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港正传》与当代香港的精神认同

赵良骏导演的《老港正传》是一部向香港回归十周年献礼的影片。在这部怀旧气息十足的片子里，作者借用《阿甘正传》的叙事手法，希望通过“小人物”的命运来折射“大历史”的变迁。电影以一位电影放映员的视角，见证了香港四十年来的历史巨变和岁月沧桑。其中左翼人士示威游行，内地改革开放，中英谈判，“九七回归”，金融风暴，SARS爆发，启德机场关闭，保卫钓鱼岛等历史痕迹在电影中依稀可辨，这也印证了宣传方的说法——谱写一部“香港的《天堂电影院》”。用四十年的时间跨度，两代人的酸甜苦辣和悲欢离合来总结香港的过去，思考当下并且展望明天，通过小人物的命运来折射香港的历史变迁，在此，导演赵良骏先生似乎延续了他在《金鸡》中一以贯之的主题：为小人物写“正传”，给草根生活写“史诗”。当然，既然是以回归为题材的影片，就不可能只是孤立地叙述香港的故事，而必将香港和内地的关系纳入其思考的范围。甚至进一步来说，由于“中国传统”和“中国情结”已然内化于香港电影之中，任何电影人都已无法从香港与内地文化及身份的复杂纠结中活脱脱地剥离出纯粹的“香港叙述”。尤其是在回归十年，祖国内地急剧变化，旧有的经济地位和意识形态结构出现惊人的转轨，“新新中国的形象”逐渐浮出水面的今天，内地与香港之间复杂的精神联系，以及较之更为复杂的认同关系，在这部影片中得到了展现。

在《老港正传》中，黄秋生扮演的“老左”（左向港）是香港爱国影院的电影放映员。就像他的名字一样，“老左”一生追求爱国理想，秉承“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人生信条，发扬“社会主义大公无私的友谊”，在香港这个金钱至上的社会特立独行。他哼唱的是《歌唱祖国》《智取威虎山》，看的是《毛泽东选集》，信仰共产主义，别人“向钱看”，他则“向前看”。他一生最大的梦想是“希望有一天能到天安门去看一看，感受一下祖国的伟大河山”，然而天意弄人，四十年来，他的梦想一直未能如愿。在此之中，令人颇感意外的是以“老左”为代表的老一辈香港人对“左翼”中国，即“新中国”的精神认同是如此深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这种行为并非空洞，而是发自肺腑的，电影的叙述语调也没有掺杂丝毫的揶揄和嘲讽，显示了电影叙述基调对这种精神认同的肯定。“老左”对北京的向往无人能比，哪怕遭他人（包括自己的妻子和儿子）的不解和白眼，这一行为不仅唤起我们有关历史的熟悉而复杂的记忆，其所携带的象征意义也引人思考。

就像电影中一带而过所表现的那样，香港也曾有一个“红色的六十年代”，换句话说，香港这个“东方的大都市”也曾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狂热过。当然，这也不难理解，毕竟香港的历史包含了太多的国耻家恨，去国离乡的谋生者更容易受到为劳苦大众谋福利的理想主义的感召，并坚定地呼吸在这个群体里，批判资本主义，反抗殖民暴力。因此，香港的“左派”思想基础更多的是殖民统治下被激发的爱国主义。1967年5月，香港“左派”在大陆“文化大革命”的鼓舞下，举行了一次对抗英国殖民政府的暴动，当时的参与者称之为“反英抗暴”。事件由最初的罢工、示威，发展至后期的暗杀、放置炸弹。结果五十一人直接在暴动中丧失性命，另外有超过八百人受伤。尽管这次运动与“文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毕竟还是与后者有着很大的疏离与隔阂。在香港的“左翼”运动中，“文革”只不过是他们追求社会理想的一个契机，一个借以表达理想的事件，一个对香港社会进行批判的道具。在“反英抗暴”运动遭受挫折的“老左”并没有改变他对“左翼”的狂热，然而随着历史发展不可抗拒的潮流，以及个人置身其间无力反抗的宿命，“老左”和他的战友们不得不接受“左派”在祖国和香港的落寞结局。作为历史中的“人质”和“符号”，以“老左”为代表的个体也不得不遭受因历史的解体与坍塌而被抛弃的命运。从“左翼”历史的辉煌到落寞，甚至再到历史回过头来清算“左翼”的“历史债务”之时，“老左”便成了历史中的牺牲者与受害人。在整部电影中，“老左”尽管有着善良的愿望，但都无一例外地遭受失败，这似乎也悲剧性地印证了“左翼”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命运。在香港这个日益繁华的全球资本主义都市，“老左”坚持理想，独守清贫，当身边友人相继搬入高楼大厦时，他依然守着破旧的“天台木屋”，即便是想去北京天安门感受一下祖国的伟大这样简单的愿望，都遥遥无期地无法实现。他长期以来注目于集体，关心他人，而忽视了个人生活，包括对儿子的关心和对妻子的爱，最后当妻子被劳累与疾病夺去生命，儿子因误解而离家出走后，他才明白，“时间错了，我的时间全错了”！于是，当影片的历史到了1997年那个他期待已久的时刻，全港乃至全国人民都沉浸在一片喜庆和欢乐中时，“老左”却只能在雨中独自品味个人那痛入骨髓的悲伤，令他悲痛的恰是“大历史”如此残酷而真切地与个人“小历史”的绝缘。无疑，这里的“时间错误”，以及“大历史”与“小历史”的绝缘，都寓言性地象征了“左翼”在当代历史中的命运。然而，历史中的责任和债务却要无辜且忠贞的个人来承担，确实令人唏嘘不已。

影片在巧妙地表达了主人公“老左”对“左翼”中国（“新中国”）政治认同的同时，又不动声色地清算了“左翼”的“历史债务”。当然，对于影片的制作方——香港左派电影公司“银都”——来说，“左翼”的历史遗产也是倍受推崇的。在一个政治合法化的历史框架中，“左翼”的历史遗产被简约为以“老左”为代表的老一代香港人身上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祛除了革命激情的爱国主义情感显然是各方面都可接受的政治吁求。这也是为什么电影局会在夏天将《老港正传》作为“弘扬民族意志和爱国精神”的“主旋律”影片引进的原因所在。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老左”这个暧昧的人物既表达了作者对“左翼”中国的精神认同，同时他又在对“老左”命运的悲剧性表达中对“左翼”的“历史债务”予以清算，并最终落脚于弘扬其爱国主义情感的主旋律精神。《老港正传》的巧妙性就在于，无论是“左”还是“右”，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影片都表现了对当代中国足够的历史敬意和精神认同。尤其是在以“小左”（郑中基扮演的左忠）为代表的新一代香港人身上，这种对“后革命”时代的当代中国（即“新新中国”）的精神认同体现得尤为明显。

由于父亲的决定，“小左”的成长经历并不像一般的香港青年那样多姿多彩，他读的是“左派”学校，穿着白球鞋，因其“左”的家庭教育而受人欺负。不学无术的他毕业后四处碰壁，没有找到好工作，也被迫和青梅竹马的女友分手。尽管他和父亲一样屡遭挫折，但他一直在努力，并没有放弃，“屡败屡战”。内地改革开放以后，他以港人的身份到大陆淘金，其间他摆地摊、做帮工，风餐露宿，饱尝艰辛，尽管落魄不堪，却始终怀着卑微一步步打拼。在此，令人颇感惊异的是这个有点倒霉的角色竟有点类似于早期港片中闯荡香港的“大圈仔”和“北佬”形象，而非我们所熟知的财大气粗的“港商”形象，然而他分明又是一个香港仔，这里香港和内地的身份出现了一个戏剧般的颠倒。尽管影片对于内地的一些问题存在一定程度的忧虑和批判，即这种从“左”向“右”的转轨所滋生的诸如“只顾抓钱，不要文化”、骗子横行等现象予以“劝百讽一”的批判。但这种颠倒本身所折射的文化内涵令人深思。

正如论者所言的，中国内地通过“改革开放”而导致的内部市场化和外部全球化，使其直接进入了全球的生产和消费的体系，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内地的闭塞状况一去不返，而另一方面，香港经济却面临更多的挑战和转轨的困难，反而需要内地的许多经济和社会政策支持。尤其是在“九七回归”之后，伴随中国内地高速的经济成长和全球化的进程，以及香港和内地联系的日益紧密，“香港对祖国大陆的文化想象也在变化和认同中不断再造”^[1]。面对一个经济上迅速崛起的中国内地，香港表现出从“他者化”的疏离到逐渐认同的“归化”过程。在这部影片中，“小左”在内地的卑微恰好寓言性地象征了香港对于内地主体优势丧失的历史处境，这也构成了以“小左”为代表的新一代香港人对“新新中国”心悦诚服精神认同的基础。然而，这个崛起的中国却终究是一个“意外”之地。它的意外在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入全球化进程，而不再脱离世界孤立地发展，它没有局限于“左翼”扮演对抗世界的自外之地，而是越来越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成为世界的重要部分，全球资本主义的“桥头堡”。

如果说“老左”代表是老一代香港人对“左翼”中国（“新中国”）的精神认同，那么“小左”所代表的则是新一代的香港人对当代中国（“新新中国”）的精神认同。“小左”那种屡遭挫折，却永不气馁，不妥协、不屈服的发展主义精神是我们所熟知的香港精神，用香港前特首董建华和曾荫权的话说就是“永不言败”。应该说，正是老一辈香港人的爱国主义和新一代香港人的“永不言败”，共同缔造了今天香港的繁荣昌盛。在此作为一个“镜像”，作者也预设了当代中国的发展之路——“永不言败”的“鲁滨逊精神”。这种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创业精神不仅是香港繁荣的必要条件，也将是现在乃至未来中国内地经济崛起的基石。无形之中，影片为当代中国的发展之路作了合法化证明，这种“存在即合理”的思路无疑会令“左派”诸人痛心疾首：这种“告别革命”之后，“左翼”的理想和荣光迅速消逝的时代，除了全球资本主义的赞歌，听不到任何“撒旦的声音”。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原名本是《老左正传》，考虑到不必要的政治敏感，介绍到内地时改为《老港正传》，一字之差却包含了极为深远的文化内涵。在中国越来越深地卷入到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的今天，“中国制造”日益广受青睐的今天，也许再也没有人能够重燃无产阶级的革命激情了，历史果然如福山所说在此走向“终结”了吗？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体系真的是人类历史止于至善的终点吗？抑或昨天的历史果然灿烂地死去，颓败的回声中没有人做出深情悼念，就像电影中一次次定格的那样，老左独自坐在电影放映间，深情而略有所思地凝视着屏幕，此时放映的是《红色娘子军》《小兵张嘎》，而随着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他所魂牵梦萦的北京天安门已然不再是他所钟情的红色，怀抱着“和平崛起”的希望迈向全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新北京”似乎泛出了一丝粉红……然而事实的复杂和转机也恰在此处，也许“老左”果真将思考换了一个角度，他可以说是一个屡败屡战的人物，他坚守信念却时运不济，然而影片最后他也释然了，并最终与儿子达成和解，“左”与“右”终于握手言和。如论者所言，“老左”已然明白他所热爱的这个国家确实迎来了新的命运，“尽管他想象的过程可能和现实发生的过程有距离，但他所想象的结果确实是在过程中成功的人们没有机会想到的”^[2]。他面带微笑迎向新的生活，因为他是最后的胜利者。

【注释】

[1]张颐武：《后原初性：认同的再造和想象的重组——反思1997—2007香港电影中的“中国脉络”》，《文艺研究》2007年第11期。

[2]张颐武：《后原初性：认同的再造和想象的重组——反思1997—2007香港电影中的“中国脉络”》，《文艺研究》2007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