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注定》和《白日焰火》看电影里的“中国故事”

在当代电影全球化拓展的历史背景之中，电影的市场往往超越了一国之境，在此之中，票房收益固然是最大的市场逻辑，但电影本身所携带的一国之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却是潜移默化的“附带销售品”。这种“附带”的“销售”，使得电影当仁不让地成为了解一国人民、一国文化的窗口，而在电影中塑造的国家形象也将直接影响到受众对该国的态度、看法和情感基调，从而对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产生重要影响。因此，电影总是被人称为“装在铁盒子里的文化使者”。从早期好莱坞电影席卷全球的“文化侵略”，到如今各国政府大力发展的文化产业，电影始终都在其赚钱逐利的生意和陶冶情操的艺术角色之外，承担着建构国家文化形象的重任。

电影所包含的这种文化建构的任务，对于中国来说尤为重要。如我们所见的，当代中国还存在着相当多的问题，但毫无疑问的是，一个快速崛起的“新新中国”正在迅速地超越原有的中国“现代性”的宏伟的历史框架, 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性的历史角色。但在这个过程中，GDP的逐年攀升，经济总量的大幅增加，却难以根本改变目前中国作为一个低端的“制造大国”的命运，相比于“中国制造”在全球空间中的席卷之势，中国人的文化、价值观，以及意识形态却在世界范围内屡遭误解。就中国而言，政治实力和经济总量等“硬实力”显著增强的同时，却并没有一个与此相匹配的“文化中国”的形象，这无疑是令无数中国人颇为尴尬的重要问题。

众所周知，自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就一直艰难地行走在“走出去”的过程之中，然而它们却没有为中国形象的建构提供太多建设性的贡献。比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第五代”导演获得广泛国际声誉的《红高粱》《黄土地》《菊豆》《活着》《霸王别姬》等电影，所提供的只是一个“时间上滞后，空间上特异”的中国的形象，这是按照西方人“东方主义”的观点对中国的塑造，“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这么多年，中国电影展现出可喜的变化，但也终究难以走出这种宿命的格局。

最近，一向疲软的国产电影，终于接连传来令人振奋的好消息：继2013年贾樟柯的《天注定》夺得戛纳电影节最佳剧本奖、美国国家影评人协会奖等多个国际奖项之后，2014年初，刁亦男的《白日焰火》也在柏林“爆冷”摘得银熊，而演员廖凡更是获得影帝殊荣。这些重要奖项的获得，无疑显示了中国电影殊为不凡的艺术成就与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然而，对于亟待走出国门的中国电影而言，这些奖项的背后，却也依然掩藏着那丝难言的隐忧与苦涩，这便集中体现在电影所传达的国家形象之中。

比如，“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天注定》通过几个彼此独立的故事，讲述了几个不同的普通人因各种原因而走向杀戮或自戕的经历，这里便明显表现着当下现实的踪影。因而电影以别样的方式呈现了影像与现实建构的敏感互动，这样的“中国故事”虽因种种原因没能顺利上映，但电影鲜明的影像伦理，以及饱含道德义愤的社会批判，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然而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电影中充斥的残忍、血腥和无端的暴力。因此尽管电影所显示的影像伦理和社会正义都足以使人钦佩，但这种社会批判的形式却是以非常负面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在这种现实的重述与建构中，一个阴郁粗鄙，戾气四溢，因问题重重而病入膏肓的中国形象，也颇为尴尬地展示在观众面前。由此我们也可看出贾樟柯电影的一贯风格：在追求影像“对现实表象的穿透力”的名义下，以社会记录和批判的方式呈现出压抑消极的中国，由此我们也可从中看到第五代导演自我民族志式的激情与快慰。

对于那些经常混迹欧洲电影节的导演来说，他们显然早已习惯了投西方所好的影像表述方式，因而对于中国形象的把握难免刻板偏激。在此，刁亦男的《白日焰火》虽不像《天注定》那样激愤地批判现实，却同样显现出阴郁压抑的影像气息。这个故事也源自社会案件，但风格化的情欲和悬疑让这部电影在艺术之外更具商业色彩。电影之中，镜头里的哈尔滨完全没有大城市的炫目和繁华，而代之以逼仄破败的街道，老旧的居民楼，巨大的工厂，无所事事而又无精打采的人们，以及流淌其间的颓废气息。难怪德国《明星》周刊认为，《白日焰火》这部关于暴力、爱与性的“黑暗惊悚片”，让人想到20世纪40年代的好莱坞黑色电影。看罢电影，也确实能感受到标准“黑色类型片”的风骨。它处处透露出黑色电影的血腥气息：空虚冷硬的城市，无尽的夜幕下美丽而危险的女人，以及连环的杀戮与不羁的情欲，这些都营造出一个神秘的东方形象来。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媒体认为，《白日焰火》可能是柏林电影节上最令人哗然的中国电影，而该片所折射出的中国社会色调也过于暗黑。尽管较之早年张艺谋的《红高粱》、王全安的《图雅的婚事》，《白日焰火》的故事显得更加主流，更商业化一些，但它还是没能逃脱东方主义式“猎奇”的命运，为此，德国《时代周报》以“即使中国也会发生谋杀”为题来谈论这部电影，这也难怪，西方社会一向是以社会认识资料的标准来看待中国电影的，这便是我们的隐忧与苦涩的来源。

反思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从最初的《英雄》《夜宴》等商业大片，到如今的《天注定》《白日焰火》等艺术电影，其叙事的基本价值和逻辑其实并没有发生太多变化。不仅如此，就价值观而言，最近流行的商业电影也存在着诸多瑕疵，比如那部创纪录地席卷票房的电影《泰囧》，在其结尾之处，颇为赤裸地在金钱、理想及明星化的世俗欲望之间建构联系，这不禁令人忧心忡忡；同样，电影《全民目击》一味追求情节斗转所带来的艺术效果，不惜运用富人的大获全胜，来违背电影的叙事正义；而《小时代》系列电影虽展现出难得的励志风貌，却也鲜明呈现出“金钱奴隶制”哲学的负面意义。这些电影都沉沦在拜金主义的风潮之中，其价值和形象都难以令人满意。

现实的形势与文化的状况，总是不断给我们提出新的问题，而对于中国电影来说，如何参加现实文化的积极建构，无疑是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在此情形之下，如何以电影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也显得尤为重要。而按照评论家李云雷的说法，在正面价值的基础上，通过电影来获得自身的文化自信，以积极的方式顽强讲述凝聚了中国人共同经验与情感，并能从中看到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性、命运与希望的故事，这或许就是所谓电影里的“中国故事”的题中之意。它要求我们善于运用“世界的语言”来讲述中国，以从容平易的影像叙事来正面阐释中国，建立包裹中国独特“价值观”的国家形象，而这些对于中国电影来说无疑是任重道远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