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台电影及其所代表的港台文化，以强势的姿态改变着内地城镇文化的精神版图，而银幕前港台演员的表演，则是内地演员观望以及吐纳的首要和直接对象。从表演文化的角度来说，港台演员和内地演员之间存在着“博弈”关系。这种“文化搏斗”，实质上是在磋商、妥协等相互博弈过程中发展的。从某种意义而言，它是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的碰撞与磨合，其“化学反应”的过程必然充满复杂的局面。
起初，内地演员（包括内地观众）对于港台演员表演的遥望以及模仿，颇类似于内地时尚青年对于港台明星的花衬衫、喇叭裤、卷头发和大墨镜的模仿，主要是外形、动作、表演、姿态和台词的外形模拟。港台演员风格迥异的性别魅力和类型化特质，同市场化、娱乐化和大众化的市场环境高度适应。他们在银幕下的性别表演的延续加魅，也给内地演员带来了新的启示。本质上来看，这是内地电影和影人在接受和消化电影的商业体制流变的必然阶段。香港演员善于在镜头前将自身魅力发挥到极致，其培养模式是重要原因。大部分的香港演员并非科班出身，却大多来自同一所“黄埔军校”——香港无线艺员训练班。无线艺员训练班对演员的培养高度契合香港影视行业制作方式，具有很强的市场适应性。刘德华这样回忆他的培训课程：“要学表演、学写剧本、学摄影，所以我们学会了配合镜头、灯光来演出。”[53]其实，电影表演本身的“非独立自主性，造成它某种依附性和被动性”，就决定了“演员的创造仅仅是提供素材，经过导演的蒙太奇处理、剪辑而成为银幕形象”[54]。这在讲求高效快速、分工明确的香港影业尤为突出。演员表演时，可以发挥的空间并不多，对于表演场面的掌控权和决定权也较有限。长此以往，一方面赋予了香港演员纯熟的专业技巧、过人的造型感和高度的适应能力；另一方面，也遭到了“流于表面”、“理解浅显”、“层次单一”等批评的声音。甚至香港影人在评价自己的演员的时候，也认为：“他们都是单镜头里的明星，很会拍pose（姿势），连着多拍几个就不灵了。”[55]当然，优秀的演员能够在发挥技巧达到导演基本要求的同时，运用和调动自身的生活积累和专业素养，给人较强的感染力。在合作拍摄电影《生日快乐》时，古天乐这样评价与他演对手戏的刘若英：“刘若英拍戏不是光靠一些动作和表情的变化，而是先去理解角色，把自己的一些情感、经历和角色融合起来。她教会我很多，也让我很能入戏。”[56]肯定了刘若英把握人物和塑造人物的功力。港台演员在人物处理方面的经验和技巧值得内地演员学习，其优化和发挥自身魅力的方法也为内地“造星”工业提供了有利的借鉴。当然，当内地演员过度仿照港台明星的风格、噱头、言谈举止时，也会造成的庸俗和制式感，甚至影响到自身的表演风格及表演气质。
内地演员拥有其科班出身的表演力量。新时期的电影表演美学，经历了戏剧性表演、日常性表演、模糊性表演、情绪性和仪式性表演等五个阶段。它的发展和演变有其一定的内在逻辑，它不仅受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体现宣传和教育的功能，也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表演作为一种“社会趣味”，也与社会流行文化存在着互动的内在通道，是“集体无意识”和“集体有意识”的产物，是政治、文化和电影工业的合力，是社会进程的精神形象标本。同样，伴随着香港经济腾飞而一并崛起的香港电影，也是港人给自身的著书立传。香港电影里的人物形象，是港人成长的自画像。“香港社会在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下，也自然选择出了以实用、世俗为主的核心价值观。……香港电影中高扬娱乐的旗帜的‘港味’，正是在香港社会特殊文化和核心价值观的规定下其文学艺术发展的必然结果。”[57]这种富有香港本土特色的人文理念和文化心理，也造就了香港演员在表演艺术中独特的表演观念和创作方法，即风格化、自然化和类型化。内地女星范冰冰谈及与香港影帝黄秋生在电影《寄生人》中的合作，表示“和他演戏没有压力，因为大家是互相配合，不像是在演戏，就像在生活。他会把你带到一个规定的情景中去，非常真实。”[58]吴镇宇也承认，“内地演员对待表演更严肃，而我们更随意一些。”[59]香港演员的敬业精神和专业态度，也一直为内地演员所称道。在《新警察故事》中与香港团队合作的女演员高圆圆这样回忆道：“拍戏的时候他（成龙）特别专注，身上就好像有光环。但一收工，别说光环，连眼睛都没神了。”[60]港台演员的表演文化，在合拍伊始的博弈关系中处于一种主动地位，这种主动地位根本上是由经济优势决定的。然而，随着内地电影市场的不断开掘，电影资本的成倍增长，带动整个产业迅猛发展，内地的经济优势变成表演优势，日渐占据更加主动的地位。香港演员谢君豪在合拍剧集中成功塑造过多名背景各异、身份不同的“内地人”。无论是老派上海绅士程先生，还是多重身份的地下党员朱今墨，抑或是佳木斯反特务警官，他都能塑造得丝丝入扣，让人信服。谢君豪为了不同的角色需要，做足了功课，尽量贴近特定时空背景下的人物形态。他曾经深入内地体验生活，观察当地居民的世故人情；也通过查阅资料、观看碟片，积累对人物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刘德华在影片《大块头有大智慧》中扮演的男主人公是一名来自内地的武僧，香港警察要借助他的力量侦破重案。演过香港警察的余文乐在影片《男才女貌》中首次扮演大陆警察，他自言塑造这个小城市里的小人物有种“重生”的感觉。这些现象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反映了在经济优势的驱动下，内地表演美学在三地表演生态系统中日渐主动的地位。
内地演员与港台演员的表演美学互动中，表演显示实力却是无奈于偶像经济的生产。演员的明星制商业体制，推动了内地演员的市场化进程。在改革开放以前，电影工业处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中运营，而随着我国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香港明星进入内地市场以后，必然也把电影明星运行机制带入。合拍改变了演员的工资制，变成明星制系统下的“片酬制”。在不可抗拒的电影产业化和市场化进程中，电影明星成为强势社会的兴趣的“流行人物”，体现着争夺文化位置的过程，它是一种“表述的中继站”，它受制于政治和美学的条件背景，但同时又传达出某种文化信息。“明星形象”作为商品，是电影工业链中获得最大关注的焦点，是观众消费电影市场的依据。如同香港明星银幕上的性别加魅，银幕下的外形加魅、言行加魅和私生活加魅，内地明星也必须为形象“加魅”才能为自己的市场价值“加码”。在这一方面有着突出表现的葛优、孙红雷、胡军、黄晓明、陈坤、章子怡、赵薇、周迅、范冰冰、李冰冰等内地演员都占据着片酬排行榜上领先的位置。电影是全民文化娱乐产品，今时今日，社会大众对平面化和世俗化形象的心理追求，导致了娱乐化和视觉化的市场需求，电影明星成为消费对象。明星们能够被大众接受，有时并不是完全依靠电影表演，而是依靠迎合市场的手段，甚至出现炒作绯闻、负面新闻等恶劣的竞争方式。其实，明星文化作为社会审美心理、电影产业市场、艺术创作观念与演员自身特质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和表演文化存在着相互依托而又可能抽离的微妙关系。就表演艺术而言，内地和港台表演美学体统具有着不同的文化格式和美学形态，演员创造人物有着不同的角度、形式和标准。处在新的转型时期的内地表演美学，在尚未探寻出新的形态之际，又不可避免地要同港台表演美学相容，还要和“明星制”达成“共谋”，其文化定力和文化出发点，遭到前所未见的挑战。
随着合拍片逐年呈现出“跨地域性”的态势，越来越多的两岸三地的演员有了在影片中切磋交流的机会。港台演员与内地演员长期合作，使他们的表演文化颇有内地化色彩，在表演对手戏交流、影片的风格统一以及内地导演的艺术要求下，港台演员与内地演员的表演标识逐渐模糊。首先，角色身份互置成了常见的现象。内地女演员张静初在合拍片《证人》、《窃听风云》中扮演的都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除了源于她对人物的塑造能力，优秀的粤语水平也是导演信任她的原因之一。林志玲、林熙蕾、桂纶镁等台湾女演员也在以当地人物的身份出演发生在内地城市背景下的时装片。《单身男女》中的高圆圆、《月满轩尼诗》中的汤唯都是已经融入香港社会的内地人。黎明在《梅兰芳》里扮演一代京剧大师梅兰芳，虽然饱受争议，但基本上已完成表演任务。最近上映的影片《致青春》，担任男主角的赵又廷来自台湾，导演赵薇在谈起选角的过程时，也是以符合人物感觉作为首要的考虑条件。李立群、寇世勋、归亚蕾等较早来内地发展的港台实力派演员，早就以纯熟的表演功力让内地观众忘了他们自身的地域标识。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出现了由港台演员出演革命者，香港演员张国荣在电影《红色恋人》中扮演共产党人靳。后来，又有电影《太行山上》梁家辉扮演断臂的八路军团长贺炳炎、刘德凯扮演国民党军官郝梦龄、吕良伟、李子雄在电影《八月一日》中分别饰演叶挺和汪精卫等许多港台演员表演共产党人的案例。《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则更是成为政治民主的一个标本，它大规模地使用了港台演员来出演电影中的角色，同样包括共产党人或者先进分子的形象。《建国大业》中，黎明扮演了蔡廷锴、成龙扮演了记者、甄子丹扮演了田汉、梁家辉扮演了解放军代表、刘德华扮演了余济时等；《建党伟业》中，任达华扮演了张謇、周润发扮演了袁世凯、方中信扮演了杨度、刘德华扮演了蔡谔、Angelababy扮演了小凤仙、王力宏扮演了罗家伦、吴彦祖扮演了胡适、张家辉扮演了梁启超、叶璇扮演了李励庄等。这些演员风格类型不同，魅力特点不一，表演造诣也各有千秋，但是，“由于他们的知名度和密集性，使用他们出演巨片本身，已经超越电影表演的范围，而成为政治民主的文化事件。”[61]撇开意识形态、商业效应、发行宣传这些外部因素而回到表演的层面，这两部影片依然不乏可圈可点的艺术亮点。成龙在《建国大业》中饰演一名姓名不详的记者，主创们通过人物造型、画面构图的设计，使得在观影时，“一分多钟过去了，很多观众不知道这是谁，但是再往下看的时候就会发现这是成龙。他们高超的演技和对历史人物的感悟，完全掩盖了他们外在形象与原型的差异。”[62]其实，随着合拍片类型的丰富，表演艺术上必然也会碰撞出创新和突破，演员自身的地域区别日趋淡化，而能够将对演技的关注提至更为显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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