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士兵突击》所积攒的良好人气和口碑，导演康洪雷和编剧兰晓龙趁势而上，在2009年初之际为热闹的电视剧市场带来了他们的新片《我的团长我的团》（以下简称《团长》）。然而，这个过于注重表演张力，包含太多复杂意蕴的片子，因其精英色彩十足，而在通俗言情剧横行的电视剧市场里成了一个莫名的“异类”。其夸张的表演，话剧般的场面调度，曲高和寡的思想追求，都与追求简单清晰的电视剧风格形成了严重错位。坦率来说，这部电视剧显得更像是一场话剧或探索电影。于是，这部拍摄之初便万众瞩目，开播之前即大张旗鼓的片子在落落寡合之中流失大量的观众，甚至使得之前的“士兵迷”也反戈一击，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即便是这部观众的期待与作者的想法产生严重分歧的片子，也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相反，正如前所说的，这部片子的弱点恰恰在于想法太多，意蕴过于丰富，超出了电视剧观众接受的范围。于是，我们在网上可以看到关于《团长》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对其评价较高的大多是学院派或中产阶级人士，他们早已习惯了“探索电影”所带来的“艺术训练”；而对于喜爱通俗言情剧的普通观众来说，带给《团长》的只有一片“看不懂”的骂声。这样，对于《团长》这部电视剧，一个悖论性的情境出现了：它的被贬低并非来源于它的低劣与恶俗，而是因为它的高深与神秘。因此，从意义的角度对这部电视剧进行阐释性分析，显得极为重要，它会带给我们更多的发现。
“收容所”与生命政治的起点
从故事的层面来分析，这部片子其实是一个极有内涵的文本。该剧讲述了1942年滇缅战争中“中国远征军”的故事，实际上刻画了一群被打散的、毫无斗志的“炮灰”军团，被塑造成一个自觉的、有战斗力的集体的过程。在此显而易见的是，其中包含了有关“国民性”及“国民精神”的批判性思考。故事开始于一个偏僻的“收容所”，一群“国军”的“散兵”在这里如牲口般浑浑噩噩地生活，他们毫无理性地嬉戏、打闹，毫无廉耻地相互推拖和争夺。他们的出场让人一眼便看出他们是毫无希望的一群“兵痞”，其夸张而近乎本色的化妆更加深了这种感受。但没有想到的是，作者恰恰是要在这群最没有希望的人身上做文章。仔细分析，这群“兵痞”与其说是各色战争的“幸存者”，不如说他们是战争机器碾压之下的顽固的“残余物”，他们既不明白战争与自己有何关联，也无力探究或追求个人的缥缈的前途。他们实际上是像“废物”一样被放逐到这个边缘之地的“收容所”，等待着蝼蚁般自生自灭的命运。
在此，“收容所”这个意象是极有意味的，有着收受、容纳的意思。本来，在禅达这个边缘之地的“收容所”，是接纳从战场上被打散的“残兵”，用于人员的调整和休憩，以投入新的战斗。
由于他们原本属于国军的“川军团”，所以依然有着一种政治权力的归属力量，但是由于“川军团”已经全军覆没，这使得他们又处于这种政治归属的边缘地带，成为不折不扣的“多余之人”。这样，“炮灰”的命名既是他们自我解嘲的一种“修辞策略”，又是残酷战争中他们“真实处境”的生动写照。这就使得在《团长》中，“收容所”的意象有了更为复杂的意义，它并不是“炮灰”们“赤裸生命”自得其乐的“欢乐”之地，因为它根本无力抵挡政治权力的征召。尽管在他们所属的团体中，他们只是无关紧要的一群，然而正是这些无关紧要的群体注定要在政治权力的驱使下去扮演真正的“炮灰”的角色。所以，当虞师长到来，连哄带骗地动员他们远赴前线时，尽管大家各怀鬼胎，但依然十分顺利地达成了这种动员，而踏上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的一条“不归之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收容所”看作“炮灰”走向新的“炮灰”之路的一个短暂的连接点，也是赤裸生命的一个容积，集散地和中转站，在此，“蒙昧无知”的“散兵”们极具悲剧感的命运得到了极大的张扬。
“潜能”的精神升华与“主体”的生成
如果从一种启蒙主义的角度来看，《团长》中的“团长”龙文章无疑是一个有着启蒙色彩的关键人物。对于浑浑噩噩的“炮灰”来说，“团长”龙文章有着近乎天启般的诡异的力量。这个“冒牌的团长”并没有以启蒙者惯有的宣谕式的方式，对那群不思进取的庸人们灌输有关民族和国家的大义，而是以一种疯疯癫癫、神经兮兮的姿态示人，以近乎疯狂的方式达成了一种启蒙主义式的战争动员。他实际上是在真正的战争中，在血与火的考验中，更为内在地达成了一种“启蒙”的效果。最后，令人唾弃的“炮灰”团从“沙子堆成的军队”，成长为能打仗，能打硬仗，能打胜仗的坚韧的部队。这无疑是鲁迅先生笔下“沙聚之邦，转为人国”的启蒙命题的当代演绎。毫无疑问，“兵痞”般形象的龙文章其实是福柯意义上的“疯癫”之人，但他却实现了“文明”无法完成的任务，尤其是冠冕堂皇的国家精英师长虞啸卿所无法完成的任务。在此，通过龙文章来反思一种精英文化立场的局限性，甚至更为具体的，反思国民党正规军的某种“精神匮乏”的意图，在此是极为明显的。
在此之处，最为重要的是龙文章激发了“炮灰”们身上蕴涵的“潜能”。在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化”学说那里，“潜能”是一个关键的概念。阿甘本对于生命政治化的沉思就奠基于对“潜能”的反思之上，“潜能”把生命权力和国家主权在深度上统一起来。正如阿甘本所说的，某种事物可以变成其他事物，仅仅是因为它从来就能够拥有自身的不可能性。成为潜能则意味着：“成为人们自己的阙如，与人们自己的不可能性相联系起来。”这种不可能性实际上在全剧中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渲染，“炮灰”们衣衫褴褛，满面泥土的夸张造型，象征着一盘散沙的各种方言的呈现，“国民劣根性”的诸多表现，以及一个“冒牌”的、“疯癫”的“团长”，对比着耀武扬威的正规部队，谁也不会把战斗的希望寄托在“炮灰”团身上，然而全剧最终，面对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炮灰”团的悲壮战斗，恰恰突显的是这群无名之人的不可能性和“潜能”。毫无疑问，这种“潜能”是在龙文章带领“炮灰”们在一次次战斗中激发和培养出来的，这种“美德”从一种朴素的民族主义激情，如“干死小日本”中脱胎而来，实际上已然连接了一种与被压迫民族亿万百姓的生命紧密相连的民族感情。于是，“炮灰”成长成了“新人”，成了民族的最后的骨头、民族的希望和脊梁。在这个意义上，《团长》其实实践了导演所说的，对一个人群和一个民族的并不遥远的历史的深情纪念。
然而，正如阿甘本所说，“潜能即不可能（虚无）”，即“潜能不是逻辑上必然的本质，而是这种缺失的存在模式”[1]。一切潜能皆为不可能，它既是自由的根源，又是罪恶的渊薮。“潜能”既是一种解放的力量，又蕴涵着巨大的风险。《团长》中，“团长”的启蒙、战争动员，以及潜能激发的过程，实际上是“收容所”里的“牺牲人”获得一种政治主体性的过程，不仅是一种脱离“蒙昧”的政治的解放，也是一种新的包含着“危险性”的“主体编码”，即从一种政治宰制中逃脱，又铭刻入另一种政治权力的过程。恶劣战争环境下凶险的政治前景，实际上已经注定了“赤裸生命”无法逃脱的悲剧命运。主体性的获得并不能保证“炮灰”们杜绝生命终结的命运，恰恰使得他们更加从容而义无反顾地走上这条道路，这就是“启蒙”式的战争动员带来的后果。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来看龙文章的“疯癫”，实际上可以看出一种类似于鲁迅“铁屋子”的结构：明知是必死的结局，是沉睡还是唤醒？“疯癫”的“团长”表面上躲开了这种追问，但依然无法逃脱“寻找丢失灵魂”的拷问。于是在一种生命政治的思考框架下，《团长》内在包含的一种民族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矛盾轨迹更为尖锐地呈现了出来。
“炮灰团”的命运与“不值得活的生命”的辨证意义
沿着这个思路，我们来看看《团长》的叙述人“孟烦了”，实际上他也是一个极有意味的人物。电视剧中，他的敏感和多疑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剧中人所指出的，他想得比较多，有着一种“哈姆雷特式”的延宕与纠结。与此同时，他对“炮灰”们新的主体性的危险，也有着充分的认识。对于“疯癫”团长近乎自杀般进攻计划的后果，他有着清醒的认识，甚至他也一次次指责这位团长带给他们的“不该有的希望”。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他洞悉了历史的秘密，是一个先知般的人物。正因为他的过于清醒，使得他成了一个如鲁迅般绝望的人。然而，到了最终的危急时刻，他也不得不如鲁迅般“反抗绝望”。当“炮灰”团们攻上南天门时，虞师长背信弃义的结局实际上早在“孟烦了”的预料之中。然而，他却无力改变，因为他的清醒告诉他，除了命定的死亡，根本就没有什么更好的“结局”。在此，电视剧版本的《团长》显得比小说版更加“仁慈”，而虚幻地留下了几个“活口”，以抚慰电视观众们的心灵。
在此，“炮灰”的卑贱生命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不值得活的生命”。《团长》之中，故事的讲述以及期间的精神升华，从国家民族的角度来看，是一个主体形成、抗击日寇而牺牲的悲壮故事。但从生命政治的角度来看，实际上是一个残酷的关于死亡的故事，是赤裸生命在政治权力的合谋中被欺骗、蛊惑、不幸扼杀的命运呈现。如阿甘本所揭示的，“从民族国家的危机那一刻起, 生命就不再出现在这个系统中，生命成为政治的赌注和问题。”对于唐基和虞啸卿等权力精英来说，“炮灰”们终究不过是“炮灰”，永远只是政治的砝码。如剧中美国人老麦（麦克卢汉）所说的，战争不过是政治精英们谈判桌上的游戏。而对于国军高层来说，争权夺利才是永恒的政治，在此之下，赤裸生命的终结不过是一组冷静客观的死亡数字而已，生命不过是政治的赌注。然而，一方面，“不值得活的生命”在战争的祭坛上留下了自己“沉重的肉身”，给历史留下了一个暧昧不明的注脚。另一方面，正是在这个晦暗不明的角落，在一种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视野里，被排斥的边缘之人却写下了极为绚丽的篇章，“不值得活的生命”却活出了最大的意义，这无疑是生命政治中悲惨命运的意外收获。尽管如阿甘本所揭示的，“炮灰”们为主体身份的获得而奋起杀敌反抗，留给我们的不过又是一个全军覆没的绝望的结局（这一点从六十年后衣锦还乡的虞啸卿嘴里可以得知），不过又是一个主体受制于民族主义情感的状况。但是这种绝望中的抗争对于百年屈辱的现代中国却具有莫大的深意，因为在福柯的意义上，权力的异质性和生产性是相辅相成的，国家权力既是生命政治的压迫物，也是其保护人和避难所。“炮灰”们在具体的历史时刻受到了国家主义的欺骗和嘲弄，并为此付出了生命，但他们却终究在一种更为抽象的民族主义认同中皈依了国家和民族。
在一种中华民族的历史结构中，这群“不值得活的生命”是值得我们铭记的，尽管这种铭记是以《团长》这种个人记忆的微不足道的方式展开的。正如电视的结尾所展示的，老年的“孟烦了”独自穿行了现代的“禅达”街头，他昔日战友的形象一一再现，这无疑表征着永垂不朽的英雄永远活在我们中间，他的怀念无疑有着一种民族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沉重纠葛，却也终究顽强地指向了一个民族关于“种”的繁衍的神话故事。毕竟，历史的意义可以被不断地重新阐释，但是个体的牺牲却是绝对的事实，这是让老年“孟烦了”颇为痛心的，然而他们的牺牲却换来了国家今天的局面，“炮灰”们创造了历史，这又让他倍感欣慰。在此，《团长》所包含的复杂内涵，对精英文化的讽刺，对国民党政治政权的控诉等，实际上都可以得到清晰的阐释，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它本身顽强地允诺着对战争中无名之人的深情悲悯和礼赞，用作者的话说，包含着“和逝者的墓碑碰杯”[2]的艺术祈愿。
【注释】
[1]吉奥吉·阿甘本：《论潜能》，邱瑾译，汪民安主编：《生产》（第二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2页。
[2]范宁、屈菁菁：《〈我的团长我的团〉：请为我唱一首远征曲》，《楚天都市报》2009年3月3日，第3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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