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六月份全国高考结束后，讲述天才教育的青春片《少年班》公映。这部台湾电影人陈国富监制、剪辑师肖洋根据亲身经历执导的处女作，虽然邀请到孙红雷、周冬雨、董子健等新老明星加盟，但并没有像其他青春片那样大卖。票房平平的原因很多，与院线排片量、口碑以及同档期的影片等因素都息息相关。不过，相比呈现校园爱情、职场打拼的青春故事，《少年班》带有一些自身的特质。正如影片的名字“少年班”已经带出了一段高等教育实验的特殊历史，就是通过选拔智力超常的天才提前进入大学教育，以期培养出创造性的人才。因此，尽管电影《少年班》中也有轰轰烈烈的爱情以及同学之间的争风吃醋，但它也涉及对这种天才式的精英教育制度的反思。这也正是这部电影的特殊意义和文化价值所在。
一、“小时代”的青春片
近两三年，国产电影中青春片、喜剧片等中小成本影片成为拉动国产电影票房的主力军。如《失恋33天》（2011年）、《人在囧途之泰囧》（2012年）、《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2013年）、《小时代》系列（2013年至2015年）、《后会无期》（2014年）、《心花路放》（2014年）、《匆匆那年》（2014年）等，今年也有《万物生长》、《左耳》等。这些展现青春、爱情和职场故事的影片，一方面吻合于当下主流青年观影群体的口味，另一方面也反映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80后、90后的喜怒哀乐。
青春不仅指称一个年龄的特定阶段，而且是一种精神气质和时代氛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故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青春主题。从五四时期“新青年”登上历史舞台，到新中国唱响“青春之歌”，再到80年代“年轻的朋友来相会”，20世纪的青春故事往往与民族、国家、革命、历史等宏大叙事联系起来。相比这些高调的、充满理想主义的青春叙述，当下的青春片很少涉及宏大主题，爱情、友情、升学、工作等个人的故事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与好莱坞偏科幻、动作风格的青春片相比，国产青春片更多的讲述校园青春怀旧和走出校园的职场故事，高中校园生活如同过家家一样的纯洁无瑕，充满了无私的友谊和爱情的甜蜜，让人无限怀念，而一旦升入大学或进入社会，就会遭遇爱情的背叛和友谊的终结，自由竞争的成人世界是尔虞我诈、自私自利的现实江湖。就像《小时代》中只有两个空间，第一是四姐妹居住的集体“宿舍”，如《小时代3》一开始就是顾里替四姐妹租住了一间高档公寓，这是象征友谊、姐妹情的地方，也是一个以富二代顾里为绝对中心的童话世界；第二是位居高楼大厦顶端的时尚巨头“M.E”公司，这里有帅气威严的男老板、有金字塔般严格的科层等级制，也有商业市场的血雨腥风。
这些生活在“大时代”落幕后的小时代里的年轻人，不用拯救民族于危难，也不用面对你死我活的冷战对抗，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小悲欢和小伤痛，不愿意感受、也不关心中国社会这二三十年的巨变。“怀旧”氛围是这些影片最大的卖点。不管是《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对90年代大学校园的追忆，还是《匆匆那年》中对2000年前后中学校园的唯美展现，都能唤起观众对刚刚逝去的青春年华的怀念。这些刚刚成年或进入中年的青春回想多少显得有点“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味道。借用另一部电影的名字来描述这一代年轻人就是“老男孩”，他们还没有真正变老，就已经演唱“时间都去哪儿了”的歌曲了，中学时代、大学时代成为他们无限缅怀的人生段落。《老男孩之猛龙过江》中选秀失败的筷子兄弟再次回到中学晚会的舞台，他们期望自己从来都没有毕业过，而《匆匆那年》的结尾处陈龙渴望回到那场篮球比赛，重新开始与方茴的爱情。从这种稚嫩、无辜的面孔下面可以看出一颗已然苍老的心灵。
二、反美国梦的故事
这些“小时代”的青春片的故事背景一般都是虚化的，如5月份上映的青春片《左耳》既可以发生在内地，也可以发生在港台地区。这些青春故事与大的历史和具体的社会情境没有直接关系，仿佛生下来社会秩序就是如此，也就是说，这些青春片带有去历史化和去社会化的特征。这也是当下的青春片与电影史中的青春反叛故事如《无因的反叛》（1955年）、《青春残酷物语》（1960年）、《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年）、《阳光灿烂的日子》（1993年）等最大的不同。相比这些去历史化的青春片，《少年班》带出了80年代以来教育体制的大问题。
“少年班”是新时期以来高等院校选拔精英人才的特殊方式，而“少年班”得以出现的大背景是七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这在教育领域则体现为两项具体的政策，一是1977年恢复高考，用形式平等的高考取代了“文革”时期依靠工农兵的政治身份推荐上大学的人才选拔机制；二是1978年春天全国科学大会召开，这不仅为“文革”中被打倒的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平反，而且使得知识、科技成为新的现代化事业的推动力，这也导致80年代以来全社会对科技及科技知识分子的过度和盲目崇拜。正如70年代末数学家陈景润因一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1978年）而成为那个时代家喻户晓的大众偶像。也正是在这种社会氛围中，培养顶尖的科学家和科技人才成为各大高校创办“少年班”的初衷。不过，这种从尖子中选尖子、通过特殊的训练抵达科学之巅的培养方式本身带有科学主义的狂想色彩。
对于80年代的人们来说，走进大学校园意味着从工人、农民的身份一跃变成了吃皇粮的国家干部，这无疑是一种从社会下层到社会中上层、从乡村到城市的人生逆袭，而且是一种单向度的自下而上的流动，因此，高考使得越来越多的精英人才向城市、大城市聚集。而高考的社会隐喻在于给每个人提供改变命运的机会，让人们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只要努力拼搏，每一个人都能成功”的梦想。这种梦想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变得更加真切，因为每一个人都变成了原子化的个人，一生下来就是人生这场竞技游戏的选手。在这个意义上，围绕着高考产生的一系列优胜劣汰的竞技文化（应试逻辑）与市场经济体制下优胜劣汰的人生规则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人生就像一场又一场的高考，只有赢得比赛才能成为成功者。这不仅是一种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主义式的成功梦，也是一种典型的美国梦。只是人们并不关注比赛过程中有多少人被淘汰，也不关注只有少数人才能赢的比赛所带来的新的社会不平等，因为失败和成功都只是个人努力与才华的结果，与社会没有直接关系。有趣的是，《少年班》却讲述了一个反美国梦的故事。
这部电影一开始就是孙红雷扮演的周知庸老师从全国各地寻访各种少年天才，然后有暴力倾向的麦克、小天才方厚正、“神棍”王大法、聪明美丽的周兰以及少年吴未加入少年班。按照周老师的说法，如果他们不加入少年班也就是一个普通人，加入之后就有可能变成天才。最后，这些高智商又性格鲜明的少年都入选“世界数学大赛”的攻关小组。从这里看，这五个人的命运很像好莱坞电影中经常讲述的为了某个目的而临时组建的团队，大家经过一系列磨合最终各司其职一起完成任务。但是，《少年班》的结尾却发生了逆转，五个天才少年没能解开“世界数学大赛”的题目，“少年班”也被强制解散，天才少年又被打回原形，变成了普通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结局，与导演对“少年班”这种办学方式的反思有关，也与中国社会对只追求成绩的、过于功利化的应试教育的批判有关。这体现在电影中对周知庸的塑造中。
周知庸曾经是“少年班”第一届学员，他非常渴望培养出能率先攻克“世界数学大赛”的少年天才，以印证“少年班”的精英培养方案是可行的，他既是一个会弹钢琴、穿西装礼服的绅士，又是一个怀有个人野心的严厉的管理者。而提前成为大学生的少年天才们则过着双重生活，一方面是被强制的、枯燥的学习生活，另一方面则是追女生、参加舞会、打架等个性化的自由生活。也就是说，“少年班”是一种压抑的、非人性的存在，只有离开“少年班”才能获得个性的、人性的自由。就像电影的结尾处，那些离开“少年班”的学员们都找到了各自的人生归宿，包括曾经也参加过少年班的导演肖洋，也选择了一条“弃理从影”的人生之路。这种寻找个人的生活与一种集体性的、强制性的“少年班”之间的间隙显示了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心态。
三、文化纠结及局限
在好莱坞电影中超级英雄与普通人是有机统一的，就像超人平时是一个普通报社记者，一旦人类遇到危险，就瞬间变身为超级英雄。也就是说，这种平凡的个人与超级英雄是合二为一的，也反映了一种美国式的个人主义的社会解决方案，通过把个人来询唤为超级英雄来拯救地球和世界。而在中国的电影文化中，这种个人的超级英雄却是相对缺乏的，反而更强调一种平凡人、普通人的价值，然后由无数的平凡人汇聚成改变社会和历史的力量。
这可能也是好莱坞电影中可以很顺畅地讲述个人成长为天才的故事，而在《少年班》中五位少年天才却只能从天才变成普通人。另外，这种组织化的、揠苗助长式的培养天才的方式也被认为是一种压抑人性的、违背天性的行为，这种对于“少年班”的反思又可以上升为对整个中国教育体制的批判，认为中国的应试教育和高等教育是没有创造性和创新性的，无法充分发挥个人的天才。当然，与这种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制度形成参照的则是鼓励个人天性的美国（西方）教育体系。进而，从教育体制可以再升华为对中国制度与美国制度的比较上。这种文化纠结或文化的自我批评恰好遮蔽了80年代以来包括“少年班”在内的中国教育和中国制度正是主动学习和模仿美国（西方）发达国家的结果。
在我看来，真正的值得反思的不是“少年班”能否培养出天才式的科学家，而是电影中五位天才少年所走进的大学校园已经不再是80年代“知识改变命运”的时代了。这体现在电影中被麦克、方厚正、王大法所追求的校园女神江依琳，最终还是走进了开着汽车上学的智商平平的富二代常松的怀抱，也就是说在知识、才华与金钱的比拼中，这些天才少年已然是失败者，这是不可改变、无法撼动的青春压力。这种富二代的设置几乎是当下青春片中最经常出现的角色，也是让青春梦、爱情梦破碎的罪魁祸首。如《万物生长》中出现的奔驰汽车、《左耳》中穷小子与富家女等。这种以金钱为标准来划分的阶级区隔已经使得看似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所谓“机会均等”的竞技游戏变成了现实绝望的游戏，这也正是丧失奋斗空间的老男孩出现的社会基础。
与90年代第六代早期电影中的叛逆青年、社会青年不同，如今的青春片中“我们都是好孩子”，而且都是生活在大城市里的衣食无忧的好孩子。这些电影中没有农村青年，就连小镇青年、县城青年也鲜有出现。可是，这些“温室里的花朵”一旦走向社会，走进职场，立马意识到市场经济下求生存的压力，而近些年蚁族、屌丝的出现也使得年轻人在大城市的奋斗空间被压缩。这或许就是他们怀念校园生活的心理动机，因为那是一个竞争不太激烈，能够享受到同学情谊的空间。当爱情、理想被现实逻辑一次次击碎之时，成长的代价就是放弃爱情、梦想等一切美好的事物，因此，这批青春叙事缺乏梦想和理想主义色彩。在这个意义上，这些青春片与其说在怀念已然消逝的青春，不如说恰好讲述了一个没有青春的青春故事。也许，剧中的“老男孩”们应该学着走出青春的小感怀，走出封闭的、梦幻般的校园想象，去看一看大城市之外的中国，这将更有利于磨炼他们的心智和视野。
（发表于《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5年第3、4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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