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文学阅读的小众化、电影观众的青少年化，当下中国最为大众的艺术样式就是电视剧了，尤其是那些热播剧之所以会产生热播效应，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在特定历史形势下的社会文化心理，在这个意义上，电视剧成为观察中国社会的重要媒介。新世纪以来虽然只有短短十余年的时间，却是中国社会发展最为迅速、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期。与此同时，一波又一波的热播剧及时地回应着中国社会变迁的现实。在我看来，这些年电视剧主要呈现三种叙述类型，一种就是流行于2002年至2005年的“新革命历史剧”，第二种是2006年至2010年的谍战剧或反特剧，第三种则是2011年前后出现的后宫剧或宫斗剧。
一、“新革命历史剧”与泥腿子将军的故事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对左翼、革命文化的反思，人们很难接受革命历史故事的讲述，这种状况直到新世纪之初才得到改变。其中2002年小成本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的热播，让新革命历史剧重新回到观众的视野中。与八九十年代之交出现的“三大战役”、《开国大典》等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不同，这些电视剧基本上都是由民营公司投资拍摄。这种民营资本与红色故事的结合，成为新世纪以来文化社会转折的重要标识。
《激情燃烧的岁月》塑造了一位满口粗话、嗜好战争、血气方刚的“泥腿子将军”。从石光荣开始，这种泥腿子将军就成为新革命历史剧当中最为注目的形象。如《历史的天空》（2004年）中的姜大牙、《亮剑》中的李云龙、《狼毒花》（2007年）中的常发和《我是太阳》（2008年）中的关山林等。这些土匪式的英雄，都是打鬼子的民族国家的英雄，这种英雄形象与其说来自于50至70年代革命历史小说，不如说是对80年代“新历史小说”的再次改写。
就在新革命历史剧流行之时，还有两种热播的电视剧类型，一种就是“帝王剧”。从90年代末期的《雍正王朝》（1997年）到《康熙王朝》（2001年）、《乾隆王朝》（2002年），再到《汉武大帝》（2004年）等出现了一批表现中国历史上盛世王朝故事的电视剧。其中，《雍正王朝》在讲述九子夺嫡的阴谋故事的同时，更着力把历史中残忍嗜血的雍正皇帝塑造为勤勉朝政、厉行改革的帝王形象，经过雍正十三年的努力，大清朝从积重难返的康熙末年走向了繁荣富裕的乾隆盛世。这与90年代中期遭遇改革攻坚战“分享艰难”的主流叙述相呼应，通过召唤民众分享帝王的“不容易”以获得对国家与统治秩序的认同。相比之下，随后出现的《康熙王朝》、《乾隆王朝》、《汉武大帝》等帝王剧则更多地呈现帝王的雄心与谋略。
第二种就是“家族商战剧”，如《大宅门》（2000年）、《乔家大院》（2006年）、《闯关东》（2008年）等，这些从晚清到民国的商战历史剧，基本讲述了白手起家的商业奇才如何运筹帷幄、机关算尽、成就家族产业的故事。从这里可以看出，不管是新革命历史剧，还是帝王剧、家族剧都呈现了一种开疆扩土、励精图治、成就霸业的王者、强者和胜利者的故事，而且往往把这种个人主义的男性英雄传奇与民族国家的英雄叙述耦合起来，从而支撑起新世纪以来逐渐建构完成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大国崛起”的双重叙述。有趣的是，不管是《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的石光荣，还是《闯关东》中的朱开山，他们不仅是男性传奇英雄，而且也是一位父亲，代表着父权秩序的重建。
二、谍战剧与职场励志故事
2006年随着《暗算》的流行，谍战剧开始取代新革命历史剧成为最受青睐的电视剧类型。一时间电视荧幕上“谍”声四起，2009年初《潜伏》使得谍战剧成为公共话题，即使不是反特片而只是讲述国共现代历史的《人间正道是沧桑》，也主要借用谍战故事来作为情节主体，这股热潮一直延续到《黎明之前》（2010年）、《悬崖》（2011年）的热播。相比新革命剧更多地呈现抗战英雄，谍战剧则更方便叙述国共“暗战”的故事，把无法讲述的“国共”正面战场的斗争（按照《亮剑》中的说法“中国人为什么打中国人”）转换为一种地下斗争，借助隐秘战线来完成对国共意识形态冲突的相对化和去政治化。
这些谍战剧最重要的修辞转换就是，国共关系从50至70年代反特片中妩媚妖娆的“女特务”与英勇俊俏的男地下工作者之间的性别想象，变成了国民党兄长与共产党弟弟之间的“兄弟情”。如《暗算》中的戴主任与钱之江的关系，不仅是上级与下级的关系，更是英雄惜英雄；《潜伏》中的余则成与李涯也是各自忠诚于信仰的人；谍战电影《秋喜》（2009年）也一样，夏惠民是晏海清的上级和兄长，在影像叙述中，导演也让夏惠民与晏海清基本上只出现在双人场景中，他们共同分享同一个空间、“情同手足”。从这里可以看出，谍战剧一方面消解了国共意识形态的对立，国共由敌人变成了“国共一家亲”，另一方面这些无名英雄代表着一种忠于职守的职业伦理，试图重建一种有信仰、有理想的价值感。这种对信仰的高扬与其说是对革命历史价值的回归，不如说更是一种去政治化的信仰（地下党有信仰，国民党特务也有信仰）。这是一个召唤信仰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拒绝回答信仰是什么的时代。如同《亮剑》中的李云龙被白领观众解读为最为成功的CEO，这些忠于职守的地下英雄如钱之江和余则成他们也成为白领们的职场楷模。
在谍战片流行的同时，还有《士兵突击》（2006年）、《奋斗》（2007年）、《我的团长我的团》（2009年）等励志剧，以及《杜拉拉升职记》（2010年）等职场剧出现，尤其是王宝强扮演的农村兵许三多凭借“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奋斗成功的故事以及《我的团长我的团》中的“炮灰”也能找到生存价值和意义的故事。如果说2002年至2005年出现的新革命历史剧还在讲述创业者、王者、胜利者的故事，那么2006年至2010年的谍战剧、职场剧则关心弱小的个体、无名的炮灰如何在社会中找到自我定位和生存价值的故事。从中可以看出，社会结构的固化使得人们越来越难以想象和接受白手起家的美国梦。
三、苦情男人与“腹黑女”的故事
2011年以来，以新革命历史剧和谍战剧为代表的红色题材影视剧开始衰落，泥腿子将军和无名英雄逐渐退场，电视荧幕上开始浮现另外两种形象，一种就是家庭伦理剧中的苦情男，经常是一家之父或者代行父亲之责的大哥在一系列磨难中苦苦支撑着家庭的秩序；第二种就是后宫剧中的腹黑女，这些后宫的妃子们上演着一场又一场的“宫心计”。如果说苦情男是度过艰难岁月的“绝世好男人”，那么腹黑女则是机关算尽、步步为营的“宫斗女”。而这种苦情男人与蛇蝎美女的想象，正好是对男性英雄与苦情母亲的双重颠倒。
2011年有这样几部家庭伦理剧《家常菜》、《王海涛今年四十一》、《养父》、《下海》等。其中，《家常菜》中有一个“绝世好男人”刘洪昌，为了与文惠结婚而承担起了所有的家庭重负，在妻子去世后，依然照顾妻子贫困的娘家，恪守对妻子“一句话，一辈子”的承诺，是这种“刘慧芳式”的苦情男人。不再是《妈妈，再爱我一次》（1989年）、《渴望》（1990年）、《唐山大地震》（2010年）等影视剧中的“苦情母亲”来承载家庭和时代之痛，而是这些忍辱负重、有责任的男人担当的时代创伤。相比父亲/父权的缺席，这些老成稳重的兄长扮演着“美丽心灵”、好人的角色。2011年末播映的《下海》是近几年来少有的直接触及改革开放基本命题的电视剧。剧中大哥陈志平见证着兄弟姐妹、亲朋好友在改革/“下海”巨变中所经历的过山车般的命运，这些离开小地方/旧体制南下广州发财的人们最终感悟到“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得不接受“死一次活过来的才是英雄”的硬道理，这位具有“仁义礼智信”和“有道德、有底线”的“好人”维系着一家人基本的伦理规范和道德秩序。
相比用这些苦情男人来宣泄改革过程中所遭受的委屈、失败和创痛，2011年以《宫》、《步步惊心》为代表的“穿越宫斗剧”则成为另一种热播电视剧的风景。直到2011年底、2012年初没有“穿越”噱头的《后宫·甄嬛传》把“后宫有戏”变成有争议的社会话题。如果联系到之前播出的《宫心计》、《美人心计》、《武则天秘史》、《唐宫美人天下》等，可以说，2011年是后宫题材从网络文学的“小圈子”蔓延到大众荧屏的标志之年，“宫斗”已然成为当下人们尤其是年轻人想象历史和言说现实处境的最佳隐喻。在甄嬛看来，没有后宫之外的世界，不管是后宫，还是发配到寺庙修行，后宫式的“赢家通吃，输家皆失”的秩序永存，除了再次回到后宫继续“战斗”，别无他途。伴随着新皇帝即位、甄嬛成为皇太后，这与其说是历史的终结，不如说是新一轮后宫大戏的开幕。历史变成了一种朝代更迭、永无止境的循环往复，这恰好是一种五四以来曾经受到激烈批判的传统历史观。
从不按规矩出牌的泥腿子将军到苦情男人，从白领的职场奇迹到小心翼翼、步步为营的腹黑女，可以看出新世纪以来人们对社会的想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样都是讲述胜利者的故事，但从男人/皇帝到女人/妃子的角色置换中已然说明，一种白手起家、个人奋斗、创造“帝国”的成功故事变成了只能在既定游戏规则之下的成为既定赢家的故事。在这种从企业家式的强者到战战兢兢的职场白领的“降落”以及从许三多“不抛弃、不放弃”的职场/奋斗理念到甄嬛的腹黑术，可以感受到1990年中后期以来中国社会从自由竞争的迷梦实现了向权力垄断与固化的深刻转型。对甄嬛来说，没有其他的选择。这与其说是一种“世事洞明”，不如说更是绝望后的悲凉。
不过，甄嬛的幸福不仅仅是她有着相对显赫的出身、被选入宫的“姿色”以及讨得皇帝欢心的“机智”，其“得意”之处还在于她被废赶出宫外之后依然可以绝地反击、重获皇帝的宠幸，并玩弄雍正于股掌，最终贵为皇太后。也就是说，不管甄嬛变得多么坏，她仍旧支撑着这个时代小资产阶级、白领或屌丝最大的“梦幻”。就在甄嬛“逆袭”不久，2012年上半年又出现了两部现实题材的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和《浮沉》，分别讲述了白领阶层无法逆袭以及离开外企爱上国企老总的故事。
除了这条“一将功成万骨枯”的甄嬛之路，就真的没有其他选择了吗？能否想象一个新的“未来”，不仅关乎拥有后宫入场券的甄嬛们的幸福，更关乎那些拒之门外的屌丝以及只能“围观”的“做屌丝而不得”的人们的命运。
（发表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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