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电影“轻”表演和“重”表演

同有着纵向文化轴线的纪实性表演与魔幻性表演相异的是，“轻”表演和“重”表演更多地反映为在时代截面上的一种相对形态。尤其是近年来“轻”表演的大行其道，与消费社会、产业趋势、流行文化、偶像经济等即时性因素的关联较大，因而呈现出横向延展开去的笔触与画法。这一方面是艺术美学内在律动的外在呈现，另一方面与大众审美诉求相符相应，是时代渴望的表情与表演。新世纪以来，电影行业整体“力学系统”被注入大量的能量，再加上对诸多“他者”电影艺术形态的“接收”和“误判”，投射到表演这一艺术局部时往往显得动能充沛而又激情饱满。“轻”表演与“重”表演，实际上就是两种对表演能量的处理和使用方式。

“轻”电影或“轻”表演是伴随着中国电影类型化操作的日渐成熟而蔚然成风的，但实际上，国产电影的“轻”形态的出现，其背后有着复杂的文化成因和社会心理，它与中国的文化发展前进步履和开放程度同步，从中可以看到与台式“小清新”、“韩流”视觉艺术、日系文艺片、欧美流行文化等多元文化形态之间的交织现象；以及节约观念、“减法”美学、集体怀旧心理、“萌”文化、“都市病”、异域景观、身体叙事、“粉都（fandom）效应”、“男色消费”、“眼球经济”等群体性的“有意识”以及“无意识”，因而是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的文化符号系统与产业实践综合作用的结果。“轻”电影的概念，主要是针对具有“导演大多是新人、普遍为中低成本制作、主题都比较轻松、娱乐性强、能卖座、看电影的观众偏年轻”等特征的影片。^[31]较为典型的代表作品有《北京遇上西雅图》（2013年，薛晓路导演）、《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2013年，赵薇导演）、《一夜惊喜》（2013年，金依萌导演）、《非常幸运》（2013年，丹尼·高顿导演）、《青春派》（2013年，刘杰导演）、《小时代（系列）》（郭敬明导演）、《被偷走的那五年》（2013年，黄真真）、《后会无期》（2014年，韩寒导演）、《匆匆那年》（2014年，张一白）、《我的早更女友》（2014年，郭在容导演）、《撒娇女人最好命》（2014年，彭浩翔导演）、《重返20岁》（2015年，陈正道导演）、《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2015年，徐静蕾导演）、《滚蛋吧！肿瘤君》（2015年，韩延导演）、《夏洛特烦恼》（2015年，闫非、彭大魔导演）、《左耳》（2015年，苏有朋导演）、《栀子花开》（2015年，何炅导演）。通过以上事实还可以发现，“轻”电影往往成为跨界导演或者跨媒介电影的“试水”对象，其后成因可堪寻味。

“轻”电影的表演大致上具有两种形态：

一是作为想象性解决的途径。商业社会所生成的消费文化很直观地反映出社会的心理需求，“轻”电影出现的最大作用力之一是“社会趣味”。“轻”电影繁荣的文化成因和社会心理，是大众渴望在观影体验中得到想象性解决的内容，也是时代繁荣之下的大众对清新气息的渴求，因而“轻”表演在角色塑造和表演基调上，更贴近时下的都市大众的欲望对象、生活常态和心理节奏。演员赵薇的导演处女作《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主要是反映80后对大学生活的集体回忆和今昔对比，怀旧的基调下显现了一定程度的清新感。在主要演员的选择上，杨子姗、江疏影、刘雅瑟、韩庚等新人演员奠定了全片的表演风貌，即青春味道和热血气质，新人演员在演技上的不足，使得演员以生命体验为出发点，见天性、见自然、见真心。《北京遇上西雅图》则采用误入迷途的“白雪公主”被平凡的“毛驴王子”拯救的罗曼史内核，加之以异国风景、异国生活方式和异国价值观的文化冲撞。“文艺女神”汤唯与“落魄大叔”吴秀波的设置和搭配，产生了一种幽默而脱俗的喜剧效果。汤唯的表演放松而灵动，吴秀波的表演含蓄而淡雅，整体上形成一个具有美学可读性的“轻”表演经典文本。《撒娇女人最好命》中，将时下女性热议的诸多话题纳入影片的情节中，“女汉子”、“萌暖男”、“假清纯”、“闺蜜智囊团”等角色设定切中当下观众的兴趣点。周迅、黄晓明等内地演员与隋棠、谢依霖等台湾演员在表演形态上相映成趣、各自扣题，准确地完成了表演任务。《夏洛特烦恼》则是一个“穿越”式的怀旧故事，为了说明对过去的改写只能提供想象性的满足，最终立足于珍惜当下的命题上。影片由话剧团体“开心麻花”根据其同名话剧改编而成，从表演上看，由于全片戏谑和荒诞的梦境式情境，也几乎规避了话剧表演到电影表演的“水土不服”。

二是成为景观叙事的部件。“轻”电影的影像画面大多美轮美奂、赏心悦目，映射着现代人的生活图景，同社会风尚形成既迎合又引领的互文机制。很多“轻”电影都选择在国内外名城或者名胜取景，很多甚至将情节背景设置在异域景观下。如此使“轻”表演更加强调造型功能而非叙事功能，富有身体美学的观赏性，与景观美学和谐统一，显现出了一种较为显著的时尚感和美感。作为《小时代（系列）》主要情境的当代上海是一个超级都市空间，对奢华景观的展示与堆砌构成影片里所聚焦的“真实”。画面中的演员形象突出、造型精致、妆容艳丽，表演则以“走秀”和“作态”为主。全片整体艺术构思的特殊性和目的性，自然导致表演创作重点的位移。极力的追捧和极力的斥责，这种两极评价现象逐渐成为部分电影创作的新常态。《后会无期》的散文化和片段化的智慧内涵，要优于影片本身的艺术水准。赛车手韩寒的“公路情结”和对野外空间的感受成为奠定了影片开阔和寂寥的画面基调。演员的表演任务除了叙事和抒情之外，还应符合韩寒式的狡黠、清高与落拓感。陈柏霖、冯绍峰、王珞丹、钟汉良、袁泉等较有经验的成熟演员，一定程度上营造出了影片特有的飘逸感和智慧感。成为影片整体美学风貌的有机部位。另外，《非常幸运》中的新加坡都会地标，《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中的布拉格风情，《重返20岁》中的身体年龄与心理年龄的反差错位，《栀子花开》中的女版“四小天鹅”与男版“四小天鹅”交织映衬等，这些与常规生活拉开距离的景观叙事，都是富有典型性的“轻”表演培养皿。

“重”表演并非与“轻”表演相伴而生的对立形态，而是具有严肃态度、学术重量和深度模式的表演现象的总合。“重”表演不是单指“用力”甚至“用力过猛”，而是一种向角色内在深处的探索、富有人文关怀、精神指向和哲学意味的表演形态。其在学术和理论方面的研究价值，往往高于娱乐价值和泛情价值。从表现对象的年代时期层面，可以将“重”表演归为以下两类。

一是对历史人物的“人文考古”。在“历史人物考古”的影视文化浪潮中存在着传奇化和文化型的两种不同创作策略，前者主要是追求故事性和可看性，其文化价值则相对滞后；后者则是注重历史人物的重新阐释，甚至是颠覆性的解构和建构。“重”表演中，文化型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占有一定的比重，主要表现在挖掘和塑造具有年代性的人物身上深层次的传奇色彩、时代质感、人格密码和文化价值，展示今人对一个时代的思索以及对当今的反思，解密出国人人格的集体无意识同那个时代的映照关系。表现抗日战争时期河南旱灾的影片《1942》（2012年，冯小刚导演），尽管比起冯小刚其他的影片来说票房遇冷，但是，集结了张国立、徐帆、张默、李雪健、陈道明、范伟、张涵予、冯远征等国内顶级优秀演员阵容的倾情出演，形成了一组分量厚重的角色群像，将灾难面前的人性种种演绎得令人动容，极富感染力。勾勒民国武林群像的《一代宗师》（2013年，王家卫导演）历时多年的精心打磨，甫一问世就得到了观众和学界的好评。梁朝伟、章子怡、张震、王庆祥、张晋等主要演员用用稳扎稳打的功力和沉静入定的表演，共同还原了特定时代和特殊身份的人物的精气神，显得血肉饱满而又气度非凡，配合富有智慧的台词和极具表现力的镜头语言，营造出全片高超的艺术境界。反映“文革”中后期一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的《归来》（2014年，张艺谋导演），其银幕内外的“回归”意味都显得分量沉重、耐人寻味。主演陈道明和巩俐，以一种洗尽铅华的面目，用一种摆脱了庸俗化的温情细腻的方式，塑造出一对在时代变迁和人情冷暖中坚定不渝的知识分子夫妇形象。客串出场的郭涛、刘佩琦、闫妮、丁嘉丽、祖峰、辛柏青、张嘉译等“绿叶”，也都在平实而克制的总体美学路线下拿捏准确、一步到位。以纪录片式的叙事手法塑造了民国时期文学家群像的影片《黄金时代》，尽管票房收入不佳，但受到了许多“文学青年”、“文艺青年”的喜爱。饰演萧红的汤唯，富有感情，状态投入。饰演萧军的冯绍峰，风流潇洒，传递出武者的豪情与风范。饰演鲁迅的王志文，层次丰富，意味深长。饰演丁玲的郝蕾，状态饱满，收放自如。朱亚文、黄轩、袁泉、田园、王千源、丁嘉丽、沙溢、祖峰、张译等一众青年演员也都特质分明，性格突出，使得《黄金时代》不但完成了叙事，也描绘了历史中的文化人格，体现了相当丰厚的人文情怀。徐浩峰自编自导的影片《师父》（2015年）同样是一部反映民国武林生态的影片，因为他本人对此研究颇深，堪称专业，因而影片也显得质感独特，内力丰厚。廖凡、宋佳、蒋雯丽、金士杰、宋洋、黄觉等主要演员通过对神情、姿态、动作、仪轨等细节部位的准确处理，既完成了人物的分别塑造，又统一在一个“生态圈”的文化总谱里，因而折射出一个行当的艺术、智慧以及生活哲学。

二是对当代人格的人文解码。在当代题材影片中，如何衔接地气、富有人文关怀和哲学形态地表现人物，是优秀的“重”表演在解决和说明的问题。优秀的演员，可以通过表演而触碰到现代人格中最微妙与最深刻的部位，甚至是一些“痛点”，从而使电影表演从艺术作品变成当代人文图景和精神面貌的形象标本。《白日焰火》（2014年，刁亦男）是一部气质强劲、叙事精巧、元素杂糅、质感粗粝的黑色侦探电影。具有多年艺术积累的廖凡抓住张自力这个人物兽一般的形象本质，寻常状态的潦倒窝囊与职业生活的精悍老辣之间转换自如、逻辑流畅和情感到位。与廖凡“过招”的王学兵、王景春也都是功力深厚和风格稳健的演员，在有限的戏份中用多样化的方式刻画人物。同样是犯罪题材的《烈日灼心》（2015年，曹保平导演）中，三位主演郭涛、邓超、段奕宏共同获得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男演员奖，这种情况较为罕见，但也代表了业界对影片表演整体上的肯定。在这部充满了阴暗、焦灼和凶险氛围的影片中，每个人物的性格、状态以及诉求交错其中。三位主演分别完成了人物从平面到深度的多维立体刻画，互相之间的对手戏也充满张力，完整而饱满地将那种如临深渊的境地传递出来，具有感染力和凝聚性。翻拍自美国经典影片《十二公民》的中国版《十二公民》（2015年，徐昂导演），是一次对外国经典“在地的”移植的尝试。何冰、韩童生、钱波、赵春羊、米铁增等十二名优秀的话剧演员“跨界”演出，演技精湛，细节出彩。十二个角色，身份、性格、立场、心态各不相同，而影片表演任务上最大的看点也在于如何建立有说服力的、可区分的人物群像及其各自的逻辑。话剧演员对表演节奏的独特掌控，让影片的表演形态呈现出缜密和踏实的质地。贾樟柯的新作《山河故人》（2015年）用充满感性的笔触勾勒出时代变换中，对故人和故土的怀恋惆怅之情。三种不同画幅展现的三个时空里，有着两代人的生存状态和情感经历。赵涛、梁景东的内敛和沧桑，张译、张艾嘉、董子健的无根感和茫然感，整体表演形态显得动情而又淳朴。

此外，一直以“重”表演为主的主旋律电影，在近年来的艺术创作中也显示出诸多“新配方”或者“新转向”。《钱学森》（2012年，张建亚导演）、《周恩来的四个昼夜》（2013年，陈力导演）、《天河》（2014年，宁海强、沈东导演）、《西藏天空》（2014年，付东育）、《永远的焦裕禄》（2014年，海涛、侯雅俊导演）、《黄克功案件》（2014年，王放放导演）、《百团大战》（2015年，宁海强、张玉中导演）、《战火中的芭蕾》（2015年，尼基塔·米哈尔科夫、董亚春导演）等，都在尝试新的历史观和美学观来描述主流思想价值下的故事。在“重”表演和创意性的文化元素之间，建立传奇而又充满人性深度的有机人物性格，运用文艺化、类型化、加魅化、视觉化等多元的表演风格充实主旋律人物的性格质感，达到更为深厚和微妙的人文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