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代”导演的不可复制

“第五代”导演是不可复制的。这种不可复制性，是基于历史、文化与个人经历的“孤本性”。

从历史而言，“第五代”导演大多经历过文化“死地”的“文革”时期。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一种有机体，有着生老病死的自然发展过程。其他世界三大文明都已烟消云散或者衰败腐朽，唯有中华文化在“文革”时期处于一种“置于死地而后生”的阶段，“第五代”导演在他们的身体和思想成长期中遭遇了这种“死地”文明的惨烈及其灵魂痛苦，在中国电影导演历史上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文化对于中国具有特殊的意义，欧美国家乃是“宗教管精神，法律管行为”，中国则是一个淡于宗教甚至缺乏宗教的国家，从某种意义而言，文化具有代替宗教的功能。余秋雨曾为文化确立了一个概念，即文化是变成习惯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这里，涉及三个关键词：“精神价值”，“生活方式”和“习惯”，故而文化应该是群体性质的，它是人类既隐秘又普遍的生态和心态。从文化的层级划分，可以区分生活方式、集体记忆与国民人格。八十年代末期，中国电影文化学者如此判断：“十年以前人们已经预感到中国将发生重大变革。在那个十月，当人们流着眼泪涌上街头欢呼雀跃，当遭放逐而离散了的亲人重新团聚在一起的时候，人们知道一个新时代到来了。但是，在胜利的热情和劫后余生的悲慨当中，人们不能预计到新时代会包含着如此丰富的内容，包含着如此多的困难、艰辛甚至危险。十年来迅速的时代发展和历史变迁，超出了人们的所有预言，也打破了人们的预测和规划。中国社会在各方面的变化速度让人震惊。”^[1]基于这样一个焚毁和重建、或是解构和重构并行的时代文化背景之下，“第五代”导演表现出了空前的专业精神及其担当，以灾难之后成长的勇气，以历史深度倾诉的决诀，在精神价值和美学方式上发起革命性的文化挑战。张会军称道：“我总结第五代人拍电影要标新立异，要反原来的，反原来的是反什么？反‘文革’时期的电影。所以在第五代那几年电影当中大部分是反‘文革’的、反‘文革’所谓现实主义。”^[2]如此历史，可谓空前绝后。

从文化而言，“第五代”导演从同一个时间出口，幸运地赶上了“死地”之后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化“复活”、“复兴”时期，这是二十世纪继“五四运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第三次文化启蒙。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符号学、精神分析、意识形态分析等文化思潮“西学东渐”，“第五代”导演亲历其时、参与其中，并成为文化启蒙的干将之一，这样全民性的文化启蒙不可再遇，因为现在已是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第五代”电影导演运动，乃是新时期文化思潮的核心内容之一。新时期文化思潮在总体上呈现如此的特点：反思性以及随之而来的探索性。文化思潮的涨落与分流具有内在的同一性，反映在艺术上则是诗歌、小说、话剧、电影、美术、摄影、音乐等艺术样式门类大致相同的发展变革速度、内涵、方向以及气质相近的艺术家群落的生成。同时，外来电影思潮也或深或浅地渗透在“第五代”电影导演的艺术创造工程之中，如法国二十年代的“先锋派”以及五十年代的新浪潮，德国六十年代的“新电影”等。新时期电影构建在如此“土壤”之上，在总体文化启蒙的诉求中，“第五代”导演经历了对人的重新发现以及深入开拓人的内在心理，到寻求和重建民族文化心理机制的历史性品格发展历程。这种文化启蒙，是自觉和不自觉兼有。侯咏称道：“这三十年当中第五代创作者们的作品也好，创作风格也好，应该是最起码分成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应该是说，他们不是电影界的主人的时候，他们一直很强烈的争取做电影的主流，拍主流作品，创作者也争取当电影界的主流创作者”，“把目光集中到我们以前看到的国产影片，把不满足的东西当一个靶子。我们就是做出一个新的东西，至于这个新的东西是什么，我们也不清楚，就是对‘文革’之前的电影的一种不满足”，“在这种状况下，拍出了一些作品以后渐渐得到了国内包括国际上的一些认可以后，渐渐的这些人也成为电影界的主流以后，我觉得这个时候的心态变了，他们的作品也变了，可能从这儿能够划另外一个时期，就是他们真正对人的关注和对作品的那种热情，好像没有了当初他们从内心里生发出来的那种真实的情感，越往后这些东西越淡，渐渐变成在技巧方面更突出，而热情方面更不足的一种现象。”^[3]“第五代”导演带着自发的、充满激情的反思性与探索性，在其影片中保留了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指向，进行了质询和解答的双重尝试，对中国电影起到了启蒙和解放的作用。

从个人经历来说，“第五代”导演在“文革”中“上山下乡”、在工厂当工人或者从军，大学毕业以后又或许有负笈海外的经历，如此“下”与“留”的经历，在中国电影导演谱系中也是独此一代。“第五代”导演具体是指“‘文革’之后的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后北京电影学院招入的第一批学生，即1982届毕业生。他们是‘第五代’的主体。”“学院派”的教育背景，奠定了“第五代”导演艺术表达的基石；特定时代的变革语境，造就了他们具有代际标识的创作母题和主旨；个人生命体验中遭遇的苦难和机遇，形成了他们的影片中情感经验和价值判断；国外电影观念的冲击和浸润，培育他们艺术创新的方向和品位；个性意识对集体意识的挣脱与逆反，则给“第五代”影片中镌刻上主体投射和“作者电影”的印记。这些将中国电影从意识形态的层面解放出来，从作者风格、社会批评、精神结构、文化内涵等层面发出新的诉求。

正是由于“第五代”导演的背景结构是不可复制的，他们的文化指数、美学密码以及文本呈现也是不可复制的。它们只是属于“第五代”导演，有着他们清晰的文化指纹和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