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对于二十世纪文坛的意义是多元的。他被视为作家的楷模，人民的良心，青春的精神。作为一个小说家，巴金无疑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无论上世纪30年代发表的长篇小说“爱情三部曲”《雾》、《雨》、《电》，还是“激流三部曲”《家》、《春》、《秋》，都张扬一种自由的精神，并以炽热的激情抨击那个毁灭青春和理想的旧式家族和黑暗的社会。巴金后期的小说开始关注小人物的生存悲剧，发表了《憩园》、《寒夜》等作品，思想更为深刻。他的激情开始收敛，在冷峻的叙事中，渗透着对世俗人性的关心，因而引起读者更广泛的共鸣。他是二十世纪文坛的一株常青树，这并不仅指年龄，论年龄他是跨越世纪的百岁老人，而是指他作为影响中国大半个世纪的五四作家，一代又一代读者对他作品的关注热情始终不减，在当代“文坛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两天”的现实中，巴金不能不视为文坛的一个奇迹。而巴金作为一个散文作家，他的作品影响同样深远。他的早期散文《繁星》、《机器的诗》和《鸟的天堂》，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这些作品表现出的对家国、乡野与自然的关注与人文关怀，已经透露出他的散文对多元意义开掘的端倪。特别是他写于晚年的散文集《随想录》，不仅是一本被人称道的“讲真话的大书”，还是转型期散文创作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正如张颐武所言：“《随想录》无论是怀念逝去老友亲人，还是分析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世象人心，或是忏悔自己的人生失误，都贯穿着这种人道主义和自由精神。‘讲真话’的追求一直是巴金执着的信念，这种信念在他的晚年也表现得格外清晰。他的坦诚无伪的表达再度显示了作家的精神世界的力量，这使他穿越了历史，在‘新时期’文学中起到了一个‘五四长者’的作用。”[1]其实，张颐武只是就作品思想内容而言的，《随想录》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不可忽视，那就是，它开启了一个散文多元化时代的到来。
巴金
一
五四长者巴金的《随想录》，回归了五四散文的文化品格，让当代散文第一次走近作家心灵的真实。《随想录》是巴金在1977—1986约十年间创作的散文作品，共五卷，包括《随想录》、《无题集》、《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这部写了十年被称为“大书”的作品，是巴金对刚刚过去的那场史无前例的民族灾难的反思与总结。这些散文为传承五四散文的人文精神，对当代散文的发展，起到了开拓性的作用。
五四白话文运动造就了中国现代散文的辉煌。对散文文化品格的追求，成为那个时代众多作家的自觉追求：即强调个性，表现自我，逼近内心真实。五四之后中国现代散文作家以自己独特的声音，张扬着充满个性的艺术生命：如鲁迅的抗争，周作人的冲淡，冰心的柔情，梁实秋的闲适，朱自清的儒雅，徐志摩的唯美，老舍的幽默。周作人主张“以抒情的态度作一切的文章”。冰心也说：“发挥个性，表现自己。” 五四散文以个性鲜明的自我和人文精神打动了众多读者。但在当代散文中，这种散文的文化品格已经不复存在，同其他文学类型一样，成为政治的传声筒与斗争工具，甚至散文也一度被高度新闻化。说到上个世纪的散文创作，我们就很自然地联想起五、六十年代散文，联想到“当代散文三大家”：刘白羽、杨朔和秦牧。刘白羽的抒情性散文、杨朔的哲理性散文，秦牧的知识性散文，成为那个时代散文视域中最明丽的风景，也自然成为争相模仿的范本。尽管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这三位散文作家都遭到不同程度的诟病与质疑，如谴责刘白羽散文空泛的抒情、鄙夷杨朔散文结构的雷同以及批评秦牧散文贩卖知识等。有的甚至从此对他们的散文不屑一顾，认为他们的散文千篇一律，是“虚假”散文和“八股”散文。
五四散文的人文精神在当代文学中的缺失，早就是一个客观存在。在一个以政治为中心宣扬共性的时代，去张扬自我不啻是一个遥远的神话。在建国初期，散文通讯化的现象非常严重，这本来是战争年代的产物，人们为了吸引读者，用散文的笔调去写通讯报道，命名“特写”。后来，这种通讯化的特写就一度取代了散文，一直延续到建国以后。散文从此躲躲闪闪，变得语焉不详。作为文学样式的散文曾经一度要求写真人真事，反对虚构，就是散文通讯化直接造成的后果。
从这个意义上看，当代三大散文家并非像后来人们指责的那样一无是处。他们对当代散文发展所作出最大的贡献，就是结束了“散文通讯化”的时代，还原了散文的本来面目。他们用自己的创作实践强调散文的某些本质特征，于是有了刘白羽对散文写景与抒情的重视；杨朔对散文诗性与哲理的亲睐；秦牧对散文智性与学识的强调。与其说这些是他们散文的特色，不如看成是他们在那个特定年代对散文本质的一种捍卫、一种回归和一种坚持。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谴责这些前辈散文作家所做的种种努力，因为他们在别无选择的年代里作出了自己正确的选择，这本身就是值得称道的。
自然，由于受时代的局限、政治的影响，他们的散文缺陷也是明显的。如内容的虚假与政治化，对自我的躲闪与情感的回避，使我们对作家的内心有如雾里看花，看不真切。女作家丁宁曾经写过一篇回忆杨朔的散文《幽燕诗魂》，其中谈及杨朔一生未婚，就是因为他年轻时爱过一个美丽女子，后来女子因为在战争中漫长等待，忧郁而死，于是杨朔再也没有谈过恋爱。但是，我们在杨朔的散文中看到的更多的是莺歌燕舞阳光灿烂的美好情景，看不到他内心深处的情感有任何痛苦。韦君宜在她的《思痛录》中给我们描绘了在反右斗争中作家刘白羽的形象：“你单个拜访他，他真会的像一个作家一样，跟你谈什么作品呀、普希金呀。”可是作报告时刘白羽却凶神恶煞，“好像与作报告意欲将别人置于死地的人，不是一个人”。[2]这样的双面人格，但在他热情洋溢的散文中却没有透露出任何的蛛丝马迹。心灵的隐藏和个性的缺席，是造成内容虚假的真正原因所在。三大散文家也强调个性，而他们对散文个性的追求，只是停留在形式与技巧方面，在思想内容表达方面，都是以“政治第一”为标准，这无疑是一个历史的遗憾。
而巴金的《随想录》却弥补了这种遗憾。时已年过古稀的巴金老人，带着个人痛苦的生命体验，以自我毁灭的悲剧精神，将自己真实的情感袒露在读者面前。尤为可贵的是，这些散文带有强烈的自审意识，以忏悔的方式，拷问自己的灵魂，为后来当代散文的崛起，吹响了第一声悲怆的号角，从而结束了散文政治化的时代，开始了对自我寻觅的新的历程。它与当时出现的伤痕、反思小说一道，起到类似文艺复兴时的启蒙作用。巴金这些散文的出现影响深远，以至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走红文坛的余秋雨、周涛、周国平等著名“学者散文”中，我们仍然能看到《随想录》思想的折光。
二
巴金的《随想录》，第一次让当代散文闪烁批判的锋芒。
在现代文学中，散文也是一种针砭现实、伸张正气的文体，这在鲁迅的杂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即使在四十年代“红色根据地”的延安，我们仍然能读到一些文字尖锐的散文，如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肖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以及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等，当然，在后来的延安整风运动中，这些作家无一不遭到严厉的批判和沉重的打击。而“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被作为中国革命文艺家学习的新范式，即‘以写光明为主’，‘也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3]在这种背景与氛围中，散文逐渐收敛了它的锋芒，而演变成为一种歌功颂德的文体，并且在当代散文领域里愈演愈烈。
无视现实的苦难，在“歌颂光明”的旗号下，一味去粉饰太平遮掩社会的阴暗面，成为当代散文的一个最明显的通病，上面提及的三大散文家也未能幸免。秦牧就说过：“每一篇散文，它的中心总在宣传一个什么思想。正面讴歌无产阶级英雄人物，讴歌共产主义，鞭挞反动腐朽事物的散文固然是这样。”[4]
在他们的散文中，现实生活总是如诗如画，没有半点缺陷，这正是后来的读者对他们最不能容忍的地方。如杨朔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中写的村庄，竟然是“海市蜃楼”仙境般的地方。同样，刘白羽和秦牧也对人民的疾苦也似乎无动于衷，而一味去放声歌唱。我们虽然理解这些作家内心的苦衷，但散文的批判功能的丧失，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散文在文革后的拨乱反正是由两个文化事件开始的，一是对“杨朔模式”的重新评价，这实际是对五六十年代流行散文价值观的一次总的清算。另一件就是巴金《随想录》的出现。对于后者，王尧曾经这样高度评价：“《随想录》最充分的意义，在于它是历史转折时期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它在历史、现实、社会、人生、思想、感情、道德等不同侧面重新确立了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随着巴金的‘随想’，我们重新思考了知识分子在历史进程中的是非，重新思考了知识分子的良知、精神、责任、使命，重新思考了知识分子之于现代社会的意义。”[5]正是出于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八旬的巴金勇于批判现实，敢于直言，让我们能处处感受到他思想的火花。如对赵丹遗言“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的赞同。（《“没什么可怕的了》）对官僚们的嘲讽：“我只说要求当官的少讲空话，不当官的少发官气；既不训人，也不挨训，人人平等，互相谅解；多干实事，皆大欢喜……如此而已。”（《官气》）还有对二次“文革”的担忧：“经过半年的思考和分析，我完全明白：要产生二次‘文革’，并不是没有土壤，没有气候，正相反，仿佛一切都已准备妥善……因为靠‘文革’获利的大有人在。”（《“文革”博物馆》）。不仅对社会，巴金对自己也同样进行无情的批判，在《解剖自己》、《我的噩梦》等篇什中，他将自己推上灵魂的审判台，拷问和反观自己性格中乃至灵魂中的弱点：过于听话、过于天真、过于软弱、生命以至到苟活的地步。巴金显然是站在一个历史的高度，用人道主义的目光去关注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存在，这其中就包括他自己，他希望人类去恶从善不再重演类似的历史悲剧。在这里，我们透过这些犀利的话语，在感受到作家的良知与责任的同时，也欣然地发现，当代散文中的知识分子逆来顺受缺乏锐气与刚性的习惯性话语，已经在《随想录》中消失殆尽。巴金的书写发生了革命性的颠覆，复活了五四知识分子丢失已久的灵魂，从而掀开了当代散文崭新的一页。
三
巴金的《随想录》，还第一次让散文站在现代立场上与民间话语结合，让散文脱下华美的外衣并洗去腻粉，变得平易近人，被普通大众所接受。《随想录》开创了一个通俗散文的时代，它与后来九十年代初期大量涌现的通俗散文有或多或少的渊源关系。
我们说《随想录》的现代立场，并不是说它采用了多少现代主义手法，如意识流、蒙太奇、象征、暗示等手法的运用。在《随想录》中，巴金一改早期散文对意境的营造，追求诗情画意的风格。相反，《随想录》却极力消解这种散文的诗情画意，而吸收了大量的民间话语，让它融入人间烟火，更加接近生活的本质。作家的文字近乎于大白话，仿佛一个睿智的长者与你促膝谈心，而且谈的都是真心话，掏心窝子的话。在写作上以白描为主，也是一般的常规写法，似无多少技巧，但无技巧却是最高技巧。《随想录》正是以它的通俗易懂、质朴简洁、坦白真诚，再加上作家的胆识与人格魅力，感动了成千上万的读者。
散文大家朱自清说过：“所谓现代的立场，按我的了解，可以说，就是‘雅俗共赏’的立场，也可以说是偏重俗人或常人的立场，也可以说是近于人民的立场。”[6]八十年代初期，散文经过拨乱反正，发展很快，各种散文流派纷至沓来，古典主义的、现代主义的，寻觅文化的、炫耀技巧的。惟独像《随想录》这样接近民间的、“偏重俗人或常人的立场”的大家散文，几乎没有。所以《随想录》的出现，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随想录》确实达到了“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如他散文中突出表现和反复强调的知识分子“自审”意识，这应该是一个形而上的话题。当代知识分子最缺乏的就是自审意识，这个问题并不容易谈深谈透。而巴金却巧妙地通过自己的经历来延伸这个话题并加以展现出来，因而显得通俗明白。他首先解剖自己的在文革社会中不正常的心理历程。如：“的确有这样一种人，他们不但说了假话，而且企图使所有那些假话都变成真理。我自己就花费过许多宝贵时间去学习那些由假变真的东西。而且我当时总相信我是在拥抱真理。我还以为火在心里燃烧。一觉醒来才发现是许多毒蛇在噬自己的心。一阵烟，一阵雾，真理不知消失在什么地方。我自己倒变做了一个贩卖假药的人。卖过些什么假药，又卖给什么人，我一笔一笔记在账本上，又好像一刀一划地刻在自己心上，刀痕时时在作痛，即使痛得不厉害，有时也会妨碍我平稳地睡眠。一连几年我到处求医，想治好这个心病，才写了那么几篇关于真话的文章，我也不过干嚷了几声。”（《卖真货》）作家将自己受骗说假话喻为“一个贩卖假药的人”，这样的民间话语，既幽默风趣，令人深思，也更加耐人寻味。深入浅出的文字，不同层次的读者都能接受。
用朴素的文字写出普通人的情感，是《随想录》又一显著的艺术特色。我们见过一些关于文革的回忆录，作者总是去刻意掩饰什么，或把自己写得非常从容坚定。巴金作为一代文学大师，一生经历风浪无数。但他写文革中的经历，既没有美化自己，也没有遮掩什么，而是写出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真切感受，他敏感的心理有过惊恐不安，有过紧张无措，也有过犹豫痛苦。“我一页一页地翻看，越看越觉得不是滋味，也越是瞧不起自己。那些年我口口声声‘改造自己’，究竟想把自己改造成什么呢？我不用自己脑筋思考，只是跟着人举手放手，为了保存自己。哪管牺牲朋友？起先打倒别人，后来打倒自己。”（《二十年前》）巴金是在用痛苦的文字，书写一个泣血的灵魂，也同时让每一个经受过文革的普通读者读后会引起强烈共鸣。其他几个名篇，如在《怀念萧珊》、《再忆萧珊》中，巴金写出了夫妇俩相濡以沫的真诚情感以及萧珊对他的关照，写的都是普通事夫妻情，并没有任何惊人之举。《小狗包弟》中，将一只逗人喜爱的小狗动态写得活灵活现，写的也是人之常情，但在平实的描写中，却有一种撞击人心灵的艺术力量。
《随想录》在内容上也作了许多大胆尝试，第一次记录了作家在文革非常岁月走过的心路历程，第一次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知识分子的精神忏悔，第一次将当代散文升华到一个较高的哲学层次。巴金就像高尔基笔下的丹柯，痛苦地将自己一颗燃烧的心挖出，又高高擎起，照亮人们前进的道路，也同时照亮了当代散文发展的道路。许多散文家都从中受到了启发或汲取了营养，它引发了上个世纪90年代散文的崛起与辉煌。从这个意义上看，《随想录》确实是一部开启散文多元化时代的大书。
【注释】
[1]张颐武：《巴金——让真理与青春同行》，《北京娱乐信报》，2003年9月22日。
[2]韦君宜：《我所见的反右风涛》，《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52页。
[3]王福湘：《悲壮的历程——中国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3页。
[4]秦牧：《散文创作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秦牧卷》，第35页。
[5]王尧：《知识分子话语转换与余秋雨散文》，《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1期。
[6]朱自清《论雅俗共赏·序》，《朱自清全集》第3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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