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9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众人期待的著名小品演员赵本山其实并无太多出彩的表演，可他的爱徒“小沈阳”这个极具争议的搞笑天才，却凭借《不差钱》在一夜之间红透大江南北。此后，“小沈阳”这位有着传奇经历的“二人转”演员开始成为亿万电视观众的娱乐新宠。从中央电视台（以下简称央视）到北京、辽宁、吉林、天津等省市电视台，他一口气参加了五个电视台的春节晚会，成了名副其实的“春晚专业户”。而在网络上，“小沈阳”更是火爆异常，百度搜索中有关“小沈阳”的篇目在短短数日内火速增长到三百万条；他在央视“春晚”结束后才注册的博客，点击率狂飙至五百万；“小沈阳”、“不差钱”，甚至是“小沈阳”说的那句台词“纯爷们”都成了域名抢注者下手的对象。而在现实中，“小沈阳”本人的“出场费”更是水涨船高，从最初的一场五百元蹿升至十万元甚至三十万元的高位。有了“小沈阳”的参与，媒体不亦乐乎，迅速抛出“春晚后小沈阳为父母买了百万别墅”，“成名后决不抛妻”的“惊爆消息”。在眼球经济的时代，“小沈阳”当仁不让地成为席卷媒体的旋风，为这个“后严肃”的时代平添了一道迷离的风景。
如果单纯从表演上来看，“小沈阳”和他的师傅赵本山之间虽有着一脉相承的搞笑路数，却依然有着极大的风格差异。一直以来，赵本山或是以憨直的农民，或是以“忽悠”的小市民形象出现，用师力斌的话说就是，“他除了具有地域性和农民性，还有民间艺人、农民工、边缘人、市民、新阶层、商人、成功人士、好男人、坏男人等多种复杂的身份指向”[1]。这种复杂的身份与多样的形象，其实是与赵本山极具张力的舞台表演密不可分的。他总是能极为敏锐地抓住社会心态和观众需求，从容不迫地制造笑料。相比而言，“小沈阳”在“演技”方面显然不如他的师傅。虽然他的那种自轻自贱、自我矮化的“小丑式”表演也有着赵本山早年小品的影子，甚至他的女人装扮也会让人想起《小草》中赵本山的老太太装束。但是，赵本山传神的舞台表现力，以及他的《昨天、今天、明天》《卖拐》《策划》等作品所体现出来的文化批判力，将舞台幽默与艺术讽刺融汇一处的表演风格，实际上是令所有后来者难以企及的。这也是多年来赵本山的节目广受欢迎的原因。而在“小沈阳”这里，赵本山的那种小人物的无奈、油滑、农民的憨直，和辛辣的讽刺等，似乎全没了踪迹，而只剩下赵本山风格中粗鄙的一面，装女人、自轻自贱的手法，加上他天才般的“模仿秀”的本领，成了这个时代积攒人气、制造笑料的绝技。如果说赵本山的幽默中包含着一种对社会现实的回应，潜藏着文化批判的诉求，那么到了“小沈阳”，娱乐便成为绝对的目的，几乎不掺杂任何教益和意识形态的娱乐成了大众狂欢的作料。这种文化思考空间的缺席，是“小沈阳”饱受争议的主要原因，并由此而被精英知识分子们视为低俗。于是，在有关“小沈阳”的评价中，“高声叫好”与“口诛笔伐”结伴而行。一方面，普通网友和大众观众成了他的忠实“粉丝”，另一方面，严肃人士对此怒不可遏。清华大学的肖鹰教授就曾直言，“小沈阳是媚俗”，“中国人就算不差钱也差灵魂了。”[2]而首都师范大学的陶东风教授更是将此指斥为“傻乐文化”的泛滥。
其实“学院派”对“小沈阳”的激愤也是可以理解的，但简单的激愤似乎并不能有效地解释“小沈阳”走红的原因。感情用事的态度，无益于分析文化现象产生的社会基础。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小沈阳”是赵本山文化的一个传人，但他却并不是一个孝顺的儿子，而是一个“逆子”，一个文化上的“逆子”。他并没有严格遵循赵本山的演艺路线，而是寻找到了一条新的路径，“旁门左道”却又“别有洞天”。就像“小沈阳”的节目中经常出现的那个场景，大家都以为他穿的是一条女人的裙子，但仔细地检查却发现只是一条穿“跑偏”了的大裤衩。在这里，“跑偏”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小沈阳”其实就是一个“跑偏”了的赵本山。如果把赵本山看作一位寓教于乐的大师，那么“小沈阳”则极大地继承了他“乐”的一面，而“阉割”掉了“教”的一面。这种现象与其说是“小沈阳”的堕落，不如说是整个文化和社会的变化。新的全球化的历史的展开，中国的“脱第三世界”趋势的日益明显，一个“新新中国”的形象开始呈现，在这个背景中，一个消费化的、大众娱乐为主导的市民社会已然形成，他们的知识和趣味也开始成为时代的主导。他们拒绝一种沉重的教益和乏味的意识形态压力，而只希望在轻松的欢笑中排遣生活的烦恼。他们要的不是非凡的艺术，而是纯粹的欢笑。正如《CCTV新闻周刊》所说的：“小沈阳的成功，也再次证明了一个道理，人们是多么需要笑声，而在拥有笑声的时候也不必让他背负着很多庞大的意义。因为让人笑，本身就是一种意义。”这种“俗得有趣”的东西，并不能指望它有其他的功能。因此，与其将赵本山与“小沈阳”的分歧看作两代笑星的继承与变异，不如将他们看作两个时代的对话与冲突。
你可以说，“小沈阳”总有一天会超越他的师傅赵本山，后浪把前浪“拍在沙滩上”，你也可以说，他的低俗和狭窄的路子会制约他的发展，使他昙花一现。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小沈阳”构成了当代文化的一个“症候”。在他及《不差钱》那里包含的诸如“恶搞”、“民俗”、“脱口秀”、“模仿秀”、“选秀”等文化因素，实际上成了中国的发展，新的市民文化的兴起的破碎“镜像”。也许恰如人们所预测的，我们的大众文化将会越来越像西方的一些娱乐节目，如脱口秀和情景剧等纯粹市民娱乐节目，“春晚”舞台向“小沈阳”的让步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个大众狂欢的时代，民族发展，道德教益注定将交给少数精英去思考。这是发展的馈赠，也是发展的代价。
其实，无论是普通观众，还是主流媒体，对待“小沈阳”这一新生的事物，都有一种非常复杂的态度。一方面，许多观众都会很自然地将他看作一个滑稽可笑的“小丑”，对他的节目喜爱有加，但对他的“伎俩”却是不屑一顾；另一方面，主流媒体又在竭力将他打造为一个自强不息的“草根英雄”形象。这种内在的矛盾，极为诡异地交织呈现，给人们提供了广阔的思索空间。
正如前文所言，“小沈阳”的表演风格实际上类似于西方的小丑艺术，以纯粹的，几乎不掺杂任何教益和意识形态的娱乐为特征。这种表演风格和戏剧方式，内在地决定了他制造笑料的方式并不在于出神入化的表演，而是“自我工具化”的“小丑式闹剧”。这种小丑式的闹剧，并不依赖于传统小品中的戏剧化的情节和巧妙构思的舞台冲突，而是以单纯的语言和动作达到喜剧效果。具体到“小沈阳”的表演，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不差钱》这个小品中，故事的情节其实是相当简单的，大部分的“笑料”都集中在“小沈阳”广阔的语言和表演空间中。“人这一生老短暂了，眼睛一闭一睁就是一天……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人死了，钱没花了。”联系到此前“小沈阳”在其他场合的表演中惯用的讲笑话手法，我们可以看出《不差钱》其实不过是他既往表演的一个综合。尽管在赵本山的小品中，也经常会出现诸如“脑筋急转弯”等纯粹以语言为媒介的笑料，但并非像“小沈阳”这样以语言为主要的喜剧载体。在“小沈阳”这里，小品“退化”为一个类似于“脱口秀”的节目，“小沈阳”搞笑的语言，连同他那夸张的表现，在这里尽情流溢。
谈到“小沈阳”表演的最大特点，许多人都会不假思索地谈到他的女人装扮。怪异的装扮加上明显女性特征的长裙，夸张的表情和猥琐的“娘娘腔”，这些都构成了“小沈阳”自轻自贱、自我矮化的形象特征。对于他来说，娱乐是绝对的目的，在这个原则的指引下，表演成了一种手段和工具。因此，“小沈阳”的表演实际上是以自我工具化、他者化的方式展开的。舞台上的“小沈阳”是将自我定位为一种“奇观”展示给观众的。为了博得观众一笑，他不惜将自己排除在“正常人”之外，以近乎疯癫的“丑角”方式标榜自己。这种不顾及自我舞台形象的表演方式，是“小沈阳”的最大特点，并且构成了他唯一的意义。就这样，观众们像观看一出“耍猴戏”一样，津津有味地观赏着“小沈阳”的表演，他给大家带来快乐，尽管这些快乐只是廉价的。
在“春晚”身价飙升，大红大紫之前，“小沈阳”的演艺生涯实际上是极为艰辛的。他以“小丑”的方式表演，他的早年命运也与西方小丑们的艰难生活有着相似之处。微薄的报酬，居无定所的生活，以及被观众轰下台的经历，与他舞台的表演形象之间构成了一种奇妙的感伤关系。然而正如媒体所塑造的，“小沈阳”虽然在舞台上是自轻自贱的“丑角”，但他走下舞台却成了一个依靠自己的双手打拼，获得成功的“文化英雄”。尤其是在他一夜成名之后，“小沈阳”的故事成了一个激动人心的传奇。他的农村出身，贫苦的生活，不懈的努力，天才的表演，以及一举成名的“奇迹”，共同谱写了一部草根的“文化英雄”史诗。这是一个类似于“超女”和王宝强式的故事，甚至比他们的故事更加具有吸引力和戏剧性。这不是一个有关财富的故事，尽管它有着从一无所有到腰缠万贯的元素，而是一个有关草根如何成长为“文化英雄”的故事。在这种角度来看，这个梦想无疑是积极向上，催人奋进的，也是官方和主流媒体极为珍重的。在这个最需要梦想的时代，“小沈阳”横空出世，为这个寂寞的年代增加了一份凝聚人心的力量。就这样，“小丑”和“英雄”的合二为一，在“小沈阳”身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众所周知，“小沈阳”能够顺利地登上春节晚会的舞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赵本山的功劳。从某种程度上说，春节晚会虽然被称为“大众的狂欢节”，但他并不是一个纯粹娱乐的场所。相反，作为一个国家电视台在大年三十这个特殊日子的晚会节目，它的高收视率和重要影响，都使得“春晚”这个舞台天然地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操控性。在这里，节目的演出和取消并不是简单的艺术取舍，所折射的恰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症候。熟悉小沈阳的人大概都知道，早在2008年“春晚”节目遴选阶段，他就做过冲击“春晚”的尝试，结果以失败而告终，紧接着的元宵节晚会也没有接纳他。当时给出的理由是说他节目格调低俗，与晚会不搭配，或是说他节目超时。但是却让他如愿以偿地上了“春晚”，虽有一定的波折，但终究显得突兀。当然，这里面其实有赵本山与央视博弈的策略（赵本山前一个小品被毙，不得不在短期内重写剧本，重找搭档，这为“小沈阳”的出场提供了机会），也有对所谓低俗格调的删修。但总的来看，之前被拒绝的，而2009年被接纳，这个变化虽有一定的偶然因素，但在这机缘巧合背后，却也可从这一年间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局势变化看出一些端倪。
2007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头很好，“经济基本面”没有出现什么问题。那时候股市、房市火爆，又逢奥运前夕，人们信心满满。也没有遇见2008年的雪灾、地震等意外事件，所以那时候，凝聚万众人心的“春晚”大可以理直气壮地以“格调低俗”、“时间超过”为由拒绝“小沈阳”上“春晚”和元宵晚会。但是2009年的形势大不相同，奥运会之后，“金融风暴”来袭，股市、房市急转直下，减薪、失业、破产、倒闭接踵而至。此时，最迫切的任务无疑是抚慰人心，积攒信心。“扩大内需”，“保增长”、“保就业”成了最关键的经济口号。在这个形势下，以娱乐的形式来抚慰人心恰恰是一个紧迫的任务。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就不难明白2009年的“春晚”为什么没有农民工子弟唱歌，而有2011年升空的“天宫一号”出来亮相了。抚慰人心，目的是着眼于未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小沈阳”能在这个时候破茧而出了，恰如网友们对陶东风教授的驳难，“这年头不就听一乐吗？”这与主流媒体高调宣扬的“快乐文化”相映成趣。[3]
“小沈阳”的走红，实际上蕴藏着一个经济上不景气，迫切需要抚慰的时代背景。这让我想起了祝东力和黄纪苏做过的一个有关东北“二人转”的访谈。祝东力认为，“二人转”在东北的流行，与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东北国有企业遭遇的普遍困境有着密切联系。在他看来，东北社会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历了一个“去工业化”的过程，一个“底层化”的过程。二十几年来，东北经历了一个从新中国时期的工业辉煌到市场经济的“丑角”的变化过程。这使民众的心理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大量的城镇下岗工人、农村贫困人口和农村剩余劳动力构成了“二人转”的群众基础。“二人转”的繁荣背后是东北工业的破败和凋敝，人们精神状态的萎靡和麻木，弥漫的挫折感和失落感。东北文艺盛产丑星也与此相关，赵本山、潘长江、巩汉林等人的幽默特别富于自嘲精神。而“二人转”这种“一丑一旦”，“七分丑，三分旦”，走街串巷的“小丑的艺术”特别符合这种文化心态。祝东力对于东北二人转的态度其实是矛盾的。一方面“二人转”是本土的、传统的、草根的、老百姓的艺术形式，能够在当今残酷的市场经济环境里生存下来，用传统的艺术形式表现当下的生活，的确表现了民间的创造力。但另一方面，东北“二人转”兴盛的背后，又存在着那么复杂和辛酸的社会经济和社会心理的沧海桑田式的巨大变迁，还有崇高瓦解、理想破灭的现实，又让人感慨不已。[4]
实际上，东北的命运折射的是整个中国的命运，东北的“底层化”过程，也是整个中国“底层化”的过程，像近些年如火如荼的“底层文学”就证明了这一点。在新一波全球化的格局中，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形成，实际上伴随着中国人精神上的萎缩同步发生的。在这个背景下，严肃的底层文学，如《那儿》，和以娱乐为目的的底层文艺，像《疯狂的赛车》《高兴》等电影，实际上说的是一个问题，只是主体出发的角度不同而已。总归是对现实的被动的反应，与其在清醒中痛苦，声嘶力竭地呐喊，不如在娱乐中麻木，获得一点心灵的抚慰，这也许是“小沈阳”和《不差钱》对我们的无奈的启示。
【注释】
[1]参见师力斌：《赵本山现象》，张颐武主编：《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文化发展史》，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参见肖鹰、王聪聪：《只有媚俗艺术走红，中国人就算不差钱也差灵魂了——访清华大学美学教授、文化批评家肖鹰》，《中国青年报》2009年2月19日。
[3]2009年3月2日，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举办了一个文化讲坛，邀请了“春晚”导演郎昆、“小沈阳”，《不差钱》作者崔凯等人，集中谈到了“快乐文化”的问题。谈到“春晚”的文化定位时，郎昆认为它的国家文化意识形态特征非常明显，但一定要有一个欢乐的基调。而今年这个“欢乐文化的创造者”无疑是“小沈阳”，崔凯也承认生活是需要开心的。如此高调地谈论“快乐”确实在以往非常少见。虽然郎昆自己也说，“春节联欢晚会所承载的，是要让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各年龄段的人共同接受的，所以有一些流行文化或者有些较通俗的文化进不来就是这个道理”。但今年对“小沈阳”的敞开，也从侧面说明了快乐是多么紧迫的问题。
[4]参见黄纪苏、祝东力：《民间草根势力崛起中国——大东北文化及二人转对话》，《艺术评论》2004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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