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幕主人公的寻找条件

既然“失踪”原因已然明朗，那么，寻找银幕主人公“踪迹”的若干重要信息也就成为一种重要需求。因为能否出现具有社会影响力和精神引领性的银幕主人公，将是中国电影能级提升的重要文化指标。这里，也就联想到编剧为演员“量身定编”问题，它或许可以成为银幕主人公“归来”的通道之一。

对于常规电影而言，演员乃是银幕主人公的主要承载者与呈现者，成熟而有魅力的银幕主人公均需要通过演员的材料、创作者和作品“三者合一”地演绎出来。如果说角色合理不合理主要靠编剧，而生动不生动主要靠演员，那么，演员表演的生动性“尺度”对于创造精彩的银幕主人公则是意义不可轻视。演员通过眼神、表情、肢体动作以及其他造型元素，可以有力地表现、补充和丰富角色的人物形象内涵与气质，所谓“人保戏”也。因此，倘若机缘巧合，编剧和演员联袂创作银幕主人公，具体而言是编剧为演员“量体裁衣”地“量身定编”，无疑对于创造成功的银幕主人公是有益的。根据演员的经历、形象、气质和表演特点，编剧在创作过程中有意识以及有机地编织、融合和完形，尤其是在角色塑形中突出和强化演员的外形与神韵特点及其优势，演员在表演中自然恍惚是在表演自己，与角色真假难分，既混沌又清澈，乃是一种主观和客观的高强度碰撞和遇合，“无戏”也会有戏，演员在出神入化中使银幕主人公熠熠生辉。如此编剧为演员定向写戏，行话称为“为人写戏”。

但是，“为人写戏”并非适合所有编剧与演员的状态，它需要有着一个文化前提，即为机缘巧合。它包含三个内涵：一是编剧与演员是“知根知底”的“知己”，甚至属于“难兄难弟”，常常一起“扯谈”、“厮混”，编剧像“自家兄弟”一样地熟悉演员的出生、经历、情感和家庭，了解他的性格优点与缺点以及一些不轻易对他人言的内心秘密，可谓形神皆知，了如指掌；二是编剧与演员有着较为接近的价值观和美学观，或者虽有差异乃至对峙，却是能够互相包容、理解和欣赏，因此，他们在共同的银幕主人公塑造中，对于角色的人文内涵、风格和主义有着共同以及形成合力的能力，或者在差异中互补互惠地充实和完善角色；三是不但编剧与演员对某一人物形象有着共同或者相克相生的认知，而且适合这位演员表演，否则即使“难兄难弟”也不能勉强。正是因为有着如此适合契机，编剧才有必要为演员“画像”作剧。

“量身定编”在戏剧界较为普遍。它缘于戏剧界编剧和演员的关系相对稳定，共同属于一个戏班、剧院或者是剧作家专为某一戏班、剧院编戏。编剧和演员长期磨合与互渗，已是知己知彼，甚至情同知己，他们联袂共塑主人公确实创造了戏剧史上的一些经典人物，众所周知的关汉卿与朱帘秀的“珠联璧合”即是一个案例。“关汉卿〔南吕·一枝花〕《赠珠帘秀》，似乎更是对珠帘秀的品貌、技艺以及友情的全面总结，舞姿如同‘金钩’‘错落’、‘绣带’‘蹁跹’，煞是摄人心魄，‘摇四壁翡翠阴浓，射万瓦琉璃色浅’，‘可以想见，朱帘秀主演关汉卿的《望江亭》、《救风尘》等新作时，该多么眉飞色舞，神采焕发；而关汉卿在写那些聪慧绝伦而身世不堪的妓女的杂剧时，又怎样从朱帘秀等优秀女艺人身上找到原型，汲取素材。这套散曲记录了一代戏曲作家与女演员的亲切关系，是我国文艺史上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自然，珠帘秀也会从这些男性文士所赠词曲的艺术评论和交流中，得到一种人生和演艺的感悟，‘心得三昧，天然老成’，故而‘杂剧为当今独步’，后辈以‘朱娘娘’称之者。”^[47]还有一个集团性的编剧和演员共袂创作主人公时期是在清末民初，当时中国戏曲已从以文学为中心转向以表演为中心，名角周围往往“包围”了一批作家和学者，例如梅兰芳与齐如山，程砚秋与罗瘿公，这批文化人为名角写戏以及磨戏，使许多舞台主人公更加光彩夺目，成为相当一个历史时期社会共知的著名艺术形象。根据梅兰芳的表述他们关系如同家人，亦师亦友，而绝非是名角“附庸”，尽管后来他们分道扬镳。梅兰芳称道：“我排新戏的步骤，向来先由几位爱好戏剧的外界朋友，随时留意把比较有点意义、可以编制剧本的材料，收集好了。再由一位担任起草，分场打提纲，先大略的写了出来，然后大家再来共同商讨，有的对于掌握剧本的内容意识方面是素有心得的，有的对于音韵方面是擅长的，有的熟悉戏里的关子和穿插，能在新戏里善于采择运用老戏的优点的，有的对于服装的设计、颜色的配合、道具样式这几方面，都能推陈出新，长于变化的，我们是用集体编剧的方法来完成这一试探性工作的。我们那时在一个新剧本起草以后，讨论的情形，倒有点像现在的座谈会。在座的都可以发表意见，而且常常会很不客气地激辩起来，有时还会争论的面红耳赤。可是他们没有丝毫成见，都是为了想要找出一个较美的处理来搞好这出新的剧本。经过这样几次的修改，应该加的也添上了，应该减的也勾掉了，这才算是在我初次演出以前的一个暂时的定本。演出以后，陆续还有修改。”^[48]尤其需要关注的是，当时这些名角还属花样青年时期，这些文化大家因为欣赏其艺不嫌其嫩而为其作剧。

毫无疑问，正是这些大文化人的“量身定编”，丰厚了以表演为中心的人文厚度，避免了从以文学为中心转向以表演为中心的“文化羸弱”问题，使人物创造具有相当的美学与思想力度，并以一定的主人公系列构成“公众人物”以及成为历史记忆。当代戏剧史上也不乏其例，例如陈西汀为周信芳的《澶渊之盟》“定编”，“既然剧本是为周先生的演出用的，那么，周先生在舞台上的神采丰姿以及唱做念打等各方面的特色，在剧作者酝酿塑造寇准的形象时，势必成为形影难分的东西”，“麒派新戏《澶渊之盟》在写作过程中，不是单纯地、孤立地去考虑如何发挥演具的特色专长，而是在考虑通过这位在表演上有自己特色专长的演具，到舞台上如何更好地塑造寇准的形象。这样，我们不仅仅看到了更鲜明的、个性化的寇准，事实上同时也看到了演寇准的演具的特色专长。不但看到了一个写寇准的好剧本，也看到了这个剧本有自己鲜明的特色：麒派夙味。”^[49]

电影界也屡有“为人写戏”实践。田汉为周璇“量身定编”《忆江南》，周璇一人扮演采茶女谢黛娥和交际花黄玫瑰两个角色，她们性格截然相反，将周璇的表演特点及其内在美感充分地展现出来。谢晋确定演员以后与编剧一起为演员改戏，“在进行二度再创作时，注意选好演员，并与编剧修改剧本，在修改剧本时，充分考虑到演员。所以，他不仅为我国电影史上拍摄了一批好影片，更可喜的是培养了一大批好演员。”^[50]张艺谋早期许多电影都是根据演员巩俐“量身定制”的，构成了“为演员编戏”的“巩俐现象”。美国好莱坞“明星制”极为成熟，乃是其电影工业生产体制的核心要素之一，电影明星都“围绕”着一批编剧、导演为其作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内论者指出：“陈冲的纯，张瑜的灵，刘晓庆的辣，潘虹的悲，斯琴高娃的‘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王馥荔的‘天下第一嫂’的美喻，等等，都为剧作家写戏提供了艺术创作的天地”，^[51]已开始倡导电影业界为优秀演员“写戏”。从某种意义而言，“为演员写戏”是一个国家电影工业的成熟标志之一，具有文化和产业的双重意义，故而如果具有合适契机，可以成为创作创造银幕主人公的一个重要运作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