加真实可信。

《或绿或黄》,野湖川著

野湖川的的小说在探索人性的同时,还始终贯穿一种对现实生活的冷峻思考。他的《旱秋》中的小梁庄,久旱无雨,村上的老百姓因无钱请不动县水利局的抗旱服务队,只得将生存的希望寄托于求雨的古老仪式,以致于在烈日下跪了三个时辰带头求雨的茂泉老汉中暑而死。最后天上巧降大雨,村委会决定杀了一头猪祭奠茂泉老汉,同时也让全村人改善一下生活,没想到到嘴的猪肉却被乡里的公副书记与县里下来所谓调查旱情的水利局官员们巧取豪夺,老百姓只有敢怒不敢言。这里干群关系的尖锐对立与古老迷信的沉渣泛起,都不能不引起读者对黄土地生活的忧思。《会战》是《旱秋》的续篇,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小梁庄人穷得连面红旗都做不起,为搞所谓的会战,全庄人在支书季青的带领下倾巢出动,配合乡里搞形式主义,目的是为了弄到扶贫款,结果空喜欢一场。这种现象若发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似乎不足为奇,但故事却发生在世纪末的九十年代,无疑给我们一种触目惊心的感觉,除了让我们对变革年代黄土高原农民生活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外,也同时使我们感到,愚昧、固守与盲从是滋生贫困的土壤,农民要摆脱贫穷和困厄必须先走出愚昧与封闭,古老的黄土地才可能出现文明的曙光。

新移民作家小说的独到之处,还表现在真诚地面对历史与现实,对蕴涵在其中的民族历史命运与文化精神的关注,对历史与现实中人性的欲望与生存的困厄,作了深入的揭示,通过对历史与人性之谜的追问,涉及人类生存发展中最根本的悖论:理想追求与严酷现实、个人命运与历史安排等等。为了展示这类深刻的主题,在写法上,新移民作家大都以写实的笔触,扯开历史的帷幕,撕裂人性的伤口,表现出一种富有精神价值的思考。

这些新移民作家在揭示人物悲剧命运的同时,也展现了人性对命运的抗争。他们在表现这方面的内容时,没有孤立地去思考,而是将人物放在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之中,多侧面地表现人物的行为变化的内在轨迹,使人物形象丰满,生动感人。如尹继红的长篇小说《乡图》开创了侨乡史诗性小说的先河,以多角度、全景式的深沉笔触表现上个世纪海外华侨的奋斗史以及心理演变过程,同时,也展示了在风云变幻的年代,侨乡百姓抗争苦难的坚韧不屈的精神。小说大气磅礴,人物个性鲜明,这部小说是近年来侨乡长篇小说创作最可喜的收获,其中秋月与如萍两个女性内心的人性抗争描写得真切感人。

野湖川的《桃花流水》中的桃花子忍受不了长期的人性压抑,进行的抗争;这种两性情感的对立,在姚瓦的小说《春妮》中达到极致。少女春妮,不满继父对大姐的侮辱,更不满继父对母亲和自己的控制和欺凌,最后持刀杀了继父。春妮姐妹却生长在改革开放年代,这样的悲剧完全可以避免。另外,继父既是个知识分子,还是个历经苦难饱经沧桑的老右派,如此穷凶极恶,缺少人性,则显得有些不真实。但是,这篇小说却明确表达了姚瓦在特定时期的创作心理,那就是她通过女性写作,表达出对男权世界的坚决抗争与彻底否定。她们虽然所处时代不同,遭受的苦难不同,但他们不甘于命运的安排而奋起抗争却是一致的。这一点在代表姚瓦小说艺术成就的的两个中篇小说《花猫过河》和《溺水三千》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在这两篇小说中,姚瓦似乎从《春妮》中的“仇父情结”的阴影中中走了出来,变得成熟、豁达与大度,表现出她的女性写作的另一种姿态。《溺水三千》中的乔雨(乔露、乔水实际上是一个人),同样受了亦父亦师的胡一民得引诱,多年来沉迷于这种不伦之恋不能自拔,最后去偏僻山村借地生子,但乔雨、乔露或乔水们并没有沉沦,也没有作极端的报复,而是坦然地面对这一切,最后成为一个独立自信的女性,重塑出人生的美丽。《花猫过河》中的女医生李莉,虽然是第三者,从伦理道德角度,她是应该受到谴责的浪荡女人,但她与王本之间并不是没有真情,王本在生命的最后弥留之际爱的依然是她,而李莉也是给予王本最后心灵慰藉的女人。姚瓦通过李莉这个形象,将世俗男女的孽情演变成一种真情,并表达了对男性世界的宽容与理解,并企图建立一种的两性之间新的和谐。

在新移民小说中这些女性身上,我们分明看到一种不屈的人格力量,正是这种力量,使这些女性在苦难中,证明着自己的精神与意志,证明着命运并非不可抗拒。也使读者在新移民作家的这类人性悲剧中看到了希望。

在展现人性的欲望的同时,新移民作家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几乎都涉及人的欲望与现实生存错位的尖锐问题,正是透过这种错位,作家传达出对生命与人生的某些感悟与思考。

这种错位现象,在姚瓦的小说中表现的尤为突出。《鲜活鲜活地活着》就是姚瓦创作转型期的一篇重要作品,这篇小说写了偏僻山村的两家人的婚姻错位,金发暗恋高中女同学菊兰,但“因为是老亲”,中学毕业后不得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了“匪里匪气”的女人明娘,结婚后打斗不断。而金发的村中最好朋友猎手得旺,却一直喜欢明娘,明娘也钟情得旺,金发不爱明娘,有意顺水推舟,将明娘让给得旺,而明娘却对金发不离不弃,最后得旺却娶了已经成为寡妇的菊兰,让金发内心痛苦不已。在这篇小说里,爱情的纯粹遭到了质疑,如果照传统小说的安排,明娘和得旺两情相悦,一定修成正果,为什么明娘还要死守金发呢?因为商品经济的到来,让明娘有所觉悟,金发尽管与她感情不和,但金发是村里的高中生,头脑灵活,贩卖野果子已经让她看到了他的潜质与价值,“明娘当帮手称秤,又惊又喜,看金发怎就不像先前的金发,倒有股汉子味儿。”而得旺是个“害生灵勾当”的猎手,除了打猎,缺少其他技能。明娘对得旺的放弃,意味着对爱情的放弃,等待她的自然是悲剧,“自从得旺再婚那天起,金发就跟她戒了房事”,成了活寡妇。而另一个寡妇菊兰嫁给了得旺,虽然作家最后给了一个光明的尾巴 ,认为他们是“鲜活鲜活的活着”,她和得旺之间真正有爱情吗?这种错位的婚姻值得怀疑。

尹继红则对人性中被压抑本能与隐秘的欲望,做了较为深入的剖析,揭示了严酷现实与人物命运之间的矛盾冲突,并对这种人性的悲剧表现出一种富有精神价值的思考。《乡图》中的一对亲兄弟振南和振江,都是很有作为的青年,他们都有自己的理想追求。振南在家中娶妻秋月,出国后成为侨领,却与另一女子如萍有了私情,最后娶了她。而回到故乡的弟弟振江,却爱上了嫂子秋月。这种错位的婚姻与爱情,虽然与传统伦理道德有悖,但却真实地展示了人性本能的欲望。然而,严酷现实不仅与他们的精神产生错位,还粉碎了他们幸福之梦,使他们陷入命运的悲剧之中:振南在妻儿被绑匪绑架之时,由于坚守对储户承诺的信义,没有及时与绑匪谈判,造成了如萍的遇难。同样,秋月在被土匪绑架后,虽然振江独闯土匪山寨,救出了她,但这对有情人最后却惨死在入侵的日寇手中,令人慨叹。

野湖川的小说也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他小说中的这种生存错位,则表现出一种新的文化精神以及对现实的一种思考。《或绿或黄》中的郭老师,一直生活在闭塞的山区,偶尔去省城参加母校校庆时,他遭遇到一系列事件:变化中的高等学府;官场中春风得意的老同学;形同陌路的儿子,固守的传统观念被打破,他的心理上产生了剧烈的震荡。《果实》中的文管局副局长石里,一向清高自守,只因出一本诗集,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观念。为了得到县领导的经济支持,石里厚着老脸找王县长的夫人秋月“曲线救国”;找文学青年郑涛拉赞助,并屈尊答应在诗集封底印上广告;甚至因卖了自家的牛在自己的两个儿子的恼怒下写了欠账条;最后还变卖了自己的另一本诗稿。诗集出来后又为推销而犯愁。这里,传统的价值观念与人性进行着最残酷的较量。小说正是对郭老师、石里这些善良的普通人的心理揭示,真实地展示他们的心灵中精神错位的痛苦。《白脸黑脸》中的“我”是个浪漫的诗人,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邂逅了一位美丽高雅的女子小玉,当我将圣洁的情感奉献给她时,却发现她原来是个妓女。小说中的人物为欲望所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这说明,在物质生活普遍匮乏的古老的土地上,人们要改变生存环境追求理想的精神生活仍有漫长的路要走,这正是野湖川小说留给我们的另一种富有哲理性的思考。

新移民作家在小说的创作技巧上,还共同表现出一种艺术的探索的精神,在叙述上,对生活保持客观的审视态度,呈现出一种冷峻的风格。

作为一个严肃的作家,尹继红力求在作品的雅与俗上达到和谐的统一。与一些先锋作家写小说重叙述而轻故事不同,尹继红的《乡图》呈现出向中国传统白话小说致敬的姿态,以白描写实的笔触,写出一个个精彩的情节,如振江为救嫂子秋月独闯土匪山寨的一节,就相当吸引读者。这个桥段,不仅有类似古典小说如《三国演义》中关云长“单刀赴会”、“千里送嫂”的情节因子,显然也在潜意识中受到红色经典诸如《林海雪原》中杨子荣独闯匪穴的启示。因为传统小说中这类孤胆英雄的故事或是叔嫂情深的情节母题不胜枚举,对后世的文学必定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而这些桥段或情节正是历代读者所津津乐道的,这里也同时表现出作者对传统文学的有益思考以及对读者的审美趋向重新定位。文学毕竟需要读者,需要走向大众,尤其在当下读者群发生强烈变异的时代,说好一个故事很有必要。雅与俗的分野不在故事通俗与否,而在于故事背后的严肃思考,这种思考应是多元的,而绝非肤浅的。尹继红的《乡图》在这方面已做了有益的尝试,无疑,他的探索是有积极意义的。

野湖川的小说则丰富了侨乡“乡土小说”内涵。他的小说一个最明显突出的特点就是从人性角度去认识、把握和表现生活,展示了在黄土高原这片文化厚土上的人们那种几乎凝滞不变的生存方式、心理状态与伦理道德观念,表现出变革时期黄土地上的人们复杂而又独特的文化心态,同时渗透作家对生活的理性思考。

姚瓦的小说基本上属于写实性的,但也不乏对现代小说技巧的借鉴。她的小说注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而对故事的剪裁却显得漫不经心,因此,她的小说语言不够简洁,而大量对事件过程性的交代,使有些小说显得枝蔓芜杂,结构松散,这在她的前期小说中较为明显。她的有关鄂东乡民生活的作品,相对要出色些,但这些作品大都有自然主义的倾向。同样,在艺术表现上,尹继红的《乡图》试图囊括五邑侨乡历史上的所有事件,做一个全景式的展示,由于涉及的事件过多,时间跨度较长,在叙述上难免有拖沓现象,在人物塑造方面存在类型化的倾向,个性还不够独特。而野湖川的小说严肃有余,创新意识不够,叙述语言过于平实,缺少张力与弹性,影响了作家思想的表达,这无疑是一种遗憾。

五邑新移民作家的小说,通过对人性的欲望与生存错位的揭示,展示出人性的复杂,同样也表现出有良知的作家对人类精神世界所作的关注与探索,这正是他们作品的价值所在。无疑,五邑新移民作家是有创作实力的,愿他们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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