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尚古典_沈从文文学创作的一种倾向

一

沈从文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沈从文无疑是独具特色的一位。作为三十年代“京派”代表作家，当各路社团流派纷纷扯起自己的大旗之时，甚至连他的老朋友丁玲、胡也频也转向革命文学，他不趋时尚，不赶潮流，以恬静的心态观看文坛的潮涨潮落，云起云飞，并以“乡下人”的那份偏执，用自己那支沉郁的笔，饱蘸故乡湘西的水云，写下一个个美丽而辽远的甚至偏离时代热点的“乡间故事”，尽情地挥洒着才情。这在当时，未免不合时宜，显得有些清高与寂寞，同时，也表现了沈从文性格的孤独和对文学的一种独特的理解。沈从文对文学有自己的主张，他说：“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里供奉的是‘人性’”。^[1]这里的“希腊小庙”，无疑指的是一种希腊精神，希腊精神往往同古典精神联系在一起，常被认作是古典精神之源头。我们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沈从文对古典精神的追求，他创作的是一种古典主义文学。何为古典主义文学？作为古典主义追随者梁实秋曾这样描述过古典主义文学的特征：“其内容为人性的描写，因为所描写为人性，故能‘古’，故能虽古而不死，故能虽古而常新。”^[2] “其描写的手段是优美的，故能成为‘典’，故能历久而不失其妙。”^[3]另外，梁实秋还说：“文学不是一种无意识无目标的把戏，不是一种无方向的漂流，文学的创作必是由于作者对于人生有了深切的丰富的经验，然后由文学里充分的完美的表现出来。”^[4]由此可见，对人性的追求，描写的优美，以及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正是梁实秋对古典主义文学特征的一种阐释，就是用今天的目光去看，仍不失合理之处。我们不妨用梁实秋的这种观点去观照沈从文的文学创作，驱散包裹在他作品外层的那些“乡土”“民俗”的烟雾，我们似乎不难看出，沈从文的作品内核，流露的正是这种古典主义倾向。

二

古典主义文学的核心内容，是人性的张扬。沈从文说他的文学神庙“供奉的是人性。”对人性的追求，不仅表现在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中，还成为一种文学的审美标准，在他的文学理论中时有流露。他认为“人性的种种纠纷，与人生向上的憧憬，原可以依靠文学来诠释启发的。”^[5]在评价废名的小说时，他说：“作者所显示的神奇，是静中的动，与平凡的人性的美。”^[6]可见他对人性的重视。在《烛虚》这组文学随笔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孤独的沈从文渴求人性的完善，希望人性得到健康发展，达到一种若痴若迷的境地。然而，沈从文这种对人性美的追求，却是建立在与现代都市人生形态对立的基础上，他迷恋的却是那种带有原始色彩的人生形态，这无疑使他的创作，具有一种寻梦的性质。沈从文执拗地在这片充满古典意味与梦幻色彩的精神家园里，精心栽种他的人性之树，“在虚幻中因雨而绿，且开花似碎锦，一片芬芳，温静美好，不可用言语形容。”^[7]显然，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梦幻。处于现代都市的喧哗与骚动之中，目睹人性的扭曲和异化，时时让耽于幻想的沈从文从梦中惊醒，不得不用审丑的目光，去加以批判，从《都市一妇人》诸篇中可见端倪。他从内心抵触这种现代都市文明，决非仅仅出于一种所谓“乡下人”的自卑情结，而是执着于对古典主义追求的一种必然反应，一种对现代都市本能的厌恶。因为古典与现代，本质上便是对立的。“我发现在城市活下来的我，生命俨然只剩下一个空壳。正如一个荒凉的原野，一切在社会上具有商业价值的知识种子，或道德意义的观念种子，都不能生根发芽。”然而，内心巨大矛盾的沈从文始终没有离开现代都市，这种对立化的情绪导致了他精神的流浪与逃亡，而急欲寻觅栖息之所，古老湘西的幻梦抚慰了他疲惫的灵魂。“希望从单独中接近印象里未消失那一点美。温习过去。却依然能令人神智清明，灵魂放光，恢复情感中业已失去甚久之哀乐弹性。”^[8]他希冀从这种幻梦中重新修复美好的人性，以此平衡自己的心灵。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常常将他所追求的人性之美，置于一种古典意味很浓的人生形态之中，给人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具有一种原始的浪漫气息。湘西，作为一个亦真亦幻的艺术世界，是沈从文心中的一方净土，也是他驰骋想象、张扬美好人性的一个精神舞台。这里纷纷登台亮相的人物，无一不体现出至真至善至美的个性。他们不论贫富，不讲地位，没有欺诈，善待别人。人与人之间相互友好，道德高尚，且古道热肠，成人之美。不论是村姑，还是船夫，或者水手，他们都活得率真自然，甚至连沦落风尘的妓女，也显得那么富有真情。沈从文笔下的少女形象尤为动人：《三三》中的碾坊主人的女儿三三，《边城》中摆渡船夫的孙女翠翠，无一不散发着原始生命的美质，简直就是山野间美的精灵。在这两篇小说中出现的其他人物，如三三的母亲，总爷家的少爷、城里来的护士小姐。还有老船夫，船总顺顺父子，以及商人水手，都是那么善良，淳朴，热情，显示出人性的美好。三三家的水潭边，常来人钓鱼，三三母女热情相待，还以土产相赠。客人们钓的鱼也分一些给三三家，这些鱼母女俩并不吃，而是用盐腌了晒干，“等待有客时，这些干鱼同辣子炒在一个碗里待客。”总爷家有病的少爷来钓鱼，还带一些礼物给三三，彼此结下友情。《边城》中的翠翠的外祖父，也有同样的美德。他摆渡总是急人所急，想人所想，从不多收别人的钱，实在推辞不掉，便用此钱买回茶叶和烟草，招待往来的客人。民风民俗，颇有古野之风。在《萧萧》这篇小说中，萧萧被花狗引诱，有了身孕。这种有伤风化的“丑事”，在其他同类题材的作品中，萧萧定以悲剧收场，难免一死。而在这篇小说中，萧萧老实忠厚的伯父，“不忍把萧萧当牺牲”，原谅了她的过失。而婆家也因为萧萧后来生了一个儿子，被名正言顺地留在家里，并且“大家把母子二人照料得好好的”，“一家人都喜欢那儿子”。湘西民风的淳厚，人性的善良，可见一斑。在《龙朱》、《神巫之爱》这类小说中，沈从文将这种原始的人性之美推向极致。这里的男人，“美丽强壮象狮子，温和廉驯如小羊，是人中模型。是权威、是力、是光。” (《龙朱》)而女人，尤其是少数民族如花帕族的女人，则“精致如玉，聪明若冰雪、温柔如棉絮。”(《神巫之爱》)显然，这里的男人和女人，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但我们不难从远古的神话传说中找到蛛丝马迹。沈从文正是在按照一种古典的人格理想来塑造他的人物，精心编织他的人性之梦。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对原始生存状态的沉湎和对神话人格的重塑，在审美上趋向古典，是不言而喻的。

三

沈从文曾这样评价过许地山：“落华生的创作，同‘人生’实境远离，却与‘诗’非常接近。”^[9]这段话，对沈从文的创作而言，也是非常切合的。如果说有什么不同，许地山的创作是“以幻想贯穿作品于异国风物的调子中”^[10]，沈从文的创作，则用幻梦编织作品于一种和谐的中国古典境界中。沈从文的作品，特别是那些描写湘西生活的篇什，无论是人文环境还是自然环境的描写，他都追求一种古意，淡远而优美，具有一种诗的意境。其实，让作品具有意境，这本身就是一种古典主义的追求，因为意境本来便属于古典美学的范畴。它“最先是作为诗学范畴提出来的。它和道家哲学、佛学及儒家诗教重兴寄含蓄的艺术表现都有渊源关系。但最根本的，它是根植于古典社会的生活方式——即人在自然的怀抱中，与自然相处相得，和谐为一，从而在精神中产生(构筑)一个诗意的‘世界’(或境界)。”^[11] 和谐的美，是意境的内核，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种和谐的关系，则是构成作品有无意境的重要条件。沈从文的作品，不仅人物关系和谐(前文已述)，在人与自然环境的描写方面，也达到一种和谐的统一。因此，也极有意境。

打开沈从文描写湘西生活的作品，你仿佛步入一轴和谐幽美的山水画卷，使你流连忘返，陶醉其中。这里的人活得那么自然，那么真实，这里的山水也带有明显的鸿蒙初开的自然美性质。山是险峻峭拔，翠色逼人：“一列青黛崭削的石壁，夹江高矗，被夕阳烘炙成为一个五彩屏障。”(《湘西散记·箱子岩》)“群峰竞秀，积翠凝蓝，在烟雨中或阳光下看来，颜色真无可形容。”(《湘西·沅陵的人》)沈从文尤擅写水，水在他的描写中一派天然而极有灵性：“若溯流而上，则三丈五丈的深潭可清澈见底。深潭为白日所映照，河底小小白石子。有花纹的玛瑙石子，全看得明明白白。水中游鱼来去，全如浮在空气里。”(《边城》)“长年活鲜鲜的潺缓流水中，有无数小鱼小虫，临流追逐，悠然自得，各有其生命之理。”(《绿魇》)这山这水，古朴天然，未受丝毫俗尘污染。山水若此，那些人化的自然，在沈从文的笔下，也透出一股原始味：舟船、码头、山寨、油坊、碾房、街巷……这些，在作品中不仅仅是点缀，而与自然山水和谐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一种古趣盎然的田园诗一般的意境。这种描写在沈从文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如写水边人家：“近水人家都在桃杏花里，春天时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边城》)写山野农家：“河水已平，水流渐缓，两岸小山皆接连如佛珠，触目苍翠如江南的五月。竹子、松、杉、以及其他常绿树皆因一雨洗得异常干净。山谷中不知何处有鸡，有牛犊叫，河边有人家处，屋前后必有成畦的白菜，作浅绿色。”(《湘行书简》)写山城也有类似和谐的美：“由沅陵南岸看北岸山城，房屋接瓦连椽，较高处露出雉堞，沿山围绕，丛树点缀其间，风光入眼，实不俗气。由北岸向南望，则河边小山涧，竹园，树木，庙宇，高塔，居民，仿佛各个都位置在最适当处。山后较远处群峰罗列，如屏如障，烟云变幻，颜色积翠凝蓝。”(《沅陵的人》)然而，沈从文笔下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绝非孤立的，它往往与人物性格一起，构成一种和谐的意境。沈从文作品中的人物，尤其是那些出入山林水畔的湘西少女，一个个质朴天然，其性格静若春山，动似流水，天真烂漫，亦有一种原始的情趣。意境的创造离不开人物性格，因为“性格是意境的组成部分。在一定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性格是作家创造意境的手段，而意境则是作家塑造性格的手段。”^[12]沈从文深谙此道，所以他作品中的人物，都带有一定的诗化性质，使人物性格与意境创造构成了和谐的统一。

《边城》中的翠翠形象，便颇具代表性。“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和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这里，作者特地强调，翠翠的美丽是大自然熏陶的结果，与美丽的山水一样，是天然造化，因而，翠翠的形象与自然山水构成一种和谐的意境。作者还运用了两个比喻来形容翠翠的性格特征：活泼如“小兽物”，善良如“山头黄麂”，也暗示出她与自然的一种内在联系，一种和谐关系。她是山野的女儿，就连她的梦境，也充满山野的情趣：“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仿佛轻轻地在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对山悬崖半腰——去作什么呢？摘虎耳草！”这绝非是可有可无的闲笔，仍是强调人物的灵魂之美与自然之美的一种内在契合与交流，同时，也丰富了作品的意境。作家对题材的选择，表现出作家在审美意识上的追求。沈从文笔下湘西人的生活是封闭而古朴的，乡村田园远离现代文明，带有浓郁的原始色彩：“这些人根本上又似乎与历史毫无关系。从他们应付生存的方法与排泄感情的娱乐上看来，竟好象今古相同，不分彼此。”^[13]不仅如此，“这些人生活却仿佛同‘自然’已相融合，很从容的各在那里尽其性命之理，……这些不辜负自然的人，与自然妥协，对历史毫无负担，活在这无人知道的地方。”^[14]正是这些具有原始生存状态的芸芸众生与尘俗未染的自然景观，使身居都市的沈从文梦魂萦绕，，引发了极大的创作热情。他对古朴的湘西的迷恋，正是一种古典情结所致。他在创作上，崇尚古典主义，是毋庸置疑的。

四

沈从文毕竟是个现代人，他不能老是沉湎于往昔的幻梦中。他虽在审美上崇尚古典，但又时时感到时代的变迁不可避免。这不得不令他以一种历史的理性，对湘西古老的大地去作另一番思考。尽管这种思考，是充满矛盾的，甚至痛苦的。但沈从文毕竟是个创作态度严肃而富有责任感的作家，他只有面对现实，别无选择。沈从文在晚年谈及自己的这类作品，仍不无感触地说，这些“作品一例浸透了一种‘乡土抒情诗’的气氛，而带着一分淡淡的孤独悲哀，仿佛所接触到的种种，常具有一种‘悲悯’感。”^[15]显然，沈从文是用一种古典主义观点去看待现实的。这种“悲哀”与“悲悯”，既表现沈从文对现实的清醒态度，，又表现了他内心深处的古典情结被现实无情消蚀的那一种失落的隐痛。这无疑使他的作品，始终贯穿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感伤氛围，并带有一种古典田园式的挽歌情调。实际上，当沈从文沉湎于古典主义激情，追寻他的湘西幻梦之时，这种潜在的感伤便同时结伴而来，他预感到这种原始状态的古朴生活终将被时代大潮冲击而消逝。自己捕捉的只是古旧岁月的一抹幻影，一个封闭时代被无情撕裂宣告终结的那最后一缕尾音。对湘西怀有深厚情感的沈从文，在赞美湘西的民情风俗美好人性的同时，便已看出湘西人“负气与自弃”的诸种弱点：“负气与自弃本来是两件事，前者出于山民的强悍本性，后者出于缺少知识养成的习惯，两种弱点的合而为一，于是产生一种极顽固的拒他性。不仅仅对一切进步的理想加以拒绝，便是一切进步的事实，也不大放在眼里。”^[16]湘西民风虽淳厚，但因这人性的弱点存在，故“少强性，少膨胀性，少粘附团结性，少随时代应有的变通性。影响到普遍社会方面，则一切容易趋于保守，对任何改革都无热情，难兴奋。凡事惟以拖拖混混为原则，以不相信不合作保持负气，表现自弃。”^[17]沈从文虽从古典主义角度，对湘西人的某些生存状态持欣赏与迷恋态度，但沉湎其中却能自拔。他的历史理性清醒地使他意识到，这种生存状态与现代社会的格格不入，这种人性也不适合在现代社会生存，湘西古老的生活终将被历史淘汰：“这地方将来的命运，虽生活与自然相契，若不想法改造，却将不免与自然同一命运，被另一种强悍有训练的外来者征服制驭，终于衰亡消灭。”^[18] 沈从文内心对湘西人的这种“悲悯”态度，使他的那些表现湘西美好人性的作品，或多或少笼罩一层悲剧色彩。即使象《边城》这样诗意浓郁充满牧歌情调的作品也不例外。小说结尾，翠翠的外祖父凄凉地死去，船总顺顺也因大儿子之死而反对翠翠与小儿子的爱情。傩送二老和父亲大吵一顿负气出走。等待翠翠的只是一个爱情幻梦：“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即使回来又怎样呢？二老能抗拒父亲的旨意么？翠翠的爱情注定是一个无言的结局。《萧萧》中的萧萧虽免于一死，但她小小年纪便做了婆婆，青春便在灰色的岁月中糊里糊涂消逝了，这似乎是喜剧的结尾，却流露出作者不忍言明的哀痛。《丈夫》则写出人性的堕落与挣扎。小说最后，当妓女的妻子终于和丈夫离开城里回到乡下去，这虽然显示出人性的觉醒，但从小说的描写中，我们不难看出当地农人生存的艰辛与危机：“任你如何勤省耐劳的干做，一年中四分之一时间，即或用红薯叶拌和糠灰充饥，总还是不容易对付下去。”由此推断，这对夫妻回去后，等待他们的仍是悲剧的命运。沈从文的这些作品，也向读者昭示着湘西古老的生存状态历史的终结。

沈从文在审美上崇尚古典，但他却不是一个复古主义者，他在唱着牧歌与挽歌的同时，也在吟唱着希望之歌。他期待人们克服人性的弱点，继续张扬美好的人性，“放弃过去对自然和平的态度，重新来一股劲儿，用划龙船的精神活下去。”^[19]他还对青年人寄予厚望，认为“地方一切会在他们努力下慢慢改变过来的。青年之觉醒是必然的。”^[20]这种理性与智慧的目光，正是沈从文与其他古典主义作家不同之处，是对古典主义文学的一种超越。

【注释】

[1]《〈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沈从文文集》，第十一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第42页。

[2]梁实秋：《古典文学的意义》，《偏见集》，上海书店，1988年。

[3]同上。

[4]梁实秋：《文学与道德》，《新月》，第二卷第8期，1929年。

[5]《给志在写作者》，《沈从文文集》，第十二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第109页。

[6]《〈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沈从文文集》，第十一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第97页。

[7]《烛虚》，《沈从文文集》，第十一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第276—279页。

[8]同上。

[9]《沫沫集·论中国创作小说》，《沈从文文集》，第十一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第169页。

[10]同上。

[11]尹均生、刘九州主编：《写作学教程》，广西师大出版社，1993年，第212页。

[12]叶朗：《中国小说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 年，第233 页。

[13]《湘行散记·箱子岩》，《沈从文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第281页。

[14]同上。

[15]《〈散文选译〉序》，《沈从文文集》，第十一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第89页。

[16]《〈湘西〉题记》，《沈从文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第333页。

[17]《〈湘西〉题记》，《沈从文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第333页。

[18]《泸溪·浦市·箱子岩》，《沈从文文集》，同上，第379—380页。

[19]《湘行散记·箱子岩》，《沈从文文集》，同上，第281页。

[20]《沅水上游几个县份》，《沈从文文集》，同上，第3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