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代”导演对电影表演的影响（三）

三十年的转型历史，中国流行文化经历了崔健、王朔、赵本山等为符号的三个阶段演变，“第五代”导演履迹于其中，从开始的文化精英主义，到中途的文化世俗主义，到后来的文化商业主义，加上个人生活以及公众形象的复杂化或者绯闻化，“第五代”导演的文化背影愈益模糊，相比其他领域的艺术家更甚。人们很难用简单而又准确的语汇称呼和命名“第五代”导演，缘于一方面他们创作的周期较多，作品多而五彩斑斓，另一方面也是他们文化身影斑驳化所致。

从自身创作的角度出发，作为“父辈”的“第五代”在长达三十年的艺术创作生涯中，在电影语言方面已臻于精致圆熟，并走过了从边缘到中心的历程，也曾创立了某种具有共性特质的电影人文模式。它集中体现在张艺谋、陈凯歌的等人的国际性电影图册中，“第五代”导演一度成为新时期电影人文模式的代表人物和精神领袖，而实际上中国电影一直蜷缩在世界影坛的僻处，电影的意识形态与美学符号语言也因为封闭落后而不具有时代的普遍意义，甚至可能造成一种“遥望”或自狂性的微妙文化心理。“第五代”导演以自己的人文话语模式，第一次使这种对话成为可能，尽管对话带有被迫的性质，但这种现代的焦虑感，却在某种程度上使中国本土电影走向了现代化，缓和了与世界电影的“时差”。这种效应也随着艺术实践的进程而呈现出固滞化的样态，成为一种检验标准和认同前提，自然也就产生了负面效应。使得非模式化的中国电影，在其强大的扩张力和渗透力下难以盘活，只有在主流体系边缘部位“呻吟”的尴尬。同样，中国电影在走向国际的同时，也无可避免地伴随着失去自我的过程。如何恰如其分地打通跨文化与共通性，中国应该向世界输出怎样的影像文本，这些仍是亟待解决和试验的文化选择问题。从外部因素的角度来看，九十年代到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深层文化语境发生了巨变，“第五代”在艺术上的成熟期恰逢电影艺术创作环境和格局的转型期，其业内地位和资本优势有助于他们在多元丛生的竞争局面中占领制高点。与此同时，相应地也带来更多的制约因素，甚至造成了某种程度的“绑架”。文化、艺术、商业三位一体的电影本位现实，需要电影创作者重新体察和运作电影的本体特性以及语法模式。多元共生和竞逐的文化语境既是创作背景，同时也是艺术发展的驱动力。当代中国电影艺术体例的再发现和再建构，需要寻找和确立自我的本位，进行叙事手法的演进和革新，在多元审美向度的基础上，达成新的评判体系和美学高度。这召唤着一种整体性的扬弃和超越，即电影形态的多元伸张状态，在这一动态过程中，传统可能会“复旧”，创新可能会“退潮”，多极化的文化格局不可避免，美学面貌日益模糊，甚至难以定义。但是，总是处在一种表面上的乱象和内在的统一之中，最终趋向于一个更加稳定的新结构。

“第五代”导演是中国电影史上的功勋人物，然而，他们对社会传达出的文化信号仍不是十分清晰。当下中国文化格局仍然处在复杂的现实语境里，多元的“声音”和“语调”交叠互渗，亟待舒张与缝合。目前，“第五代”导演是人生中最为成熟以及创造力最为醇厚的年龄，尽管导演也是体力的职业，但是，仍然希望他们能够满怀深情地对自己的历史负责，具有“历史上见”的从零开始的壮烈雄心。