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的改革_观念解放中的制度创新

二、观念解放中的制度创新

在20多年的减法运算中,曾经巨大的中国电影观众“集合”,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像剥洋葱那样一层层剥掉了许多“子集”,剩下一小片,陪伴中国电影的风雨泥泞旅程。

据调查,目前北京市电影观众的构成为：高学历观众占据主导地位,大学以上占54.2％,高中占36.64％,初中占9.16％,受过良好教育的中青年知识分子是当前影院的常客；观众趋向年轻化,20岁以下占16.73％,20～35岁占52.22％,35～50岁占19.49％,50岁以上占10.49％,青年群体已经成为活跃于影院的中坚力量；女性观众多于男性,男性占49.2％,女性占50.58％,证明情侣电影市场的在当前的重要地位。⁽¹³⁴⁾但这种以少数高学历青年为主的电影市场,是远远不够的。根据国家的统计,1999年我国按不同标准划分的人口结构⁽¹³⁵⁾为：

可以看出,高学历的城镇人口在13亿人口中只占13×30.89％×2.9％≈0.12亿,其中的青年人群数字还要减少。然而那么多不去影院的人就不喜欢看电影吗？不是。所以,中国电影在走向市场的发展战略中,要把争取观众作为一个重心,大做“加法”,把流失的观众有针对性地找回来。目前在农村,由于农村的消费水平和文化设施环境,电影很难和电视竞争。当前最要紧的,是在有影院基础的城市,用针对性产品把尽可能多的观众请回来。

这依赖于两个基本前提：一是电影企业是独立的经济实体,有自主权,能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电影的生产,价值规律作为一条纽带能把观众利益和企业利益捆在一起；二是电影运营的各个环节——制片、发行、放映,在利益分配和责任承担上明确、合理,减少体制内耗对观众利益和企业利益的损害。也就是说,电影应当成为一个巨大的“平台”——不但是担负维护社会稳定任务的政治平台,而且是实现企业利益的经济平台,还是社会成员交流共识的文化平台。这意味着,在改革成果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由于对政府放手后意识形态可能失控的预期,以及电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传统实用功能,导致政府在推进“政企分离”的改革中十分谨慎。

循着中国电影改革的来路去看,可以发现一条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改革轨迹：

1.80年代的电影改革

在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浪潮中,中国电影迅速开始了改革探索,是中国最早开始改革的行业之一。最初的改革是从协调制片和发行的利益分配开始的,电影在制片厂和中影公司之间的结算方式,从原来每部以70万元卖给中影公司,变成以拷贝量来结算,电影厂有了“与市场挂钩”的意识。但这种有限的改革举措,“并未能表现出新时期大发展所必需的开阔视野,反映了某些方面从局部的狭隘利益出发,追求近期效应的局限”⁽¹³⁶⁾。所以,1984年前后,电影体制又在社会改革的大氛围中,向前迈了一步。电影业在“政企分开”、“简政放权”的改革精神指导下,被规定为“企业”性质。电影企业要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不再由国家拨款支持制片业,电影企业要通过银行贷款自筹资金,要通过自己的经营获得利润,还要缴纳十几个税种。正因为电影企业要通过在市场中获利生存,所以在1985年,和电影企业的获利情况直接关联的票价体制开始松动,国家同意部分地区的部分影片的票价可以“浮动”,以“解决”电影企业收入下降的趋势。也正因为这样,可以看出这种改革的被动意味：虽然在企业自主权上有所放开,但改革基本还是出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局部修补。1987年之后,电影改革在观众人次锐减的背景下,再次向前迈了一步。中影公司和制片厂的结算方式,变为代理发行、一次性买断和按比例分成等多种模式,而且拷贝结算的上下限被初步放开。但由于观众减少导致的票房不稳定,1989年结算方式又回到按拷贝结算的老路上,只不过把每个拷贝的单价提高了一点。

80年代的电影改革,是在摸索中边总结边前进的。其中最突出的问题,一是发行放映机构减不动,反而膨胀：二是制片企业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善,制片方的利益受损严重,导致制片方在电影生产上“无米下锅”。

2.90年代的电影改革

1993年的电影改革,在对80年代改革总结的基础上,在社会改革总体趋向的背景下,改革力度和前几次不可同日而语。《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及其《实施细则》出台,引起电影界不小的震动。文件主要内容有：电影制片、发行和放映等企业“必须适应党的十四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电影作为精神产品,“市场就在于观众”,包括影院、放映队、电视、录像等各种形式的观影人群；检验电影市场发育如何,要看电影的社会和经济“两个效益”。在这种改革原则的指导下,1993年,有两个改革举措引人注目：一是国产电影不再由中影公司独家发行,制片方可以直接与地方发行单位见面,但进口电影还是由中影公司独家发行；二是电影票价原则上放开。这次改革的幅度不可谓不大,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责、权、利”在整个电影运作系统以及各个环节内部,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混乱。电影运营系统环节多、渠道少、效益低,市场的调控作用发生扭曲。在一段时期内,引起了电影市场的无序和失衡。如何把握改革的“度”,看来是一个难题。

90年代中国电影还有一个巨大的改革举措,就是1995年开始限量进口分账大片。这个举措虽然看起来不关乎中国电影生产体制自身,其实对中国电影产业的影响极为深刻。如果说,中国电影自身的变革是其发展的“内因”,那么进口“大片”就是推动其发展的“外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当中国电影产业自身处于“内虚”状态时,渴望通过进口大片刺激市场,带动国产电影的发展,就成为一件有争议的事情。进口“大片”不但抬高了电影票价,而且也抬高了中国电影观众的观影期待,国产电影在这两方面却是矛盾的：票价上去了,但因为种种早就存在的局限,电影产品却很难与进口大片抗衡。

3.“入世”冲击下的电影改革

随着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中国融入世界市场体系的步伐明显加快。电影改革作为调整中国电影产业机制以使之与国际接轨的途径,又一次成为电影界甚至整个社会的话题和热点。世纪之交的电影改革出现了如下的突破：一是颁布了新的《电影管理条例》（2002年2月1日）。电影管理向法治化、制度化又一次迈进,电影管理规章也在修正、补充和丰富中逐步完善；二是电影产业通过资产重组向集团化方向发展。试图避免过去条块分割、利益失衡、资源分散带来的资源浪费,应对跨国电影集团冲击的能力也有所增强；三是制片主体开始多元化。虽然国营大制片集团仍是主要的制片单位,但国家已经逐步把制片权放给一些民营机构,为制片业注入了新鲜血液；四是在发行系统上推行“院线制”。截至2002年5月31日,在全国20多个主要省市成立了30条院线（其中跨省院线11条）。进入院线的电影院有872座,银幕有1581块。初步建立了制片、发行、放映各个环节之间的合理利益分配机制,对“瞒报票房”的痼疾有所控制；五是发行主体多元化。民营机构开始介入发行业,北京博纳文化交流有限公司成为首家获得电影发行权的民营公司。有权发行进口影片的机构,也从中影公司“只此一家”变成“另有分店”。2003年6月,“华夏电影发行公司”诞生,结束了中影公司对进口买断影片50年的垄断,也结束了它对进口分账大片这块“肥肉”近10年的垄断。

这些已经出台的改革都指向一点：创造健全的电影市场体制,形成制片、发行、放映三个层面内部的竞争机制,激活电影产业的创造力,不仅要创造“产品”,还要创造“市场”。说到底,是要创造中国电影和观众的亲密关系,使中国电影产业在“为观众服务”中实现它回避不了的多种职能。

然而,面对境外电影的虎视,中国电影界已经长期处在焦虑状态中了。为什么焦虑？“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中国电影的绵弱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起“沉疴”必须下猛药,我们的电影改革之所以总在艰苦地进行,就是因为它从枝枝叶叶入手,总是在主干四周盘旋。一种痛快淋漓的改革可能带来一些振荡,但却可以祛除病根；况且,经过20多年的制度缓冲,中国电影应该有相当的承受力、适应力了。从社会氛围上看,市场经济体系已经在社会各领域建立,可以支持电影作为一门产业按照其游戏规则运行。最重要的是,从社会发展趋势看,市场经济最终会使党的“执政”方式发生变化,十六大报告也体现了这一思路。“观察家认为,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到‘七一讲话’、‘五三一讲话’,再到即将召开的十六大,种种迹象清楚地表明,中国共产党正在郑重而冷静地面对自身的深层次变革。这一变革,不仅仅是意识上、观念上（的变革）,它将涉及党的执政方式、组织方式、党员构成、党与国家关系等非常广泛的层面”⁽¹³⁷⁾。这表明,改革已悄然走到“过大关”的重要阶段,越来越触及最敏感的“刚性”区域,向制度全面重建的阶段迈进。有人形象地把改革中政府干预和市场行为之间的关系,称为“看得见的脚”踩住了“看不见的手”,使这只手的作用被扭曲。因此,也可以说,正是这些传统体制和观念的在场,才导致了中国电影的“观众问题”。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还是要从骨子里解放观念,进行勇敢的制度创新。当中国电影真正强起来的时候,就不会在好莱坞的大军压境面前,有羊的恐惧,大喊“狼来了”。毕竟,“正气存内,邪不可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