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上半年，电视剧《平凡的世界》在北京卫视、东方卫视播映后引发热议。这部二十多年前著名作家路遥的现实主义力作，在80年代中后期先锋文学流行的时代显得有些“落伍”。不过，这部作品却成为新时期文学中少有的被广泛阅读的作品，人们感动于《平凡的世界》里普通劳动者的人格魅力，尤其是孙少安、孙少平面对困难不屈不挠、永不放弃的精神以及永远积极、自信、乐观、正直、向上的人生态度。他们都是路遥笔下“平凡的世界”里的“平凡的人们”，就是这些平凡的人们创造了“不平凡的”价值，这与90年代以来农民、农民工在市场化改革中作为底层和苦难的象征不同。《平凡的世界》一方面延续了“工农兵文艺”和人民主体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也呈现了这种社会主义实践的价值观面对新的世界的无力感和失效。
一、新的世界图景
很多人把路遥的小说解读为一种成长小说，能够起到人生励志的功能。这确实是有道理的，从《人生》、《平凡的世界》等作品里可以读出这些农村的知识青年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不断奋斗和抗争的故事。但是，与90年代大众文化中常见的个人奋斗或成功励志故事不同的是，路遥赋予“人生”故事以强烈的道德感和精神力量，他赞美的恰好不是一种人生的物质上的成功，而是迷恋于这种对现实和命运的不满所激发的奋斗精神。与《创业史》、《艳阳天》等表现新中国的新农民从土地改革走向农业合作化的“金光大道”不同，《平凡的世界》恰好讲述了人民公社一步步走向瓦解、农村青年到外面的世界寻找出路的过程，路遥要用一种既有的文学写作惯例来处理七八十年代转折时期的新问题。
这个“新问题”在故事一开始就出现了，这也是电视剧的开头。躲在墙后的孙少平每天要面对甲、乙、丙三个等级的菜和白面馍、黄面馍、黑面馍三种颜色的主食的困窘，尽管他有文化、学习也好，但是生活水平上的差距让他抬不起头、没有个人尊严，于是，他爱上了同样贫困的女孩郝红梅，一个贫下中农的子弟与地主家庭出生的孩子“突然”没有了阶级区隔的界限，反而在贫穷的意义上他们成为“同一个起跑线上的人”。与此相参照，在农村当生产队长的孙少安做任何事情的出发点也是让孙家老小过上天天吃白面馍的富裕生活，他没有责任，也没有义务带领村民走向共同富裕，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是自我奋斗的主体。贫穷成为对农村合作化运动最大的批评，而摆脱贫困也成为推动家庭联产承包制最大的合法性。在这里，衡量历史和社会的标准已经发生了转变，一种以阶级斗争、社会主义革命为主的历史观转变为了现代化和发展主义的历史观。正如被学生所戏称的“欧洲、亚洲、非洲”的新等级制，中国也从世界革命的中心重新“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实际位置，相比欧美发达国家的第一世界，中国“原来是”贫穷落后、欠发达的第三世界。因此，“平凡的世界”建立在这种新的世界观和世界图景之上。
离开农村来到城市为何具有更好的人生价值，这是路遥作品试图回答的问题。如果说在《人生》中，路遥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新等级、都市作为现代文明的诱惑来论述进城的合法性，那么在小说《平凡的世界》中，路遥则借知识青年孙少平的人格魅力来呈现“平凡的世界”里的“不平凡”之处，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孙少平都勇敢面对，并用自己的努力来化解危机。与电视剧中以孙少安为主角来讲述他作为农村能人勤劳致富的故事不同，小说《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才是路遥所认同的80年代新青年的代表，因为孙少平向往外面的世界，并且愿意突破家庭和城乡的区隔，大胆地追求自己的生活，就像孙少安不敢与田润叶结婚，而孙少平却勇于追求田晓霞。相比一辈子待在农村的孙少安，从农民变成矿工的孙少平是“平凡的世界”里最“不平凡的”英雄，而在这个过程中，孙少平依靠自己的劳动和汗水，变成了一名合格的工业劳动者。在这里，劳动依然是路遥所坚持的正面价值，正如对孙玉亭等“造反派”的批评是不爱劳动和懒惰。这种对劳动的正面肯定与50到70年代以生产、劳动者为中心的价值观有着更为密切的精神渊源。
50到70年代农村并非一个没有希望的地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是一种使农村完成现代化、工业化的方式，这也是通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来缩小城乡差别，并把农村变成现代化新田园的根本动力。到了“平凡的世界”，贫穷的农村已经成为落后的象征，尤其是对于有文化、有知识的农村青年来说，离开农村到外面的世界成为唯一的选择，这就是小说《人生》的核心情节。尽管路遥在这篇小说中反复赞美劳动和土地的伟大，但是对于高加林来说从事“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业劳动是一种失败的人生，而到县城从事记者这种精神劳动则是人生价值的体现。在《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所从事的工业劳动被认为是一种比农业劳动更代表现代化、更进步的劳动方式。就像田晓霞到矿井下被孙少平等矿工的工作所打动，这种工业生产不只是体力上的苦难和磨炼，也代表着国家现代化和工业化的水平。在这种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中，现代文明只属于城市，农村不可能拥有现代化、工业化的想象。在这一点上，路遥的作品也像80年代的其他文艺作品一样把农村重新变成五四时代落后、愚昧的前现代空间，这为80年代的新启蒙和现代化提供了文化支撑。
二、“平凡的世界”里的精神救赎
与那些合作化小说把农村表现为“开天辟地”的新天地如《山乡巨变》、《创业史》、《艳阳天》等不同，路遥清楚地把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命名为平平淡淡的“平凡的世界”，每一个人只是这个“平凡的世界”里的普通人。这是一个普通人要过普通生活的世界，每个人都是原子化的个人，与社会、历史等宏大主题没有直接关系。尽管从高度组织化的革命年代转型为个人奋斗的新时代依然被路遥书写为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时代，但是个人与时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过，这种“平凡的世界”、“最平凡的人”的想象来自于50到70年代以人民为历史主体的文学传统，平凡的人也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事业，这与市场经济改革中个人主义英雄是不同的。孙少平、孙少安都是普通人，也是平凡的人，但他们却能以平凡的人生来实现不平凡的价值。这种价值的来源就是劳动以及建立在劳动基础上的朴素、奋斗的精神。在这样一个集体化、革命化的伟大事业解体之后的“平凡的世界”里，路遥继续用这种劳动的“不平凡”的价值来回应个人、人生的意义问题。
在《平凡的世界》的前半部分主要描写“文革”后期和80年代初期农村的土地改革。按照现实主义的写作惯例“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路遥选取了从基层以孙少安为代表的生产大队、到县城以田福军为代表的改革派以及到省委高层关于农村发展道路的争论等不同的视角，试图全方位呈现从人民公社解体到包产到户的农业改革的史诗，甚至孙少安与田润叶能不能结婚也被卷入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与其他影视剧中去政治化的权力斗争不同，路遥所描述的政治斗争本身具有清晰的政治性，选择什么样的土地制度与每个农民的生活息息相关。也就是说，这种现实主义写作确实呈现了50到70年代或者社会主义政治的运作方式，个人、家庭与社会、政治路线高度相关，这使得孙少平如此主动地配合田福军的改革方案。随着土地包产到户、人民公社解体，《平凡的世界》变成了个人化的世界，就连村支书等干部都感觉没有什么事情干了，更不用说作为村支委的孙玉亭也没有必要每天看报纸来关心时事了，因为“政治”与去组织化的农民没有直接关系了。于是，苦难开始变成一种个人性的苦难，正如开砖厂的孙少安要独自承担市场的风险，即使生意意外赔了，也只能靠自己的人品换来新的贷款。
可以说，路遥笔下的“平凡的世界”变成了一个充满了道德感的精神世界。孙少安、孙少平等80年代的新青年变成了原子化的个人，他们寻找新的出路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在这里，一种劳动者掌握自己的劳动价值的观念就转化为勤劳致富、依靠个人劳动养活自己的雇佣劳动。路遥笔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市场化的契约关系，不如说更是高度伦理化的拯救与被拯救的关系。这突出体现在路遥对于爱情的描写上，田润叶在李向前残疾之后才爱上他、田润生对郝红梅的爱也是一种怜悯，而孙少平最终选择惠英嫂也带有对师傅报恩的意识。孙少平的“进步”不在于他挣了多少钱或成为有权势的人物，而是他的正直、善良一次次打动身边的人。从这里也能看出，除了城乡二元身份带有社会的意义之外，其他的人生遭遇更多的是个体性的灾难，如李向前的残疾、田晓霞的死亡等。面对这样一次次人生的灾难，唤起孙少平的是一种个人的拯救意识和亲情互助的道德感。这种道德化的人格魅力固然能带来感动，但对于“平凡的世界”来说又是无力的。
在这个意义上，90年代初期路遥的意外辞世，不仅意味着一种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终结，也意味着一种用文学来再现现实的文学模式的终结，以及通过改造社会来改变个人命运的政治想象的终结。这也就使得1992年南方谈话之后，这种以农村、农民为精神主体的“平凡的世界”也随之瓦解，不管是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还是从事工业劳动的工人都迅速沦为社会底层和弱势群体。
（发表于《文艺新观察》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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