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轻”电影，“轻”电影的发展

21世纪已经过去十年有余，人类在世纪之交的兴奋而又惶惑的心情已归于平静，那种幻想在世纪的转折之上体验的碰撞与撕裂也被一种俯拾内心的波澜不惊所取代了，微众与纯简成为人们的选择。预言人类灭亡的2012年，不仅没有让人类绝迹宇宙，反而为好莱坞带去电影素材，灾难片大师罗兰·艾默里奇拍摄了关于全球毁灭的灾难影片《2012》。巧合的是，在世界的东方，也在被称为“世界末日”的2012年12月21日这一天，一部小制作的喜剧电影悄然上映，创下了12.6亿的中国电影票房新纪录，至今仍未被超越。电影的恢宏气质在于它能不受时空的限制，所以会有《2012》；电影的类型特征在于它细化观众和定位影调，所以会有《人再囧途之泰囧》（以下简称《泰囧》）、《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以下简称《致青春》）、《中国合伙人》、《北京遇上西雅图》以及《小时代》等。如果说《泰囧》的成功是各种喜剧元素的合理利用并最终得到观众的认可，那么在其之后出现的《北京遇上西雅图》、《致青春》、《中国合伙人》、《小时代》，则是社会某种心理的共同体现，而且，这些电影以一股爆发的势力给中国电影带来了新气象。这几部电影有着相同的特质，电影主题都是关于青春、梦想和爱情的，思想并不沉重，叙事也不宏大。总体而言，可以描述成为又酸又甜、轻而不佻、微而不弱的文化特质，由此，也不难窥见出这个时代的风貌与人文气质。

在经历了世纪转折之后，“大师”已成为一个渐行渐远的词语，“零深度”的一般作品大量流行，这似乎是一个不再需要知识的时代，同时，日益强盛的消费文化也在瓦解着人们对传统价值观的认识，大量符号化的视觉图像麻痹着人们的敏感神经，以造型代替叙事，视觉主义霸占了全球时代下的每个角落。“当今的大众英雄不再是拥有强权的人，比如帝国缔造者、发明家或者颇有成就的人。我们眼中的名人是电影明星和歌手——那些漂亮而悠闲的人们，他们宣扬一种快乐哲学，远离规训与劳作。”^[1]商业社会所生成的消费文化很直观地反映出社会的心理需求，而电视、广告、电影、网络则是社会流行文化的主要阵地。“在广告和消费文化中，某些可进行反复无穷地修改、组合的主题不断重现，比如：青春、美貌、活力、健康、运动、自由、浪漫、异域风情、奢华、快乐、趣味。”^[2]“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痴迷于青春、健康和肉体之美的时代。电视、电影、占主导地位的可视媒体制造出大量坚持不懈地昭告人们要铭记在心，优雅自然的身体和美丽四射的面庞上露出的带酒窝的微笑是开启幸福，甚至是开启幸福实质的钥匙。”^[3]

“轻”电影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出现，既是某种社会心理对青春的一次消费，也是时代繁荣之下的社会大众对清新气息的一次渴求。“任何艺术都是一种人学，都是表现人以及为人服务的。电影自然也不例外。由此，扮演人的电影表演，同样也就成为电影艺术的核心部位。电影表演的形态和资质，也就决定了电影的形态和资质。应该说，任何一种表演也都是一种社会表演，都包含着政治、文化、经济以及意识形态的社会表演成分。”^[4]不论是《中国合伙人》中黄晓明的“土鳖”造型、佟大为的喇叭裤，还是《致青春》里的那首《红日》以及宿舍中的半导体，“轻”电影通过细节的还原与再现为社会大众寻求追忆创造机会。有趣的是，在“创造追忆”的同时，“轻”电影也在“以旅行呼唤回归”满足电影观众的不同需求，《泰囧》与《北京遇上西雅图》都是在跨国旅行的过程中交代故事，而电影的结尾均以主人公的情感回归告终。“追忆”与“回归”是“轻”电影为中国电影带来的新感觉，只有对一个时代揣有怀念，才会追忆；只有对一份爱割舍不下，才会回归。

“轻”电影的美学风貌对其中的演员表演也颇有影响，淡淡的故事中要么是演员情绪的高度外化，要么就是演员之间的交替旁白，“轻”电影的表演并不太“重”。“‘文革’结束以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电影表演美学也经历了戏剧化表演、日常化表演、模糊化表演、情绪化表演和仪式化表演等五个阶段。新时期电影表演美学的发展和演变有其一定的内在逻辑，它不仅受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体现宣传和教育的功能，也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表演作为一种‘社会趣味’，也与社会流行文化存在着互动的内在通道。”^[5]“轻”电影的表演如同表演的五个阶段一样，也都受到了“社会趣味”以及一定程度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合力作用的影响。由于各种文化要素在不同时代的力量变化，电影表演也发生着改变，“轻”电影出现的最大作用力之一自然是“社会趣味”。在“轻”电影中，“社会趣味”主要表现在偶像明星、时尚服饰、异域风情等方面。因此，“轻”电影在表演的追求上显现出了一种较为显著的时尚感和清新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