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鸡汤”的文化功效

如今，“心灵鸡汤”已经不再像前些年那样爽甜可口、滋心润肺，一篇文章如果被指认为“鸡汤文”，基本意味着浅薄、虚假和欺骗。这种对“心灵鸡汤”的免疫力，不是因为“鸡汤”的品质下降了，而是“鸡汤”无法给人们带来心灵的抚慰。时下的“心灵鸡汤”有着不同的等级，既有高大上的禅宗、仁波切，也有随处可见的马云语录、于丹讲《论语》，满足各个社会阶层的心灵需要。“心灵鸡汤”也不只是这些出没在微信朋友圈、机场书店里的廉价成功学和灵魂按摩术，更重要的是现代社会里的大众文化“天然”带有“心灵鸡汤”的特色，或者说大众文化的基本功能是维系社会认同和人心安抚的“心灵鸡汤”。对于80年代以来的中国来说，“心灵鸡汤”是伴随着社会转型和大众文化的兴起而出现的。

一、“心灵鸡汤”是现代社会的产物

人们最为熟悉或喝得最多的“心灵鸡汤”大致与个人奋斗、励志、不气馁、自强不息、相信自己、神话般的爱情、坚持理想、实现梦想、人生成功等主题相关，承载这些主题最为常见的文化媒介非流行歌曲莫属。比如“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我发奋图强做好汉，做个好汉子每天要自强”，“我还是我自己，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片更高的天空，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高”等，当然，还有更多涉及恋爱、忧愁、抽象的爱等个人情感的歌曲。这些或昂扬或舒缓的歌曲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抒情主体就是“我”，几乎或绝少出现“我们”这样集体的称呼，更不会使用“祖国”、“人民”等大词。因此，流行歌曲不会像革命歌曲那样采取集体合唱的形式，基本上是一个人拿着一只话筒在舞台上、在KTV包房的屏幕前独自吟唱，仿佛“我的地盘我做主”、“让我成为了无情的K歌之王”。

这些流行歌曲的内容也是高度模式化的，大多讲述孤独的“我”如何在社会中立足、寻找另一半的故事，其中经常使用的修辞策略是把“我”比喻为动物或植物，把社会比喻为大海、天空、森林等自然世界。这也是18世纪英国小说家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所讲述的冒险家在荒岛上生存的故事。这种孤独的个人、无名的小人物与陌生的、危机四伏的丛林社会的想象是典型的现代社会的寓言，这类故事进入中国被“转译”为刀光剑影的武侠故事，“横空出世”的侠客或者学艺归来的侠客开始凭着自己的“武艺”行走江湖、浪迹天涯，“江湖险恶”成为中国人对现代社会的直接感受。与封建、贵族时代人们一生下来就“命中注定”不同，现代人是摆脱人身依附关系的“自由”的个体，可以通过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比如从一无所有的人变成有钱人，这相比世袭的贵族制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个人白手起家变成百万富翁的“美国梦”成为新大陆比老欧洲更有制度优势的“心灵鸡汤”。

何为“美国梦”？维基百科中的定义是：“美国梦（American Dream）源于英国对北美大陆的殖民时期，发展于19世纪，是一种相信只要经过努力不懈的奋斗便能在美国获致更好生活的信仰，亦即人们必须透过自己的工作勤奋、勇气、创意和决心迈向富裕，而非依赖于特定的社会阶级和他人的援助。通常这代表了人们在经济上的成功或是企业家的精神。”从这里可以看出，美国梦是每个人都有奋斗成功的梦想，是个人主义的财富梦。如果放在历史之中，19世纪的美国梦是相对于老欧洲的等级制来说的新梦想，美国确实是一个“崭新”的国家，没有历史遗留下来的贵族制、等级制，这也就是19世纪美国成为小企业主的天堂的原因。暂且不讨论“美国梦”建立在19世纪屠杀印第安人的美国西进运动的历史背景中，美国梦有两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其一是实现美国梦的永远是少数人，大部分人只是拥有实现美国梦的机会，其二富裕阶层会带来新的封建化和贵族化，使得实现美国梦的概率越来越低。这就是19世纪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现实。

不过，19世纪末期，随着产业垄断以及西进运动的终结，这种个人成功的美国梦就失去了现实基础，20世纪的美国梦有了新的含义。二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完成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升级，个人成功的美国梦在福利国家的制度下逐渐变成了人人都能实现的中产梦，也就是说不一定成为大老板，做一个好职员或都市白领也能过上有房有车的幸福生活。只是中产梦的出现建立在两个社会前提之上，一是工业制造业转移、外包给其他国家，二是大量非法移民和劳工从事底层工作。这种个人成功的美国梦和人人中产的中产梦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最为有效的“心灵鸡汤”，也是80年代以来最受中国人欢迎的两类“心灵鸡汤”。

二、中国人的“心灵鸡汤”

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心灵鸡汤”开始流行，这与中国社会的改革是密切相关的。首先，随着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城市瓦解单位制，使得中国人从人民公社和各种企业的单位中“解放”出来，变成参与市场经济的原子化的个体；其次，国家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体制变成了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的市场经济，这给个人提供了奋斗的机遇和可能。在这种背景下，一种集体性的、生产性的革命文化被个体性的、消费性的市场文化所取代。“心灵鸡汤”乘虚而入，成为两种社会体制剧烈转换的文化口香糖，如个人奋斗的“美国梦”允诺那些勇于下海的人们拥有“更美好的明天”等。

与“心灵鸡汤”最相关的两大领域，一是文化领域，二是教育领域。先看工农兵文艺向大众文化的转型。大众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艺形态是80年代以来出现的。先是港台文化、日本文化、美国文化进入中国，然后中国本土的大众文化工业也开始兴起，直到90年代市场化、新世纪以来文化产业化，大众文化已经成为当下中国最主要的文艺形态。从港台、日本、美国到内地的传播路径，可以看出大众文化是冷战年代敌对一方的文化形态，是一种与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相适应的文化形态，强调商品性、个人消费和欲望化等。大众文化的兴起使得与50至70年代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工农兵文艺宣告失败和终结。相比政治性、革命性和批判性的工农兵文艺，大众文化有几个鲜明的特色：一是商业文化、消费文化，是受利润和资本驱动的文化；二是个人主义文化，80年代的个人主义强调自由、解放，离开体制的束缚，而新世纪以来人们越来越感受到个人主义的沉重，因为买房、养老、养孩子、看病都需要个人来承担；三是城市文化，文化产业和消费群体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四是青春文化，青年人成为文化消费的主力军，因此网络游戏、电影等文化产品都带有青春化和低龄化的色彩。大众文化有着清晰的边界，只有在市场经济内部的城里人、青年人才有可能成为文化的主流消费者，而处于社会底层状态的工农主体则不再是文化市场的消费者。

第二个“心灵鸡汤”的“重灾区”是教育领域。七八十年代之交恢复高考和以高考为指挥棒的中学教育秩序，也确立了一种选拔式的精英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让人们从小养成或适应一种竞技状态和竞技文化。每个人都像竞技体育中的运动员一样，比赛的目的就是赢得比赛，否则就一败涂地。能否考上大学、考上什么样的大学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未来的人生。于是，从教材到课堂都飘荡着一种“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竞技法则。这种竞争者文化、这种通过残酷的“PK”决定胜负的游戏，成为丛林法则和“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最佳写照，也是中学生最喜欢喝“心灵鸡汤”的根本原因。高考是一场只有少数人能够幸存下来的比赛，这种优胜者文化发展到最后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饥饿游戏”。这也正是《星光大道》、《中国好声音》、《中国最强音》等选秀节目如此不厌其烦地讲述草根实现美国梦的神话。

与这种中学教育相匹配的则是90年代末，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出现的一种职场文化、公司文化，这是一种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位制完全不同的企业文化。与此同时，在大众文化中还不断地生产狼与羊、狮子与羊的故事，如果羊被吃掉，人们不会责怪狼、狮子的残忍和残暴，反而责怪羊太懦弱，被吃掉是应该的，也就是说只有从羊变成狼，变成狮子，才能在“优胜劣汰”的大自然食物链中生存下去，正如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在这种单线条的食物链中，只有占据高端才能活下去，这也是《狼图腾》、狼性精神的真谛所在。

三、“心灵鸡汤”为何会失效？

“心灵鸡汤”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鼓励人们成功，所谓的成功学，成功术，涉及学习、职场规划和企业管理等，另一方面或者更重要的功能是安抚失败者，让没有成功的人也能获得心灵抚慰。因此，人们“一边以马云励志希望快速成功，一边学星云之道希望保持心灵平和”^[1]。2012年初，屌丝在网络上一经被发明就迅速成为社会流行语。每个屌丝都有一个伟大的梦想，这就是实现逆袭，而“逆袭”的题中之意在于“本应该是失败的行为，却最终获得了成功的结果”。这种对以少胜多的军事用语的挪用已经说明屌丝无法踏上阳光下光明正大的“坦途”，只能采取黑夜里血雨腥风的奇袭或偷袭之旅。与历经艰难险阻终见“彩虹”的奋斗励志故事不同，“逆袭”强调的是一种“无法完成的任务”以及“从绝望中寻找希望”的奇迹效果。屌丝现象的出现密切联系着金融危机时代社会阶层的固化和两极分化，一方面中产阶层向下流动沦落为屌丝，另一方面都市白领、小资难以向上爬升实现中产化。因此，“屌丝的逆袭”、“见证奇迹”、“相信梦想”又成为近些年大众文化（电影、电视剧、电视栏目等）最为经常讲述的故事。

与屌丝逆袭的逻辑相似，2012年红透大江南北的电视栏目《中国好声音》同样演绎了现实版的逆袭之旅。在绚丽的舞台上，四位决定学员能否留在台上的导师，不只是要说出竞技者歌唱方面的优劣，还要时不时地鼓励他们坚持自己的音乐梦想。尽管节目组非常精心地给每一位参赛者“编排”了不同的个人故事，并突显不同的“个性”及音乐风格，但这些学员却如同一个模具雕刻出来的工艺品一样，怀着“同一个梦想”，这就是一种个人成功的励志梦、奋斗梦。栏目的“悬念”在于，导师能否如上帝般做出合情合理的判决。从参赛者踏着红地毯走进摄影棚始，到比赛结束、回归亲友的怀抱终。在这里，每个参赛者都是一个原子化的个体，这种个体来自于父母之家或者夫妇之家，其“人生”的主体段落就是参加一次又一次的竞技与过关的比赛，这多么像一个压缩版的人生与社会的寓言。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一次又一次地“目睹”这一“见证奇迹的时刻”，从而不会追问为何每一个生活在当下的人们都必须经历这种“舞台机制”的遴选。不管是学校里的学生，还是企业中的员工，甚或机关里的公务员，都需要经历不同等级、不同种类的业绩考核，只是在现实生活中，看得见的导师转化为一套看似中立客观的量化指标。在这种个体与魔幻舞台的对立中，个人成为社会的中心，每个参与者彼此分隔，他们既不是“扶老携幼”的伙伴，也非“同甘共苦”的合伙人，而是相互比拼、搏杀的竞争者。《中国好声音》、《中国达人秀》、《中国梦想秀》等节目在营造个人成功的白日梦的同时，也如此直接地再现了个人在社会舞台中的真实境遇。

也许在这个社会结构越来越固化、现实生活越难遭遇奇迹的时代里（正如人人都可以机会平等地购买彩票，而获奖的却只有一个），这些寂寂无闻的音乐青年更渴望、也更相信幸运之星的降临。在这些更加底层的幸运儿逆袭成功的“奇迹”背后是都市中产、白领日益屌丝化的事实，这使得新世纪以来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所支撑的“中国梦”越来越呈现白日梦的色彩。这些故事与其说向人们展示了一种逆袭成功的希望，不如说更加暴露了成功的偶然性和奇幻色彩，曾经的勤劳致富、公平竞争变成了一种赌博游戏和赌徒心态。这些其貌不扬、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依靠视频网站、电视选秀节目“一夜走红”的明星，如同中了彩票或者“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般成为这个时代的“幸运儿”，实现梦想再也不是普通人能够抵达的目标，而变成了一种人间“奇迹”。在这个意义上，构筑新的“中国梦”与其说是给年轻人创造更多参加“饥饿游戏”的机会，不如说更重要的是反思这种只有在“聚光灯下”才意味着幸福和成功的单一价值观。

如果说人人通过勤奋努力都能获得收获和成功是80年代先后开启的农村、城市改革的情感动力，那么90年代经历更加激进的市场化潮流，曾经在80年代改革中获益的农民、城市工人群体、进城农民工则迅速沦落为社会弱势群体，而小资、白领们与新富阶层成为新社会的中坚和主体，中国社会完成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阶级重组和分化。新世纪以来那种白手起家、个人奋斗的美国梦逐渐转变为有房有车有孩子的中产梦，一种从奴隶到将军、从底层到上层的阶级跃升转变为从低级到高级的科层制^[2]，这也正是2005年前后《杜拉拉升职记》等职场剧以及《超级女声》等晋级选秀节目得以流行的社会背景。这种从泥腿子将军的“英雄梦”到个人走向宫廷或囚禁在密闭空间的境遇，正好呈现了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从自由竞争的迷梦走向权力垄断与固化的转型。中国社会经历第二次阶级分化，昔日作为中产阶级后备军的小资、白领在国际化大都市的资本空间中成为“高学历、低收入、难发展”的80后、90后蚁族。这与90年代末期开启的教育、医疗、房地产等行业的产业化改革有着密切关系。面对这30多年中国社会的巨变，“心灵鸡汤”的文化功效主要是精神按摩，而不是鼓励人们改变日趋不合理、不平等的社会规则，因此，“心灵鸡汤”失效的时代，也是人们寻找真正的苦口良药的时代。

（发表于《艺术广角》2015年第5期）

【注释】

[1]《一边是马云，一边是星云》，《新周刊》封面文章，2015年1月15日。

[2]科层制（又名官僚制）作为一种现代组织制度，在机关、公司中广泛应用，被认为是一种效率最高的管理方式。科层制并不实现阶级身份的逆袭，只是一种从白领到中产到金领的上升路线图。这种中产梦也是中国城市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出现的，只适用于城市白领群体，对于大量从事服务业以及制造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科层式的晋级制显然无法打破阶层的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