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还原与超越_读杨显惠“夹边沟”系列小说

在文学向市场缴械投降变得愈来愈媚俗的今天，人们视野中的历史逐渐变得像夜空中缤纷的烟花，虚幻而不真实。才子佳人纷至沓来，帝王将相粉墨登场，作家和读者变得更加急功好利，人们主动放弃对文化精神形而上的追求而陷入欲望的狂欢，对上一个世纪中国人经历的苦难已经麻木。历史的真相逐渐被俗世的红尘掩埋，尤其是一代知识分子所经历的精神磨难，即使在今天的知识分子群体中，也逐渐变得淡忘、模糊甚至遥远。

然而，天津作家杨显惠的“夹边沟”系列小说，却给了我们一种久违的惊喜与感动。这些表现上个世纪“五七”右派们在大西北一个农场苦难生活的小说，为我们展现出那个难忘年月知识分子血淋淋的生存悲剧，以一种对历史还原的严肃姿态，以及对人性的探索，引发我们对知识分子精神话题的重新思考。

一、历史的还原

文学评论家王尧说过：“我觉得现在需要对‘历史’作些还原，这种‘还原’未必能够抵达历史的深处，但也许比从概念、命题出发去解释局部现象更科学些。”^[1]还原历史，就是要求作家敢于直面历史的创伤，最大限度地去逼近历史的真相，王尧的这番话显然并不是无的放矢。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我们的历史小说作家，并没有体悟到这一点，他们对历史的理解是从概念、命题出发的，历史带有强烈的作家主观性而变得暧昧不清，对历史的任意臆造与虚构，成为我们一些历史小说的通病，即使一些表现“五七”人的作品也难幸免。比如我们在阅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某些表现“右派”生活的作品时，有的作家即使是写自己的经历，这种对历史先入为主的态度也依然显而易见：作品中的主人公成为某种意志与信念的化身，他们“虽九死而未悔”，一如既往地追求着爱情与真理，如浴火的凤凰，最后涅槃重生，获得新的生命，而对自己炼狱般的经历，却缺少应有的生命体验。人生的苦难，被阐释为一种诗意的浪漫之旅，成为一种精神的形而上的狂欢。这多少让读者有些困惑不解：难道上个世纪1957年的那场政治灾难，反而成了“方显英雄本色”的战场？我们自然没有对这些作家有谴责之意，或许这也是历史的局限。“妈妈打了儿子，儿子是不会怨恨妈妈的”。当年右派曲啸先生的这一番话是耐人寻味的。然而，历史是不能简单从伦理情感角度去阐释的，这其中有多少历史的真相被如此掩埋，我们不得而知。然而，这一切却被顺理成章地引进了我们的审美机制，使这一段历史成为了艺术化的历史而逐渐被广大读者接受，却是不争的事实。

杨显惠的“夹边沟”系列小说填补了我们的遗憾。尽管在杨显惠之前，我们读到了尤凤伟的《中国：1957》。与尤凤伟的《中国：1957》注重寓言色彩不同，杨显惠的“夹边沟”系列更带有客观性和纪实性，对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作了更为真实的还原，因而带给我们心灵的冲击就更为强烈。

在杨显惠的“夹边沟”系列小说里，已经没有那些“右派”作家的遮遮掩掩、欲说还休的姿态，而是以直面人生的态度，将历史的大幕全然拉开。或许，历史的书写者是属于后人的，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杨显惠和尤凤伟不是当事者，他们对历史的客观态度，使他们更能发现历史的真相。与尤凤伟的虚构文本不同，杨显惠笔下的“夹边沟”却是一个历史上的真实存在。他亲临实地，“为了写好这本书，作者每年数次往返于天津和甘肃之间，耗去了整整五年时光，他居然不可思议的、大海捞针般的搜寻到近百个当事人。”^[2]

《夹边沟记事》，杨显惠著

杨显惠这样做的目的是非常明显的：如果仅为了写小说，他无须这样费尽心力，可以通过既有的材料，再加上作家天才的想象来揣度历史。显然，面对这段苍茫而模糊的历史，杨显惠不愿意将自己的观念主观地介入，而是通过一个个当事人悲剧性的经历，去整体上把握这段历史，从而逼近历史的真相，还原这段历史。

在“夹边沟”的世界里，历史展现出它的狰狞面目。“夹边沟是甘肃酒泉一个曾羁押右派犯人的劳改农场，从1957年10月开始，这里关押了近三千名右派分子，1960年12月，中央解决甘肃省委的左倾错误：抢救人命，紧急遣返劳教人员，然此时的幸存者已不到一半矣。毫无疑问，这里曾经充满难以想象的苦难、饥饿和死亡”。^[3]杨显惠的系列小说大都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在叙述上也采用了采访体和转述体等纪实小说的样式，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在褪去理想主义的人造幻影后而变得那样触目惊心。在“夹边沟”的世界里，管教人员草菅人命，右派们被饥饿的阴影笼罩，逃跑的人被野狼吃掉……在这一幅幅地狱般的生存图景里，我们看到了一代知识分子精神的溃败、人格的沦丧和生命的挣扎。“满脑子都是士大夫‘达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的老实本分的知识分子余兆远，最后成了‘夹边沟’农场最出名的贼”（《贼骨头》）；王朝夫为了自己的生存，竟然卑鄙地向管教人员告密，出卖对自己有恩的许霞山（《许霞山放羊》）；“学问大，对人又和善”的牛天德因为饥饿，居然去吃别人吐出的秽物（《饱食一顿》）；同样因为饥饿，有的人竟然“敢把死人挖出来，心肝肺煮着吃”（《在列车上》）。知识分子的精神与肉体的双重崩溃，构成了“夹边沟”系列小说的固定主题。同时，作家常常以一个现时的“我”作为叙述者，这个叙述者既是事件的亲历者，又是历史的见证人，也为作家对历史的理性理解，提供了一个较为客观的视点，使那个将知识分子变为“非人”时代的历史，在当事人冷静的叙述中得到了较有深度的还原。

二、虐恋的羔羊

这种对历史的还原，还表现在对人物命运的展现上。在夹边沟的世界里，我们过去熟悉的右派“英雄”人物几乎绝迹，众多的知识分子在苦难的旋涡里随波逐流，甘于受虐，有的甚至成了同类的“施虐者”，彻底暴露出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与生俱来的人性弱点和整体上独立人格的丧失。关于受虐，学者李银河曾经指出：“由于受虐倾向是一种自愿忍受折磨的态度，它就同人的宗教感联系在一起了。”^[4]李银河还进一步说明：“受虐倾向是深层心理活动的一种方式。它的根源是想象，它的表达是隐喻，是灵魂的爱与痛苦的表达方式。”^[5]面对非人的折磨，夹边沟的右派们默默忍受。“绝大多数人不跑。不跑的原因……主要是对上级抱有幻想，认为自己当右派是整错了，组织会很快给自己纠正，平反。再说，总觉得劳教是组织在考验我们，看我们对党真诚不真诚，如果逃跑不就对党不忠了吗？就怕一失足铸成千古恨，跑的人就少了。”（《上海女人》）以甘于受虐的姿态接受党的“考验”，这简直有点虐恋的意味了。弗洛伊德认为受虐倾向“源于某种无意识的负罪感”。^[6]他说：“在受虐幻想中，可以发现一种明确的内容，即负罪感。当事人假想他犯了某种罪过（犯罪性质是不确定的），必须忍受痛苦的过程来赎罪。”^[7]可是，夹边沟的右派们并没有这种“原罪”感，这就使他们的痛苦变得无以复加。“大部分右派都是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人，四九年前后一腔热血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一下子就成了右派成了阶下囚，思想上的确想不通，觉得这一辈子完蛋了，活着没意思了。”（《夹农》）他们既然清醒自己无罪，却又以受虐的形式向施虐者表现着自己的真诚，这就构成一种人性的悖论。随着时光的流逝，“时间消磨心灵的痛苦，我们慢慢地适应夹边沟的劳动生活了，接受残酷的现实了，精神的压力减轻了，开始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了。”（《夹农》）这里，受虐由被动逐渐变为主动，而化为一种不自觉的虐恋，印证着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人格的残缺与精神的溃败。

虐恋，自然助长了施虐者的气焰。弗洛姆曾经指出施虐者是一些人格分裂的心理变态者，“具有强烈的控制他人、伤害他人、屈辱他人的意念”。^[8]他们崇拜偶像，对偶像的崇拜主要出自对权力的崇拜。而这些施虐者大都是没有多少文化知识的工农干部和军人，他们在夹边沟的王国里恣意妄为。夹边沟的右派们，虽然绝大多数是高级知识分子，但在这些施虐者的眼里，无疑是一群任人宰割的羔羊。小班长陈平安可以随意抽打犯人的耳光，甚至罚犯人光着脚在大雪地里站上两个小时（《洗个不停》）；管教干部宋有义光天化日强奸女右派，败露后不仅不认错，还将两个目睹他兽行的女右派以“造谣惑众”的罪名铐了起来（《夹农》）；赵队长随手拿起一根麻绳，就可以任意和炊事员捆打右派（《在列车上》）。而这一切，又全部笼罩着“革命”、“改造”的光晕，这种人性的变态为我们对“五七”那场运动的阐释，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由受虐者向施虐者的转化，则完全是一种人性的变异了，“右派们在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有些人特别积极，开批判会发言积极，批判起别人来声色俱厉，无限上纲；有的人看见别人做了什么事，马上就向领导汇报”。（《在列车上》）为了自己的生存，右派王朝夫可以出卖自己的恩人。为了表现进步，右派魏长海甘做帮凶，迫害自己的同类，残忍地每天用芨芨草绳拉着傅作恭的脖子背草筏子（《在列车上》）。我们不难看出，作家试图从另一个侧面表现出那个特定时代知识分子灵魂的扭曲和人格的沦丧。

三、人性的超越

如果说，杨显惠在现时的创作中，不随流俗，用生命和血泪营造的夹边沟世界，仅仅为了给读者展示上个世纪50年代末的知识分子悲惨生存图景，那么，这种对历史的还原，只是处于一个浅表的层次。很显然，杨显惠是个有良知的作家。“良知作为近期作家急需的精神支柱被提示出来，是平衡我们文学对社会失去的感觉，让作家从不关心和漠视人转而重新审视人激奋人。只有拥有良知，作家方能对抗世俗的浊流，在人道主义高度恪守人文主义精神，在社会抛弃某种正义的理性时作出必要的纠偏。”^[9]在夹边沟系列小说里，我们不仅触摸到了作家的社会良知，我们还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作家对人的尊严维护和对崇高人性的赞美。从而将一个个逆境中卑微的知识分子悲剧故事，升华到一种对生命实体的人道主义的终极关怀，从而使这些作品在人性的超越上，有了不同凡响的审美品格。它既是一部上个世纪知识分子的灵魂忏悔录，又对今天在物欲横流中的社会人生具有警醒和启示作用。

应该说，杨显惠对夹边沟知识分子的苦难人生的感受是复杂的，他既表现了在炼狱中知识分子灵魂的裂变，同时，也强烈呼唤苦难包裹下的人的尊严，如同一道温暖而执著的人道之光，折射了作家对人自身救赎的信心与理想。《贵妇人》中况钟慧，在逆境中恪守着人的尊严，像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洁白的莲花绽放在人性的荒原，最后以绝食而死来反抗他人对她的侮辱；右派王鹤鸣，宁愿饿死或吃马料充饥，也不愿意偷窃，“他从来不偷，别人把偷来的粮食给他，他也不吃”（《医生的回忆》），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的可贵品格。陈毓明在饥饿中仍然帮助别人，将自己女人送来的粮食分给其他右派（《一号病房》），知识分子的良知并未因逆境而泯灭。在夹边沟系列小说里，最令我们感动的是爱情描写。这也是作家与当下的流行小说中的爱情所不同的地方。女作家方方就对时下的爱情表现过彻底的失望：“真正的爱情很难得到。我怀疑这世上还有什么真情。”^[10]所以，在当下的小说创作中，爱情大都表现为一种俗世的情感，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物欲横流，情欲也泛滥成灾。杨显惠在表现知识分子苦难的同时，还以一定的笔墨表现出他们苦难中的爱情，而将这种爱情赋予了崇高的情感力量与精神内涵，在爱情变得弥足珍贵的今天，更加具有一种冲击力而净化我们的心灵。

杨显惠所表现的苦难中的爱情，没有花前月下，卿卿我我，而是带有浓重的悲剧色彩。《上海女人》中的顾晓云，一个柔弱善良但又坚韧的都市女性，对右派丈夫不离不弃，千里寻夫来到大西北，没想到丈夫已经饿死，抛尸荒野。她悲痛欲绝，最后，将带给丈夫的食品分给其他右派，毅然背起丈夫的遗骨踏上了归途。顾晓云的形象，是坚贞爱情的化身，也是文坛消失已久的形象，她使我们联想起俄国十二月党人那些伴随丈夫流放西北利亚的贵夫人们。顾晓云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她内心的那份高贵与自尊，坚忍与执著，让我们感受到人世间爱情的可贵。《一号病房》中的那些冒着严寒前来探视右派丈夫、给丈夫送粮食的女人们，虽然没留下姓名，都令读者过目难忘。她们对丈夫无怨无悔，以对爱情的坚贞，支撑着受难丈夫们的精神的天空，使他们有活下去的勇气，尽管这些女人们自己也活得也很艰难。《李祥年的爱情故事》中淑敏和李祥年穿越时空的苦难爱情，并未因为人生错位和岁月蹉跎而褪色，反而在地位形成反差和尘埃落定之时，开出了苦涩而奇异的花朵，令我们在为他们的遭遇扼腕叹息之时，也为男女主人公矢志不逾的爱情而感动不已。显然，作为一个坚守人文精神的作家，杨显惠对爱情有自己独到的追求，他描写的爱情带有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似乎离俗世的爱情有很大的反差。然而，对俗世爱情的超越也是对人性的一种超越。

一位文学评论家这样评价杨显惠的夹边沟系列小说：“它在高度忠实于历史事实的真实的基础上，通过对许许多多饥饿与死亡的惨烈场景的刻骨描绘，通过对众多受难者命运的来龙去脉的深沉揭示，尤其是通过对他们在绝境中人性常态与变态的出色状绘，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张力和罕见的概括力，不但表现事实本身的骇人听闻性，而且表现这一历史悲剧的精神本质和沉重教训。”^[11]这样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但我们同时看到，在文学越来越边缘化媚俗化的今天，杨显惠的小说创作好像是“不合时宜”的，也是吃力不讨好的。但是，杨显惠是一个有着独立艺术人格的作家，独立的人格，无论在任何时代，都是衡量作家艺术良知和成就的标尺。杨显惠以自己的艺术良知，捍卫着文学的尊严与崇高，无论他对历史的还原还是对人性的超越，都充分显示出他是一个卓而不群和取得一定艺术成就的作家。

【注释】

[1]王尧：《“文革”对“五四”及“现代文艺”的叙述与阐释》，《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1期。

[2]雷达：《阴霾里的一道闪电》，杨显惠《告别夹边沟·序》，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2页。

[3]同上。

[4]李银河：《虐恋亚文化》，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268页。

[5]同上。

[6]同上，第255页。

[7]同上，第188页。

[8]弗洛姆：《人类的破坏性剖析》，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49页。

[9]洪治纲：《沉沦与超越》，《整合与阐释》，作家出版社，1999年，第30页。

[10]《世俗化时代的人文操守——方方访谈录》，《长江文艺》，1998年第1期。

[11]雷达：《阴霾里的一道闪电》，杨显惠《告别夹边沟·序》，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